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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本文选编自朱大可所著《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

“流氓”从来就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首要问题。大量史实已经证明，它不仅数千年的存在于中国历史之中，而且对中国社会面貌的营造意义重大。流氓社会的兴盛和衰败，左右了有序的“国家社会”的生命周期，并成为塑造中华民族“性格”的支配性力量。

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流氓社会重新苏醒、发育和走向高潮的时代。它不仅拥有大数量的流民和游民，而且还拥有在互联网上“游走”的无数精神（话语）游民。后者令当代流氓社会不仅在数量上达到历史性的高潮，而且还利用数码科技革新了它的“成分”，令其呈现为一个激进的革命性容貌。这个庞杂而“隐秘”的存在，也许就是中国转型社会的“最大真相”。

流氓社会的主要外在特征，不仅是各种类型的流氓群体的普遍存在，而且还在于流氓主义对中国人行为方式的严重渗透、流氓话语的大规模流行，流氓美学的经久不衰，等等。

狭义的流氓现代被用来称谓那些被国家宣判为在司法上和道德上双双“有罪”的人。

但狭义的流氓极易造成一种假象，即流氓的问题只是少数人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国家会成为一个暴力横生、充满腐败的道德涌流、并且长期陷入勾心斗角的内讧之中的“酱缸”？或者说，为什么中国民间文化在1980年代以来会成为反讽主义的天下？为什么痞子精神和痞子话语，正在主宰我们的日常生活？为什么大众文化被某种粗鄙和暴力美学所支配？显然，这些国民的精神特质正呈现出浓重的泛流氓特征。

广义的流氓被从一个贬义词还原成中性词，站在民间叙事而非官方叙事或精英叙事的立场，流氓就是我们必须予以关注和关怀的那种事物。

历史上广义的流氓包括：流民、游民、灾民、流放者与流亡者、玩世者、侠客和隐士、游人等等；当代广义上的流氓包括：离乡农民、失业职工、异国侨民、知识游民、网络游民等。他们的存在，奠定了中国流氓社会的坚实基础，这一社会拥有以下三项精神识别标记：

身份危机：由于自然灾难、战乱等不可抗拒的原因被动丧失家园、土地、单位、地位和身份，或因新生活目标而出走以寻求更理想之身份，长期处于身份缺失状态。

异乡情结：由于与故乡、土地的长期分离而成为异乡人，在不停的游走、票流、迁徙中保持了异乡情结，并且未能从新空间里重构“精神家园”。

精神焦虑：身份的丧失和离乡运动引发了流氓的失败主义，它包括对身份的过度敏感和焦虑、对家园崩溃和愤怒，以及对所有现存体制与价值的极度怀疑、戏谑、嘲弄、仇恨和反叛，等等。

这种流氓生存的主要空间就是流氓社会，它的动荡、流迁、反叛和变化多端，与有序的国家社会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不仅是流氓社会的对偶，而且也是扼杀和消灭前者的死敌。

狭义的流氓主义就是以颠覆现存国家秩序为目标的意识形态体系。狭义流氓就是针对国家的一种永久的讽喻。狭义流氓意识形态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反讽性镜像。毫无疑问，国家的权柄永远是流氓反叛的终点，他的想象力终结在一个新国家霸权的面前。

而广义的流氓主义则是指在身份危机的语境中，以异乡情结、焦虑心态和反叛立场为精神特征的流氓意识形态。它发生于广义流氓社会之中，并且产生了从古代的游侠主义到当代的街痞主义、犬儒主义和厚黑主义等各种形式。

流氓话语就是广义流氓主义的自我叙写，或说是广义流氓主义在历史中的投射文本，其中含有大量酷语、色语和秽语，并以所谓“反讽话语”体系对抗国家主义的“正谕话语”体系。

流氓话语是针对国家主义的话语颠覆，是一场把主体从他者的身份监狱中释放出来的话语运动。这场运动旨在消解国家主义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掌控。它显示了主体企图利用身份瓦解而制造的一场文化政变，把潜在的反叛身份霸权的欲望推向前台。广义流氓在这个前提下展开其特有的政治想象，并且试图征服国家主义的既定的话语空间，重构个人自由主义的广阔语境。

流氓话语是对身份丧失状态的一种营救。它医治了因丧失身份所带来的伤痛。它也是一种身份代偿的工具，帮助人在话语的层面上重建权力和尊严。

流氓话语被广泛的灌注到人民的心灵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它令每一个中国人都具备了流氓的内码，并且要在适当的语境（家园的灾变、身份丧失、流走的进程）中被激活，为中国历史开辟出一条奇异而独特的道路。

普鲁斯特和乌贼鱼：网络时代将如何阅读

作家普鲁斯特把阅读看做智力的“圣殿”，在那里，人们可以接触到众多永远不能亲临或者不能理解的“另一种现实”，这些“另一种现实”可以使得读者通过阅读中感受到每一个新体验，以及由新体验带来心智上的提升。神经科学以乌贼为研究对象之一，研究显示阅读会改变大脑。当前，我们正经历着从文字文明到数字文明的转变，正如早期人类所经历的从口语文明到文字文明转变的过程，数字文明又将给阅读和人类的大脑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可以参看美国学者玛丽安娜·沃尔夫的作品《普鲁斯特和乌贼鱼》。

没有人生来就会阅读，人类发明阅读这项活动也只是几千年前的事情。正是由于阅读，大脑得以重新组织，反过来又拓展了我们的思考能力，这种能力改变了我们智力进化的过程。阅读是历史上最卓越的发明之一，其结果之一便是让我们有了记录历史的能力。我们祖先的这一发明得以实现，是因为人类大脑拥有在已知的结构上建立新联结的超凡能力，经验对大脑的塑造使得这一过程成为可能。大脑机能的核心是其可塑性，我们因此知道自己是如何变成现在的“我”的，未来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之所以能够学会阅读，仰赖的全是脑部的可塑性的设计。当阅读发生时，个体的大脑无论是在生理层面还是智力层面都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例如，在神经元水平上，一个人学习汉语阅读时使用的特殊神经联结模式，和学习英语阅读的神经联结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学习阅读汉字的行为塑造了阅读汉语的大脑。

同样，我们如何思考以及思考什么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阅读所产生的见解和联想。……在某种意义上，“我即我所读”。

（作者）将阅读者分成五种类型：
萌芽级阅读者
初级阅读者
解码级阅读者
流畅级阅读者
专家级阅读者

萌芽级阅读者坐在“宠爱者的腿上”，在生命最初的五年里，全面的尝试学习各种语音、词语、概念、图像、故事，接触文字、书面材料或是一般对话。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一点是，阅读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萌芽期阅读来自于长年的感知、不断增加的概念与社会发展，并且持续的接触到口语与书面语言。

（而）任何一个看到年幼初级阅读者大脑的第一张图像的人都应该感到震惊。打从一开始，大脑便展现出产生新联结的能力，那些原本设计成负责其他功能——特别是视觉、运动与许多语言层面的区域正在加速相互之间的交流。等孩子七八岁时，年轻的大脑开始解码，同时展示出它所能达到的成就。

（在解码阅读阶段），儿童对“文字组成”的认识非常重要，这将让他们从基本的解码发展到流畅的阅读。（瞬间可成的识字能力让个体阅读者不仅从记忆的限制中释放出来，也从时间中释放出来。）……在文字世界里也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词汇最丰富的儿童，能自动认出旧词，同时飞快的的积累新词，一方面来自于纯粹的基础，另一方面则是从新的 语境中推敲出新词的含义与功能。但在词汇贫乏的孩子身上，他们“发育不良”的语义与语法对其口语与书面语都有影响，如词汇没有发展，那些一知半解的单词就永远不能被熟悉，他们也学不会新语法结构。流利的单词识别能显著的推动词汇和语法知识的发展。若儿童很少或者从未接触与使用这些词语，面对即将变得日益复杂的材料，解码级阅读者掌握起来就很困难。对词汇贫乏的孩子来说，现实更加严峻——在大多数课堂上，老师很少会清晰的教授词汇。了解“文字组成”的儿童，阅读水平要领先其他儿童很多年。

（接下来还是要）让我们和书本共舞，在阅读生涯的每个时期，都潜在的改变我们自己。但是在自主性与流畅理解力成长的时期，我们的可塑性最强。在阅读的第四个发展阶段，年轻人的任务是学习为自己的生命而阅读。随着内容领域的数量与日俱增，无论是在教室里，还是在学校之外，阅读生活都成了一个安全之所，供年轻人探索千奇百怪的想法与感受。

专家级阅读改变成人生活的程度，主要取决于我们所读的书籍，以及我们阅读的方法。……“你早已被赋予了注意力的品质”。

随着我们逐渐成熟，面对文字时，我们不仅会动用词语时间轴上所列的一切认知才能，也会联系到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的喜爱、遗憾、高兴、痛苦、成功与失败都会左右我们的阅读生涯。我们对阅读的诠释通常会引导我们超越作者的思想，向新的方向思考。

专家级阅读者动用不同的理解过程、语义过程与语法过程，以及大脑皮质层中与此相关的区域，来理解文本。

阅读臻至成熟的发育转变适于婴儿期，而不是学校。儿童听父母以及其他关爱者阅读的时间长短，一直是日后阅读表现的最佳指标之一。

阅读的发展其实有两部分。首先，理想的阅读获得方式基于语音、语义、语法、词法、语用、概念、社交、情感、发音与运动等系统，基于这些令人惊讶的配套设备的发展，以及将这些系统整合、同步化以达到流畅理解的能力。其次，随着阅读的发展，其中的每项能力都会日益增强。知道“词语的组成”会让你阅读的更好；在阅读中学习一个原则让你更深入的了解它在知识连续统一体中的位置。

大脑对阅读的贡献与阅读对大脑认知能力的贡献之间是一个动态的关系。

（虽然）不会阅读的大脑也有高品质的思维，（但）阅读的发展永不结束，阅读这个永无止境的故事将永远继续下去，将眼睛、舌头、文字和作者带往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鲜活的真相无时不刻不在改变大脑与读者。

（人类形成文字阅读大脑不过数千年，当前）若真以坐在电脑屏幕前紧盯不放的“数字原生代”正在逐渐成形的技能，来取代阅读大脑千百年进化而来的技能，我们将失去什么？

文字的演变提供了一个认知的平台，让人类智能历史的前几章中最重要的技能得以浮出水面：文献记载、编撰 、分类、组织、语言内化、对自我与他人的意识、对意识本身的意识。阅读本身并不是直接造成这所有技能逐渐成熟的主因，而是来自阅读大脑设计核心的神秘礼物：思考的时间。

（电脑时代带来的“更多与更快”未必就是更好，）在音乐、诗歌乃至生活中，休息、停顿、缓慢的变化是了解整体的必需要素。事实上我们的大脑中有一种“延迟神经元”，其主要的功能就是延缓其他神经元之间的神经传导，不过仅仅几毫秒而已。正是这些难以估计的几毫秒为我们对现实的领悟带来秩序，协调我们踢足球和演奏交响乐时的动作。

数字化世界以非比寻常的方式将种种现实、他人的想法与其他文化的观点带给我们，……典型的年轻阅读者认为文本分析与寻找深层意义越来越落伍，因为他们过于习惯电脑屏幕信息的即时性与似乎囊括一切的性质——一切都唾手可得，毫不费力，也无须再超越眼前所提供的信息。因此，我真的怀疑我们的孩子是否能在其中学到阅读过程的核心：超越文本。

大多数的年轻阅读者真的完全学会使用他们的想象力了吗？真能独立思考、明辨是非吗？还是这些比较耗时的技能，逐渐的因为儿童现在能从电脑屏幕上接收看似无限的信息而衰退？年轻的阅读者阅读电脑屏幕的时间与阅读书本的时间相比，高的不成比例，他们会发展出不一样的能力吗？

我们的孩子目前所经历的这些充满加速度的变化，是否将严重影响他们的注意力，是否会影响他们把一个词转化成一个想法、把一个想法转化成一个超想象的、充满任何可能性的世界的能力？我们的下一代在言语文字中发行见解、欢乐、痛苦与智慧的能力是否也将发生戏剧性的改变？他们和语言的关系是否也将产生本质上的变化？他们是否会因为习惯接受即时的电脑屏幕信息，而使得目前的阅读注意力、推理能力与反应能力发育不完全？未来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又会如何？

或者我们的新信息科技所产生的需求，如多重任务以及整合与权衡大量的信息，也许有助于发展更有价值的新技能？那么人类的智力、生活品质，以及作为一个种族的整体智慧是否会因此而增长？智力的加速提升，会给予人们更多的时间来反思与追求人性的美好吗？倘若真是如此，下一代人所具备的那套智力技能，是否将会导致产生一群新的、权利被剥夺的儿童，就跟目前的阅读障碍者一样，被置于一般人之外？又或者是在对待儿童的学习差异时，我们会因为认识到大脑组织形式的差异性以及这些遗传变异所带来的优势与缺点，而对此准备得更充分一些？

在儿童发展成为流程级阅读者之前，他们处于格外脆弱的转型期，我们必须将竭尽所能的确保沉浸在数字化资源中的他们不会丧失评估、分析、权衡轻重与明辨任何形式的信息背后所隐藏的意义的能力。我们必须在每个发展阶段，针对任何文本的需求，给予更明确的指导，指导孩子成为“双文本”或“多文本”阅读者，使他们能够灵活的以不同的方法进行阅读与分析。如果想在我们的公民社会中推动阅读过程，使其完全成熟并达到专家级的阶段，应教导儿童挖掘出隐匿在文字中的无形世界，因此需要明确的指导，以及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对话。

如果大多数儿童正处于一个信息解码者的社会，这或是一种危险，他们自认为知道一切的错觉，阻碍了他们智力潜能的深层发展。

（问题也存在着其他较好的方面，尽管仔细理解知识与读写能力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今日的超文本与在线文本，在电脑环境的阅读中，提供了一种真正对话的维度。（线上读写能力的动态作用，改变了读者与作者的传统角色，以及文本的权威性。）这样的阅读需要新的认知技巧。（各种电脑环境中的阅读）工具对于使用者的智力发展绝对有影响。

未来师生之间的知识传递不应是在书本与屏幕、报纸与网络新闻，或是印刷品和其他媒体之间进行选择。……分析、推理、拓展视野、阅读大脑具备一切打造人类意识的能力，和敏捷、多功能、多模块、整合信息的数字化思维也并非相互排斥。现在有许多儿童学习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口语，我们也可以教导他们，在不同的文字表现形式与分析模式间进行转换。

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迪斯：人，合作的物种

本文摘编自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迪斯合著《合作的物种——人类的互惠性及其演化》，如标题所示，人是合作的物种吗？我们能理解合作的意义和价值，但我们能理解和体验的那么深吗？

（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我们将推出两个命题。

首先，人们之所以合作，并不仅仅是出于自利的原因，也是出于对他人福利的真正关心、试图维护社会的愿望，以及给出合乎伦理的行为本身正面的价值。出于同样的理由，人们也会惩罚那些盗用他人合作行为成果的人。即使付出个人成本，也要为了群体的利益而为联合项目的成功作出贡献，这样的行为会激起满足、骄傲甚至欢欣的感觉。而如果人们不这样做，那么这件事常常会成为羞耻和内疚的源泉。

其次，我们之所以变得具有这些“道德情感”，是因为在我们祖先生活的环境中（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形塑的），那些由具备合作倾向和维护伦理规范倾向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比起其他群体更加容易生存并扩展，这使得亲社会动机能够得到扩散。

合作是指人们同别人一起从事互利活动的行为。这样的例子不仅包括对政治和军事目标的共同追求，也包括构成日常生活基础的更平凡活动：公司员工之间的通力合作，买者与卖者之间的交易，邻居之间对区域设施的共同维护。

合作行为可能给合作的个体带来超过成本的净利益，因为完全可以由自利的动机所推动。市场交易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市场交易中，合作是一种互利，也就是说它能够给行动者和他人同时带来净利益。但是合作也可能给个体带来净成本，这意味着，行动者如果选择不合作，就可以增加自己的适应性或其他物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合作就构成了某种形式的利他主义。

对于合作行为的最简化的直接解释是，与志趣相投的人进行合作，人们可以从中获得快乐，或者感到对这种行为抱有义务。……人们也喜欢惩罚那些盗用他人合作成果的人，或者感到有义务这样做。搭便车者时常感到内疚，假如他遭到别人的制裁，就会感到羞耻。我们把这些感觉成为社会偏好。社会偏好既包括对他人福利的关注——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也包括维护伦理规范的愿望。

在许多人类群体中，这些动机已经普遍到足以维护社会规范的地步，而正是这些规范支持了对公共利益项目的贡献，即使在合作者为了利于他人而承担成本时也是如此。合作采取怎样的形式，以及怎么样的行为会导致同伴的惩罚，会因社会的不同而不同，但是社会偏好在维护利他合作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是无处不在的。

……这些动机引导人们为他人利益而承担成本：为公共项目作出贡献，惩罚越轨者，并排斥外来者。……我们将提出三个理由，用以解释为何这些支持合作的利他社会偏好可以胜过全然非道德的自利。

首先，人类群体设计了种种方法保护其他成员免于遭受自利者的利益剥夺。在这些方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回避、排斥甚至处死那些搭便车者以及其他违背合作规范者，这些行动都是具有公益性质的。其他保护利他者免于剥夺利用的群体措施还包括一些均整化实践，例如食物和信息的分享，这些措施将对等级性和不平等现象造成限制。

其次，人类采用了长期且复杂的社会化系统，引导个体内化那些能够导向合作行为的规范，这样一来，为公共项目做贡献和惩罚背叛者的行为就成了目的，而不再是行为的限制。规范的内化于保护利他者免于剥夺的行为一起，至少部分的抵消了为他人利益承担个人成本的那些人在竞争中的不利因素。

最后，群体为了资源和生存而相互竞争，这不仅是而且仍将是人类演化的决定性力量。群体若拥有大量合作的成员，就往往能够在挑战中存活并侵占不合作群体所在的地盘，从而不仅获得繁衍优势，而且通过文化传播而扩散合作行为。从群体间竞争的高度风险以及利他合作者为获得竞争成功而作出的贡献来看，为他人牺牲的行为可以得到扩散，而这里的他人已经扩展至家庭之外甚至完全的陌生人身上。

以上就是人类变得极具群体精神、喜欢与群体内成员合作以及常常对外来者表示敌意的部分理由。通过限制群体规模和群体内部在语言、规范和其他方面的异质性，边界维护可以支持群体内的合作和交换。与此同时，群体内偏好支撑了群体间冲突和群体间行为差异，这使得群体竞争成为有力的演化力量。

简而言之，人类之所以成为我们这样的合作物种，是因为在实行合作的群体中，合作对其成员极为有利，而我们可以建立社会制度，以便最小化那些拥有社会偏好的成员在与同群体成员的竞争中所处的劣势，并且加强社会偏好带来的高水平合作所造成的群体层面优势。这些制度之所以能够扩散，是因为它们的群体能够确保高水平的群体内合作，而这种合作反过来又有助于群体在面对环境、军事和其他类型的挑战时，能够作为一个生物学和文化实体而生存。

查尔斯·亚当斯：税收正方形——文明中的善与恶

本文选编自查尔斯·亚当斯编著的《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翟继光 译，文字内容有修订），作为历史催化剂的税收，既与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也从各个维度引导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其间的善与恶不一而足。

概况总结一下关于税收和历史的思想，我将努力提出一些从这个研究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

第一是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所有的税收制度都倾向于变坏。除非受到人们某种有效方式的约束，政府不可能生活在一个运行良好、适度的税收制度中。所有政府都倾向于无限扩大开支，就像不成熟的消费者是按照他们的爱好而非口袋来调整他们的开支。历史表明，最好的约束就是将开支权与征税权相分离。

第二，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文明能否让自己摆脱它自己税收的我毁灭态势。我们税收的破坏性体现在所有的前沿领域，我们似乎正在沿着过去很多大国的道路走——我们正在向我们自己征税直到死亡，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

税收的破坏性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它还会危及人类精神中更重要的东西。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自由的时代，不是完美的，但肯定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较好的事情。……生活在自由状态中的人会将过多的征税权赋予他们的政府。孟德斯鸠说，这些过多的权力会要求“特别的压迫方法”，一旦这种现象出现，“这个国家就毁坏了”。

第三，所有优良税收制度的公分母（在它们变坏之前）都是适度。这一原则是古人将其作为良好生活和良好政府的理想而给予我们的。……美德是极端的中间，极端被称为邪恶。勇敢是懦弱与鲁莽的中庸之道。将中庸之道的原则适用于税收时，在税率、平等、侵犯和惩罚等问题上，我们经常处于邪恶的极端，而不是美德的中间。

一个良好平衡的制度——与适度政府的概念是相吻合的——可以比作一个正方形。

“有力的高塔都是站立的正方形，它们能抵挡从各个方向吹来的风。”

税率应当是适度的。如果太低，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就不能得到保护。如果太高，经济发展就会缓慢。

平等是美德。它意味着在税率、免税、特权和负担等方面不歧视任何社会阶层。邪恶就是极端的累进或者累退。累退制度给穷人施加了不公平的负担；累进制度，如果达到极端，就是盗窃财产。税收一旦涉及广泛的经济活动，即使是平等的比例税率，也会必然具有温和的累进性，这是中庸之道。

侵犯。对什么课税必须全面考察，但是它们应当达到怎样广泛的程度呢？为了对税收的遵从，我们是否牺牲了过多的自由？我们的税收制度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制度还是一个密探制度？

为了做成一个正方形，我们应当从哪里开始呢？当然，应当从立法开始。但是在实践中，是“专家们”在做决定。他们有可能是财政部、国会委员会以及秘密的超级精英……[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应该去掉这些“专家”。

我们需要带着新的精力旺盛的思想开始，让那些老专家们从他们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吧。当亨利·福特[汽车生产商]想要保护生命并防止来自粉碎汽车玻璃的伤害时，他让玻璃专家为他的新车型制造一个不会破碎的玻璃。世界上的玻璃专家说这不可能做到，他们知道很多为什么不可能做到的原因。亨利说：“带给我一个热心的年轻人……将这个问题交给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最终，他得到了不会破碎的玻璃。

“能够完成最伟大功绩的并不是重税的王国，而是适度税收的王国。”——这是一句古老的亚洲谚语。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

本文选编自阿玛蒂亚·森所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基于作者对自由与发展二者之关系的深刻的思考及细腻的分析，可以认定对自由与发展的追求是发自人类心灵最深处的情愫，是社会演化最根本的力量。

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
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经济（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的观点。
当然，经济（GNP）或个人收入的增长，作为扩展社会成员享有的自由的手段，可以是非常重要的。类似的，工业化、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都可以对扩展人类自由做出重大贡献。但是自由同时还依赖于其他决定因素，诸如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例如教育和保健设施），以及政治的和公民的权利（例如参与公共讨论和检视的自由）。
尽管就总体而言，当代世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裕，但它还远远没有为为数众多——也许甚至是多大数——的人们提供初步的自由。有时候，自由的缺乏直接与经济贫困相联系，后者剥夺了人们免受饥饿、获得足够营养、得到对可治疾病的治疗、拥有适当的衣服和住所、享用清洁用水和卫生设备等自由。
在其他情况下，不自由紧密的联系到缺乏公共设施和社会关怀，诸如防疫计划、对医疗保健和教育设施的组织安排、有效的维持地区和平与秩序的机构。
此外，对自由的侵犯直接来源于权威主义政权对政治和公民的权利的剥夺，以及对参与社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自由的限制。
发展要求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即：贫困以及暴政，经济机会的缺乏以及系统化的社会剥夺，忽视公共设施以及压迫性政权的不宽容和过度干预。

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个人自由与社会发展成就之间的关系远远超出了可建构性的联系。人们可以成功的实现什么，受到经济机会、政治自由、社会权力、促进良好健康的条件、基本教育以及对创新性行为的鼓励和培养等等因素的影响。提供这些机会的制度性安排，又取决于人们对其自由的实施，即人们是否运用其自由来参与社会选择、参与促进这些机会发展的公共决策。
市场机制对高速经济增长和全面经济进步做出贡献的能力，已经得到广泛的承认。交换和交易的自由，其自身就是人们理应珍视的基本自由的一部分。经验表明，否定参与劳动市场的自由，是把人们保持在受束缚、被拘禁状态的一种方式。进入劳动市场的自由，其自身就是对发展的显著贡献。参与经济交换的自由，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一种基本的作用。
政治自由（以言论民主和自由选举的形式）有助于促进经济保障。社会机会（以教育和医疗保健设施的形式）有利于经济参与。经济条件（以参与交易和生产的机会的形式）可以帮助人们创造个人财富以及用于社会设施的公共资源。不同类型的自由可以相互增强。
经济不自由可以助长社会不自由，正如社会或政治不自由也会助长经济不自由一样。
如果有适当的社会机会，个人可以有效的决定自己的命运并且互相帮助。他们不应一开始就被看成是精心设计的发展计划的利益的被动接受者。

斯蒂芬·平克：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本文选编自斯蒂芬·平克所著《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正如标题所指，残暴不是人性的必然，和平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人类的努力可以带来和平。

无论你是否相信，纵观历史长河，暴力呈现下降趋势；而今天，我们也许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和平的时代。

暴力下降的过程肯定不是平滑的，暴力并未全然消失，这一趋势也不能确保会持续下去。但无论我们观察的是人类数千年的历史，还是短期事态，大至发动战争，小到体罚儿童，暴力的下降趋势有目共睹，无可置疑。

暴力的退却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无所不在。一个人如果时刻忧虑自己会被劫持、强暴或杀害，如果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设施可能在落成之际即被洗劫和焚毁，他就很难在生活中发展精美的艺术，很难学习和经营自己的事业。

暴力的历史轨迹不仅影响人们如何生活，也影响人们对生命本身的认识。人类久经厮杀，处境到底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还有什么比解答这个问题，更能让我们认识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呢？我们眼中的世界到底是一场充斥着犯罪、恐怖主义、屠杀和战争的噩梦，还是以历史标准衡量，正在享受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共处时期，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历史的变迁。

也许，正是某种最初推动暴力下降的力量，制造了暴力永存的幻象。暴力行为的下降，与对暴力的容忍和颂扬的减少并行一致，人们态度的变化通常起着先导作用。

人类的历史已经融入了人类的心理层面。人类的一切事务都彼此关联，暴力事件更是如此。无论在历史上的何时何地，和平的社会总是更富裕，教育水平更高，管治更好，更尊重妇女，有更多的机会从事贸易。在这些幸福的特征中，哪些开启了良性循环，哪些只是伴生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社会科学家将社会变量分为“内生”和“外生”两种，前者处于系统内部，可能受到它们所试图说明的现象的影响，而后者则受到外力的驱动。外生力量可以来源于技术、人口、商业和管治机制的变化，也可以来自知识领域，比如新思想的孕育和传播以及其自有的生命力。对历史变迁最令人满足的解答就是找一个外生的触发力。……而这些力量就是导致暴力下降的原因。

一旦人们意识到暴力在下降，他们眼中的世界将与以前有所不同。往昔不再纯洁无暇，今天亦未必礼崩乐坏。人们开始意识到，公园里嬉戏的异族通婚的家庭，拿元首当笑料尽情调侃的喜剧演员，还有那些在危机时悄悄的偃旗息鼓，而不是战争升级的国家，我们身边这些习以为常的细节，对于我们的祖先而言都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我们对此无须自鸣得意，今天我们得以享有和平，是因为过去几代人痛感暴力的蹂躏，为减少暴力而付出了他们的努力，我们今天也应该为减少尚存的暴力而进行努力。确实，对暴力在减少这一事实的认识，最有效的证明了人类的努力是值得的。

人性中的残暴，长久以来就是道德教化的对象。认识到某种力量能减弱人的残暴性，我们就能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与其追问“为什么会有战争？”，也可以多问问“为什么会有和平？”。我们不仅仅可以穷究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也可以探讨我们还做对了什么。因为有些事情我们确实做对了。

约翰·罗尔斯：在无知的面纱之后

本文编写自罗尔斯的《正义论》，文字略有修改。约翰·罗尔斯是二十世纪著名哲学家，在思想界有着重要影响，其在《正义论》里提出“无知的面纱”概念，是一个有趣的逻辑假设。正义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正义，是一个值得人类长久思考的问题。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的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允许我们默认一种有错误的理论的惟一前提是尚无一种更好的理论，同样，使我们忍受一种不正义只能是在需要用它来避免另一种更大的不正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绝不妥协的。

（如何）建立一种公平的程序，以使任何被一致同意的原则都将是正义的。

为达此目的，我假定各方是处在一种“无知的面纱”之后。他们不知道各种选择对象将如何影响他们自己的特殊情况，他们不得不仅仅在一般考虑的基础上对原则进行评价。

因此，我们假定各方不知道某些特殊事实。首先，没有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他的阶级出身，他也不知道他的天生资质和自然能力的程度，不知道他的理智和力量等情形。其次，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善的观念，他的合理生活计划的特殊性，甚至不知道他的心理特征：像讨厌冒险、乐观或悲观的气质。再次，我假定各方不知道这一社会的经济或政治状况，或者它能达到的文明和文化水平。人们也没有任何有关他们属于社会世代的信息。这些对知识的广泛限制所以是恰当的，部分是因为社会正义的问题既在一代之中出现，也在代与代之间出现，例如，恰当的资金储存率和自然资源及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至少在理论上也有一种合理的政策延续的问题。（选择）各方在这些形式中也决不能知道将使他们陷入对立的偶然因素。他们必须选择这样一些原则：即无论他们最终属于哪个世代，他们都准备在这些原则所导致的结果下生活。

因此，各方有可能知道的惟一特殊事实，就是他们的社会在受着正义环境的制约及其所具有的任何含义。然而，以下情况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知道有关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常识），他们理解政治事务和经济理论原则，知道社会组织的基础和人的心理学法则。确实，各方被假定知道所有影响正义原则选择的一般事实。在一般的信息方面，即一般的法律和理论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因为正义的观念必须被调整得适合于它们要调整的社会合作体系的特征，没有任何理由排除这些事实。

假设各方掌握所有的一般信息，任何一般事实对他们都是开放的，那么这样说是合理的：假定其他情况相同，当一种正义观是建立在显然更简明的一般事实之上时，它就比别的正义观更可取，对它的选择无须根据对众多的可能理论的精心考察。以下要求是合理的：只要环境允许，一种正义的公开观念的根据应当对所有人都是明显的。

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国的发展与自由选择

米尔顿·弗里德曼系20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分析。本文选编自其名著《自由选择》，从发展的角度探讨了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的复杂关系。

自欧洲的第一批移民定居新世界之后，美洲就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源源不断的新移民。这些移民来到美洲的目的各异，有的是来探险，有的是为了逃避专制政权的迫害，有的纯粹是为了自己和子女生活的更好。

移民们来到美国时，并没有看到金砖铺地，也没有过上安逸的生活，但他们确实看到了自由和机遇，从而可以完全的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靠着艰苦奋斗、精明强干、勤俭节约，外加一点运气，他们大多实现了自己先前的期望和梦想，给亲朋好友树立了榜样。

美国的历史，可谓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的历史；之所以能发生这样的奇迹，是因为美国把两套思想观念付诸实践。

第一套思想观念体现在亚当·斯密（经济学家）的洞见：只要协作是自愿的，那么交易双方就都能获益；除非双方都能获益，否则交易就不会发生。所有人都能通过协作收益，而这种协作并不需要来自外部的强力、强制，也不必侵犯个人自由。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每个人“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是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第二套思想观念体现在《独立宣言》（一份美国政府文件）当中。《独立宣言》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成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按照“人人有权追求其自身价值”的理念建立起来的国家。“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上苍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他们认为，保护公民免受专制政府的暴虐统治是必需的，而且永远是必需的。

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经济自由即可保证人们之间的相互协作，而不必靠外部强制或某个中央命令，由此缩小了运用政治权力的领域。而且，由于自由市场是一种分散权力的机制，因此即便出现某种政治集权，也能够被自由市场所克服、消化掉。如果经济和政治权力都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群人手中，那就必然导致专制、暴政。

19世纪，经济和政治自由结合在一起，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黄金岁月。相比之下，美国甚至比英国更加繁荣，它的历史非常简单、清白：等级和阶级的历史残余较少；政府束缚较少；土地更加肥沃，人们更有动力和活力去开发、去创造；并且还有一片广袤的大陆等待人们去征服。

到19世纪末，政府的权力已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它几乎没有什么集中的权力可以威胁到普通公民。但这也意味着，政府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使那些心地善良之人大显身手，做一番善举。然而这个世界并非完美无瑕，仍然有许多恶人恶事。实际上，社会愈加进步，恶人恶事就愈加显眼，愈加可憎。人们总认为社会进步是理所当然的，而不去仔细想一想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进步。他们已经忘记了一个强大的政府会给自由带来的威胁。相反，人们总惦记着一个强大的政府能够带来的种种好处；他们认为，只要政府权力掌握在“好人和能人”手中，政府便大有作为。

这样做本是出于好意，而且主要还是为了增进个人利益。但是，……实践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就像在市场上一样，在政府领域，似乎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其作用方向与亚当·斯密提出的那只手恰恰相反：一个人若想通过加强政府干预来促进公共利益，那么他便会“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而这却是“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一个日渐强大的政府，迟早会毁掉自由市场机制带来的繁荣。

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到目前为止，“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的重大错误，使事情趋于改良。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迄今为止，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仍然是强有力的，其强大足以消除政治领域里那只看不见的手所起到的削弱作用，克服其带来的恶果。

人类自由和经济自由这两种思想的结合，在美国结出了最为丰硕的果实。目前，这些思想对我们来说仍然是至关重要。我们每个人都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它们是我们得以如此生存的重要原因。可惜，长久以来我们都在偏离它们。我们忘记了一条基本的真理：对人类自由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权力的集中，无论是集中在政府手中还是任何个人的手中。

考琳·麦卡洛：荆棘鸟

本文选编自女作家考琳·麦卡洛的畅销书《荆棘鸟》。荆棘鸟是南半球一种珍稀的鸟儿，其羽毛象燃烧的火焰般鲜艳，又称珍珠鸟。正如本文所示，人性中不乏对理想和信念的极度追求，其执着，如荆棘鸟般让人惊叹。

（从海上看），是一番不同的澳大利亚景致。高远晴朗的天空上发着柔和而暗淡的光，东方的海平线上泛起了一抹粉红的、珠光般的绚丽光芒，直到太阳离开了海平线。初升时的红光消散了，白昼来了。……水面半透明，能看到水下几噚（一噚合1.829米）处紫色的礁窟，鱼儿活跃的身影倏忽游过。远处的海面绿中透蓝，点点深紫色处是覆盖在海底的海藻或珊瑚，无论从哪一边看，它们都象是岸边长满了棕榈、铺满了耀眼白沙的岛屿；就象礁石上会长出一水晶一样浑然天成——就好象是覆盖着丛林的、山岭纵横的岛屿或平原。灌木丛生的礁岛略高出一水面。

（而澳洲的内陆又有另一番景象，一场大旱之后），土地愈复的速度之快真叫人吃惊：没出一个星期，绿色的小草芽便钻出了粘一乎一乎的泥淖；不到两个月，被炙烤一干的树木便逐渐长出了叶子。如果说这里的人们坚韧不拔，恢复力强的话，那是因为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不这样的话就别无出路；那些心脏虚弱或缺乏一股坚韧的忍耐力的人在（澳洲的）大西北是呆不久的。但要使这累累伤痕逐渐消失，尚需数年的时间。疮痍斑驳的树干必须长满树皮才能再呈现出白色、红色或灰色，而一部分树木则再也不能新生了，只留下灰暗和焦黑。几年之后，朽解的残骨剩骸就象易逝的露水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逐渐被掩盖在尘土和来往的细碎的蹄印下面。

（这里）有一个传说，说的是有那么一只鸟儿，它一生只唱一次，那歌声比世上所有一切生灵的歌声都更加优美动听。从离开巢窝的那一刻起，它就在寻找着荆棘树，直到如愿以偿，才歇息下来。然后，它把自己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荆棘上，便在那荒蛮的枝条之间放开了歌喉。在奄奄一息的时刻，它超脱了自身的痛苦，而那歌声竟然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这是一曲无比美好的歌，曲终而命竭。然而，整个世界都在静静地谛听着，上苍也在天穹中微笑。因为最美好的东西只能用最深痛的巨创来换取……（这就是荆棘鸟的传说）。

鸟儿胸前带着棘刺，它遵循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她被不知其名的东西刺穿身一体，被驱赶着，歌唱着死去。在那荆棘刺进的一瞬，她没有意识到死之将临。她只是唱着、唱着，直到生命耗尽，再也唱不出一个音符。

但是，当我们把棘刺扎进胸膛时，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我们却依然要这样做。我们依然把棘刺扎进胸膛。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文选

我的信仰

本文为爱因斯坦获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时的演进稿。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多么奇特！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从知道，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我们的幸福全部依赖于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其次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的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是以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为基础的，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制，而且要适应内在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格言从我青年时代起就给了我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的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是宽容的持续不断的源泉。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些理想，这些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生活目的本身──我把这种伦理基础叫做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我总觉得，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都是可鄙的。

我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但我又明显地缺乏与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要求，这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为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一定距离而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值得惋惜。无疑，这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会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避免那种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的诱惑。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体。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被崇拜的偶像。我自己一直受到同代人的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已微薄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能够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的，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总强烈地反对今天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已使得民主形式受到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了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政治制度中，为我所看重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可贵的广泛的规定。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的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鄙夷不屑。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光是骨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任人支配的英雄主义、冷酷无情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的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遭到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蓄意败坏，那么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谁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便是模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惧──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接近我们的心灵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存在这样一个上帝，它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会具有我们在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倘若真能如此，即使只领悟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相对论的基本思想和问题

本文为爱因斯坦1923年7月11日在瑞典哥德堡的演讲。

如果考查一下相对论中今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可靠的科学成就的那个部分，就可以发现在这个理论中起着主导作用的两个方面。 

第一，全部研究的中心是这样一个问题：自然界是否存在着物理学上看来是特殊的（特别优越的）运动状态？（物理学的相对性问题）。 

第二，下面这个认识论的假设是基本性的：概念和判断只有当它们可以无岐义地同我们观测到的事实相比较时，才是有意义的。（要求概念和判断是有内容的）。

如果把上面两个方面应用于特定的场合，比如应用于古典力学，就可以把它们解释清楚了。首先我们看到，在物质所占有的每一点都存在着某种特别优越的运动状态，即物质在被考查的那一点的运动状态。然而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本质上只是来源于下面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一些有广延的区域，是否存在着物理学看来特殊的运动状态？从古典力学的观点来看，对这个问题应当作出肯定的回答：这种物理学上看来特殊的应当状态就是惯性系的运动状态。 

这类表述，如同在相对论出现以前所有力学原理一般都具有的表述一样，远远不能满足上面指出的“有内容的要求”。运动只能理解为物体的相对运动。在力学中，一般讲到运动，总是意味着相对于坐标系的运动。然而，如果坐标系简单地被看作是某种想像的东西，那末这种理解就不符合“有内容的要求”。回到实验物理学后，可以确信，在那里坐标系总是用“实际上绝对刚性的”物体来充当。此外，这里还假设：这些刚体可以象欧几里德几何中的形体那样相对静止地排列。在我们有权认为有这种绝对刚性的量具存在的限度内，不论是“坐标系”概念，还是物质相对于这个坐标系运动的概念，都能够符合于“有内容的要求”。同时，这种理解可以使“有内容的要求”同欧几里德几何相一致（适合物理学的需要）。因此，关于欧几里德几何的正确性问题具有物理的意义；不论是在古典物理学中，还是在狭义相对论中，都必须预先假定它的正确性。 

古典力学中顶好是利用下面表述的惯性定律，把惯性系和时间一道加以定义：规定这样的时间，并使坐标系具有这种运动状态（惯性系），该是可能的，对于这种坐标系，质点必须不承受作用力，不产生加速度，此外，关于这种时间，允许用从如何运动状态开始的、同样构造的时钟（具有周期过程的体系）来量度，而且这些量度结果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有无限多个惯性系，它们相对作匀速直线运动，因此也就有无限多个物理上看来特殊的、相互等效的运动状态。时间是绝对的，即同具体的惯性系的选取无关；它被多于逻辑上所必需的符号所规定，然而正如力学中所假设的那样，这不应该导致同实验的矛盾。首先我们注意到，从有内容的要求这一观点来看，这种观念的逻辑上的弱点就在于，我们没有任何确定质点是否受到作用力的实验标准；因此“惯性系”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成问题的。暂时我还不去考虑这种缺陷，对它的分析将导致广义相对论。 

在关于力学原理的推论的叙述中，绝对刚体的概念（以及时钟的概念）起着基本的作用，对于这种概念可以用人所共知的理由提出异议。绝对刚体概念在自然界只能近似地实现，并且甚至不能以任意的近似程度来实现；因此这种概念并不严格地满足“有内容的要求”。还有，在全部物理学研究之前提出绝对刚体的(或者简单地说刚体的)概念，然后，归根到底，从最初的物理学定律出发，又在原子论的基础上把刚体建立起来，而最初的物理学定律本身却是用绝对刚体的量具的概念建立起来的，因此，这在逻辑上是不正确的。我们之所以指出这种方法论上的缺陷，是因为这种缺陷在同样的意义上也在相对论中存在，在我们这里所论述的相对论的概括性观念中存在。当然，从物理定律的本质开始，并且只对这种本质提出“有内容的要求”，即最终确立同经验世界的无岐义的联系，而不是在即使对于一个人为的、孤立的理论部分（即对于空间时间度规）来说也不完善的形式中来实现它，在逻辑上更为合理。然而，我们还没有能够建立起基本的自然规律，以便按照这条更加完善的道路前进，而不致有失去牢固的立足点的危险。在我们讨论的末尾部分，我们将看到，在最新的研究中已经包含了实现这种逻辑上更为彻底的方法的尝试，这种方法是以勒维－契维塔、魏尔和爱丁顿的思想为基础的。 

根据上面所述，应当把什么东西理解为“特别优越的运动状态”的问题也变得明朗了。它们是在自然规律的表述形式方面特别优越的。处于这种运动状态的坐标系的特点在于：在这些坐标中表述的自然规律具有最简单的形式。按照古典力学，物理学中在这种意义上最优越的是惯性系的运动状态。按照古典力学，可以（绝对地）区分非加速运动和加速运动；此外，在古典力学中的速度仅仅是相对速度（取决于惯性系的选取），而加速运动和转动是绝对的（同惯性系的选取无关）。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按照古典力学，存在着“速度的相对性”，然而没有“加速度的相对性”。在预先作了这些评述之后，我们就可以转入我们所考查的基本对象相对论并且描述迄今为止它的发展的原则性的方向。 

狭义相对论是使物理学基础适合于麦克斯韦-洛仑兹电动力学的结果。根据以往的物理学，它采纳了欧几里德几何对于绝对刚体的空间排列规律的正确性的假说，采纳了惯性系和惯性定律。从自然规律形式化的观点来看，狭义相对论把所有惯性系都等效的定律看作是对于全部物理学都是正确的（狭义相对论原理）。从麦克斯韦-洛仑兹电动力学出发，这个理论采纳了真空中光速不变的定律（光速不变原理）。

为了使狭义相对论原理同光速不变原理相一致，必须放弃存在绝对的（符合于一切惯性系的）时间的假设。这样一来，我们就放弃了如下假说：同样构造的、随意运动的、以适当方式校准了的钟，应当这样运行，它们之中的任何两只钟的读数在相遇时都相互一致。赋予每一个惯性系以它自己的时间；惯性系的运动状态和它的时间应当按照有内容的要求以满足光速不变原理的方式来确定。这样定义的惯性系的存在以及惯性定律对于这些坐标系的有效性，都是被预先假定了的。对于任何一个惯性系，时间是用相对于这个惯性系为静止的和同样构造的钟来量度的。 

用这些定义以及关于这些定义的不自相矛盾的假设中所隐含的假说，无岐义地建立了空间坐标和时间从一个惯性系变换到另一个惯性系的变换定律，在就是所谓的洛仑兹变换。它的直接的物理意义在于绝对刚体和时钟相对于我们所考查的惯性系的运动对绝对刚体形状（洛仑兹收缩）和时钟过程的影响。按照狭义相对论原理，自然规律对于洛仑兹变换应当是协变的；因此这理论给出了一般自然规律应当满足的准则。特别是，它得出了改变了形式的质点运动的牛顿定律，在这些运动定律中，真空中的光速是极限速度，并且意味着能量和惯性质量具有共同的本性。

狭义相对论得到了巨大的成就。它使力学和电动力学相互协调。它减少了电动力学中逻辑上互不相关的假说的数目。它对基本概念作了必不可少的方法论分析。它把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联结了起来，揭示了质量和能量的统一。可是它仍然不能使我们完全满意——且不说量子论的困难，对于这些困难的解决实际上迄今为止的一切理论都显得无能为力。同古典力学一样，狭义相对论在同所有其它的运动状态作比较时，保留了对某些特别优越的运动状态——惯性系的运动状态——的区分。老实说，带有这种保留甚至比起只对唯一的一个运动状态予以特殊看待（就象静态光以太理论中所做的那样），更难于协调一致，因为后者至少还想到这种特殊看待的实在基础：光以太。更为令人满意的应当是这样一种理论，它从一开始就不区分出任何特别优越的运动状态。此外，前面已经说到的惯性系的定义中和惯性定律的表述当中的含糊不清，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下面的讨论将表明，从惯性质量同引力质量相等的经验规律来看，这些怀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设K是没有引力场的惯性系，K’是相对于K有等加速度的坐标系。那末质点相对于坐标系K’的行为就象K’是一个其中有着均匀的引力场的惯性系一样。因此，从已知的引力场性质的经验事实来看，惯性系的定义是不合适的。自然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每一个以任何方式运动的参考系，从自然规律表述的观点来看，同任何其它参考系都是等效的，因而，在有限的尺度范围内，一般不存在物理学上需要特殊看待的（特别优越的）运动状态（广义相对性原理）。 

要把这种思想贯彻到底，还得要求比狭义相对论更加深刻地改变理论的几何学-运动学基础。问题在于，从狭义相对论得到的洛仑兹收缩导致下列结果：在一个相对于某个惯性系K（没有引力场）作任意运动的坐标系K’来看，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定律对于（相对于K’是静止的）绝对刚体的空间排列不成立。因而从有内容的要求这一观点来看，笛卡儿坐标系也就失去了意义。关于时间情况也很类似：根据同样构造的相对于K’是静止的时钟的读数，或者根据光的传播定律作出的相对于坐标系K’的时间定义，也已没有意义。总之，我们得到下列结果：引力场和度规只是同一个物理场所呈现的不同形式。 

对这种场的形式描述可以用下面讨论的方法来实现。对于在任意的引力场中的质点的任意无限小的附近，可以规定一个处于这样运动状态的局部坐标系，相对于这个局部坐标系来说，引力场并不存在（局部惯性系）。对于这种惯性系和这种无限小区域，我们可以认为狭义相对论的结果在第一级近似上成立。在每一个空间－时间点上具有无限多个这种局部惯性系，它们之间通过洛仑兹变换联系起来。洛仑兹变换的特征就在于它们使两个无限接近的事件之间的“间隔”ds保持不变，我们用下面的等式来定义ds： 

ds2 =c2dt2－dx2－dy2－dz2 

这个间隔可以用量杆和时钟来量度，因为x，y，z，t表示相对于局部惯性系量度的坐标和时间。 

为了描述非无限小尺度的空间－时间区域，需要用到这样一种任意四维流形坐标（高斯坐标），它保证以四个数字x1，x2，x3，x4单值地表示每一个空间-时间点，并且是符合于这种四维流形的连续性的。广义相对论原理的数学表示就在于，反映一般自然规律的方程组对于所有这些坐标系都具有相同的形式。 

因为局部惯性系的坐标的微分可以用某些高斯坐标系的微分dxν以线性关系表示，这样，当利用高斯坐标系来表示两个事件之间的间隔ds时，就得到下面的表示式： 

ds2 =∑gμνdxμdxν      ( gμν= gνμ ) 

量gμν是坐标xν的连续函数，它决定四维流形的度规，因为ds定义为用量杆和时钟（绝对的）来量度的量。然而正是这些量gμν在高斯坐标系中同样也描述了引力场，引力场的本性和和决定度规的物理原因的统一性我们早已确定了。狭义相对论在非无限小区域成立的这种特殊情况就在于：通过适当地选取坐标系，量gμν在这个非无限小区域内同坐标系无关。 

按照广义相对论，在纯引力场中的质点运动定律用短程线方程来表示。实际上，短程线是数学上最简单的曲线，它在gμν为常数的特殊情况下转变成直线。因此，我们在这里要办的事是把伽利略惯性定律转换到广义相对论中去。 

场方程的建立，在数学上归结为可以服从引力势gμν的最简单的广义协变微分方程的问题。这些方程是这样确定的，它们应当包含关于xν的不高于二阶的gμν的导数，并且这些导数只是线性地进入方程。考虑到这个条件，我们所考查的方程自然就成了牛顿引力理论的泊松方程向广义相对论的转换。 

上述讨论过程导致了把牛顿理论作为第一级近似包含在里面的引力理论的建立，并且可以计算出同观测结果相符合的水星近日点运动、光线在太阳引力场的偏转和光谱线的红移。 

为了使广义相对论的基础理论完善化，还必须在这个理论中引进电磁场，它按照我们今天的信念，同时也是用来构成物质的基本组成的那种材料。也可以毫无困难地把麦克斯韦场方程转换到广义相对论。如果只假设这些方程不包含gμν的高于一阶的导数，并且在局部惯性系中它们在通常的（麦克斯韦）形式下成立，那末这种转换完全是单值的，而且，引力场方程很容易用这种（麦克斯韦方程所遵循的）方式以电磁项来补充，它们必须考虑到电磁场的引力作用。 

这些场方程提供不出某种物质理论。因此，为了在理论中引进作为场源的有重物质的作用，必须（如同在古典物理学中那样）在理论中引进物质作为近似的、现象学的概念。 

相对性原理的直接结果不限于这些选择。我们来看一看那些接近于阐明的问题。牛顿引力意识到，惯性定律有一个方面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一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到，这就是：在同一切其它运动状态相比较时，物理学为什么要特殊看待惯性系运动状态，其真实原因在惯性定律中看不出来。当人们认为观察到的物体是质点的引力性质的原因时，并没有给质点的惯性指出任何物质原因，而只指出虚构的原因（绝对空间，或惯性以太）。虽然在逻辑上并不是不允许的，然而不能令人满意。由于这个原因，E.马赫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改变惯性定律，认为惯性也许应该理解为物体相互之间作加速运动的阻力，而同“空间”无关。在这种理解下，一个被加速的物体应当能够给予另一个物体以同样的加速作用（加速感应）。 

上述解释还得到了广义相对论较有力的支持，它消除了惯性效应和引力效应之间的区别。它归结为下列要求：场gμν必须完全为物质所决定，准确到丝毫不存在那种由于坐标的自由选择而带来的任意性。还可以谈到有利于马赫要求的一点，即按照引力场方程，加速感应实际上是存在的，尽管它是如此之弱的效应，以致用力学实验不可能直接发现它。 

如果把宇宙看作在空间上是有限的和封闭的，在广义相对论中就可以满足马赫的要求。由于这个假说，认为物质在宇宙中的平均密度是非无限小的看来也是可能的，而在空间上无限的（准欧几里得的）宇宙中它似乎应当变为零。然而不能不提到，为了这样地满足马赫假设，必须在场方程中引进一些项，它们既不是根据任何实验资料，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在逻辑上为这些方程的其它项所决定的。按照这种原因，上述“宇宙学问题”的解答暂时还不能认为是完全令人满意的。 

今天特别激动人心的问题是引力场和电磁场的统一的本性的问题。追求统一的理论的思想，不可能同现有的按其本性完全互不相关的两种场的存在相协调。因此，已经出现了从数学上建立这种统一场论的企图，在这个理论中引力场和电磁场仅仅被看作是同一种统一场的两个不同分量，并且它的方程，从可能性方面来说，也不是由逻辑上互不相关的项所组成。 

引力理论（从数学形式化观点来看就是黎曼几何）应当推广到把电磁场定律也包括在内。可惜，在这种尝试方面，我们还不能象建立引力场理论那样得到实验事实（惯性质量同引力质量相等）的支持，而不得不仅限于数学上简明性的判据，而这不能摆脱任意性。现在，最有成效的是以勒维-契维塔、魏耳和爱丁顿的思想为基础的，想以更普遍的仿射联络理论来代替黎曼度规几何的尝试。 

黎曼几何的特征性的假定是：两个无限接近的点可以同“间隔”ds相对照，它的平方是坐标的微分的齐二次函数。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满足某些物质条件的情况下）欧几里德几何学在任意无限小的区域内部都成立。因此，在某一点P的每一个线元（或矢量），可以用在任何给定的无限接近的一点P’的平行于它并同它相等的线元（或矢量）来对照（仿射联络）。黎曼度规决定着某种仿射联络。反过来，如果数学上给定了仿射联络（无限小的平行变换定律），那末在一般情况下，不存在这种可由它导出仿射联络的黎曼度规定义。

黎曼几何的最重要观念（引力方程也是以它为基础的）是“空间弯曲”——而这又是仅仅以“仿射联络”为基础的。如果在某个连续区中给出这样的仿射联络，不是一开始就建立在度规的基础上，那末就得到了黎曼几何的推广，其中仍保留过去导出的最重要的量。在求得可以服从仿射联络的最简单的微分方程的同时，我们可以指望把引力方程作重要的推广，使它把电磁场规律也包含在内。这种指望确实得到了证实，然而当我们从这里面暂时还得不到某种新的物理学联系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是否可以把这样得到的形式关系看作是对实际的物理学的充实。特别是，在我看来，只有当场论允许用它的不含有奇点的解来描述带电的基本粒子时，才可以认为它是令人满意的。 

最后，不应当忘记，关于电的基本组成的理论不应当同量子论问题割裂开来。而对这个现代最深刻的物理学问题，相对论暂时还显得无能为力。不管怎样，即使有朝一日由于量子论问题的解决，一般方程的形式得到进一步深刻的改变，——哪怕完全改变我们用以描述基元过程的量——相对性原理在任何时候还是不能放弃的；迄今为止利用它所导出的定律，至少仍然保留其作为极限定律的意义。

科学与宗教

本文选摘自《爱因斯坦晚年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方在庆等译）。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伟大的物理学家和思想家，本文写作1939年，表述了一个伟大物理学家对极大影响人类生活的科学与宗教两大事项的看法。

在上个世纪，以及部分的上上个世纪期间，人们广泛认为知识和信仰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盛行于一些杰出人士之间的观点认为，信仰应越来越多地被知识取代的时候已经来到；没有知识作为依托的信仰是迷信，因此必须对之加以反对。根据这一观念，教育的惟一功能就是打开通向思考和知识的通道，而学校作为人们进行教育的杰出的机构，必须完全为这一目标服务。

一个人可能很难（如果不是拫本不可能的话）找到以这种粗陋的方式表述的理性的观点；因为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会立即发现这个观点的陈述是多么片面。但是如果一个人想理清思绪、抓住观点的实质，这种直截了当的表述方式是可以接受的。

的确，信念最好能得到经验和清楚的思维的支持。在这一点上，人们必须毫无保留地同意极端理性主义者[的看法]。然而，这一观点的弱点在于，那些对于我们的行为有必要而且起着决定作用的信念，并不能完全用这种僵硬的科学方法来寻找。

因为科学方法所能教给我们的只是，事实是如何相互联系，又是如何互相制约的。获得客观知识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高抱负，你们当然不会怀疑我想贬低人类在这个领域所进行的英勇努力的成就。然而同样真切的是，有关是什么的知识并不直接打开通向应该是什么之门，人们可以对是什么有最清楚最完整的知识，可还是不能从中推论出我们人类渴望的目标是什么。客观知识为我们实现某些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但是终极目标本身以及对实现它的热望必须来自另一个源泉。我们的存在和行为只有通过确立这样的目标及相应的价值才能实现其意义，对此观点，几乎不必论证，这类真理的知识本身是伟大的，但它作为指导行动的能力实在是太弱，以致于它甚至不能证明对真理知识本身的渴望的正当性和价值。因此，我们在此面临着关于我们的存在的纯粹理性观念的局限。

但是绝不可以假定理智思维在形成该目的和伦理判断方面就无所作为。当某人意识到某种手段对实观一个目的有用时，该手段本身就因此成为目的。理智使我们明白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相互关系。但靠思考并不能让我们弄清楚终极目的和根本目的。在我看来，廓清这些根本目标和评价，并使它们在个人感情生活中牢固地确立起来，似乎正是宗教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应该行使的最重要的功能。如果有人问，既然这些根本目的不能仅仅通过理性来陈述并被证明是正当的，那么，它们的权威又从何而来？答案只能是，它们在健全的社会中作为强有力的传统存在，这些传统作用于个人的行为、抱负和判断，它们活生生地存在着，其存在的正当性不言自明。它们的成立并不是通过证明，而是通过启示，通过有影响力的伟大人物的作用而得到。人们不应该试图证明其正当性，而应该单纯而明确地感受其本质。

伯特兰·罗素

科学与伦理

本文选自罗素的《西方的智慧》，作者是2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在文学、数学和哲学等一系列领域均取得重大的成就。此文剖析了科学与伦理之间存在的相关问题，值得人类认真思考。

科学考虑的是手段，我们在此讨论的是目的。人之所以会面对伦理问题，主要是因为社会本性决定了这一点。科学能够告诉人实现某种目标的最佳方式，却不能告诉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

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思想中，伦理最终与科学走到了一起，善即知识。如果真的是这样，当然令人鼓舞。但遗憾的是，柏拉图的观点归于乐观了。有时候，那些最有知识的人倒有可能把知识转变成罪恶。无论如何，不管一个人有多少知识，其知识本身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还有理性与意志的普遍性问题。……对于意志与激情来说，理智能够，也的确起到了制约和引导的作用。但严格的说，还是意志在选择目的。

这一事实产生了一项推论：我们无法对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或自己所采取的伦理原则进行科学的证明。要使论证得以进行下去，必须一开始就承认某些伦理前提。因此，人们可能会理所当然的认为，他们在行动上也应该这样去维护自己所处的社会，或者去促进社会体系的某些变革。无论它有什么样的伦理前提，在这一基础上都又可能产生各种论证，以表明为什么要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行动。有一个重点需要注意，如果没有一个含有“应该”的前提，就无法推导出一个告诉自己应该做什么的结论。

因此，很明显，伦理要求可以因人而异。在伦理问题上，人们常常会有不同的意见，这也是很正常的事。随之而来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找到一种具有一定程度普遍效力的伦理原则？不管怎样，伦理原则要想被人接受，就不能取决于某一个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存在着具有普遍范围的伦理原则，那么它就必须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

大多数文明生活原则都具有这样的伦理性质。我们无法用科学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随意对别人施加暴力是不对的。我觉得那样做似乎不对，还觉得自己的看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至于为什么不对，我却没有把握提出充分的理由。……这样，一条看似具有普遍性的伦理原则，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辩解罢了。

如前所述，尽管真正的伦理原则不会因人而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在各种众所周知的差别中，知识差别是一个特例，我指的不仅仅是见闻，而且包括可以清晰有力的表达的知识。

因为，探索者要承担起一项双重性任务。一方面，尽力探求他的独立研究对象，这正是他的使命，无论结果令人欣慰还是烦恼，他都必须这么做，正如伦理原则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一样，探索结果也不一定会顾及我们的感情；另一方面，从伦理角度看，还有一个把探索结果转化为善行的问题。

最后的问题是，应该如何理解真理是一件善事这个伦理原则。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从事科学探索的能力，但也不可在任何情况下都犹豫不决，人必须思考，也必须行动。不过，有一件事却是人人都能做到的，那就是允许别人自由决定是否对自己不愿意怀疑的问题做出判断。这也就顺便说明了公正的探索是与自由（可看做另一种善）相关的。在一个社会中，宽容是探索得以繁荣的一个先决条件。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是自由社会的强大推动力，只有这样，探索者才有可能在真理的引领下漫游。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能够对这一至关重要的善做出贡献。尽管这并不表示我们要对每一个事都持相同的看法，但它可以保证不会人为的封闭任何探索之路。对于人来说，未经审验的生活，确实是不值得过的。

权力欲

本文选编自伯特兰·罗素的《权力论》。权力是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主题和影响因素，对于权力的观察和批判历来发人深省，如“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权力应被驯服，应被关在制度的笼子里”等等。罗素立足人性的基本特征，展开对权力的剖析，为我们更好的思考这一主题提供了又一线索。

人与其他动物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区别，有智力方面的区别，有感情方面的区别。属于感情方面的主要区别之一，是人类的某些欲望跟动物的欲望不同，是根本无止境的，是不能得到完全满足的。蟒蛇吃了就睡，直到食欲再起。如果别的动物不是这样的话，那是因为它们的食料不够充足，或是因为它们惧怕仇敌。动物的各种活动，是由生存与生殖两个基本需要所引起的，而且也不出乎这两个需要所迫切需要的范围。这一点很少例外。

至于人，情形就不同了。固然，大部分人为了取得生活必需品而被迫辛勤工作，很少有余力追求其他目的；但生活有保证的人，却并不因此而停止活动。

[因为]想象中的胜利是无穷无尽的。假如这些胜利被认为可能实现的话，人们就会作出努力去实现它们。想象是驱使人们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再继续奋斗的一种力量。

[且]能使我们的幸福持久的东西，在人类是不可能有的。世间的王国要受到其他王国的限制；世间的权力要被死亡打断；世间的荣誉，纵使我们建筑了金字塔或“与不朽的诗歌匹配良缘”，也将随时代的变迁而衰失。在权力与荣誉都很微小的人看来，似乎只要再多一点权力和荣誉就会使他们满足，但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错了，因为这些欲望是无厌的、无限的。

动物只要能够生存和生殖就感到满足，而人类还希望扩展。在这方面，人们的欲望仅限于想象力所认为可能实现的范围。他们兼有正邪双重性格。所谓“邪”就是拒不承认个人权力具有一定的限度。正是由于这种情形，社会合作不易实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把社会合作看成是上苍和信徒之间的那样的合作，而以上苍自居。

因此就产生了竞争，需要妥协与统治，产生了反抗的冲动以及随之而生的动荡不安和某一时期的暴力行为。因此就需要道德来对目无政府、坚持自己权利的人加以抑制。

在人的各种无限的欲望中，主要的是权力欲与荣誉欲。两者虽有密切关系，但并不等同。但是，获得权力往往是获得荣誉的最便捷的途径。就公共事业的活动家而言，情形更是如此。大体说来，荣誉欲所导致的行动与权力欲所导致的相同，因此在最实际的意义上这两个动机可以看成是一个。

真正所费不赀的欲望并非来自对物质享受的爱好。……当适度的享受有了保证的时候，个人与社会所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他们可以把追求财富作为追求权力的手段，他们也可以放弃财富的增加来确保权力的发展；但不论是前一种情形还是后一种情形，他们的基本动机都不是经济上的动机。

权力具有许多形态，例如财富、武装力量、民政当局以及影响舆论的势力。在这些形态当中，没有一种能被认为是从属于其他任何一种的，也没有一种形态是派生所有其他形态的根源。权力必须被看作是不断的从一个形态向另一个形态转变。

假使有可能获得权力的人，在人数上不受社会制度的限制，那么，一般来说，凡是最希望获得权力的人，就最有可能获得权力。由此可以推论，在权力向大众开放的那种社会里，凡是能予人以权力的职位，照例是被爱好权力异乎常人的人所占有。

对权力的爱好虽然是人类最强烈的动机之一，但表现在各人身上的程度却很不一致，而且也为其他动机所限制，例如爱安逸、爱享乐以及有时爱表扬等。在比较怯懦的人当中，对权力的爱好伪装为对领袖服从的动力，这就扩大了大胆之徒发展权力的余地。对权力的爱好不甚强烈的人，是不可能对世事的演进产生多大影响的；引起社会变革的，通常就是极希望引起社会变革的那些人。因此，爱好权力是在世事的造因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的那些人的一种特征。

当然，假如我们把爱好权力当作人类唯一的动机，那也是错误的。

爱弥尔·涂尔干：价值判断与实在判断

本文选编自爱弥尔·涂尔干的《社会学与哲学》。作出判断，是人类一种普遍的思考习惯，对这一常见的习惯进行深入的剖析，能让我们对自身的思想和行为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当我们说物体很重，我们所作的判断仅限于事实的表述。这些判断，对物体是什么作出了定义，所以，我们称之为存在或实在的判断。

而另外一些判断却不把事物的性质作为对象，而是把它们与人有关的价值作为对象——即后者所赋予的价值——我们把这些判断称为价值判断。价值判断通常可以扩展为所有能够承载着某种评价的判断，无论它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判断。

当我说“我喜欢打猎”、“我喜欢喝啤酒而不是葡萄酒”、“生命不息，运动不止”等等时，我所表达的判断似乎是以评价为基础的判断，然而，这些评价其实只是实在判断。它们所承载的不过是我与某些对象的关系：我喜欢这样，还是喜欢那样。这些偏好与物体的重量和气体的缩胀相差无几，都是事实。这些判断并没有为对象赋予价值，只是对主体状态的确认。借此表达出的偏好也是无法传递的。那些体验过它们的人可以说他们曾经体验过它们，或者至少说，他们认为他们体验过，但他们无法向他人传递他们的经验，这是他们人格的一部分，不能脱离人格。

当我说“这个人有很高的道德价值，这幅画有很大的美学价值，这块宝石值很多钱”时，则截然不同。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在我作出判断时，我为这些人或物所赋予的客观特性，完全独立于我本人的个人感受。我本人不可能为宝石赋予任何价值；宝石的价值也不会因此而减少。我作为一个人，也许我的行为并没有很高的道德价值，但这并不妨碍我认识我所看到的行为的道德价值。我也许会出于气质的原因对艺术毫无感觉，但我没有理由去否认这里可以具有一种美学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这些价值都外在于我。因此，当我们与他人在对这些事物的判断上出现分歧时，我们会尽力沟通我们的认识。我们并不满足于仅仅确认它们的存在；我们会通过不带有个人色彩的讨论来支持它们，试图证明它们的有效性。我们隐约的认识到，这些判断与我们能够也应该取得一致意见的某些客观实在是相应的。这些自成一类的实在构建了价值，而价值判断所指涉的正是这些实在。

我们必须看一看，怎样才会使这一判断成为可能，上文已经隐含了这一问题的条件。一方面，所有价值的前提，都是个人根据某种特殊感受所做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价值的就是好的；好的就是人们有欲望得到的，而所有欲望都是一种心理状态。另则，我们所讨论的价值也具有事物的客观性。这两种特性初看起来非常矛盾，我们怎样才能调和这两种特性呢？事实上，感受状态怎样才能摆脱感受主题呢？

就此而言，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解决办法。

普通个人对价值所做的评价与原则上支配我们判断的人类价值的客观尺度之间，隔着一条鸿沟。一般人的道德良知都是很平庸的；它只能略微的感受到人们最共同的义务及其相应的道德价值；俨然对其他某些义务视而不见。因此，我们无法指望根据一般评价找到道德标准。这一点可以更加令人信服的适用于审美价值，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审美价值简直形同虚设。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与经济价值之间的距离也许倒没有那么大。然而，显而易见，对那些能够让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为之心动的钻石珠宝来说，可以解释这些事物的现有价值的，根本不是它们的物理属性。

我们不应该把客观评价与一般评价混淆起来的另一个理由是：一般人的反应依然是个人的反应。对原因来说，我们在很多人中发现了某些条件，它们并不因此就是客观条件。这只是因为总有许多人都以某种方式喜欢某种事物，但并不意味着某种外部实在已经把某种评价强加给了他。上述整齐划一的现象也许完全是由于主观因素引起的，几个人气质具有显著的同质性。因为在“我喜欢这样”与“我们许多人都喜欢这样” 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

我们相信，摆脱这些难题的可能办法就是用社会替代个人。如上所述，我坚持认为，价值是受到判断的事物的某种要素所先天固有的。在这种情况下，价值来源于事物影响集体主体，而非个体的方式。评价，只有成为集体的，才能成为客观的。

最后，价值判断与实在判断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在自然界中，两者并没有什么差别。价值判断所表达的是事物与理想之间的关系。理想与事物一样，尽管具有不同的秩序，然而其本身依然是一种既定的实在。[实在判断表达出来的关系则是把两个既定的（概念）结合了起来]，概念同样是心灵的建构，因而也是理想。所以，两种判断事实上是共同的判断。

这也不是说两者可以彼此还原，它们相似，（但）其间的差异依然存在。如果所有判断都包含着理想，我们就会有各种类型的理想。其中，有些理想的功能是表达它们所依附的实在，可以确切的称之为概念。另一些理想的功能则相反，即转变与它们相关的实在，这些就是价值的理想。在第一种情况中，理想是事物的象征，从而使事物成为理解的对象。在第二种情况中，事物本身象征着理想，并作为中介发挥作用，理想通过这种中介可以成为可理解的事物。判断是根据它所包含的理想的变化而变化的。前一种判断（实在判断）受制于可靠的分析和实在的表现，后一种判断（价值判断）则表达了对象比较新奇的方面，这是理想所赋予的。

宗教、道德、法律、经济和审美这些主要的社会现象，都不过是价值体系和理想体系。

所谓目标，就是在其不同的形式中，把理想带入自然领域，而不伤及它的与众不同的属性。社会也是自然，却可以支配自然。不仅万物之力汇聚社会之中，而且也会形成一种新的合成力，通过它所具有的丰富性、复杂性和作用力，超越了所有曾经构成它的事物之外。归根结底，社会是自然在其发展过程中达到了一个更高点，汇聚了所有自然的能量，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自然本身之外。

布罗代尔：十六世纪时的地中海

本文选编自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布罗代尔（1902-1985）是年鉴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也是具有国际性影响力的学者。本文摘编自原著，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独到的历史观及其宏大历史下视野地中海的美丽。

我极其热爱地中海，这无疑因为我随其他许多人之后，同他们一样从北方来到这里。

地中海甚至不只是一个海，而是“群海的联合体”，那里岛屿星罗棋布，半岛穿插其间，四周的海岸连绵不绝。地中海的生活同陆地结合在一起。地中海的诗歌多半表现乡村的田野风光。地中海的水手有时兼事农耕。地中海既是油橄榄和葡萄园的海，也是狭长浆船和圆形商船的海。地中海的历史同它的陆地世界不可分割，就像不能从正在塑像的匠人手中把粘土拿走一样。普罗旺斯的谚语说：

“赞美海洋吧！但要留在陆地上。”

地中海不仅有葡萄树和油橄榄树的景色和一马平川的城市化乡村；而且，近在咫尺，紧靠地中海，还有群山密布的高地。在这个壁垒林立的高寒世界，房屋和村庄寥若晨星，“群峰陡峭，面北而立”。没有丝毫迹象能使人想起，近处竟是橙花飘香的地中海。

（在这地中海的世界里，上演着蔚为大观的三种历史。）

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

在这种静止的历史之上，显现出一种有别于它的、节奏缓慢的历史。人们或许会乐意称之为社会史，亦即群体和集团史。

第三种即传统历史的部分，换言之，它不是人类规模的历史，而是个人规模的历史。这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这种历史本质上是极其敏感的，最轻微的脚步也会使它所有的测量仪器警觉起来。这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是最危险的历史。

对这种现在仍燃烧着激情，对这种当时的人在他们和我们同样短暂的生命中亲自感受过、描述过和经历过的历史，我们应持怀疑的态度！这种历史反映着那股时代的人的愤怒、愿望和幻想。

在16世纪，随着真正的文艺复兴而来的，是穷人和卑微者的文艺复兴。他们渴望写作，渴望叙述自己，渴望谈论别人。这种珍贵的文字材料却往往歪曲事实真相，侵占业已流逝的时间，并在其中据有不真实的重要位置。

顾名思义，地中海是个局促在陆地之间的海。（历史）就是它那色彩缤纷的命运。

尼采：历史的用途

本文选编自尼采的《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在一个历史感泛滥的境地下如何做一个有限度的“历史的人”，作者的见解是深刻且富于警示的，这对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而言同样如此。

想想在那边吃草的那些牲口：它们不知道昨天或是今天的意义；它们吃草，再反刍，或走或停，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忙于它们那点小小的爱憎，和此刻的恩惠，既不感到忧郁，也不感到厌烦。人们在看到它们时，也许会问那些动物：“为什么你只是看着我，而不同我谈谈你的幸福呢？”那动物想回答说：“因为我总是忘了我要说什么。”可它就连这句回答也忘了，因此就沉默不语，只留下人独自迷惑不已。

人对他自己也感到迷惑——他无法学会忘记，而总是迷恋于过去；不管他跑多远，跑得多快，那锁链总跟着他。真是奇怪，曾经存在而又消失的那一时刻，就像幽灵一样，又回来打搅之后的一个时刻的平静。兽类总是立刻忘记，并看着每一时刻真正逝去，沉入到夜晚和薄雾之中，永远消失。兽类是非历史的活着的，它不会隐藏，它不会掩盖任何东西；在每一个时刻，它看起来就是它本来的样子，也就不可能不诚实。但人总是在抵抗着伟大而又不断增加的过去的重负。那种重负压着他，压弯了他的双肩。他背负着一个他有理由抛弃的、黑暗而看不见的包袱去旅行。

遗忘也是所有行动的一项特征，就好像每个有机体的生命，并不只是和官民相连，同样也同黑暗相连一样。不管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文化体系而言，若是不睡觉、或是反刍、或是其“历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的看到什么时候该历史的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史的感觉。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和一个文化体系的健康而言，非历史的感觉和历史的感觉都是同样必需的。过量的历史看起来是某一时代生活的敌人。

一个人的历史知识和感觉范围也许都很有限，他的视野和阿尔卑斯山的峡谷一样窄，他的判断不准确，他的经验被错误的认为是新颖的，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些不确和错误，他仍以一种不可战胜的健康和活力向前站着，让所有看到他的人感到高兴。我们看到兽类，它们绝对是非历史的，并有着最窄的视野，但它们却有着某种幸福，并至少是毫无造作和倦怠的生活着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非历史的感受事物的能力是更为重要和基本的，因为它为每一个健全和真实的成长、每一真正伟大和有人性的东西提供基础。非历史的感觉就像是周围的空气，这空气可以独自创造生命，而且如果空气消失，生命自身也将消失。

的确，人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他首先在其思考、比较、区分和结论之中压抑了非历史的因素。……然而过量的历史又会使他衰退。

历史若被看成是一种纯知识，并被允许来左右智力，那它对于人们而言，就是最终平衡生活收支的东西。……历史，只要它服务于生活，就是服务于一个非历史的权力，因此它永远不会成为像数学一样的纯科学。生活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样一种服务，这是影响到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的健康的最严肃的问题之一。因为，由于过量的历史，生活会残损退化，而且历史也紧随其后同样退化。

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需要对过去有一定了解，不管这种了解是根据他的目标、力量和需求，通过纪念的、怀古的，还是批判的历史而取得的。这种需要不是那些只旁观生活的单纯的思考者的需要，也不是少数渴望知识且只对知识感到满足的人的需要，它总是生活目标的一个参考，并处于其绝对的统治和指导下。这是一个时代、一种文化和一个民族与历史之间的天然联系。

让我来描绘一幅现代人灵魂之中精神事件的图景。历史知识从一个永不枯竭的源头向他流来，奇怪的片段汇聚到一起，记忆敞开来它所有的大门，却总敞得不够宽。他的天性忙于接纳所有外来的客人，给他们以荣誉，使之各就各位，可这些客人却彼此争斗。……现代人在自身体内装来一大堆无法消化的、不时撞击的知识石块。这种撞击显示来这些现代人最显著的特征——与外部世界无关的内心事务的对抗，以及与内心世界无关的外部世界的对抗。[没有这种矛盾和对抗]，人可能会感到就像是一条吞下了一整只兔子的蛇，静静的躺在阳光下，避免任何绝非必需的行动。

用现存的普遍观念去衡量过去的观念和行为[被某些人]称为“客观”，他们在这里发现来一切真理的准则：他们的工作就是改变过去，以使之适合于现在的一切琐碎事物。……但这将是一个神话，而且是一坏的神话。人们忘记了，这个时刻其实是艺术家创作的有力而勃发的时刻，是其“构思”的最高形式，这种构思的结果将是一幅艺术的真实画面，而非历史的真实。

毫无节制的历史感，如果被推到来它的逻辑顶点，就会彻底毁掉未来，因为它摧毁了幻想，并夺走了现存事物所赖以生活其中的仅有的空气。

过量的历史已经损害了生命的可塑力，它再也不知道该怎样将过去作为取得力量和营养的一种方式加以利用，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

历史的解药是那些“非历史”和“超历史”的东西。我用“非历史”一词来指一种力量、一种艺术，它忘掉过去，并在自己周围划出一个有限的视野。我又认为，那样一种力量是“超历史”的，它将目光从演变进程之上转移到赋予一种永恒与稳定特性的事物之上——转到艺术和宗教之上。

我们的确需要历史，我们为了生活和行动而需要它，而不是将它作为逃避生活和行动的一条权宜之计。只有在历史服务于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才服务于历史；但若超出某一定点去评价历史，就会使生活受到残害和贬损。

一个人必须通过“反思”自己真正的需要来整理好自己内心的那堆杂物，他需要用自己性格中所有的诚实、所有的坚定和真诚来帮助自己对付那些二手的思想、二手的知识、二手的行动，然后，他才会明白，文化不仅仅是“生活的装饰”——也就是对生活的掩藏和扭曲，因为所有的装饰都会掩盖被装饰的东西。

文化是一种新的、更美好的事物，是思想与意志一致、生活与表象的一个统一体。每一样走向真诚的东西都是向真正的文化前进，[正是道德个性上的一种更伟大的力量才使得人成为胜利者]。

休谟：论政府的首要原则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18世纪思想家。本文选自其论文集《论政治与经济（卷一）》。

在那些以哲学眼光看待人类事务的人们眼中，最令人惊讶的莫过于多数人竟轻易被少数人统治；而且，人们毫无保留地听任他们的情感和激情顺从统治者。我们探究这种奇迹究竟如何发生时，将会发现，由于力量总是在被统治者一边，所以统治者只能用公众信念（public opinions）来支持他们，除此别无其他。因此，正是在公众信念的基础上，政府才能建立；这条格言既适用于最专制、最独裁的政府，也适用于最自由、最民主的政府。埃及的苏丹或罗马的皇帝对待温顺的臣民就像对待牲畜一样，完全不顾他们的情感和意愿。但是，他至少在对待他的马穆鲁克（mamulukes）或禁卫军（praetorian bands）时必须像对待人一样，尊重他们的意见。

信念分为两种，即利益的信念和权利的信念。关于利益的信念，我主要理解为公众对从政府中获得普遍利益的认识；并相信这个已经建立的政府和其他任何易于建立的政府一样具有各种好处。当这种信念在国内大多数人或在有势力的人们中间流行时，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很大的保障。

权利也分为两种：权力的权利和财产的权利。权力之权这种信念在人类中究竟有多流行，只要看看所有民族都留恋他们过去的政府，甚至留恋那些带有古老荣誉的名称，就一目了然了。年代久远往往可以产生权利的信念；无论我们对人类可能怀有的情感如何不利，人类总愿意为了维护社会正义而付出鲜血和财富。乍眼一看，的确没有什么别的特殊情形更能显示人类心灵结构中的巨大矛盾了。当人们从派系出发行动时，往往热衷于为本派服务，往往不知羞耻或毫不悔恨地忽视荣誉和道德的束缚。然而，一个党派若是建立在权利或原则基础上时，就很难找到别的什么人比他们更坚持、更具有正义和公平之感。人类这种相同的社会倾向，也是这些矛盾现象的根源。

人们都知道财产权利的信念在一切政府事务中的重要地位。一位著名作家（编者注：詹姆斯·哈林顿）将财产权视为一切政府的基础；在这一点上，大多数政治作家似乎也倾向于信奉他的观点。这里有些扯远了；但必须承认，在这个问题上，财产权的信念有着重要的影响。

因此，一切政府以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权威都建立在这三种信念之上，即公共利益、权力之权和财产权利。确实，还有其他几种原则诸如自利、恐惧和爱戴等会加强这些信念，限制或改变它们的实施。但我们仍然认为，如果上述信念先前没有起作用，那其他这些信念也不能单独起作用。所以，它们被视为政府的次要原则而非首要原则。因为，首先，我所指的自利是想获得特别报偿的期望，它不同于我们从政府中获得的一般保护。显然，为了形成这种期待，行政官的权威必须先行建立起来，至少人们希望建立这种权威。对报偿的预期增强了他对某些特殊人群的权威，但绝不可能形成他对社会大众的权威。人们总是期望从朋友和熟人那里得到最大的恩惠；所以，国内任何群体的希望都不可能集中在少数几个特定人物身上——如果这些人既无行政官衔，对人们的信念又没有单独影响的话。同样的评价也可以运用到恐惧和爱戴这两种原则上。一个暴君如果没有任何权威而只是令人恐惧，那么，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惧怕他发怒；因为，作为单个的人，他的体力所及不过数步之远，他所拥有的更大权力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信念之上，就是建立在他人设定的信念之上。尽管对君王智慧和德性的爱戴能传布甚广，影响甚大，但此前他必须被认为具有为公的品格，否则，社会的尊重不会对他有利，他的德性也不会超出狭小的圈子。

一个政府可以延续数代，但权力与财产的平衡并不总是一致。这种情形主要发生在国内某个阶层在财产上获得了巨大的份额，但在原有的政府结构中却不能分享权力。这个阶层中的人将以怎样的借口获取公共事务中的权威呢？由于人们往往依恋古代政府，所以不可能指望社会大众会赞同这样的篡权。但如果原有的结构允许分出一部分权力—哪怕很小的权力给这些拥有巨额财富的阶层，对他们来说，逐渐扩大他们的权威、逐渐将权力与财产的平衡拉到一致也是容易之事。英国下议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论述不列颠政府的大多数作家都曾设想：下议院既然代表大不列颠的所有平民，那它在天平上的分量应该是财产与其代表的权力成比例。不过这一原则不能看作绝对符合真实。人们虽然更喜欢下议院而非体制中的其他人员，因为下议院由他们选出，代表他们，是他们自由的社会卫士：不过，即便下议院反对王权却仍然得不到人们的支持时，他们依然是自由的社会卫士，这一点在威廉国王统治下的下议院托利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人们被追接受他们委托人（比如荷兰议员的情形）的命令，情形就会完全不同：像大不列颠下议院的议员这些有权有钱之士，如果放在这个天平上衡量，难以想像国王能影响大多数人，或能代表财产的比例。的确，国王能影响选举出来的集体代表；但目前这种影响在7年之中只用了一次，用以说服人民投出一票，很快这种影响就被废弃，没有技巧声望或财政收入来支撑它。所以我不得不认为，这方面的变化将会引起我们政府的整个改变，并迅速成为一个纯粹的共和国，并且还可能成为一种形式合宜的共和国。因为，虽然像罗马部落那样聚集起来的人群非常不适合这种政府，但当人们分散成小群体时更容易受理性和秩序的感染；民众的力量和潮流很大程度上被粉碎了；人们以某种方式继续追求着社会利益。无需进一步评价那种从来不会出现在大不列颠的政府形式，也无需评价那种不是我们任何一个政党目标的政府形式。让我们尽可能地珍惜和改善古代的政府体制，而不去刺激人们对那些危险新奇政体的欲望。

约翰·穆勒

个性的自由与人类的发展

本文选编自约翰·穆勒（1806-1873）的《论自由》，文字有修改。无疑，包容和鼓励不同的个性存在不仅对个人幸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群体和社会的发展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如同存在不同意见是有益的一样，存在不同的生活模式也是有益的。对于不同的性格，只要不伤害他人，就应给予它自由的空间，不同生活模式的价值应该通过实践来证实。基本上不牵涉到他人的事情，个性应当充分表现自我，这是值得想往的。凡是不以个人的性格，而是以传统或他人的习惯作为行为准则的地方，那里就缺少人类幸福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以及个人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不仅人们在做什么，而且人们做的方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人类用其生命不断完善和美好的所有成果中，其首要的肯定还是人本身。人性不是一台可以按照模型制造出来的机器，并且要它准确的完成规定的工作，而是一棵树，它需要依照使之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事物的内在力量的要求，全面的生长和发育。

我们不是要通过磨平他人身上所有的个性来形成一个一致性，而是要在他人的权力和利益所许可的范围内，培养和唤起一切属于个性的东西，使人变成一个所期望的高尚而美丽的对象。同时，由于这个工作分享了从事它的人们的特性，因而通过这一过程，人的生活也会变得丰富而多样、生气勃勃，给崇高的思想和情感更多丰富的养料，从而加强把每个人与其种族相连的纽带，使种族更加值得每个人引以为豪。他的个性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因而每个人变得自己更有价值，从而对他人也更有价值。这时，对于他个人的存在，生活（生命）也就更加充实，当各单个生活更充实时，那么由它们所构成的集体生活也将更加充实。

为了使得每个人的天性都能得到一个公平发展的机会，最根本的就是允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这种自由在一个时代实行到什么程度，那个时代对后人来说就具有多大的价值。只要在那个专制下的“个性”还存在，那个专制就不可能产生最坏的后果。任何摧毁个性的东西，都是专制，不论它叫个什么名字，不论它是否自认是在执行上苍的意志或者人的指令。

个性与发展是同一回事，而且只有培养个性才能够产生或者才会产生良好发展的人类。

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独创性在人类事务中是一个有价值的要素。我们不仅经常需要一些人发现新的真理，并且指出有些曾经是真理的东西现今已不再是真理；而且也需要一些人进行新的探索，在人类生活中作出更加文明的行为和更加高尚的趣味和意识的榜样。如果没有新的事情需要人们去做的话，人类的智力也就没有了。

在整个人类中，只有少数的人才能如是。他们的经验如果被别人采用的话，才可能对已经建立起的实践有所改良，没有他们人类生活将变成一潭死水。他们不仅引进了从前不曾存在过的美好事物，而且他们保持了过去存在过的美好事物的生命力。有天分的人是少数，而且也可能总是少数。但是为了得到他们，就必须保留适合于他们生长的土壤。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中自由的呼吸。有天分的人就是具有比旁人更多个性的人——因为他们很难把自己塞进社会（为免去形成自己性格的麻烦）为他们准备的模式，而不受到压迫的伤害。如同他们由于胆怯被迫同意进入了那些模式，同时让在压力下不能得到伸展的部分不伸展，那么社会也就不会由于他们的天分而变得更好。如果他们的性格坚强，能够打破束缚，那么他们就成为社会没有能使之蜕化为平庸的一个样板。

所有现存的美好的事物都是独创性的果实，但独创性是一件没有独创性思维的人感觉不到其用途的东西。有一种趋势是平庸在人类中处于主导位置，现在个人则完全消失在群体之中，平庸的人的统治变成平庸的统治。因之，如今敢于特立独行的人如此至少，正是当前这个时代危险的主要标志。我们忘掉了，通常正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不同才首先使人注意到通过自己这一类型的不完善以及另一类型的优越之处，或者使人类注意到通过把两者的长处相结合产生某种比原先的两个都更好的事物的可能性。

习俗的专制在各地都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长期障碍，它不停的反对追求比习惯更加美好的事物的意向——那种意向可以称作自由的精神，或进步和改良的精神。进步的原则，不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不论是作为对自由的热爱或对改良的热爱，都反对习俗的统治，至少是要求从那个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因而这两者之间的竞争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主要关注点。一个民族可以在一定的时期里是进步的，然后却停滞不前了。它在什么时候停滞不前呢？当它不再拥有个性的时候。

人类的发展有两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要使人们彼此不相像，必须有自由和多样化的环境。但现在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邻人、不同的行业很大程度上则可说是住在同一世界里了。他们现在读的是同样的东西，听的是同样的东西，去的是同样的地方。他们希望和恐惧都是同样的事情，他们具有同样的权利和自由，维护它们的手段和方式也相同。而且同化还在继续。当今时代的一切政治变化都在促进同化，因为它们都倾向于提高低的、降低高的。教育的每一扩大都在促进它，因为教育使人们接受共同的影响，使人们能进入事实和情感的总库。交通工具的改进也在促进同化，它使相距很远的人们都能进行交往，使人们能从一个地方迅速的移居到另一地方。商业和制造业的增长也在促进同化，它把舒适环境的优点扩散的更加广泛，开放了所有野心勃勃的目标，甚至最高的目标供人们去竞争，因而向上攀升的欲望不再是某一特殊阶级所独有的性格，而是所有阶级所共有的性格。在人类建造共同的相似中，比所有这些更为强大的力量是在这个以及其他自由国家中公共舆论所建立起来的优势——任何实质性的社会力量，都想把与公众的意见和倾向不同的意见和倾向置于其保护之下。

所有这些因素的联合形成了一股极大的对个性的敌视力量。当人类有段时间不大看见多样性的时候，人类很快就会变得想象不出多样性了。

自由与暴政发展的逻辑

本文选编自约翰·穆勒的《论自由》，文字有修改。自由作为一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理念，无论多少思辨和剖析加之其上，均不为过。

本文的主题不是意志自由，而是公民或社会的自由，［是］社会能对个人合法行使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在我们熟悉的那部分历史中，自由和权威的斗争是最惹人注目的特征。不过在古代这个斗争仅限于臣民或臣民中的某些阶层与政府之间。自由就是指对政治统治者们的暴政的防卫。统治者通常被认为是必然的与他们的被统治者处于对立的地位。这个统治者通常是一个人，或者一个部落，和一个等级或族姓。他们的权威都是来源于继承或征服。而且不论怎样，他们的统治都不是被统治者所乐于接受的。同时人类不敢或许也不愿意去挑战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威，尽管人们也可能采取一切措施来对付其压迫。

他们的权力被视作是必需的，同时也是极端危险的。他们把它用着镇压其臣民的一种武器，也是用来对付外来敌人的一种武器。为了防止社会中较弱的成员被无数秃鹫捕获，就必须有一个比其他猛禽要更为凶猛的动物去制服它们。但是由于这个猛禽之王与其他较小的秃鹫一样同为捕食者，所以秃鹫们就必须永远处于一种戒备状态以防御禽王的尖牙和利爪。因而，爱国者的目的就是要对统治者在执行他对群体的职权时加以限制，而这个限制就是他们所指的自由。人们曾经以两种方式试行过这种限制。第一种方式是通过获得某些被称作政治自由或权利的豁免权，统治者如果侵犯了它们就被视为违背了义务，而且一旦统治者侵犯了它们，特定的抵抗甚或普遍的造反就被认为是正当的了。第二种方式则为之后的一种权宜之计，就是建立一种法律上的制约。通过这种制约，使设想为能够代表其利益的社团或某种团体的同意，成为统治权力执行某种较为重要的行政行为的必要条件。只要人类还满足于用一个敌人来反对另一个敌人，还满足于由一个主子统治，那么当统治者保证他们多少还能有效的反对其专横时，人类就不会有更多渴望。

不过，在人类事务的前进过程中，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那就是人们不再认为他们的统治者天生就必须是一个独立的权力，并在利益上与他们对立。他们认为最好是国家各类官员是他们的租户或者代表，他们可以随意撤换。并且统治者由选举产生，且是暂时性的，可以更换。统治者能有效的对人民负责，同时人民能准时的更换他们，而人民应该把权力托付给他们，让他们按照人民的嘱托去运作它。他们的权力就是人民自己的权力，只是集中起来的，并是用了一种方便于执行的形式。

成功会把失败本来可能掩盖而不使人发现的错误和缺陷暴露出来。［当］一个民主共和国及时的在占据地球一大片的土地上诞生时，同时一个选举的和负责任的政府随着这一伟大的事件而产生了。这时，人们才认识到“自治”和“人民统治自身的权力”这些说法并未能表达出这一事件的真实情况。执行权力的人并不总是被统治的人；所说的“自治”也并不是每个人对自己的管制，而是被自身以外的人所管制的政府的管制。更有甚者，人民的意志实际上是人民中最大多数或人民中最活跃部分的意志。从而人民可能去压迫他们中的一部分，于是就必须像时刻提防其他任何权力滥用一样提防这种权力滥用，对于政府对个人的权力的限制丝毫没有失去其重要意义。在政治思想中，多数人的暴政至今已普遍的被视为社会需要时刻保持警惕的邪恶之一。

像其他的暴政一样，多数人的专横至今仍使人感到畏惧，主要因为它是通过公共权威的行动来实施的。当社会本身成为暴君，社会对构成社会的个人集体的施行暴政时，那么实施暴政的手段就会不限于通过其政府官员之手所能做之事了。社会能够施行的暴政就会比许多政治迫害更加可怕。因为尽管这种社会暴政通常不是凭借极端的惩处来维持，但它使人无法逃脱，它深深的渗透到生活的各个环节，奴役着心灵本身。因此，防御官员的暴政已经不够了，更需要防御流行的观念和情感的肆虐。从而，必须反对社会以通过民事处罚以外的手段把其自身的观念和做法，作为行为的准则而强加在不同意见的人身上，桎梏（束缚）任何与其不同的个性的发展——如果可能的话甚至阻碍其形成，并强迫所有个人按照其模式去铸造自己的倾向。

用集体意见合法的干预个人的独立应有一个限制。确立这个限制并维护该限制免遭蚕食，是维持和建立人类事务良好状况和反对政治专制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个命题虽然一般来说可能不会遭到争议，然而问题是该限制放在什么地方——如何在个人独立和社会控制之间做出适当的调整——却是个几乎在一切事务中都有待处理的问题。

本文要维护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对用强迫和控制的方式对待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事情采取绝对的控制，不论其是采用有形的力量进行合法的惩罚，或采用公共舆论的道德强制。人类不论是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被授权干预社会任何一个成员的行动自由时，唯一目的（只能）是自我防卫。能够违反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成员意志而正确行使的权利，必须是以防止其伤害他人为唯一目的，其个人的利益不论是有形的还是道德上的都不足以作为理由。任何个人行为对社会应负责任的，是牵涉到他人的那部分。在仅只牵涉到本人时，按照法律，他是绝对独立的。对于自身，他本人就拥有肉体和精神的主权。

这样一来，就有了人类自由的适当的领域。首先，它包括意识的内在领地；要求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良心自由、思想和情感的自由，在对待实际的或推测的、科学的、道德的或神学的所有问题上以及对待舆论和情感上的绝对自由。其次，是要求拥有趣味和追求的自由的原则；使我们的生活适合于我们的性格并据以规划我们生活的原则；做我们所喜爱的事情的自由，并承担可能的后果；不受我们同伴的任何阻碍，只要我们所做的没有伤害他们，即使他们认为我们的行为是愚蠢的、反常的，甚至是错误的。最后，从每个人的这种自由出发，在相同的限度内，就产生了另外一种自由，即个人之间联合的自由；不以伤害他人为目的的联合的自由。

总之，在一个社会里这些自由如果没有得到尊重，那个社会不论其政府形式是什么样的，就都不是自由的；而且如果这些自由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那么该社会也不是完全自由的。有资格获得这个名称的惟一自由，就是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追求我们利益的自由，只要我们不企图剥夺他人追求他们的利益，或者妨碍他人努力去获得它。每一个人是其自身健康的适合保护者，不论是肉体的或心灵的和精神的。让每个人按照似乎对他自己有利的方式生活，比强迫他按照似乎对他有利的方式去生活要好。

（然而）世界上还有一种不断增长的倾向，那就是通过舆论的力量，甚至立法的手段不适当的扩张社会对个人的控制，而且由于世界上的所有变化都倾向于加强社会的权利、缩小个人的权利，这种蚕食变成了不会自然消失的邪恶之一；相反，它们会变得越来越可怕。不论是统治者还是一般公民，都想要把自己的意见和爱好作为行为的准则强加在别人身上，人类的这种本性得到了伴随人类天性而来的某些最好的和某些最坏的情感的强烈支持，除了权力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抑制它。而且，只要该力量不出现衰退而是继续成长，除非有一种强烈的道德信念的屏障能够起来抵制它，否则这种毒害在人类目前的状况下，我们就只能看着它增长了。

黑格尔：精神的力量与国家

本文选编自黑格尔的《小逻辑》，系1818年10月12日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就职时的开讲辞。

[曾经]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鹜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现在，现实潮流的重负已渐减轻……在国家内，除了现实世界的治理之外，思想的自由世界也会独立繁荣起来。一般讲来，精神的力量在时间里已有了如此广大的效力：即凡现时尚能保存的东西，可以说只是理念和符合理念的东西，并且凡能有效力的东西必然可以在识见和思想的前面获得证明……由此足见，教育和科学所开的花，本身即是国家生活中一个主要的环节。

不仅是说一般的精神生活构成国家存在的一个基本环节，而是进一步说，人民与贵族阶级的联合，为独立，为自由，为消灭外来的无情的暴君统治的伟大斗争，其较高的开端是起于精神之内。精神上的道德力量发挥了它的潜能，举起了旗帜，于是我们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在现实中均得施展其威力和作用。

而且一切正义的、道德的、宗教的情绪皆集中在这种热情之中。——在这种深邃广泛的作用里，精神提高了它的尊严，而生活的浮泛无根，兴趣的浅薄无聊，因而就被彻底摧毁。而浅薄表面的识见和意见，均被暴露出来，因而也就烟消云散了。这种精神上情绪上深刻的认真态度也是哲学的真正的基础。哲学所要反对的，一方面是精神沉陷在日常急迫的兴趣中，一方面是意见的空疏浅薄。精神一旦为这些空疏浅薄的意见所占据，理性便不能追寻它自身的目的，因而没有活动的余地。当人们感到努力以寻求实体性的内容的必要性，并转而认为只有具实体性内容的东西才有效力时，这种空疏浅薄的意见必会消逝无踪。但是在这种实体性的内容里，我们看见了时代，我们又看见了这样一种核心的形成，这核心向政治、伦理、宗教、科学各方面广泛的开展，都已付托给我们的时代了。

这种实体性的内容的青春化现在正显示其直接的作用和表现于政治现实方面，同时进一步表现在更伟大的伦理和宗教的严肃性方面，表现在一切生活关系均要求坚实性与彻底性方面。最坚实的严肃性本身就是认识真理的严肃性。这种要求——由于这要求使得人的精神本性区别于他的单纯感觉和享受的生活——也正是精神最深刻的要求，它本身就是一普遍的要求……

真理的王国是哲学所最熟悉的领域，也是哲学所缔造的，通过哲学的研究，我们是可以分享的。凡生活中真实的伟大的神圣的事物，其所以真实、伟大、神圣，均由于理念。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自然界是注定了只有用必然性去完成理性。但精神的世界就是自由的世界。举凡一切维系人类生活的，有价值的，行得通的，都是精神性的。而精神世界只有通过对真理和正义的意识，通过对理念的掌握，才能取得实际存在。

……我首先要求诸君信任科学，相信理性，信任自己并相信自己。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

那隐蔽着的宇宙本质自身并没有力量足以抗拒求知的勇气。

对于勇毅的求知者，它只能揭开它的秘密，将它的财富和奥妙公开给他，让他享受。

亚当·斯密

同情

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后人从其理论中强化出“经济人”这一概念，即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会作出最优化选择，也就是最有利于个人的决策。然而这却导致了斯密乃至经济学中很多观点被人们所误解。事实上，斯密的思想有着更丰富的表述，本文即选自他的《道德情操论》，表现了作者对人性更为广阔的思考。

在人的天性中总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无论一个人在他人眼中是如何自私，他总是会对别人的命运感兴趣，会去关心别人的幸福；虽然他什么也得不到，只是为别人感到高兴。当我们亲眼目睹或是设身处地的想象他人的不幸时，我们的心中就会产生同情或怜悯。我们常常会为别人的痛苦而痛苦，这是无须证明的事实。像人性中所有与生俱来的感情一样，这种情感决不只专属于善良的人，尽管他们可能对此最为敏感。即使是一个无赖，罪大恶极，无视一切社会规范，他也不会完全丧失同情心。

要想对他人身处的境遇有所体验，我们只能设身处地的想象，因为我们无法直接了解别人的感受。只要我们自己还能置身事外，即便我们的兄弟在忍受酷刑折磨，我们也感觉不到他们的痛苦。感官从来不会也不可能超越我们自身，只有依靠想象，我们才能对他人的感受略有所知。而想象除了告诉我们如果身临其境会怎样以外，并没有别的长处。这时我们感官的印象并不是他人真实的感受，而只是对他人感受所做的模拟。我们依靠想象将自己置于他人的境遇之中，以及自己正经受着所有同样的痛苦，又仿佛进入他体内，与他合而为一，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体会到他的感受。于是，当我们全然接收了他人的痛苦并将其变为自己的痛苦时，我们终于为之所动，一想到他的感受就不由得浑身颤抖。任何痛苦或忧伤都会激起过度的悲哀，因为当我们在头脑中为自己构拟出这样一种情境时，就会或多或少的带来一些与之相应的情绪。

正因为我们能够设身处地的想象别人的痛苦，我们才能产生与他们相似的感情。如果觉得以上这些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还有许多显而易见的观察可以证实。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手脚将要挨打的时候，我们会情不自禁的缩回自己的手脚；如果这一下真的打在他身上，我们会觉得好像打在自己身上一样。当一个舞蹈者在松弛的绳索上翻腾、摇摆，努力保持身体平衡的时候，紧盯着他的观众也会不自觉的作出类似的举动，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仿佛也正在绳上，身不由己。

我们不仅能对痛苦和悲哀的情景产生同情。一个有心的旁观者会对现场的任何一种激情发生反应，只要想到自己置身其境，他心中就会涌起一种类似的情绪。每当我们在舞台上看到自己所热爱的传奇人物脱离困境时，心中总是那么高兴，就像为他们的遭遇感到忧伤一样。我们为他们的幸福感到欣慰，正如对他们的不幸抱有真切的同情。我们对那些在危难之时未曾背叛他们的忠诚的朋友怀有同样的感激之情，并且对那些伤害、抛弃或者欺骗他们的背信弃义之徒也同样感到由衷的愤恨。旁观者通过设身处地的想象能够产生与受难者一致的情感，包括震撼人类心灵的每一种激情。

有时候我们似乎一注意到别人的情绪就会产生“同情”。即使还不知道当事人为什么如此激动，激情就好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一个人身上传染到另一个人身上。如果一个人在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明显的悲喜之情，就会立即在观者心中激起共鸣。笑脸随处受人欢迎，忧戚的面容却只会令人沮丧。

然而事情并非一概如此。有一些情绪，如果我们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非但不会报以同情，反而会觉得非常讨厌。面对愤怒者的胡作非为，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发怒，也就不会设身处地的替他考虑，体会他的怒气。可是那些受气者的处境是有目共睹的，我们都知道在对方盛怒之下他们容易受到伤害。因为同情他们的恐惧和不满，我们通常都会站到他们一边，反对那些气势逼人的发怒者。

分工

亚当·斯密所著《国富论》是其经济学理论和观点的集中体现，本文摘编自《国富论》，作者通过从对工厂生产针这一普普通通商品的分析入手，深入阐述了劳动分工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对本文的阅读，可以窥经济学学科之一斑，有助于深入理解和分析经济社会现象。

劳动者产出能力的最大改进，以及在劳动力的运作或应用过程中所体现的大部分技能、熟练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通过考察个别制造业的劳动分工状况，就可以更加容易的理解社会一般劳动分工所产生的结果。

制针业虽然极其微小，但其劳动分工却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我在这里用它作为例子。如果一个工人没有受过相应的职业（劳动分工）训练，又不知道怎么样使用这种职业的机器（这种机器的发明恐怕也正是劳动分工才使其成为现实），那么即使他竭力工作，也许一天连一枚针都制造部出，更谈不上制造20枚针。但是按照目前这个行业的制造方式，不仅整个工作都已经成为专门的职业岗位，而且这种行业所分成的许多部门的大部分也已经成为了专门的职业。

第一个人抽铁丝，第二个人将其拉直，第三个人将其截断，第四个人将铁丝一端削尖，第五个人磨光另一端，以便安装针头。接下来是做针头，要进行两到三个不同的操作工序。装针头是一个专门的职业，将针头涂白色是另一个专门的职业，甚至于连装进纸盒都是专业的职业。这样，制针业中的重要项目就大约被分为18个不同的工人来担任。当然，在某一些工厂中有时由一个人兼任两三道工序的现象也是存在的。

我曾经见过一个这样的小工厂，那里只雇用了10个工人，因为在该工厂中，有几个工人分别从事两三种不同的工序。如果他们全力以赴的话，一天就可以生产出12磅的成品针。以每磅中等型号的针有4000枚来计算，这十个工人每天就可以制造出48000枚针，这样他们每人每天就可以制造出4800枚针。但是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没受过一种专门的职业训练，那么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毫无疑问是无法在一天中制造出20枚针的，甚至可能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不能完成由适当分工合作之后而制成的1/240的数量，甚至连该数量的1/4800能否制造出来恐怕也尚未可知。

在其他各种工艺和制造业中，虽然有许多行业无法进行这样细密的分工，其操作也不能变得如此简单，但是劳动分工的效果却总是与这种微不足道的制针业一样。只要能够进行劳动分工，劳动者的产出能力就能相应成比例的增长。各种不同行业之所以彼此分立，似乎也是由于分工带来的好处的结果。那些具有最发达的产业和劳动生产率改进程度的国家，其劳动分工也最为彻底；在落后社会中一个人所做的工作，在进步社会中则一般都由几个人来分工承担。

这种由于有了劳动分工，所导致同样数量的劳动者能够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的现象，可归因于三种不同的方面：第一，由于每个劳动者的熟练程度的提高；第二，由于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的时间，而这种转移通常要损失不少时间；第三，由于大量机器的发明便利和简化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工作。

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改进，势必使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增加。劳动分工的结果，使得各个劳动者的劳动局限到某种简单的操作，并使这种简单操作成为他终生唯一的职业，当然可以使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得到大大提高。

第二，由于分工所节约的由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的时间而带来的好处，要比我们乍看起来所想象的好处大得多。人们不可能很快的从一种工作转入到另一种不同工作地点和劳动工具的工作中。

第三，也即最后，应用适当的机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方便和简化劳动这是每个人都确然知道的。无须举例来说明。我在此只想说的是，那些使得劳动变得如此方便和简单的机器发明的过程，最初似乎也是由于劳动分工带来的。当人们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一个单一的目标，而不是分散到许多不同的事物上时，他们就更有可能发现更加容易、更加迅速的达到目的的方法。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

本文选自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书。存在主义构建了一套复杂的逻辑体系，通过对信仰、神、人性、责任、价值、存在等概念的反复锤炼，体现出其追求极度人的自由的理念。

我们说存在先于本质的意思是指什么呢？意思就是说首先是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所以，[外在所设定的]人性是没有的。人就是人。这不仅说他是自己认为的那样，而且也是他愿意成为的那样——是他（从无到有）从不存在到存在之后愿意成为的那样。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而且这也就是人们称作它的“主观性”所在……但是我们讲主观性的意思除了说人比一块石头或者一张桌子具有更大的尊严外，还能指什么呢？

我们的意思是说，人首先是存在——人在谈得上别的一切之前，首先是一个把自己推向未来的东西，并且感觉到自己在这样做。人确实是一个拥有主观生命的规划，而不是一种苔藓或者一种真菌，或者是一棵花椰菜。在把自己投向未来之前，什么都不存在；连理性的天堂里也没有他；人只有在企图成为什么时才取得存在。可并不是他想要成为的那样[来自先前的自发的决定]。

不过，如果存在真的先于本质的话，人就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所以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使人人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负担起来。还有，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

当我们说人自己作选择时，我们的确指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亲自作出选择；但是我们这样说也意味着，人在自己作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作出选择。因为实际上，人为了把自己造成他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而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动中，没有一个行动不是同时在创造一个他认为自己应当如此的人的形象。

存在主义者不相信热情有什么力量。他从不把伟大的热情看作是一种毁灭性的洪流，能够像命运一样把人卷进一系列的行动，从而把这些行动归之于热情的推动。存在主义者也不相信人在地球上能找到什么天降的标志为他指明方向；因为他认为人对这些标志愿意怎样解释就怎样解释。

（存在主义）不能被视为一种无作为论的哲学，因为它是用行动说明人的性质的；它也不是一种对人类悲观主义的描绘，因为它是把人类的命运交在他自己手里，所以没有一种学说比它更乐观的。它也不是向人类的行动泼冷水，因为它告诉人除掉采取行动外没有任何希望，而惟一容许人有的生活的就是靠行动。

虽然我们无法在每一个人以及任何人身上找到可以称为人性的普遍本质，然而一种人类处境的普遍性仍然是有的。……我们可以说有一种人类的普遍性，但是它不是已知的东西；它一直被制造出来。在选择我自己时，我制造了这种普遍性；在理解任何别的人、任何别的时代的意图时，我也在制造这种普遍性。

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通过自由承担责任，任何人在体现一种人类类型时，也体现了自己——这样的承担责任，不论对什么人，也不管在任何时代，始终是可理解的——以及因这种绝对承担责任而产生的对文化模式的相对性影响。

我们是为了自由而追求自由，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和通过特殊的情况追求的。还有在这样追求自由时，我们发现它完全离不开别人的自由，而别人的自由也离不开我们的自由。显然，自由作为一个人的定义来理解，并不依靠别的人，但只要我承担责任，我就非得同时把别人的自由当作自己的自由追求不可。我不能把自由当作我的目的，除非我把别人的自由同样当作自己的目的。

人道主义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人们可以把人道主义理解为一种学说，主张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且是最高价值。……一个（人）驾驶飞机高高飞在群山之上，喊道：“人真是了不起啊！”这意味着，虽然我本人没有造出飞机来，但我却从这些发明得到益处，而且我本人，由于是一个人，就可以认为自己对某些人的特殊成就负责，并且引以为荣。这就是认为我们可以根据某些人的最出色行为肯定人的价值。这种人道主义是荒谬的，因为只有狗或马有资格对人作出这种总估价，并且宣称人是了不起的，而且它们从来没有作出这种总估价的傻事——至少，以我所知没有作过。但是一个人对全人类进行估价也是不容许的。存在主义从来不作这样的判断；一个存在主义者永远不会把人当作目的，因为人仍旧在形成中。

但是人道主义还有另一个意义，其基本内容是这样的：人始终处在自身之外，人靠把自己投出并消失在自身之外而使人存在另一方面，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的才得以存在。既然人是这样超越自己的，而且只在超越自己这方面掌握客体，他本身就是他的超越的中心。除掉人的宇宙外，人的主观性宇宙外，没有别的宇宙。这种构成人的超越性（超越自己）和主观性（指人不是关闭在自身以内而是永远处在人的宇宙里）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叫做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所以是人道主义，因为我们提醒人除了他自己外，别无立法者；由于听任他怎样做，他就必须为自己作出决定；还有，由于我们指出人不能返求诸己，而必须始终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解放（自己）的或者体现某种特殊（理想）的目标，人才能体现自己真正是人。

存在主义只是根据一贯的无神论立场推出其全部结论。它的用意丝毫不是使人陷于绝望。如果所谓绝望是指不信仰而言，那么存在主义的绝望是有点不同的。人类需要重新找到自己，并且理解到什么都不能使他挣脱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主义是乐观的。它是一个行动的学说。

以赛亚·伯林：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本文选编自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论》。以赛亚·伯林是上世纪英国哲学家，其所提出的两种自由概念有着广泛的影响。

如果人们对于生活的目的从未有过分歧，如果我们的祖先仍然生活在无忧无虑的伊甸园中……（是否）关于终极目的的冲突可能不再发生，但政治问题，如宪法和立法问题，依然会产生？

主导我们自己世界的那些争端中最大的，是长久以来一种存在的政治核心问题，即服从与强制的问题。“为什么我[或任何人]必须服从另一些人？”“我为什么不能如我所愿的生活？”“我必须服从吗？”“如果我不服从，我会被强制吗？”“又由谁来强制、强制到何种地步、以什么名义、为着什么目的进行强制？”

强制某人即是剥夺他的自由。但剥夺他的什么自由？人类历史上的几乎所有道德家都称赞自由。同幸福与善、自然与实在一样，自由是一个意义漏洞百出以至于没有任何解释能够站得住脚的词。我只想考察这些含义中的两种，却是核心的两种。

自由的政治含义中的第一种，[遵从许多先例]我将称作“消极自由”，它回答这个问题：“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的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第二种含义我将称作“积极自由”，它回答这个问题：“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这两个问题是明显不同的，尽管对它们的回答有可能是重叠的。

消极自由的观念

我们一般说，就没有人或人的群体干涉我的活动而言，我是自由的。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资源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人能够不被别人阻碍的行动的领域。如果别人阻止我做我本来能够做的事，那么我就是不自由的；如果我的不被干涉的行动的领域被别人挤压至某种最小的程度，我便可以说是被强制的，或者说，是处于被奴役的状态的。

当然，强制并不是一个涵盖所有形式的“不能”的词。我说我不能跳离地面十码以上，或者说因为失明而无法阅读，或者说无法理解黑格尔的晦涩的篇章，但如果说就此而言我是被奴役或强制的，这个说法未免太奇怪。强制意味着在我可以以别的方式行事的领域，存在别人的故意干涉。只有当你被人为阻止达到某个目的的时候，你才能说缺乏政治权利或自由。纯粹没有能力达到某个目的不能叫缺少政治自由。……（在此），判断受压迫的标准是：我认为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阻碍了我的愿望。在这种意义上，自由就意味着不被干涉。不受干涉的领域越大，我的自由也就越广。

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如何，并不与民主或自治逻辑的相关联。大体上说，与别的制度相比，自治更能为保有公民自由提供保证，也因此受到自由主义者的捍卫。但个人自由与民主统治并无必然的关联。对“谁统治我？”这个问题的回答，与对“政府干涉我到何种程度？”这个问题的回答，在逻辑上是有区别的。最终，正是在这种区别中，存在着消极与积极自由两种概念的巨大差异。当我们试图回答“谁统治我？”或“谁告诉我我是什么不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不是回答“我能够自由的做或成为什么？”这个问题时，自由的“积极”含义就显露出来了。

民主和个人自由的关联要比这二者的许多拥护者所认为的还要脆弱。自我管理的要求，或至少参与我的生活由以得到控制的过程的要求，也许是与对行动的自由领地的要求同样深刻的愿望，甚至在历史上还要更加古老。但这并不是对同一种东西的要求。事实上，这两种要求是如的不同，以致最终导致了支配我们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大撞击。因为，在“消极”自由观念的拥护者眼中，正是这种“积极”自由的概念——不是“免于……”的自由，而是“去做……”的自由——导致一种规定好了的生活，并常常成为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

积极自由的观念

“自由”这个词的“积极”含义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意志活动的工具。我希望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一个客体；希望被理性、有意识的目的推动，而不是被外在的、影响我的原因推动。我希望是个人物，而不是希望什么也不是；希望是一个行动者，也就是说是决定的而不是被决定的，是自我导向的，而不是如一个事物、一个动物、一个无力起到人的作用的奴隶那样，只受外在自然或他人的作用，也就是说，我是能够领会我自己的目标与策略且能够实现它们的人。

当我说我是理性的，而且正是我的理性使我作为人类的一员与自然的其他部分相区别时，我所表达的至少部分就是上述意思。此外，我希望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主动的存在，是对自己的选择负有责任并能够依据我自己的观念与意图对这些选择做出解释的。只要我相信这是真实的，我就感到我是自由的；如果我意识到这并不是真实的，我就是受奴役的。

成为某人自己的主人的自由，与不受别人阻止的做出选择的自由，初看之下，似乎是两个在逻辑上相距并不太远的概念，只是同一个事物的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而已。不过，历史的看，“积极”与“消极”自由的观念并不总是按照逻辑上可以论证的步骤发展，而是朝不同的方向发展，直至最终造成相互间的直接冲突。

卢梭：社会契约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思想家，本文选编自其名著《社会契约论》（武汉出版社2012年版，戴光年 译），社会契约是卢梭重要的思想观点，本文体现了作者关于社会契约的基本概念、设想以及实践展望，通过阅读本文，能启发人们关于建立良好的个人与社会间的秩序的思考。

人是生而自由的，却又无时不处在枷锁之中。人类向来认为自己是万物的主宰，但事实上，他们比其他任何事物所受的奴役都要多。

一个人自己的力量和自由是他维持自己生存的首要条件，那么，他自己的力量和自由在与别人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过程中，他如何才能使自己不处于危险中并且又不至于忽视对自己的关照呢？这一难题所引出的主题，可用下述话来表达：

“怎样才能找到这样一种形式的联合：它在能够用全体成员所结成的集体力量保护其联合者的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同时，又可使每个成员在联合过程中不用听从于其他的人，而是仅仅服从于自己的意愿，并且可以像以前一样拥有自己的自由。”这便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这项契约的条款都是由人类的行为本质决定的，使得该条款如此精确，以至于哪怕最微小的更改都会使它变得失去原有含义；尽管它们可能从未被明确表述过，但它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相同的，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可；倘若人们违反了这种社会契约，他们会重新获得其原有的自然权利，同时失去了用天然自由换取的契约自由，并且重新获取他们的天然自由。

人人都认可的这些条约可被简要的表述为一句话：每个成员（联合者）都将自己的全部权利转让给整个共同体。这样，首先，只有每个人都将自己完全奉献出来，对于每个人的条件才能平等，其他人的负担就是自己的负担，为他人增加负担，对于任何人都无利。其次，只要这种权利的转交是完全的、无条件的，整个集体将处于最佳状态，任何个体的成员将不再拥有私人的权利。只要有一个人还保留着他的某一项权利，在没有更高的权威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进行裁决的情况下，这个人在某项事情上就开始成为自己的权威，久而久之，这种权力就会逐渐扩大。如此下去，人们又都会恢复到自然状态中去，人们的这种联合体便会面目全非或干脆荡然无存。最后，每个个体都毫无保留的将自己奉献给联合体，就相当于没有把自己交给任何个人，每个成员都不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权利。这样，每个人不但获得了他所付出的同等价值的东西，还获得了来自更多力量的保护。

如果把社会契约中的非本质因素剔除，我们就可将社会契约归结为如下公式：“在公共意志的最高指导下，我们每个人都将自身及自己的一切权利交出来，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随后，这种联合行文就创造出了一个人为的集合体，使各位缔约者都不再成为单独的个人，这一团体是由众多成员组成；通过这种共同行为，这个团体成为一个统一体，它形成了统一的自我意识，拥有自己的生命和意志。

由于社会契约，人类所失去的是他天赋的自由和对任何东西都可以占有的无限制的绝对权，而获得的是社会的自由和他对占有财产的合法权利。

最后，可作为整个社会系统赖以生存的基础：社会契约远没有破坏自然的平等，相反，它把人类天生的身体上的不平等用道德和法律的平等取而代之；从此，不管人与人之间在体力与智力上是如何的不平等，人类通过社会契约和法律权利拥有了完全的平等。

茨威格: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本文选编自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历史本是平缓的进程中，总似乎在突然间，有某些人物的思想或行动激起巨大的波澜，如穿破暗夜的星光。这是上苍给予人类的恩惠，汇成了历史中绵延闪耀的星河，我们当心存敬意。

没有一个艺术家会在他一天的二十四小时之内始终处于不停的艺术创作之中；所有那些最具有特色、最有生命力的成功之作往往只产生在难得而又短暂的灵感勃发的时刻。历史——我们将其赞颂为一切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和演员——亦是如此，历史不可能持续不断的进行新的创造。

尽管歌德（1749-1832）曾怀着敬意将历史称为“神明的神秘作坊”，但在这作坊里发生的却是许多数不胜数无关紧要和习以为常的事。在历史中也像在艺术和在生活中到处遇到的情况一样，那些难忘的时刻并不多见。这个作坊通常只是作为编年史家，冷漠而又从不间断的把一件一件的事实当作一个又一个的环节连成一条长达数千年的链条，因为所有那些最重要的历史性时刻都需要有酝酿的时间，每一桩真正的事件都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

在一个民族内，为了产生一位天才，总是需要有几百万人。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的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的流逝。

不过，诚如在艺术上一旦有一位天才产生就会流芳百世一样，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旦发生，就会决定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历史进程。那些数不胜数的事件也都往往会像避雷针的尖端集中了整个大气层的电流一样，集中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会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存亡真正整个人类的命运。

这种充满戏剧性和命运攸关的时刻在个人的一生中和在历史的进程中都十分难得：这种时刻往往只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甚至常常只发生在某一分钟，但它们的决定性影响却超越时间。……[它们]是这样一些群星闪耀的时刻——我之所以如此称呼它们，是因为它们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终将消逝的黑夜。

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越历史本身。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四大自由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882－1945，史称“小罗斯福”），1933年起美国第32任总统，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四届的总统。本文为罗斯福1941年1月6日致美国国会的咨文中的一段话。

我们致力于保证未来的岁月能够安定，我们期待将来有一个建立在人类四项基本自由基础之上的世界。

第一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有言论与表达意见的自由。

第二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崇拜神的自由。

第三是免于匮乏的自由。从世界范围的意义上说就是要经济上达成共识，保证世界任何地方，每个国家的居民都能过健康与和平的生活。

第四是免于恐惧的自由。从世界范围的意义上说，就是进行世界性的裁军，使世界上任何地方，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向任何邻国发起侵略行动。

这不是对遥远未来的黄金时代的幻想。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世界必须具有的基础。这种世界可以在这个时代，由我们这一代人得到。我们追求的世界，与独裁者企图用炸弹炸出来的所谓“新秩序”的暴政正好相对立。

我们以道德秩序这个伟大的观念来反对那种新秩序。一个好的社会，能够毫无恐惧的面对企图主宰世界以及在别国发动革命的各种计划。

自有美国历史以来，我们就从事于改革——从事不间断的和平革命。我们持久的进行革命，默默的使其不断适应外部情形的变化。我们的革命没有集中营，也没有万人冢。我们要建立的世界秩序是自由国家之间的合作，是文明友好的社会的共同事业。

我们的国家已经将其命运托付给千百万自由的男女公民，由他们的双手、头脑和心灵来决定；并将其对自由的信念置于上苍的指引之下。自由就是人权在所有地方高于一切。我们支持一切为了得到并保持这些权利而奋斗的人们。我们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目标的一致。

这种崇高的观念舍胜利而无其他结局。

贝多芬：最后的无声的旋律

本文系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的遗嘱，选编自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苦难对于这位音乐大师来说或许正如其本人所言：扼住命运的咽喉，用苦难铸就欢乐；而对于生活而言，更多的则应在于对弱者的关注和帮助。

唉，你们对我是多么的不公平啊！你们这些人，竟把我看作或让我被人看作是一个心怀怨恨的、疯癫的，抑或是愤世嫉俗的人！你们并不知道在那些外表下面的深层原因！从童年时起，我的心灵和精神便都追求温柔的仁慈情感。我也始终准备去完成一些伟大的事业。可是，请你们想一想，这六年来，我的健康状况是何等糟糕。

尽管我生来具有一种积极而热烈的性格，能适应社会上的各种消遣，但是，由于这种病痛，我不得不被迫与人们分离，过着孤独的生活。有时候，我强烈的想改变这种状况，但我的残疾病症却日复一日的煎熬着我，并且这种悲惨的感受不断加深、翻新，阻止我重新走进生活。然而我又无法跟别人说：“大声点儿，大声喊，我是个聋子！”……因此，如果当我本想与你们作伴而你们又看到我孤僻自处的话，请你们多加谅解。

疾病的折磨让我倍感痛苦，我因为这个疾病经常被人们误解。在交往中，在微妙的谈话时，我能感受到大家在彼此倾诉，但是却听不见任何言语，感受不到一丝慰藉。我只能生活在孤单的世界里，完全的孤单。我越是从心底里迫切希望在交际场合露面，我在现实生活中就越是不能越雷池一步。我就像一个被放逐者一样，过着形单影只、与世隔绝的生活。只要一靠近交际场合，我就会感受到一种揪心的忧虑，随时都要担心他人发现我有残疾。

为了避开更多的交往，我最近刚在乡下住了半年。我那高明的医生劝我尽量保护好自己的听觉，这当然正是我的心愿。然而，有很多次我非常渴望与人接触，并心痒痒的禁不住就要去，但是，在我旁边的一位听见远处的笛声而我却什么也听不见的时候，或者他听见牧童在唱歌，而我却什么也没听见的时候，那是何等的耻辱啊！

这种无奈的经历使我完全陷入到绝望的边缘：我差一点儿就要了结自己的生命了。——是艺术，只有它把我挽留住了。啊，我感到，在完成被赋予的全部使命之前，我是不能离开这个世界的。因为这个原因，我坚持活了下来，——那真的是一种悲惨的生活，——这具躯体是那么的虚弱，即使一点儿微小的变化也能把我最佳状态驱入到最糟糕的境地！——“要忍耐！”——别人就是这么说的。现在，我的生活指南就是忍耐。

我终于有了足够的耐心。——但愿我的这种决心能够长久，能够坚持到无情的死神来掐断我的生命线。也许这样反倒好，也许并不好，我已有所准备了。——二十岁，我就已经被迫成为哲学家，这不是容易的事。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这一点比其他的人更加的艰难。

上苍啊，你能从苍穹渗入我的内心深处，你了解它，你知道它抱有对人类的爱和行善的愿望！啊，人们啊，如果有一天你们看到这句话，想一想你们曾经对我是不公平的，但愿那些不幸的人看到我的苦难时能聊以慰藉。尽管命运给了我种种障碍，但是我竭尽自己所能，以跻身于艺术家和精英们的行列。

爱德华·吉本：古罗马城的毁灭

本文选编自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古罗马城是一座文明、繁荣而又强盛的城市，思考这座伟大城市的衰落，不仅能丰富人类的认知，更能增加人们对现代城市发展的思考。

在1000多年的时间中持续发生作用，致力于毁灭[罗马城]的四个主要原因是：I. 时间和大自然的损害。II. 野蛮人和基督教徒们的敌意的进攻。III. 对材料的利用和滥用。IV. 罗马人的内部纷争。

I. 　人的技艺完全能够建造出比他自己的短暂一生更为长久得多的纪念物：然而，这些纪念物，却和人自身一样，终归会消亡和消失；在那无穷岁月的长河中，他的生命和他的劳作都同样可以说是转瞬即逝。但对于一座坚固的建筑，无论怎样我们却很难确定它将能存在多久。金字塔，作为古代的遗迹，吸引着古代人的好奇心：一百代人过去了，秋天的树叶一直落向那座坟墓；在法老和托勒密、凯撒和哈里发全都过去以后，同是那些金字塔仍巍然屹立在尼罗河岸边。

火是关系人的生死的一种最强大的力量：一场迅猛的灾祸可以由人类有意或一时疏忽引发和加以传播；罗马历史的每个时期都有有关这种灾害重复发生的记录。在那苦难和无政府主义的年代里，每一个伤害都是致命的，每一件物体毁坏便永无恢复之日。

由于罗马所在的位置，她[还]常会遭受水灾的危害。高大的建筑可以或者被突如其来的洪流冲走，或者被长时间的大水浸泡而瓦解或坍塌。对河流的制服是人类在征服狂暴的大自然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最重要的胜利；如果这样在一个坚强而积极的政府的控制之下，第伯河尚能如此肆虐，那么在西部[罗马]帝国衰亡以后又有什么可以阻挡，或有谁能够数的清，这座城市所受到的灾害？

II. 　每个民族都有众多的作者把罗马的各种纪念物的毁灭归罪于哥特人和基督教徒，但他们忘记了先去研究一下，有什么仇恨思想使他们仇恨到何种程度，以及他们实际拥有多少手段和闲暇来充分发泄他们的仇恨。简单明了的真实情况是，那些北方的征服者既非那么野蛮，又没有那么高的文明来设想出这样一个不凡的毁灭和复仇的计划。

这指责的对象似乎应从这些无辜的野蛮人身上转移到罗马的天主教徒身上去。那些魔鬼的雕像、祭坛和庙宇都是他们的眼中钉；在该城完全处于他们的绝对控制之下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以极大的热情和决心，努力去摧毁他们的祖先所崇拜的偶像。

东部的神庙的被毁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行动的榜样，也为我们提供了可信的论据；也有可能，这罪行或美德的一部分则仅仅局限于对异教迷信的纪念物；那些用于商业或公共娱乐的民用建筑则可能不受侵害、不受指责的被保留了下来。

III. 任何可以满足人类的需求和享乐的东西的价值都是由于它的实质与形式、材料和制作结合而成。它的价格必然取决于可能需要它和使用它的人数的多少；取决于市场的规模；还最终取决于由该商品的性质、它所处的地位和当时世界的暂时情况决定的外运销售的难易。

野蛮人对罗马的征服在极短时间内篡夺了几代人的劳动成果与财富；但是，除了直接消耗的奢侈品，他们对那些不能装上哥特人的大车或汪达尔人船只搬往外地的东西，必然只是无兴趣的看看而已。金银是他们的贪婪的第一目标，……不够积极或运气欠佳的掠夺者们，便只能抢到一些价值更低的黄铜、铅、铁或铜器了：所有逃过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抢劫的东西则被希腊的暴君一扫而光了；还有君士坦斯皇帝，在他那次掠夺性的访问中，竟揭去了万神庙顶上所有的铜瓦。罗马的密集建筑可以看作是一个什么都有的巨大的矿藏：查理大帝，这位法兰西君王新的亚琛会议宫全是由拉文纳和罗马的大理石装饰起来的；在查理大帝之后500年，西西里国王罗伯特更大量获取了那同样的材料，[对此]彼得拉克不禁愤怒的悲叹道，这座古老的世界都城竟会掏出她自己的心肝来装饰那不勒斯的堕落的奢华。当然，还有后来的土耳其人。

罗马城墙仍旧标示出那古老的城圈，但是这城市实际已从那7座山丘上往下移，有些曾逃过时间的伤害的最贵重的纪念物已被远远抛在人群的居住区之外了。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宗教的]这种虔诚的设施已增加了许多倍。市民人数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对这座古城[也]是十分有害的。

IV. 　造成毁坏的最大、最有威力的一个因素，那就是罗马人自身之间的内部纷争。从1世纪初算起，在长达500年的黑暗时期中，罗马始终处于贵族和人民、圭尔夫派和吉贝林派、科隆纳家族和乌尔西家族的血腥斗争的煎熬之中。在一个一切争端都靠武力解决，谁也不能把自己的生命财产交托给无力的法律的时期，有钱有势的市民便针对他们所惧怕或憎恨的内部敌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或为了进攻别人，武装起来。贵族们都窃取了在他们住处设防，建立坚固的、可以抵御突然进攻的塔楼的特权。古代遗留下来的建筑最多的是被用以达到这种罪恶的目的：那些庙宇和拱门为那些新的砖石结构提供了宽阔而坚实的基础。……只须经过一些微小的改造，一座剧院、一座圆形剧场、一座陵墓就能变成一座坚固而宽大的堡垒。

所有设防的地方都将遭到攻击，凡受到攻击的地方都可能被摧毁。在尼古拉四世死去之后，没有君主，也没有一位元老的罗马，整整6个月被抛弃于疯狂的内战之中。“房子，全被飞来的巨大石块砸毁；城墙也被墙锤撞得百孔千疮；那些塔楼陷入一片火光和烟雾之中；而那些进攻者则一心想着掳掠和复仇。”这种破坏活动更因法律的专横而登峰造极；意大利的各派轮番向各自的对手进行盲目的无原则的报复，把他们的房屋和城堡夷为平地。

拿那和外敌斗争的日子和国内斗争的年代作一比较，我们必须承认，后者对这座城市的破坏作用要更大得多。“这就是罗马的遗迹，就是她的伟大的光辉形象的残余！”造成了这惊人的破坏，完全是她自己的市民，她的那些出色的子孙们干的。

古斯塔夫·勒庞：群体心理

本文选编自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人是社会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群体之间。我们每天看似在独立思考和生活，然而置于群体之中，我们的行为总会在不经意的发生着各种扭曲。如何保持必要的独立思考，妥善的利用好群体的激情和力量，这部著作会带来众多启示。

“群体”这一词语，在最通常意义上，指的是聚集在一起的多个个体。我们可以不管他们的民族、职业或性别，也不用考虑他们为什么走到了一起。但自心理学的立场上看，“群体” 一词有一个全新的含义。一群人，在一个特定的且只有这样的条件下，必然会呈现出一些新特征。这些新特征与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人特点完全不同。聚集在一起的群体，其中的个体思想情感会全部朝一个共同的方向进发。于是个性特征不见了，一种群体心理由此形成。

人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群体中的一员，他表现出来的第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觉的个性的丧失，情感和思想转到一个全新的方向上去。

群体不意味着一定要有一群人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很多时候，例如国家大事引发的激励情感，可以让成千上万的各自独立的个体获得心理意义上的群体特质。在这一情况下，他们可以因为一个突发事件就相互影响，并很快的聚集起来，由此立即获得群体行为的属性。有时，五六个人站在一起即可以构成一个心理群体而数千人偶然的汇集在一起却不在心理群体现象的研究范围之内。另外，一个民族的全部个体是不可能聚集在一起的，但整个民族在特定的情况下却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群体。

一个心理群体呈现出来的最突出的特征有以下几点：无论组成群体的个体是什么人，无论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等是否相同，在他们组成为一个群体时，他们就会获得一种集体心理。他们的情感、思想和行为，与他们作为单独个体时的情感、思想和行为截然不同。除非组成一个群体，否则个体根本不可能拥有某些念头或情感，因此也就不可能呈现出一种行动。在心理学意义上，群体只是暂时的，当作为集体成分的异质因素合在一起时，一个新的生命开始诞生，像一个有生命特征的细胞一样，它所呈现出来的特点与单个细胞的特点完全不同。

种族的个体之间基本上都很相似，造成个体彼此间不同的，主要是他们具备的有意识的因素。（但）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有意识的因素与无意识的因素相比，前者只发挥很小的一点作用。一个种族的先天特征（即）由无意识因素构成。无意识因素从始至终支配着我们最基本的性格特征，这些特征是种族中的大多数人同时都具有的。我认为，这些特征可以视为一个群体的共同属性。群体心理不仅削减了身在其中的个体的智慧，还减弱了个体本身的特征。异质因素汩没在同质因素中，无意识的力量占据着制高点。（因此）在处理情感领域的事务，比如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问题时，即使是最优秀的人，也不一定比普通大众表现得更好。

群体呈现出来的品质特征一般都是等而下之，这就是群体不能完成高智力工作的原因。决定普通大众长远利益的，必须由优秀的人物来完成。来自各行业各领域的专家组成的集体做出的决定，并不比一群笨人来的高明。他们在处理手边的工作时，实际动用的只是再普通不过的智慧，而这些每个普通人都具备。在群体之中，每个个体叠加在一起的只会让愚蠢增加，而不会让天赋才智得以突显。如果把群体中的个体各自最基本的品质汇聚起来，那么，这带来的必将是平庸而不是什么新颖的东西。

对那些只有群体具有而孤立的个体不具备的特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因素很多。其一，单从数量上来看，在群体中个体能感觉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这能让他的本能欲望无所顾忌的释放出来，但当他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个体时，他必须得限制约束这些欲望。在群体之中，会有这样一个念头不由自主的冒出来——群体是无名无姓的，它不必去承担什么责任。这样的结果是，驻留在个体心头的那份责任感就会消散一空。其二，感染现象在决定群体特征的同时，还决定着群体一般会接受什么。所有的情感和行动在群体中都有感染性，它甚至可以把个体感染到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这样一个放弃自我利益的特征，与人的本性是极为对立的。如果不是因为组成了群体且身在其中，他一般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其三，决定着群体特性是最重要的原因，与个体独自一个人呈现出来的特点完全相反。群体有易于接受暗示的表现，这正是上面所述的感染造成的结果。

人意识的消失，无意识的横行霸道，思想和情感因暗示和交互感染的作用向着一个方向发展，以及把暗示带来的意念立付诸行动，这些倾向都是群体中的个体表现出的主要特征。此时的个体已经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玩偶，不再受自己的意志的支配。

极而言之，如果他是一个有组织的群体成员，单凭这一个事实，就能判断他会从文明的阶梯上下降了多少步。独处孤立的一个人，可能是有涵养的，但在群体中他会蜕变成一个野蛮人，一个在行为上受生命本能支配的动物。……群体中的他会情不自禁的做出一些举动，这些举动可能会明显的悖逆他的利益，与平日里的习惯恰好相反。作为群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个人就像无数沙粒中的一个，可以凭风把他吹向任何地方。

在行动上，群体中的个体和他本人有本质的差别，其实他的思想情感，早在他的行为失去自主能力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极深刻的，它能让一个守财奴变得大手大脚，让怀疑论者皈依而成为信众中的一个，把老实人变成暴徒，让懦夫变成豪侠。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体，而在情感情绪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行动上，群体可能比个体表现得更好，也可能更差。这主要看当时的环境氛围，即群体接受的暗示是什么性质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滑铁卢的一分钟

本文选编自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本文虽聚焦于重大的历史事件，但也告诉我们任何人都有可能在影响历史。

拿破仑 1815年6月18日

命运总是迎着强有力的人物和不可一世者走去。但有时候，当然，这在任何时代都是极为罕见的，命运也会出于一种奇怪的心情，把自己抛到一个平庸之辈的手中。……英雄们的世界游戏像一阵风暴似得也把那些平庸之辈卷进来。但是当重任突然降临到他们身上时，与其说他们感到庆幸，毋宁说他们更感到骇怕。他们几乎都是把抛过来的命运又哆哆嗦嗦的从自己手中失落。一个平庸之辈能抓住机缘使自己平步青云，这是很难得的。因为伟大的事业降临到渺小人物的身上，仅仅是短暂的瞬间。

……在交际舞会上、煽情嬉戏、玩弄权术和互相争吵之中，像一枚嗖嗖的炮弹飞来这样的消息：拿破仑，这头被困的雄狮自己从厄尔巴岛的牢笼中闯出来了（拿破仑1914年在反法联军攻陷巴黎后，被放逐于厄尔巴岛，1815年重返巴黎）。紧接着，其他的信使也骑着马飞奔而来：拿破仑占领了里昂；他赶走了国王；军队又都狂热的举着旗帜投奔到他那一边；他回到了巴黎；他住进了杜伊勒里王宫。……好像被一只利爪攫住，那些刚刚还在互相抱怨和争吵的大臣们又都聚集在一起，急急忙忙抽调出一支英国军队、一支普鲁士军队、一支奥地利军队、一支俄国军队。……威灵顿（英国元帅）开始从北边向法国进军，一支由布吕歇尔统率的普鲁士军，作为增援部队从另一方向前进。施瓦尔岑贝格（奥地利元帅）在莱茵河畔整装待发；而作为后备军的俄国军团，正带着全部辎重，缓慢的穿过德国。

拿破仑一下子就看清了这种致命的危险。他知道，在这些猎犬集结成群之前绝不能袖手等待。他必须在普鲁士人、英国人、奥地利人联合成为一支欧洲盟军和自己的帝国没落以前就将他们分而攻之，各个击破。……于是，他就匆匆忙忙把赌注押在欧洲流血最多的战场——比利时上面。6月15日凌晨三时，拿破仑大军的先头部队越过边界，进入比利时。16日，他们在林尼与普鲁士军遭遇，并将普军击败。这是这头雄狮闯出牢笼之后的第一次猛击，这一击非常厉害，然而却不致命。被击败而并未被消灭的普军向布鲁塞尔撤退。

现在，拿破仑准备第二次猛击，即向威灵顿的部队进攻。……17日，拿破仑率领全军达到四臂村高地前。威灵顿，这个头脑冷静、意志坚强的对手已在高地上筑好工事，严阵以待。[这主阵地就是布鲁塞尔的门闩，必须将它摧毁，这主阵地就是欧洲的大门，必须将它冲破。]而拿破仑的一切部署也从未像这一天那样细致周到。他的军令也从未像这一天那样的清楚明白。他不仅反复斟酌了进攻的方案，而且也充分估计到自己面临的危险，即布吕歇尔的军队仅仅是被击败，而并未消灭。这支军队随时可能与威灵顿的军队会合。为了防止这种可能性，他抽调出一部分部队去跟踪追击普鲁士军，以阻止他们与英军会合。

他把这支追击部队交给了格鲁希元帅指挥。格鲁希，一个气度中庸的男子，老实可靠，兢兢业业，当他任骑兵队长时，常常证明是称职的。然而他也仅仅是一位骑兵队长而已。……拿破仑大概也知道，格鲁希既不是气吞山河的英雄，也不是运筹帷幄的谋士，他只不过是一个老实可靠、循规蹈矩的人。但是他自己的元帅，一半已在黄泉之下，而其余几位已对这种没完没了的风餐露宿的戎马生涯十分厌倦，正怏怏不乐的呆在自己的庄园里呢。所以，拿破仑是出于无奈才对这个中庸的男子委以重任的。

6月17日上午十一时，拿破仑第一次把独立指挥权交给格鲁希元帅。格鲁希元帅踌躇的接受了这项命令。他不习惯独立行事。只是当他看到皇帝的天才目光，他才感到心里踏实，不假思索的应承下来。

（6月18日）十一点钟——炮手们接到命令：用榴弹炮轰击山头上的身穿红衣的英国士兵。接着……步兵发起冲锋。……从上午十一点至下午一点，法军师团向高地进攻，一度占领了村庄和阵地，但又被击退下来，继而又发起进攻。在空旷、泥泞的山坡上已覆盖着上万具尸体。可是除了大量消耗以外，什么也没有达到。双方的军队都已疲倦不堪，双方的统帅都焦虑不安。双方都知道，谁先得到增援，谁就是胜利者。威灵顿等待着布吕歇尔；拿破仑盼望着格鲁希。

但是，格鲁希并未意识到拿破仑的命运掌握在他自己手中，他只是遵照命令于6月17日晚间出发，按预计方向去追击普鲁士军。（但）敌人始终没有出现，被击败的普军撤退的踪迹也始终没有找到。

从远处传来的沉闷回声不停的隆隆滚来，这是圣让山上的炮火声，是滑铁卢战役开始的声音。格鲁希征求意见。副司令热拉尔急切的要求：“立即向开炮的方向前进！”第二个发言的军官也赞同说：赶紧向开炮的方向转移，只是要快！所有的人都毫不怀疑：皇帝已经向英军发起攻击了，一次重大的战役已经开始。可是格鲁希却拿不定主意。他习惯于惟命是从，他胆小怕事的死抱着写在纸上的条文——皇帝的命令：追击撤退的普军。

他考虑了一下。他只考虑了一秒钟。格鲁希使劲的摇了摇手。

拿破仑和威灵顿各自拿着自己的计算器，数着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计算着还有多少时间，最后的决定性的增援部队就该到达了。威灵顿知道布吕歇尔就在附近。而拿破仑则希望格鲁希也在附近。现在双方都已没有后备部队了。谁的增援部队先到，谁就赢得这次战役的胜利。两位统帅都在用望远镜观察着树林边缘。现在，普军的先头部队像一阵烟似的开始在那里出现了。

厄运就此降临了。……所有剩下的英军一下子全都跃身而起，向着溃退的敌人冲去。与此同时，普鲁士骑兵也从侧面向仓皇逃窜、疲于奔命的法军冲杀过去。

……一直到半夜，满身污垢、头昏目眩的拿破仑从在一家低矮的乡村客店里，疲倦的躺坐在扶手软椅上，这时，他也不再是个皇帝了。他的帝国、他的皇朝、他的命运全完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怯懦毁坏了他这个最有胆识、最有远见的人物在20年里所建立起来的全部英雄业绩。

[这次战役是真正悲剧的典型，因为欧洲的命运全系在拿破仑这一个人的命运上，拿破仑的存在，犹如节日迷人的焰火，它像爆竹一样，在倏然坠地、永远熄灭之前，又再次冲上云霄。]

当英军的进攻刚刚击溃拿破仑的部队，就有一个当时几乎名不见经传的人，乘着一辆特快的四轮马车向布鲁塞尔急驰而去，然后又从布鲁塞尔驶到海边。一艘船只正在那里等着他。他杨帆过海，以便赶在政府信使之前先到伦敦。由于当时大家还不知道拿破仑已经失败的消息，他立刻进行了大宗的证券投机买卖。此人就是罗斯柴尔德。他以这突如其来的机敏之举建立了另一个帝国，另一个新王朝。

查尔斯•麦基：狂热的郁金香

本文选编自查尔斯·麦基的《大癫狂：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全民疯狂》，作者系19世纪学者。从文中可以看出，人性中总潜伏着一种非理性的、动物本能的冲动，值得人们审慎的辨析和深思。

16世纪中叶，郁金香花被人引入西欧。

郁金香的名声一年年水涨船高。当时在人们的头脑中甚至曾存在这样的观念：如果一户富裕人家没有收藏郁金香这种奇花异卉的话，那只能证明这家人缺乏品味，情趣低俗。诗人吟道：

世上所有未曾见过的色彩，

你都可以从她身上找到。

每一个新品种的诞生，

都令她愈加婀娜俏丽。

培育和种植郁金香给许多人带来了数不清的麻烦和困扰，但他们对此却甘心情愿、乐此不疲，就好像慈爱的母亲总会更加疼惜一个多病的孩子一样。

1634年，郁金香狂潮席卷了整个荷兰王国。荷兰人此时就好像陷入了集体癫狂之中。当时，无论是富户名流还是市井人家，人人争着抢着加入郁金香买卖的大潮。随着郁金香狂潮愈演愈烈，其价格也在成倍的上涨。

当时有过这么一段趣闻。一位富商，偶然间从一个水手口中得知了一个好消息，作为奖赏，富商慷慨的给他一条红鲱鱼做早餐。然而，水手却好像格外嗜好吃洋葱。当他看到富商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同洋葱头差不多的东西时，趁人不备把它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径自回到码头上去享受早餐了。等富商发现自己的郁金香不见了，已为时太晚。为了找到它，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一个角落也不放过。等他们跑到码头时，发现那个水手正安安静静的坐在一堆缆绳上，津津有味的品尝着最后一瓣“洋葱”呢。这个家伙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享用的这顿每餐竟如此的代价高昂，它足够让船上所有的人享受12个月的清闲日子。

1636年，珍稀郁金香的抢购风气愈来愈高涨。这种类似于赌博的把戏吸引了许多人投身其中，乐此不疲。每个人都是信心满满，投机让他们获得了许多好处。郁金香批发商们更是这场赌博的大赢家。人们争先恐后的一个接一个涌向郁金香交易市场，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就好像围着蜜罐嗡嗡叫的苍蝇一样。

每个人都在巴望这股狂潮能永远持续下去。如此，“贫穷”这个字眼将在荷兰这块乐土上销声匿迹。不论面对多么高的天价，都有人毫不犹豫的把郁金香统统收入囊中。人们争着把自己的财产兑换成现金，然后一股脑儿全投入到郁金香买卖中，许多人为了凑足本钱把自己的房产也贱价出售或抵押，很多外国人也被这场狂潮弄得头昏脑涨，各种资本从世界各个角落涌入荷兰。

一些较为精明谨慎的人终于开始发现，源自人们头脑中的狂热绝不可能永久的持续下去。随即，富人们不再热衷于购买天价郁金香了，而是以高昂的价格把花卖出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恐慌起来，纷纷抛售自己拥有的郁金香。郁金香的价格迅速暴跌，从此欲振乏力。现在，即使有人把花价降到以前的四分之一，也没有人肯再接受了。因郁金香而破产的大有人在。

信心被担心和忧心所取代。每一天，违约事件都在荷兰各地上演着。全荷兰人都变得惊恐不安起来，大家纷纷意识到，自己将可能陷入贫困的深渊却求救无门。痛苦的叫喊和呻吟声在荷兰的土地上回响，人人都在抱怨、诅咒，指责别人也变成了一种习惯。众多豪绅富户转眼间倾家荡产流落街头。曾经的高官显贵此刻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财产一点点的消失，百年家业毁于一旦的事情成了家常便饭。

而少数靠以前的投机发了大财的人，此时正在悄悄的瞒着所有人把财产转移到国外，或者投资到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产业上。对于许多曾依靠郁金香投机摆脱贫穷的人来说，他们前脚刚刚踏出苦难生活的泥沼，后脚就又被打回其中，再也无力挣脱生活给予他们的枷锁。

整个荷兰的商业为此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乃至于元气大伤，直到多年后才慢慢恢复元气。

当时的英国人也差一点就步上荷兰人的后尘。精明的批发商想尽一切办法要把郁金香炒到最高价，最好炒到跟在阿姆斯特丹一样高的价位。而在巴黎，批发商也不约而同的制造了一场郁金香狂热。

然而，郁金香虽然引起过一次人为的灾祸，却仍是荷兰人心目中的宠儿，就算到今天仍是如此。对于购买郁金香这件事，荷兰人是如此兴致高昂，再高的价钱也第挡不住他们那洋溢的热情。

倪匡：不辨南北，东来西去

倪匡（1935年-2022年7月3日）出生于上海，是日下午在香港辞世，算是东来西去了！
倪匡兄弟姊妹7人，香港作家亦舒就是其六妹。
1949年，倪父带部分家庭成员去香港，倪大哥倪亦方决定留下，倪匡当时也选择了留下。
1951年，16岁的倪匡初中辍学，只身从上海去苏州，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受训三个月， 自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成为江苏省公安厅干警。此后，倪参与了苏南的土地改革_{[1957年10月27日，倪曾在香港《工商日报》发表相关小说《活埋》]}和苏北洪泽湖的治淮工程、南潮河水闸工程，之后被派去内蒙古，专职管理劳改农场的犯人，足迹远至大兴安岭。当时的内蒙古保安沼是第三劳改管教支队所在地。倪匡二十岁到内蒙古，二十二岁离开。

倪匡，不知道自己已然再次惹下大祸。
此时，批评会矛头陡然转向。会上批评不再提水平仪和测量员，而劈头盖脑冲着倪匡而来，他稀里胡涂被扣上“在严肃场合竟然纵笑”的罪名，不到十五分钟，有了更具体的结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生命线，嘲笑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反对党的生命线，就是反对党的政策，就是反党。”
倪匡据理力争，一一反驳。那个领导官大，却不善口才，几番争辩，那个领导文化水平不高，结结巴巴不知如何回应，但很显然他再度记恨之心。

内蒙古的冬天冰天雪地。倪匡和战友住的房子，冬天一旦没有燃料，就和冰窖差不多。一次，受大风雪封阻，燃煤运不到，燃料中断，不到二十四小时，本来身贴上去暖烘烘的墙上，出现了厚厚冰花，冻得人都没法坐，这样下去，人都会冻死的。
倪匡想起不远处有一道小河，河上有一道简陋小木桥，是粗糙地随意搭成的，河水早已冻到了底，过河可以不必用桥。于是，倪匡带了工具，找了几个人，把那座木桥拆了，化成一堆木柴，搬了回来，烧了三四天。煤运来了，就此渡过难关。
本来，他认为那是小事一桩，来年春暖花开，再去砍几株树，把桥搭起来就是了，谁知总队知道后，又上纲上线变成政治事件。倪匡背上一大罪名：“破坏交通”就是“反革命罪行”。批评会、批判会、批斗会，逐级升级。

在一次批斗会上，那个总队领导竟拉起衣袖，展示手背疤痕，大声宣布：“此人早就对革命同志怀有仇恨，故意蓄养凶狼，残害革命同志。在战场上，日本鬼子国民党，都没能伤了我，我是给他养的狼狗咬伤的。这是早有预谋的反革命行为！”

会场上群情激愤，倪匡只好唯唯诺诺，低头认错。会后，写上几万字检讨，承认自己“潜存的反革命思想”。

不久，倪匡被隔离在十里方圆没人烟的一间小屋子里。农场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彻查他。

五月初的一天，倪匡在总队部政治处的一位朋友，悄悄跑来倪匡那间小屋。这位朋友是蒙古族人，来自托克托县。原先与倪匡一起工作，两人不久就成了好友。朋友对他说：“情况不对劲，看来你有危险了。听说要组一个法庭审判你。”

朋友对倪匡说：“你已触犯破坏交通罪。”

倪匡不解：“这怎么能算‘破坏交通’呢？不就拆了一座小木桥吗？到夏天再重新铺上去。”

朋友说：“依我看，事情会很麻烦，一旦特别成立法庭，那即便不是死刑，也是二十年徒刑。”

倪匡惊呆了：“那怎么办？”

那朋友说：“你赶快逃跑，远离这里。”

沉默了好一阵。倪匡疑惑，问那朋友：“怎么逃？”

那朋友说：“从草原腹地走，要朝北跑，那里游牧民族多，有蒙古人村落，蒙古人会收留你的，他们正需要劳动力，住上两三年再说。”他接着说：“我帮你去偷一匹马，骑上它逃亡，越远越好。”

翌日早上，那朋友牵来一匹马。马又老又瘦，没有马鞍，只披着两个麻布袋。那朋友说：“你快跑吧，兄弟。”

倪匡握着他的手臂：“我跑了，你们怎么办？”

“你别管那么多了。记住，往北走。”

几十年后，倪匡还记着这个蒙古人，认他是恩人。但可惜的是，虽珍藏着与他的合影，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倪匡骑着马逃跑，他不辨方向，无法认路，好在这匹老马识途，只好听天由命，由马慢慢走。下午时分，又开始下雪，田野茫茫，雪花飞舞，极目所望，不见人影，似乎天地之间，只是他一个人。

入黑时分，到了一个小村庄，居然有小吃店，倪匡要了一大碗热豆浆，两只大馍。他的手已冻得无力端起碗，只好俯首就着碗喝，热腾腾的豆浆，化成一股暖气，身子哪一部份先暖和，可以清楚感觉，到了脚趾，吸一口气，竟有死而复苏的感觉。休息了一阵，雪也止了，倪匡继续上路。

此时，倪匡心情落寞，这一去，何去何从，虚空无着，莫此为甚。入夜，骑着马，朝北？往南？朦朦胧胧的焦虑中，全不知道自己走的是哪个方向。放眼四周，黑夜下的茫茫草原，皑皑白雪，世界只剩下黑色和白色。

五月初，刚下过一场大雪，看不到北斗星，他在马背上，发现一条火车轨道。倪匡任随胯下的马无意识循着铁轨前行，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小火车站。车站里没有人影。他将马拴在一条木柱上。他走进破陋的车站小屋。站里很冷。没有灯光，他在黑暗中，只见到奄奄的火炉。他将墙角损坏的半条板凳拆成木条，扔进火炉里燃烧取暖。

倪匡就这样靠着一把椅子，他混混沌沌，睡意袭来。不知过了多久，火车撞击轨道咣当声由远而近。他惊醒了：前路茫茫，上车再说。转身走出屋，走向那匹带着他到此的老马，捋了一下马颈上的鬃毛，又轻轻拍了两下老马的脸，向它道别。随后跳上车卡。那是一列载货火车。

倪匡这时只有一个想法，尽快逃离这里，他生活了两年多的内蒙古。敞开露天的载货车厢，倪匡倚靠在杂货箱边，在刺骨的寒风中，随着火车缓缓前行。载货的火车停站，他就混上客车，客车停了，他又扒上货车。货车缓缓行驶，再次进入一个车站，停靠的是黑龙江泰来县车站。倪匡跳下火车走向车站候车室，候车室墙上一幅辽宁省地图，倪在地图找到了泰来，而后往南寻觅，白城、通辽、沈阳、辽阳、鞍山，倪匡在“鞍山”停顿了。他哥哥倪亦方就在鞍山，任辽宁省鞍山钢铁厂任工程师。

倪匡决定去鞍山找哥哥。他口袋里还有点钱，但没花钱买火车票。跟着一帮盲流，见火车就上，查票了，就被赶下火车，在车站睡觉，有火车了，就再上。一路往南。经一番周折，他找到了鞍山钢铁厂，找到了哥哥。

倪匡父亲倪纯壮和母亲王静娴1950年去了香港，倪纯壮在香港荷兰好实洋行保险部任业务经理。父母生了五男二女，倪匡是家中老四，本名倪聪。大姐大哥，从小由亲戚抚养长大，都改了姓。老三倪亦方、老五倪亦平、老六倪亦舒（即作家亦舒），老七倪亦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
倪亦方的经历是另一条路。他先后被授予鞍山市特等劳模、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荣获国家“五一”劳动奖章，辽宁省委曾作出向倪亦方学习的决定。2008年4月病逝。

1957年，倪匡在哥哥倪亦方家住了一个多月。哥哥也不敢长期收留他。倪匡自己也明白，他不可能报进户口，此地不宜久留。他最后决定：先去上海，再寻找机会去香港找父母。
倪匡坐船去了上海，他住在舅公家里。亲友也都不敢收留他太久，有的甚至见他都怕。
一天，倪匡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能帮忙去香港定居，实质就是“偷渡”。倪匡按广告所示，找到那家机构，那里拥挤着很多人。
半小时的面谈，沟通。他们总共要收倪匡四百五十元人民币。倪匡回家筹措这笔资金。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好在亲朋好友最后一起出钱帮倪匡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

偷渡是要冒生命危险的。静待逃亡的倪匡，终于接到启程通知。他听从安排，先坐火车去广州，三天后偷渡去澳门。他在澳门住了几天。1957年7月，由澳门偷渡香港。
当时倪匡乘坐的是一艘运菜的船。曾经有人撰文说，倪匡在偷渡路上“吃棉花”、“吃老鼠”什么的，全是胡编乱造。偷渡安排，一路上很周到。倪匡跟随他们到了香港九龙，就在一个码头偷偷上岸。
香港边境的关卡，其实是时紧时松的。1956年，当时国内放宽言禁，一时间局势似乎平定下来。于是不少港人遂要求港府重开关卡，并指离开香港的人定必比进入香港的人多。
有见及此，港督葛量洪决定在1956年2月重开关卡，但是，由于重开关卡再度吸引大量难民到港，葛量洪又在同年9月宣布关闭关卡。
在开放关卡的短短七个月的时间，港府就录得有6万人进入香港，而没有人返回内地。

1957年，倪匡伪造多种公章、证件、介绍信由内蒙古逃至广州，7月间偷渡至澳门，再逃进英控香港。初至香港时曾在夜校读书，结识夫人李果珍女士。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香港报业与影视的黄金时代。倪匡最初在染厂里做杂工，并开始写作投稿，先后任工友、校对、助理编辑、记者与政论专栏作家（笔名为衣其）。后开始写武侠小说，笔名为岳川。
1962年，开始用笔名“卫斯理”写作科幻小说。
倪1992年离开香港，赴旧金山居住，2006年又返回香港。
有人称他是“带给人间快乐的顽皮孩子”。

孙志刚：生命或可收容

2003年3月17日，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男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次日，孙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在这里，孙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殴打，并于3月20日死于这家救治站。这3天中，他经历了此前不曾去过的3个地方：广州黄村街派出所、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 先被带至派出所，后被送往收容站，再被送往收容人员救治站，最后不治身亡。

事发时孙志刚27岁，来广州才20多天。2001年，他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之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此前20多天，他应聘为广州达奇服装公司的一名平面设计师。从深圳跳槽进入达奇公司，当时处于试用期，月薪2000元。

2003年3月17日晚10点，喜欢上网的孙志刚离开与朋友合租的住房，准备到附近一家网吧去玩。因为刚来广州，还没办理暂住证，他出门时也没随身携带身份证。走到天河区黄村大街上时，孙志刚突然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的警察拦住了去路。当时他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事后已无处查实，因而也无法判断警察拦住他，是否因为“他不修边幅”。

孙志刚并不知道，此时广州市公安机关正在开展“严打”的统一清查行动，三无人员是重点清查对象。当天下午，天河公安分局刚开了动员大会。由于身上没有带任何证件，孙志刚被带到了黄村街派出所。当晚，将近110人先后被带进这个派出所，其中30多人被收容。

孙到派出所后，由两名“辅警”做了笔录。这是一份有点奇怪的笔录，上面孙志刚被问及有无固定住所、稳定生活来源和合法证件时，所答已无可考，填写的竟均为“无”。当晚负责甄别“三无”人员的，是34岁的黄村街派出所专区中队长李耀辉。李有十余年的警龄，曾经立过二等功，多次受过嘉奖。

晚11点左右，与他同住的成先生（化名）接到了一个手机打来的电话，孙志刚在电话中说，他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带到了黄村街派出所。在一份《城市收容“三无”人员询问登记表》中，孙志刚是这样填写的：“我在东圃黄村街上逛街，被治安人员盘问后发现没有办理暂住证，后被带到黄村街派出所。”孙志刚在电话中让成先生“带着身份证和钱”去保释他，于是，成先生和另一个同事立刻赶往黄村街派出所，到达时已接近晚12点。

出于某种现在不为人所知的原因，成先生被警方告知“孙志刚有身份证也不能保释”。在那里，成先生亲眼看到许多人被陆续保了出来，但他先后找了两名警察希望保人，但那两名警察在看到正在被讯问的孙志刚后，都说“这个人不行”，但并没解释原因。成先生说，其中一个警察还让他去看有关条例，说他们有权力收容谁。

成先生很纳闷，于是打电话给广州本地的朋友，他的朋友告诉他，之所以警方不愿保释，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孙志刚“犯了事”，二是“顶了嘴”。成先生回忆说，他后来在派出所的一个办公窗口看到了孙志刚，于是偷偷跟过去问他“怎么被抓的，有没有不合作”，孙回答说“没干什么，才出来就被抓了”。成先生说：“他（孙志刚）承认跟警察顶过嘴，但他认为自己说的话不是很严重”。警察随后让孙志刚写材料，成先生和孙志刚从此再没见过面。

据广东省有关部门事后调查，当天晚上，孙志刚的两位朋友舒某某、杨某某曾来到派出所，说明孙有身份证和工作单位，提出为其补办暂住证，并予以保领，但均被李耀辉以“没有进行核实必要”的理由予以拒绝。

3月18日凌晨2时左右，孙志刚被送到天河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该所值班民警罗侨安对其进行了询问。治安协管员罗东升参照黄村街派出所移送的询问笔录，“制作”了询问孙的笔录，并在笔录上填写了孙志刚的身份证号码及“无暂住证”、“无正当职业”、“无正常居所”等内容，然后让孙签字。民警罗侨安则代替待遣所所长签下了“同意收容遣送”的意见。后来的调查报告说，正是由于待遣所民警极不负责任，才导致孙志刚“被错误地作为被收容遣送人员送至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但当时，根据之前公安机关填写的内容，中转站工作人员判定孙的情况符合《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审批手续齐备，便将孙志刚收入站内。

9个小时后（即18日上午），孙志刚向中转站护师殷孝玲报告自己有心脏病，因为紧张而心慌、失眠，要求放他出去或住院治疗。中转站遂以“心动过速待查”为由，将孙送往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后来法庭出示的证据显示，孙进入救治站时身体正常，脱衣检查未发现有外伤。医生对他的诊断是“焦虑症”。

广州市一份调查报告针对外界的怀疑特别说明，“经询问派出所、分局收容待遣所和收容遣送中转站的有关民警和工作人员，均称孙志刚没有与民警、工作人员发生过顶撞、争吵或被民警、工作人员殴打”。但据孙的父母说，孙志刚虽然身材较瘦，身体却一向很好，从没听说有心脏病。孙何以声称自己有心脏病无从得知。他的一位朋友猜测说，或许是他以为医院的待遇会更好一些。

当天，孙的另一个朋友接到孙从收容站里打出的电话，据他回忆，孙在电话中“有些结巴，说话速度很快，感觉他非常恐惧”。于是，他通知孙志刚所在公司的老板去收容站保人。之后，孙的一个同事去了一次，但被告知保人手续不全，在开好各种证明以后，公司老板亲自赶到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但收容站那时要下班了，要保人得等到第二天。

2003年3月19日，孙志刚的朋友打电话询问收容站，这才知道孙志刚已经被送到医院（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去了。在护理记录上，医院接收的时间是18日晚11点30分。成先生说，当时他们想去医院见孙志刚，又被医生告知不能见，而且必须是孙志刚亲属才能前来保人。

收容人员救治站

2003年3月18日，孙志刚因称心脏病被送往了救治站。

孙志刚本以为利用称病会被送到医院，可以换取一个条件更好的地方，亦或是想通过一些方式来进行自我拯救。可是他做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决定。

这个救治站位于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的一个角落，是一幢三层小楼，每间病房门窗都有铁栅栏。救治站由张耀辉分管。

救助站内还配有医生、护士、护工，专门负责各类人员的救护和医治。应该说这里面配备了一整套的医疗体系，是能够起到基础的医疗作用的。

根据救助站的病人描述，救助站里护工实际上就是保安，因为雇佣保安须向派出所交一笔钱。救治站为了省这笔钱，就给保安改了称呼。实际上保安们并没有护工的资质。

救助站内不仅仅收治“三无”人员，还包括精神病、艾滋病、各种涉案人员。所以为了维护救治站的秩序，护工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救助站的这些护工们除了维护秩序外，也经常随意殴打和勒索病人。根据资料显示，救治站前几个月每个月死亡人数都在10人以上。而这些病人到底是如何死亡的，已经不得而知了。

孙志刚在被送到救治站先是被关进了201房。在这里据说被同病房的人打了两次。后来有人出院，孙志刚对着外面大喊，说明自己是有工作、有学历的人。

他的意图是想通过别人拯救自己。但是他这一举动惹恼了护工乔燕琴。

乔燕琴想教训一下孙志刚，告知206房的收治人员，孙志刚太闹，呆会儿把他弄过来让你们玩玩

随后，乔燕琴等人将孙志刚调到206房。

2003年3月20日凌晨1点，206房内的八人在乔艳琴的授意下先后两度对孙志刚轮番殴打。

他们对孙志刚拳打、肘击、脚踩、跳起来在背上跺，又把其抬起来往地上摔。即便孙志刚跪地求饶，仍然没有停止。

206领头的李海婴吩咐说，打得保安不满意。保安交待的事不办好，大家都有麻烦。再打半个小时。

后来孙志刚被带到了205房，依然遭到了护工的殴打。

当天晚上，一名值班护士邹丽萍在值班护理记录上，为孙志刚做的记录是本班睡眠六小时。

显然，她并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不知她这个六个小时是自己随意写上去的，还是真的去查看了孙志刚的状态，我相信此时的孙志刚应该已经昏迷了。

2003年20日上午9时50分，护士查房，发现孙志刚趴在水泥床上一动不动，通过查验呼吸微弱，脸色发紫，意识到不妙护士立刻将其拉到救助室。

值班医生任浩强立即开展常规抢救，然而回天乏术，十分钟后宣布孙死亡。

值班医生向病区区长彭红军知会后，在死亡证明上填写了死亡原因为心脏病猝死。并且声称孙志刚除趾部有异样外没有明显伤痕。

后面，孙志刚的尸体经过法医鉴定，其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造成全身大面积软组织挫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位于远郊，距市中心一个多小时车程。这里本来属于广州市精神病院，后来改称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2002年8月1日，这个巨大院子的一个角落被划为特殊病区，由广州市民政局和广州市公安局批准，指定为收容人员救治站，专门为收容人员中的病患者提供基本治疗。救治站占用了三幢小楼。与普通医院不同的是，每一个病房的门窗都有铁栅栏。救治站由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张耀辉分管。31岁的彭红军是病区区长，他手下有3名医生，护士若干和10名护工。彭后来被控玩忽职守，但早在今年年初，他就对这个新成立的机构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和急切的改革建议。当时他说，“这里场地拥挤、设施简陋，工作人员素质低下，管理混乱，几无规章制度可循。”31岁的彭和其他3名医生都是精神科大夫。但是，他们要负责的是近200名的各种病员的治疗。在法庭上，公诉人的举证也证实了彭红军医生的诸多忧虑。举证调查发现，这里经常发生病人间打架斗殴事件，有人被打断肋骨，有人被打成重伤。

而护工是救治站内的特殊角色。乔志军，在武警上海总队服役五年后，回到家乡山西。2002年中，通过保安公司推荐来到广州，经培训后，被推荐到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当保安。乔燕琴，同为山西人，去年年底通过熟人介绍来到救治站。胡金艳，河南姑娘，与乔志军是一对恋人。没过多久，这里的保安们都被改称为护工——要雇用保安必须向当地派出所交一笔钱，救治站为了省这笔钱，就给他们改了名。但事实上，这些护工从未接受过任何护理培训。病人仍然称他们为保安，“他们穿着迷彩服，提着警棍”，一些病人当庭指证说。警方后来还从救治站搜出了两支塑胶警棍和一支电警棍。乔燕琴在法庭作证时这样表述护工的职责，第一是“防止病人闹事和暴动”，其次才是协助护士拿药、打针、派饭。

在由医生、护士和护工构成的层级中，护工位次最低。但在这里的病人眼中，他们却操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一份护工的笔录证实，因为208房女病人汤凤珍一直在哭，护工何某某去制止时被汤咬伤，何立即提了根棍子对其殴打。医生彭红军也发现了这一点。其他医生曾多次要求开除一些殴打勒索病人的护工，但均不了了之。彭红军辩解说，他没有人事权。彭后来被指控对救治站管理不善负责。直至他被捕，数份规章制度仍在草拟中。而他在建议中指出的诸多问题，此时已不幸言中。据记者获得的一份材料显示，从2002年8月10日到2003年1月20日，救治站里共收治病人多达877人，其中外科病人280余人（包括脑外伤、骨外伤和普外伤），精神科病人280人，内科病人210人及传染病人105人。这里还经常收治特殊病人，包括一例艾滋病确诊者、15例自缢未果者、20例吞刀片者、1例自制凶器者和一名身带匕首者。此外还有约30名各类涉案人员。

4名专治精神病的医生显然难以应付如此繁杂的病人。而那份材料还披露了救治站内发生的令人吃惊的死亡现象：在去年10月、11月、12月和今年1月的头20天，这个救治站均有相当数量病人死亡，死亡人数分别为16、15、15和12。但材料没有说明他们的死亡原因。此外，在孙志刚案庭审时，一位病人检举说，他亲眼看见209房有人被打死。公安机关调查的结果证实，从3月16日到3月19日，救治区共有3人死亡。其中两人属于病死，一人是“头部挫伤，颅内出血”。这个死亡名单中尚不包括孙志刚。

同时被抓

几乎与孙志刚同时，23岁的张明君正在广州大街上行走时，突然被抓住了。张明君是四川南部县人。几年前，因种地无以糊口，全家四口人，包括父母和弟弟撂下田地到了成都。父亲做些装修活，母亲背建筑材料，弟弟去年初中毕业，进了一家饭馆当服务员。早在1998年，小学毕业的张明君就来到广东，进入鞋厂和服装厂打工，很快就成为针工熟手，还当过干部。张明君和四川南充老乡李芳在广东认识，前年结了婚，有一个7个月大的儿子。今年3月17日下午，夫妇二人从东莞到广州找工作。当天下午，张明君又让李芳先回东莞，说找到工作后再去接她。后来张告诉妻子，那天晚上他出去吃宵夜，买了个面包正坐在台阶上啃时，被巡警叫住了。当时张莫名所以，他怀疑是因为自己把腿搁在台阶上，才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警察要他出示证件。张明君身上带有身份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和工作牌，但他没带暂住证，他告诉警察，暂住证是厂里办的，被扣在厂里。由于没有广州市的暂住证，他仍然被收容了。按照后来一份调查材料的叙述，当晚7时，张明君因腹痛、胃炎和消化道出血被送到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但据张明君称，当天晚上，他就遭到了毒打，躺在地上爬不起来。

救治区的很多病房都关有精神不太正常的人，而206房之所以出名，是因为那里关的都是基本正常的人——精神病人一般不打人，206房就不同了。发生孙志刚惨案的这间206房，中间是一道铁门，两旁有窗，南北向过道的两侧是水泥砌成的铺位，大约有十一二个。房间尽头是用水泥板隔开的厕所。靠窗的两个铺位是“大哥”专用，靠厕所的则属于新来者。在这里，病房被叫做“仓”。这种叫法甚至在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公安分局的逮捕申请书上都能得到证实。206房被称为“206仓”，调房被称为“调仓”。

3月19日晚，206仓关了8名病人。李海婴和钟辽国当时是206仓的两名“仓头”。“仓头”是由护工指定的。据李的朋友说，李海婴以小买卖为业，在番禺市汀沙村二大街文魁巷租房住，2001年办过暂住证。他为何在朋友的房内被带走收容，尚不清楚。3月7日，李海婴因患皮肤病和性病被送到救治站。刚来时也挨过三次打。3月8日，一名男护工用自己的手机让李打电话叫朋友送钱过来。在朋友花了70多块钱请两名护工吃了顿饭并塞了150块钱后，李没再挨过打，并且当上了“仓头”。不只是李海婴，206仓的8个人都挨过打——救治站每个新来者都要挨打，这似乎是规矩，叫“过仓规”。另一名病人韦延良说，他3月11号进来，到18号的一周内已经挨了5次打。李海婴说，“206就是专门打人的地方，打完了，就把被打的调出去。”3月18日晚9时50分，当孙志刚进来时，张明君刚被打得爬不起来，只能躺在床上休息。孙志刚在救治站的第一个落脚点，其实是二区201仓，里面关着10个精神病人。为什么把“心脏病人”孙志刚与精神病人关在一起，这是一个疑问。一位医生说，“部分精神病人难以控制或经常糊屎糊尿”。

而孙志刚此时至少已挨过两次打。据张明君说，他亲眼看到孙志刚在201仓被“贵州人”和“大胡子”两人殴打。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服装设计师孙志刚，显然并不甘心自己的命运。20日凌晨时分，病人罗小海要出院，他的7名亲属来接他。孙志刚摇动着铁窗大叫：“我叫孙志刚，达奇服装公司职工，武汉科技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在里面挨打！”由于孙记不清老板的电话号码，他的呼救并未奏效，反而招来了杀身之祸。山西籍护工乔燕琴，首先被惹恼了。此人身体高大精壮，一份调查报告形容他“一贯霸道，脾气暴躁，其余护工因惧怕而畏服”。“仓头”李海婴也在庭上作证说，乔曾告诉他，孙志刚向上面下来检查的人打小报告，说这里经常打死打伤人，要修理他一下。当晚，乔燕琴来到206门外，对李海婴等人说，“孙志刚太闹，呆会儿把他弄过来让你们玩玩。”

晚上12点半，护工交班时间。乔燕琴和乔志军该下班了，由另外两名护工胡金艳和吕二鹏接班。乔燕琴提出要把孙志刚调房。胡金艳后来在法庭上辩解说，她当时在办交接班记录，没有听清乔说什么，也没有表示过同意或不同意。乔志军则辩解说，当时他并没有告诉吕二鹏调房就是为了要教训孙。但后来法院认定，这三人均属于“认同”乔燕琴的用意和行为。

值班护士办理手续后，乔燕琴和乔志军上楼了。胡金艳说，她听到要将孙调到206，就担心他们会干坏事。她不希望男朋友乔志军参与，便跟了上去。乔燕琴来到206后，就对里面的人说，“那小子过来后，过半个小时，给我狠狠地打。不要打头，不要打出血。反正打死也没事。”“这里死一个人像死个蚂蚁一样！”（据乔燕琴在公安机关的笔录记载）然后，乔燕琴来到201，叫孙志刚出来，见孙没动，“我进去用右脚往孙志刚的小腹部踹了好几脚，再上去用右脚往他的肩膀和背部踹了好几脚，这时孙志刚便跪在地上，求我不要打他，我不理他，再往他的肩部及背部踹多几脚(据乔燕琴在公安机关的笔录记载)，然后将孙拉了出来。

孙被换到206仓后，走到厕所旁的床位倒头睡下。而此时，乔燕琴等人下楼去煮玉米当宵夜。

“脑血管破裂？心脏病猝死？”

半个小时后，李海婴说：“时间到了，开始！”此时张明君说了句话：“为什么要打人家？”当即遭到李海婴的喝斥：“你不打就收拾你！”张明君后来在法庭上说：“我不愿意打人啊。因为我们也是受害者，与孙志刚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打？”206仓8个人事后都说：我们是被逼的。如果我们不打，护工就要打我们。“我们就可能成为第二个孙志刚！”他们作证说，护工曾经告诉他们，这里随时可以让不听话的人“站着进来抬着出去”。结果，8个人围住孙志刚，拳打、肘击、脚踩、跳起来在背上跺，又把孙抬起来往地上摔。

“孙只能抱着头蹲在地上，就像我以前被打一样。”张明君在法庭上回忆说。他跳到孙志刚背上跺，后来被指控为故意伤害孙的主犯。张说，他打了几下后，假装摔伤了，回到床上躺下。另一名病人回忆说：“孙跪在地上求我们别打了。他受不了了。”

此时，值班护士曾伟林在楼下的监控录像上发现了这里发生的一切，胡金艳立即上去，对李海婴说：“你再闹，还想不想出去了！”但跟上来的乔燕琴阻止说：“别管她（指胡金艳），继续打，打得还不够狠。”乔燕琴（另一份供词里说是吕二鹏）还向里面挥了两下拳头，按房内人理解，意思是打得更狠一点。护工走后，仓头李海婴吩咐说：“打得保安不满意。保安交待的事不办好，大家都有麻烦。再打半个小时。”

几分钟后，胡金艳在监控室发现206仓内有人再度殴打孙志刚，便跟着曾伟林又来到206。孙跪在地上，直请求换一个房间。孙抱着被子，跟着吕二鹏来到对门的205房，一头钻进了厕所。这里面有大约15个精神病人。但胡金艳说，他们一般是不打人的。然而很快，206房的病人们又听到了孙志刚的叫声，“非常凄惨”。他们从窗口可以看到，吕二鹏提着警棍隔着门在捅孙志刚。也有人称，他们看见吕进入了205，打从厕所里露出头来的孙志刚。

大约1点半左右，乔燕琴吃完了玉米，上楼回宿舍去了。此后未再听到孙志刚的动静。当天晚上，另一名值班护士邹丽萍在值班护理记录上，为孙志刚做的记录是“本班睡眠六小时”。

20日上午9时50分，护士查房，发现孙趴在水泥床上一动不动，且呼吸微弱，脸色发紫，赶忙把他送到救治室。值班医生任浩强做了常规抢救。十分钟后宣布孙死亡。他在向区长彭红军知会后，在死亡证明上填写了“脑血管破裂？心脏病猝死？” 并且声称孙志刚除趾部有异样外没有明显伤痕。但在广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法医学鉴定书上，孙志刚的伤痕是这样被描述的，“身体有多处表皮擦伤和表皮脱落，背部在60×50cm范围内大片皮下出血，其中在左侧背中部可见四处条形皮内出血，宽0.3cm,长分别为16、12、8.7、7.5cm。而解剖还查明，孙双肺表面淤黑，胃内有褐色水样物160cm。法医解释说：“被害人孙志刚因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造成背部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206房的两次殴打“共持续了约9分钟”，而孙背部的出血区几乎覆盖满了整个背部，其状惨不忍睹。

法庭上

4月4日，张明君被送到湖南省怀化市收容中转站。此时他已在收容机构里“中转了”了17天。其间，他借用别人的手机给妻子李芳打电话，叫她送1500元钱来，然后就被放了出来。中转站给了他三块五毛钱让他回家。身在湖南的张明君用这些钱给妻子打通电话，李芳立即汇了100块钱，让张回到了东莞。但“失踪”多日的张明君已丢掉了工作。在寻职无着之后，5月8日，夫妻俩回到成都。 刚下火车，张的朋友就告诉他，家乡的公安在找你。张明君还以为是由于自己从“疫区”广东回来，要到医院检查。在家人怀疑的眼光中，急于洗清的张明君四处打电话到家乡和成都的“110”询问警方为何找他，最后他问到了成都市公安局的一名巡警朋友。5月9日，朋友说请他吃火锅。在成都金牛山庄门口，赴约的张明君被广州来的警察抓获。他这才想起，当时在广州收治人员救治站里“自己曾经打过一架”。

6月5日，身穿黄背心的张明君站在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在涉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的12名被告中，他是排名第五的主犯。李芳此时在成都已全然束手无策。她四处借钱无果，并且在SARS尚未解除警报之前，难以及时赶赴广州。张明君和同案9名被告都没有请律师，其中8人由政府指定的律师为其辩护，两人未要律师。律师们大多对公诉方指控的主要事实未持异议，而均对被告作减罪辩护。身材瘦小的张明君在庭上失声痛哭，多次抢着发言，强调自己完全没有故意打孙志刚，是受胁迫的，因为如果他不动手，就会成为第二个孙志刚。

李海婴的辩护人梁国雄指出，根据《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得有体罚、虐待、侮辱、被收容人员”，第十五条规定：“被收容人员的人身及财产权益受法律保护”，“但我们遗憾而震惊的发现，该救治站根本就没有做到上述规定的要求，而是变成了一张被收容救治人员的噩梦之床。”梁国雄当庭辩护说，“李海婴等被起诉的被收容人员，因不想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杀死的蚂蚁，在求生的本能支配下，惧于护工的淫威，不得不选择听从护工吩咐而保全自己的方法，除此以外，他们能有其他选择吗？在这样充斥着暴力的地方，他们不过是护工手里的一个伤害他人的工具而已。”8名收容人员及其代理人均强调殴打孙志刚是被迫为之，希望法庭能以“被胁迫”而减轻处罚。

梁国雄等多名律师还特别提出，尸检结果不能证实206仓的打击是造成孙志刚死亡的直接原因，因为尸检提到“背部可见多处条形下出血”，这样的伤痕不可能是没有任何器械的收容人员打击形成。律师强调，“可能有其他共同导致孙志刚死亡的打击”。孙志刚在两次被打后，自己抱着被子走到205室，还能自己上厕所。但是，此后直到其死亡的八九个小时内还发生了什么，至今无法查证。而且，孙在进入201前就曾被打，这方面的查证也不清晰。事实上，这一切只要播放当时的监控录像就可以清楚。此前，有关方面也强调案发当时有录像为证。但是，这个至关重要的证据并未出现在公诉方出示的证据中，律师也未当庭提出展示请求。

6月9日下午3时30分，当张明君听到自己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时，再度痛哭失声：“我还有9个月的儿子啊！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我进了监狱，一家人就都完了！”

（以上报道除已注明来源处，均来自庭审当天出示的经过质证的证言和相关法律材料）

20日中午，当孙的朋友再次打电话询问时，得到的回答让他们至今难以相信：孙志刚死了，死因是心脏病。护理记录表明，入院时，孙志刚“失眠、心慌、尿频、恶心呕吐，意识清醒，表现安静”，之后住院的时间，孙志刚几乎一直“睡眠”：直到3月20日早上10点，护士查房时发现孙志刚“病情迅速变化，面色苍白、不语不动，呼吸微弱，血压已经测不到”。医生在10点15分采取注射肾上腺素等治疗手段，10分钟后，宣布停止一切治疗。孙志刚走完了他27年的人生路。

医院让孙志刚的朋友去殡仪馆等着。孙的朋友赶到殡仪馆后又过了两个小时，尸体运到。护理记录上，孙的死亡时间是2003年3月20日10点25分。

2003年5月14日三名法学博士俞江（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腾彪（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许志永（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认为收容遣送办法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与中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应予以撤销。 2003年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但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事件发生及学者上书后，并未给予任何形式的违宪审查或调查程序甚至是回应，同年6月20日，在未公布详细程序的情况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6月22日，经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公布，并将于2003年8月1日起施行。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人之死，有轻于鸿毛者，亦有重于泰山者，志刚君生前亦有大志，不想竟以生命之代价，换取恶法之终结，其死虽难言为舍身取义，然于国于民于法，均可比重于泰山。
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这是孙志刚墓志铭中的一段摘录。

马发泉：记忆与访谈

1951年3月，18岁的马发泉不顾母亲的反对，在父亲的支持下，与哥哥、堂兄、姐夫、外甥、妻子的叔叔及两个远房亲戚等七位亲属一同加入志愿军。他在辽宁本溪集中参加新兵训练后，先编入31军，后被编入12军第四团，担任机枪手。1951年5月，随部队渡过鸭绿江，经阳德前往金城。
1952年8月，金城541防御战打响。当时，马发泉的大哥是侦察班长，奉命执行排摸541高地美军火力配系任务。而马发泉所处的第四连，则埋伏在美军附近，与侦察班进行接应。出发前，许多人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一天晚上，马发泉的大哥带队，摸黑潜进了美军的前沿。他们将铁丝网剪开了一个口子，悄悄地钻了进去。正当侦察完毕准备回撤时，突然，探照灯突然亮起，随后弹如雨下。马发泉大哥中弹倒下。这一幕，被藏在隐蔽点的马发泉看得真切。
“我当时我说我去救，连长说不行，因为我被发现了，不得了，我们藏在隐蔽的地方。因为我是机枪手，我想掩护他们，他说不行，不能过去，我也没办法。他（大哥）也很勇敢了，他一个班基本上都牺牲了，就没能过来。”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打响，马发泉所在的志愿军12军一个连队一天要补充三四次新兵，战士们的名字都叫不上来。
1953年7月，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抗美援朝胜利结束。
1954年，马发泉回到家中，当年一起出去的家族兄弟都牺牲了，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

　　主持人：跨过鸭绿江踏上朝鲜的土地之后，你看到的朝鲜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马发泉：当时的情景有点可怕，因为丹东的晚上到处都是黑的，探照灯突然一下子照过来，警报器也会突然响起来。因为我们都是才开始参军，都有点怕。
　　我们原来是有手电筒的，排长都给收走了，到处都是黑压压的。我们当时看到鸭绿江桥被炸掉了，后来是搭个浮桥过去的。
　　主持人：朝鲜那边的建筑被破坏了吗？
　　马发泉：都被打得没什么房子了，空洞洞的。
　　我们第一天行军过了新义州以后，有一个驾驶员开车，没注意，把车灯亮了一下，飞机一下就来了。那个炸弹就甩下来了，炮怦怦地爆炸了，把我的帽子炸飞掉了。

　　我第一天就差点牺牲了，那个时候帽子弄掉以后，我头上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想找一找，连长就说小马你走呀，你还要帽子干什么，命要紧呀，保存自己要紧。

　　主持人：从入朝开始到进入前线，这个路程你们走了有多长时间？

　　马发泉：大概有十来天，脚上的泡都很大了。

　　第一天就走了大概有90里到100里路，快天亮了，就是不走了，上级后来命令休息一天。走到封锁线那里，敌人飞机不停地飞。

　　之后就到釜山了，我就分到12军了。

　　主持人：到了前线之后，就直接投入战斗了吗？

　　马发泉：到了釜山前线以后，一个副指导员来带我们去了。

　　上去到了阵地以后，当时那个心情确实非常激动，感觉有点害怕。敌人的飞机不停地投炸弹，我们的副指导员走在前面，一发炮弹把他的头打掉了，就在我的面前。

　　主持人：当时离你有多远呀？

　　马发泉：离我有20、30公尺呀。

　　主持人：那你应该看得很清楚了？

　　马发泉：很清楚呀。后来我们去找他的头，但是找不到了。当时有点害怕的，死人这么多，我以前都没看到过这个场面的。

　　主持人：到了前线之后呢，您参加的第一次比较激烈的战斗是在哪里？

　　马发泉：是金城反击战。我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打541高地。

　　那次战斗很激烈，团里召集一个加强营，大概有256个人，之后团长牺牲了，有七、八个营长也都牺牲了，那次我们的损失是最大的。后来我们都打急眼了，我们拿起枪咚咚就打，都不瞄准了，要为团长报仇。

　　主持人：当时你们进攻的541高地，是多大的一个山呢？

　　马发泉：山不大，我们10来分钟就攻上去了。
　　后来我姐夫冲上去了。在冲上去之前，我姐夫把他的一块纪念章和一支钢笔给我了，那个是祖国人民慰问团送给我们的。我姐夫还给我十块钱，他说我们上去一定回不来了，要我照顾好我姐姐。还有个小鬼，也是我的同乡，他说他一定会死的，要我把他的骨头找回来，给他家里捎回来。
　　两个小时以后就开始冲了，200多号人就上去了，下来的时候只剩了30来个人。我姐夫当时是班长，他受了重伤下来了。我大哥到敌人阵地下面那个山头，把敌人的钢炮背过来了，一发炮弹打在身上，就死敌人阵地那边了。我的外甥也负重伤了，我二哥的脚被打瘸了，打了好几个洞，他们就回国了。
　　后来不知怎么搞得，我母亲以为我也死在了战场上，就给我设了一个灵堂，在外面的天井下烧香、拜佛，给我烧了两年。
　　主持人：马老，当时在朝鲜前线，您第一个牺牲的亲人是谁？
　　马发泉：我大哥。
　　主持人：他当时是在执行什么任务的时候牺牲的？

　　马发泉：执行侦察任务。541这个阵地一带是有很多敌人的火力点，我大哥摸过去了，回来的时候，一发炮弹就打在他背上了。

　　主持人：他当时是夜间摸过去的吗？

　　马发泉：是夜间，白天不好行动的。

　　主持人：他是一个人，还是带着其他人一块儿去的？

　　马发泉：他们是一个班。

　　主持人：他们当时已经进入到敌人前沿了吗？

　　马发泉：已经进入里面了，他们把敌人的铁丝网都剪了一个洞爬进去了。我听到我大哥牺牲的消息以后，我想去把他尸体找回来的。后来大家都觉得要顾大局，首先要保证自己，就是这样我大哥的尸体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

　　主持人：当时一起去的一个班的战士，回来了几个？

　　马发泉：很少。敌人的火力点很凶呀，他们的炮、机枪，就象下雨一样的，能回来真是要碰好运气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主持人：侦察任务完成了吗？

　　马发泉：侦察任务基本上完成了，把敌人的炮都拆过来了。

　　主持人：当时的541高地战斗，持续了多长时间？

　　马发泉：10几分钟，冲上去是6、7分钟，第一次还没成功，冲了好几次了，一个副连长还滚下来了。
　　最后阵地是拿下来了，快到天亮的时候，就剩下30多人。后来我们就跟敌人反复争夺，我们打的是消耗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我们不冲锋，就是挖工事，挖防空洞，保证自己。敌人炮弹打的得密、飞机轰炸得再猛烈，我们就躲在洞里，我们在里面唱歌。
　　主持人：当时阵地工事的里面是怎样的情况？

　　　马发泉：当时我们都是用手挖的，一夜不停地挖。我们睡觉就在地上，这个地上很潮湿，还有水，里面还有蛇。但是那个时候谁也不怕了。

　　我们的一个班长，他带着我们四个人到了靠近敌人前沿的一个工事里。当时我们带了一挺机枪，两支冲锋枪，再有两个爆破筒，十来个手榴弹。我们到了最前面的一个阵地，只有30来公尺，就是一道沟，几乎就是和敌人面对面了，连里面讲话、咳嗽声都听到了。

　　我们的班长那天晚上他再防空洞里面穿上了他的一套新衣服。我说班长你穿这个衣服干什么？他说我要准备。准备什么？他就没有讲了。他是准备死的。结果后来敌人的机枪打过来，把工事出口封锁牢了，再后来一炮弹打过来，把他两个腿都打没有了。他跟我说马发泉你要坚持战斗，要坚持下去，不要失守。当时我们的心情很难过，他快要死了。我给他包起来，那个血都流了2、3米，我的身上都是血呀，我还想把他背上来。就从那时开始，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我就背着班长的尸体，后来他牺牲了。

　　主持人：当时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你们对敌人的杀伤有多大呢？

　　马发泉：敌人的兵力也损失了不少的。我们是打游击战一样的，一下弄一个小组，三个人打一下，在某一个交通沟上挖一个洞，再打一下；有些同志一个棍子，上面支起一件衣服，在棍子上面再顶一个帽子，就像一个人一样的，放在那个地方。敌人看到了就猛打，我们就看到了他们藏身的地方，他们打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打过去。

　　后来敌人给我们弄的没办法，我们是能打能躲的游击战，非常灵活，当时敌人也吃了不少苦头。

　　主持人：当时在前线能够看到被我们打死的敌人的尸体吗？

　　马发泉：都能看到。

　　我们在高地上的时候，如果敌人爬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打。因为当时弹药很紧张，我们就把石头滚下去，就可以把敌人打下去。所以说这个战斗很可怕的，枪一响就要死人，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死。

　　敌人的飞机也很有意思，他们竟然在飞机上唱京戏，敌人说12军你们投降吧，你们的妈妈等你们过年呢。

　　当时快过年的时候，我们的指导员就跟我们说，你们的妈妈爸爸在家里肯定很想念你们的，我们也在战场上过个好年。然后我们就一起包饺子。那个时候的饺子都是大个一点儿的，肉馅就是我们祖国人民给我们的罐头。等到了快好的时候，一发炮弹打下来，打在炊事班长身上，他当场就牺牲了，把一锅的饺子全打光了，还有几个同志负重伤。当时我就想一下子把那个敌人打死，都消灭掉。可是没办法，过不去呀。

　　主持人：当时我们在上甘岭，感觉最困难的是什么？

　　马发泉：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水了。有一次连长说，小马去背一桶水，大家喝。

　　当时山下有一桶水，可能没有放毒细菌，大概有300、400米。我背着一个装汽油的那种铁桶，走到半山腰，一发炮弹打到这个桶，整个都打掉了，我身上摸摸这里也没有负伤，又摸摸这个脚还是好的。回来以后，我说连长，任务完不成了，他也没批评我。

　　连里的同志没吃到这个水。所以当时我们吃水很困难的，别人可能都想象不到的。有的时候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喝同志的小便，真是没办法了，因为嘴肿起来，都不能讲话了。晚上在洞里，就把舌头贴在洞里的石头上，弄一点湿气，这个水就这么困难了。
　　到现在我都很节约水的，我刷牙、洗脸就是一杯水，我到现在还有这个习惯。
　　主持人：当时住在坑道里的部队，主要都要靠下山去背水吗？
　　马发泉：没办法，后方送不上来呀，飞机封锁得很牢的呀。
　　主持人：取水的地方离咱们的坑道大概有多远呢？
　　马发泉：不一定，有的是在山下面一个孔里，那是没有放细菌的，放了细菌就不能去吃了。
　　到了1951年冬天，又下了很厚的雪，但是因为地上有细菌，所以落地就不能吃了。怎么办呢？
　　我们就用一个白被单，大家一起拿着，可以接一点雪。那个雪下得很大，我们的政委用装子弹的铁盒子，把这个雪弄起来放在这个子弹盒里，保存起来，保存一点水。然后就和糙米一起吃，还有一些压缩饼干。这个饼干很难吃，很硬的。我们每个人还有一瓶100 粒的维他命，这个吃下去一天打仗不睡觉都没有关系的。

　　主持人：马老，我看您所在的这个12军，是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的，那您当时参加过这次战役吗？

　　马发泉：有。

　　主持人：当时上甘岭前线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马发泉：当时上甘岭打了以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志愿团，写血书，主动报名去前线。写完了血书以后，领导再批准。支援团的意思就是说牺牲是光荣的，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朝鲜人民。

　　主持人：当时您也是自愿参加的志愿团？

　　马发泉：我也是自己报名的。

　　主持人：当时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您知道您守卫的这个上甘岭阵地，在整个战争当中的地位吗？

　　马发泉：当然知道，上甘岭就是要塞，是要害的军事基地，有很大的战斗意义的。

　　我当时进去的时候，就是在537.7高地，原来1号阵地。上面就是上甘岭，就是两个连守的。

　　后来敌人组织6万人，它三门大炮，178辆坦克，撂下来5000枚炸弹呀，炮弹飞过来190万发。

　　主持人：那么这两个小山头大概有多大呢？
　　马发泉：面积是3.7平方公里，就这么一个很小的范围了。
　　主持人：当时您所在的部队，进入到上甘岭前线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马发泉：大概是10月份去的，快到冬天了。后来我被调去做通信员了。
　　主持人：当时您所在的部队进入到前线之后，是首先打反击呢，还是打防御呢？

　　马发泉：开始是在阵地上打防御。
　　主持人：当时您在哪一个高地？
　　马发泉：537.3高地，也就是1号阵地。
　　主持人：您上去这个阵地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马发泉：都是光秃秃的。朝鲜那些20几米的树，全部都被打光了，打得一塌糊涂的，石头都打下去很深了。
　　敌人的穿甲弹打过来，都是先钻进去然后才爆炸的，很厉害呀。还有烟雾弹和燃烧弹，把树木全部烧掉。所以那个时候交通过道就很难挖了，我们当时都是边挖边牺牲。但是没有交通过道我们就过不去呀，敌人都封锁得很牢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是拼死，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毛主席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人在阵地在，一个人也要守。
　　上甘岭战役最大的特点就是阵地反复地得失，一次又一次地打回来又丢失，然后再抢回来。牺牲真的很多。
　　当时我们牺牲了1万1千人，敌人死了2万5千人，3.7平方公里的地方，3万6千人死那里。
　　主持人：马老，我听您说您当时给家里寄回了一张照片？
　　马发泉：开始没有寄的，后来我二哥写了一封信，说大哥牺牲了，说我也牺牲了。我二哥在战场上受伤了，有一天我碰到他，他说兄弟你怎么没死？他说他写信回去讲我已经死掉了。我说不好了，我就赶快写信，给母亲寄了照片。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在家给我烧香、烧纸烧了两年，一直烧到1954年4月份我回国，我母亲才相信，原来我没有死。后来我缴获了一把卡宾枪。一个美国兵冲上来，我把他打死了，我就跑下去 50来米捡起来，很轻的，装15发子弹的。
（马发泉的二哥马荣根因腿部负伤，回到丹东治疗。听战友说弟弟牺牲了，便写信回家告诉了母亲。半年后，马荣根伤势渐好回到战场，与马发泉相遇。马发泉让翻译官给他照个相，照片上写着“妈妈，我还活着”，用信寄了回去）
　　主持人：当时跑到阵地前50来米？那应该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吧？
　　马发泉：是很危险呀，但是我们基本上胜利了，那个阵地我们占领了，他人就倒在那里，那个枪还在那里冒烟呢，我就去捡了起来。战争实在是很残酷，不是讲讲空话的，我们是亲身经历过的。

陆家羲：人生的奇异组合

1935年6月10日，陆家羲出生于上海一个贫苦的家庭，父亲是一名小商贩，母亲在家靠给别人缝补衣服有些微薄的收入。即使家庭如此困难，陆家羲的父母仍然坚持让他上了学，他从小对数学是情有独钟。

上完初中，以卖酱油为生的父亲去世了，陆家羲不得不去当学徒挣钱补贴家用。

1951年，16岁的陆家羲告别家人，只身来到沈阳，考入东北电器工业管理局办的统计训练班。半年后，他顺利毕业并被分配到哈尔滨电机厂工作。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月薪64元，在当时是比较高的。

在工厂里，陆家羲一干就是5年多。但他利用业余时间，仍持续的学习着。

与数学问题的一次邂逅，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就是他偶然间看到孙泽瀛所著的《数学方法趣引》一书，这本书里介绍的妙趣横生的世界级数学难题深深的吸引了他。

没有人能想到，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竟然会改变他的一生，为他带来遗憾、光荣甚至灭亡。

世事就是如此，一句话、一本书，甚至一个眼神，都能改变一个有心人的人生轨迹。

1850年，在英国的一本名为“女士和先生们的日记”（Layd’s And Gentleman’s Diary）的杂志中，登载了这么一个有趣的数学题：15个女生每天出去散步一次，每次散步三人一组。请问如何安排散步方案，可以使得一周七天内任何两个人恰好一起散步一次？

这就是“寇克曼女生问题”，题目本身并不难解，但其一般化之后，就成为了一个100多年悬而未决的组合数学难题。

有趣的难题激发了他继续学习深造的念头，然而当时他的学习申请遭到了厂里相关领导的拒绝。

陆家羲并没有放弃，他毅然决然抛下饭碗，选择了考大学。那个时代，考大学是困难的，而初中毕业的陆家羲硬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在1957年考入吉林师范大学物理系。

不多的助学金支持了他大学生活。

毕业时，他基本攻克了“寇克曼女生问题”。

1962年，陆家羲将完成的论文《寇克曼系列和斯坦纳系列制作方法》寄往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然而数学所并没有理解他，次年才给了他回信，回信希望他能够自己去核实论文，然后将其投给相关领域的学术报刊并发表。

陆家羲对自己的证明充满信心。于是1963年，他将重写后的论文发给了《数学通报》。不过，一年的等待收到的回复只有一句话：建议改投其他刊物。

1965年冬，他把“寇克曼系列”推广到四元组，投给《数学学报》。等了一年，他收到了退稿信，退稿意见是：论文没价值。

此后，陆家羲又多次给相关报刊投稿，然而每次都是被退回。

1966年之后的十年是段特殊的时期，几乎所有科学研究都陆续陷于停滞。

陆家羲被当成“疯子”，被扣上了一顶走“白专道路”的帽子，送到干校进行劳动改造。这给他的精神造成了很大伤害，也使他中断了一切思考。

不过，在这段特殊的时期里，1972年陆家羲结了婚，还育有一女，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又过了7年，1979年，陆家羲借到了两本1974年和1975年出版的美国组合数学刊物《组合论》（Combinatorics），发现Ray-Chaudhuri and Wilson已经在1971年和1975年分别解决了柯克曼三元系存在性的充要条件问题以及推广到n元组的情况。

虽然这一时间比他做出研究成果的时间要迟7-10年左右，但直到此时他投出去的论文仍渺无消息。

这个打击非常大，但他没有灰心。

陆家羲在国外研究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问题，将研究目光转向了组合数学中另一问题——“斯坦纳问题（Steiner Triple Systems）”——寇克曼问题更一般化的研究。

1980年，他完成了“斯坦纳系列”论文，但稿件寄出之后仍是石沉大海。

不过，这次幸运的是论文稿件被苏州大学朱烈教授看到了。朱烈找到陆家羲，建议他把文章直接寄给《组合论》。

马上，陆家羲把相关6篇论文相继寄往美国。一个月后，他收到了全部的回复。

1982年5月，陆家羲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书籍出版的版权签约书。

1983年3月，陆家羲的前3篇论文正式发表；4月，后3篇论文一并发表。

此时陆家羲是包头一所中学的物理老师。

这些论文也没有引起国内数学界的关注。

1983年有关单位邀请加拿大组合数学专家门德尔逊来中国讲学，而门德尔逊却对此感到很疑惑，他对大会组织者说，你们中国在组合数学领域有陆家羲博士，为什么还要邀请他去讲学呢？

门德尔逊的话是有分量的。

主办方马上邀请陆家羲来参加学术会议。

但陆家羲凑不齐参加学术会议的400元路费，好在妻子帮他筹借到了。

1983年10月，他终于来到了在武汉举行的第四届中国数学年会。会上，陆家羲宣布自己解决了“斯坦纳问题”。会议结束后，他随即返回包头家中，对妻子說“这次可见过大世面了”。

10月30日晚饭后，陆家羲和家人聊了一下便說“太累了太累了，明天再讲，早些休息吧”。这大约是48岁离世的陆家羲的最后一句话，还留下了400多元外债，以及抽屉里尚未完成的“斯坦纳系列”最后一篇论文。

在他去世当天，妻子收到中国科学院寄来的45元钱：28元是从大连到合肥的路费；9元是他买的一部数学新作报销款；剩下的8元，是他为人代审稿件的酬劳——这大约是他一生中唯一从出版部门换来的报酬。

1987年，陆家羲的《不相交的斯坦纳三元系大集》研究成果被追授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由其妻子代为领取。

这样看，陆家羲的研究大概是正确的吧。

张铁生：长生如铁

张铁生是谁？

他曾是“白卷英雄”。

也曾是《人民日报》特别发文表扬的“洋溢着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的年轻人。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辽宁省兴城县知识青年、农村生产队队长张铁生因考试交白卷而写的一封信。

《辽宁日报》加上了“编者按”——“张铁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8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加了一段编者按——“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封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这封信提出的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人民日报》发文如下：
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的一封信。
这封信洋溢着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废除了旧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实行了新的大学招生制度：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选拔大学生。招生制度的这个重大改革，向工农兵敞开了高等院校的大门，在教育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在前进的道路上，都会碰到阻力。新的大学招生制度，在实行的过程中，也必然会有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在群众评议、推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核，是为了了解被推荐对象的实践经验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把这种文化考核同过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入学考试制度混为一谈，当作一道“关卡”，以“分数”为录取入学的主要标准，这就是旧思想、旧习惯势力的一种表现。
在旧思想、旧习惯势力的面前，张铁生同志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呢？这个下乡锻炼已经五年、现在担任着生产队长的知识青年，采取的是反潮流的态度：对物理化学的试题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一八八九年，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一封信中，就曾经提倡过反潮流的精神。他说：“如果我们不去阻挡暂时陷入愚蠢举动的民众潮流，那末，真是活见鬼，我们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
三十四年前，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在青年运动中有一股不愿意和工农大众相联合的潮流。毛主席说：“这样一个潮流好不好呢？我看是不好的，因为他们反对工农，就是反对革命，所以说，它是青年运动中的一股逆流”，“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社会潮流，也是如此。有革命的潮流，有反动的潮流；有进步的潮流，有落后的潮流。马列主义倡导的反潮流，就是要反对反动的、落后的潮流，也就是要反对形形色色的逆流。
反潮流，要有眼力。要善于识别两种不同的潮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反动的、落后的潮流，又往往是乔装改扮成革命的、进步的潮流的模样出现的。因此，没有尖锐锋利的眼力是不行的。
反潮流，要有胆略。当错误路线、错误倾向和资产阶级思潮，具有相当的规模和一定的声势，形成为一股潮流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给以迎头痛击，这是需要胆量的。
这眼力，这胆略，归根到底，也就是路线斗争的觉悟。具有较高的路线斗争觉悟，才能善于识别潮流，才能敢于反潮流。
眼力从何来？胆略从何来？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要同工农相结合，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在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在革命的、进步的洪流奔腾向前的时候，反动的、落后的潮流，总是要冒出来抵制、干扰和捣乱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最“发人深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要有反潮流的精神，都要坚持反潮流的斗争。

没多久，《红旗》杂志再次转载了这封信，这一次，直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观点：称考大学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
之后，各地报纸纷纷转载，并发表文章指责高校招生进行文化考试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是“复辟回潮”。
由此，1973年9月，张铁生顺利进入了辽宁农学院，成为该学院畜牧医系1973级大学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辽宁省铁岭农学院的领导成员，当上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成为红极一时的“反潮流英雄”。辽宁农学院宣传部、共青团曾为他撰写的《张铁生同志事迹简介》中，首先称赞他是“敢于斗争的青年人”。

张铁生的经历

（张是黑五类出身。原姓刘，父亲是做生意的，与伪满保安司令是把兄弟。抗战胜利后，伪保安司令投了国军，后来因反共被毙。张的爹受其把兄弟牵连，也被判了刑。刘铁生后随了母亲的姓，改姓张。）

张铁生本姓刘，1950年出生在辽宁锦州市兴城县。

上初中时，张铁生是劳动积极分子，学校每次组织学生下乡劳动，他都干得很踏实认真，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他还乐于助人，学校里评助学金，同学们照顾他，但他坚决不要，硬让给其他同学。

1968年10月，初中毕业前夕，张铁生“响应国家号召，愿意去最艰苦的地方干革命”，把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革命的大字报贴到学校礼堂，不久，他被分配到兴城县望海公社厂子沟大队插队落户。

1969年秋天，张铁生母亲响应国家号召城镇人口下乡的运动，从城里回到老家——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

张铁生跟随母亲到这里继续插队。半年后，被当地农民推选为大队仓库保管员。

1971年，张铁生被推选为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并加入共青团。

刚下乡时，有个“好心人”对张铁生说:“到农村，多栽花，少挑刺，好好劳动，就能早走。”听了这话，小张当即给顶了回去:“我到农村不是来镀金，而是来革命。人活着不能为了个人私利，革命者的一生应该是斗争的一生!”厂子沟大队有个家伙，经常为非作歹，破坏集体经济。有一次，他故意捣乱，不服从队里分配给他的活计。张铁生觉得有责任维护社会主义劳动纪律，便当场同他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事后，这个家伙怀恨在心，装疯卖傻，对小张进行威胁恫吓。张铁生识破了他的花招，继续进行斗争。在大队党组织的领导下，小张到群众中调查了解，掌握了这个家伙偷窃公家食盐等犯罪行为，和群众一起对他进行了批判。不久，这个犯罪分子就受到了法律制裁。张铁生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革命精神，给贫下中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根据一份记录，张铁生在1972年全年，出勤天数超过340天。

张铁生成为大学生后，学习积极刻苦。但是，那时他已是全国闻名的“大人物”，对于他来说“读书”早就不是主要任务。

1975年，25岁的张铁生，已经是沈阳农学院的领导班子成员了。

1975年1月，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名列新一届人大常委名单中。

后来，他被称为“反革命打手”，被称为“一个臭蛋”“一个假典型”“黑典型”。

1977年，张铁生被打倒、开除。

后来，被捕入狱。

后来，又成为了一个亿万富翁。

张铁生与高考变革

张铁生在1973年高考时写的那封信是这样的：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 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 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 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 坚持始终， 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 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 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 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 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 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 但那样做， 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 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 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 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那一年高考，张铁生的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他并没有交“白卷”。
1973年7月15日，张铁生接到了县招生办的通知，让他再去补考一次。在那次补考中，除了一般性的考题外，张铁生还写了一篇作文，题目叫《大学门，向谁开？》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人民日报》刊登“改革”，通告取消高考。1966至1968年的三届初、高中学生升学路被阻断。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文化课考试，提出“十六字”招生办法和“两个估计”，全国高校开始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

1973年3月10日，国务院批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

此后，举行了一次实行文化课考试的“高考”。但因张铁生的这封信，1973年的文化考试很快作废了。

1975年11月29日，《辽宁青年》上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对教育界某刊物上奇谈怪论的批判》，文章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妄图趁我们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时机，趁全国各条战线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要在教育战线上打开缺口，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这篇文章的署名，是“张铁生”。

1976年1月6日，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这成为张铁生交出的一份“新答卷”，此时张铁生25岁，是沈阳农学院的领导班子成员，副组长、党委书记。

1976年10月 10日，张铁生大学毕业，回到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继续插队务农。10月17日，张铁生吃过早饭，一辆吉普车开到村里，省知青办的一位领导和组织部的一位干部从车上下来，以到锦州开会的名义将他带走。张铁生开始了他牢狱生涯。

有关部门先是将张铁生安置在兴城县当地驻军军营里。到部队后，一位军代表向他传达了中央文件。张铁生十分震惊，当即说：“这是政变，右派上台了。”军代表对张铁生的话做了记录。有关部门将张铁生安置在军营主要是希望他思想转弯子，一个多星期后，他始终转不过弯，又被带到沈阳，继续到学习班转弯子，还是转不过来。张铁生对省知青办的一位领导说：“希望组织上尽快给我一个结论，我好早点回农村去，改变生产队的落后面貌，实现我的理想。”这位领导劝张铁生赶紧表态，赶紧转弯子，赶紧揭发，晚了就来不及了，但张并未领会到其中的涵义。

11月18 日，《山西日报》刊登了《二月里的反革命噪音》， 揭露了张铁生1976年2月在山西进行反革命煽动的言行，拉开了对他揭批的序幕。

12月，张铁生被押到沈阳市郊陈相屯，单独关在某防化部队的院子里。警卫战士一个小时换一次岗，张铁生每天24小时都在监视之下。

对张铁生的批斗会也随之展开，第一站就是铁岭农学院。在批斗会上，张铁生知道自己被定性为“新生的反革命分子”。

12月14日，在锦州开完批判会后，晚上8点多钟，张铁生被关进沈阳看守所。

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断了11年的中国高考制度，重新恢复。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1983年3月，锦州市中级法院公开审判张铁生“反革命案件”，最终法庭判处张铁生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出狱后

在服刑期间，张铁生采过矿，做过兽医，也做过医生，还做过护士。期间，生父已过世，养父病瘫。

1991年10月16日清晨，张铁生服满刑期，当走出监狱大门、回望身后的高墙时，他很想拍张照片以作留念，但因提前出狱，家人未到，只能作罢。他找了一家招待所住下等待家人，等了他15年的董礼平把他接回了家。

后来，张铁生与董礼平结婚。

此前张铁生有个恋人叫小侯。入狱后，小侯家悔婚，小侯坚决不同意，甚至从家里搬了出来。可是，她不知道张铁生在哪儿，也不知道他会怎样，来找她外调的人接连不断，赤脚医生也不让她干了，走到哪里背后都有人指指点点。张铁生给她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她：不要等了，我是没有指望的人。小侯26岁时嫁给了县城里的一位工人。

而董礼平是张铁生大学时的同班同学。

1977年，董礼平是1973级唯一一位留校毕业生，1991年成为沈阳农学院讲师。

婚后，由于一直没有能被安排工作，1992年，张铁生被董礼平推荐给其曾经的学生金卫东，因金卫东引荐而走上从商之路。
1995年，张铁生的“天地”牌饲料已经占据沈阳半壁江山。
2014年7月30日，张铁生作为“禾丰牧业”的七位发起人之一，持3244万股，以发行价计算，张铁生身价1.89亿。

他现在在哪儿

目前，张铁生已退休，董礼平已因病去世。
他拥有新西兰永居权，生活在新西兰奥克兰市。
张铁生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太平常了，和我的同学、朋友比，我没有一个方面是出色的。这些年拼命干事业，绝不是在努力向世人证明什么，我只是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王申酉：有罪的日记

王申酉的一些思想：
“在我们国家里，还存在着革命功臣与广大平民的不平等” 1963年；
“思想独裁” 1964年；
“三面红旗一出，三年困苦降临到六亿人头上” 1965年；
“在六万万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同封建时代类似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 1966年；
“十年前划了30万_（原文）右派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耿直志士” 1967年；
……

但他的观点只是写在日记中，写在给女友的书信里。
王申酉在1976年9月7日至9日用三天工夫给女朋友写了封长信，信分八个问题。除了他谈到与女朋友的结识及双方关系发展前景的外，主要阐述了他的世界观；对1949年以前中国历史的看法；对苏联历史的看法；对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的看法与对美的看法；对中国目前现状的看法。他全面反思了建国以来一系列极左思想恶果，提出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系统的改革主张。
王申酉这份写给女朋友信中的内容，是他十年探索形成的真知灼见。
当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已宣布结束。他给父母写信，要求他们用他的工资代买《资本论》1-3卷、《剩余价值学说史》1-3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传》、《论一元唯物史观的发展》、《没有地址的信》、《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书送来，还准备在牢中再次攻读马恩著作。但无人理会他的要求，这封家书也被扣压。

他给女朋友和弟弟的信都给公安局当作“罪证”收缴，在内蒙做工的弟弟也被关了起来。
一个多月20次审讯，预审员反复要求王申酉承认所谓“恶毒攻击罪”。而王申酉认为这不是攻击，他是讲真理，讲人所共识的客观事实。
1976年11月18日，办案人员要王申酉重写一遍给女友的那封没有写完的长信内容，作为一份他全面的“亲笔供词”。
原来的那封信已被他丢到水池中毁掉了。再重复写这封信时，靠他多年生活的观察积累和深入思考的透彻分析，下笔一泻千里，从11月18日到23日，6天中写了6万多字。但他的这封信，被当时的审查者们当成了“恶毒攻击罪”的罪状供词。

“供状”
警车飞快越过上海闹市区，驶向普陀区拘留所。当晚即开始审讯，紧紧围绕着所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罪名而展开。
问：“你的矛头针对谁？”
答：“我主要写的是现在的社会情况。”
问：“我们的社会是什么社会？”
答：“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我想有很多情况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生产力不能高速度增长；科技水平不是高速发展；文学艺术也不能达到高水平。我们社会是闭塞的，不是如马克思所讲的和国际交往密切。”
问：“为什么你的攻击在1976年？”
答：“我感到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中国有了希望，我的思想是和他完全合拍的。1976年批判邓小平以后，我情绪抵触，认为国家没指望了，自己也失望了。这在给女朋友和弟弟的信上都讲了……”

1977年年初，北京传来中央文件和通知，再一次强调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凡是恶毒攻击……者，必须严厉镇压，决不手软。
1977年3月，上海市革委会决定在“五一”节前要召开“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要求法院上报案例。上海市高级法院“死刑复核组”人员立即到各区、县选择公判典型，王申酉不幸被选中。
“全面专政机器”飞速开动。时间紧迫，连表面上的法律程序也顾不得了。按规定，公安局向法院起诉后，法院才能受理审讯、判刑。可是，王申酉一直关在公安局，并未移交法院审讯。为了赶在3月20日前向市委上报公判案例，3月8日，市、区两级法院审判员联合突击审讯王申酉。此时，他们还没有接到公安局的起诉书。普陀区公安局的起诉书是在3月9日才正式送到区法院的，而在头一天法院却已开始审讯。
3月8日、9日、10日、16日上下午，普陀区法院和上海市高级法院联合提审王申酉五次，围绕“攻击罪”整理出了“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反右派运动”、攻击“反右倾运动”、攻击“大跃进”、攻击“人民公社运动”、攻击“批林批孔”、攻击“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九项恶毒“攻击罪”。
3月14日，普陀区法院党组和普陀区公安局分党委联席会议决定：对王申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3月17日，普陀区区委书记董镇同志认为王申酉只是动嘴，没有动手，写信没有扩散，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他批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
区法院党组将原报批“死刑，立即执行”和区委书记的批示“死刑，缓期两年”两种意见一并上报上海市高级法院党组。
3月25日，上海市高级法院党组开会讨论，一致意见：判处王申酉死缓。
4月5日，当时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在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说：“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1977年中央五号文件精神，开展几次大的打击，抓住典型案例，坚决打击，决不手软！”
参加会议的上海市高级法院院长开完会回来，睡不着觉。他想自己过去曾被市委领导批评“太右”，今天会上的精神是对政治案件判刑要从严，王申酉的案子我们判“死缓”是否轻了？如果上报市委审批时，市委意见是“死刑，立即执行”，岂不说明自己真的“右”了？想来想去，他决定将王申酉案改为“死刑，立即执行！”
4月6日上午，他召集党组开会，传达市委会议精神。建议立即改变上次党组判处王申酉死缓的决议，改判王申酉“死刑，立即执行！”王申酉的命运就此决定了！
上海市高级法院死刑复查组、刑一庭以及所有党组成员都没有看过王申酉写的六万言的“供状”，他们判刑的根据只是区法院整理的几百字的“九条罪状”。
1977年4月7日，在一间布置得十分幽雅的会议室里，当时的上海市委常委会讨论市高级法院上报的公判案件。这一天他们共讨论了58个案件，决定了68个罪犯的判刑，每个常委都分到了一袋装有“罪犯”“罪行”的材料。他们在讨论这决定人命关天的大事时，包括汇报时间，平均每六分钟就讨论决定一个死刑案！王申酉的案子，排在第12名。高院刑一庭同志同时汇报了普陀区委建议“死缓”和高级法院党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两种意见。市委的决定性意见是“杀”！
1977年4月27日下午，普陀区体育场上，召开了一万六千人参加的公判大会，王申酉被押赴刑场枪决。
但上海市高级法院的书面批文，在王申酉被枪决后的第二天才送到普陀区法院，而区法院却在没有见到批复件之前就宣布判决了。
1981年4月中共上海市委召开了庄重的追悼大会，为王申酉正式平反。受他株连坐牢的弟弟和朋友也都同时平反。

沈元：夭折的历史

沈元原籍浙江义乌，1938年生于上海。其父沈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科毕业，南京政府成立后，曾任镇江县县长（当时江苏省政府设在镇江），抗战时期主持修建滇缅公路。

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

1956年，沈元从美国《工人日报》读到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的长篇“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原先在他心目中老大哥的光辉形象瞬间被粉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暴虐无情、杀人如麻的恶魔。在震惊之余，他摘译了部分内容与大家分享，而这些是北大的同学们在《联共（布）党史教程》里看不到的。

当时，沈元就“秘密报告”发表了许多问题和看法，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
一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为何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是看不到?那样的历史是信史?
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却为什么不能写信史?学习和研究史学的人对于如何书写历史，当然是特别在意的。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大家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使命：自己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谁来继承太史公的传统?
二是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
赫鲁晓夫仅归结为个人崇拜，而沈元却直言——“根本上还是制度问题。”

1957年，中央和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鸣放”，要求党外提意见。沈元除了和同学创写“鸣放”的宣传报外，也发起创办了《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北大“五一九”事件后，他虽同意“左派先锋”林希翎（人大）、谭天荣（北大）的观点，但却反对他们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却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之后，在北大按百分比划右派时，沈元被打为“右派”， 上级更认为“他早就是右派”，认定他的《准风月谈》是向党进攻，追溯到他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私下的评论，指控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年代”，将其定性为“极右”。

1958年，沈元被北大开除学籍，送北京西郊农场劳动改造3年，据他同学雷光汉著文回忆：被打成右派后，雷光汉和沈元一起下放到门头沟的斋堂背石头，修水库。当时沈元和他的一个姨表妹谈恋爱，曾到斋堂看过沈元，但表示要和他这个右派断绝恋爱关系，沈元因此大受刺激，痛不欲生，说：政治上没希望了，爱情上也没希望了，活着没意思了。他甚至想轻生，跳水了断此生，为此雷光汉在北海桥上劝了沈元两小时。

1961年，沈元摘“右派”帽，被允许返回北京在街道上劳动。虽已摘帽，但由于被取消了学籍，已不能再回北大继续学业。于是他一头钻进北京图书馆自学，苦心孤诣，埋头研究，写出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当时，恰巧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正在寻觅一位称职的助手，当他读到由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刘导生推荐的沈元写的九篇文章后，十分欣赏沈元的才华，认定沈元就是自己要找的助手，遂录用沈元为近代史所实习研究员。

1962年，兼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的黎澍，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挑选出《急就篇研究》在杂志上发表。《急就篇》原是汉代的蒙学课本，沈元对《急就篇》的考订超越了大学问家王国维（仅为考订，不指学术水平）。而从《急就篇》研究汉代社会的性质，更是前无古人，凭借在史学、文学、音韵学上的深厚功底和独特视角，在史学界引起极大轰动。郭沫若称赞：“这篇文章写得好。”范文澜读后也说：“至少比我写得好。”

1963年，沈元完成文章《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全文五万多字，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从中摘录一万字，以《论洪秀全》为题，发了整整一版（整版摘录极其罕见）。沈元再次博得满堂喝彩，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

但是就在此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有人控告，有人赞叹，闹得沸沸扬扬，这就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为有一个准确说法，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发话，要学部就此问题调查。在当时情况下为保护沈元，息事宁人，不再发表其文章是唯一办法。

但之后沈元又写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副主编丁守和在看后认为文章颇佳，便用署假名“张玉楼”的方法把它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正好这时《人民日报》让他们推荐文章，丁守和便将沈元的这篇文章和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的《关于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起送往《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编辑不知“张玉楼”系何人何背景，只以文章质量取胜，最终采用了沈元的文章。但有人知晓内情，知道“张玉楼”为何人，便把揭发“沈元事件”的材料寄到了毛那里，虽被秘书田家英暂时压下，但接着又有人到中宣部告发“黎澍重用右派”。中宣部再次派人来调查，结论是没有违反原则的地方，但建议以后少发他的文章。

1964年，沈元利用故宫的材料，写了《中国历代尺度概述》。这次丁守和说不发了，但经不住沈元恳求，而丁守和也看出他在此文中功夫下得很深，再说是一篇关于科技史方面的，有很大实用价值，无关政治，不忍心埋没这样的优秀文章，还是发表了，这回用的是“曾武秀”的假名。

结果还是有人发觉了，研究所党委书记找丁谈话，下了最后通牒：“中宣部刚发通知，你们怎么又发沈元的文章了？以后不要再发了，免得给你们也给我们都带来麻烦。”这篇文章遂成了沈元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1966年，28岁的沈元被列为要打倒的“历史界十大权威之一”，除他之外，其他9人都是史学界知名人物。

沈元在文革中曾结婚，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一来，便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夫妻两人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曾经接纳他的研究所，也根本不可能再度接纳他，两个年轻人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期间，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但姐姐早已自顾不暇，不可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

1968年，沈元选择用油彩乔装成黑人闯入马里驻华大使馆（郭罗基《哀沈元》中说他进入苏联驻华使馆），寻求政治避难，结果大使不敢收留，通报中国政府逮捕了他。

1970年，为了给中央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树立“样板”，北京市当局从1月底至4月中旬共开了三次全市性有数万至十万人参加的公审公判大会，判刑和处决所谓“反革命”罪犯。2月11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通知》，开列了以顾文选为代表的55名罪犯，交群众讨论。沈元名列其中的第19位。3月5日北京当局召开全市公判大会，对这份《通知》所附等55人予以判决。其中顾文选等18人加上前份《通知》名单上因故留下的遇罗克等共19人被处决。名单上的其他人，如闻佳、张朗朗、周七月等也被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然而，只有沈元一人是没杀也没判。

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3月5日那批当局预定的被处决人数已满，而且超出。北京市公法军管会”或北京市革委高层，对沈元是判“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存在某种分歧，所以暂被“刀下留人”。

但沈元这次侥幸并没维持多久，其校友顾文选与遇罗克等被处决后仅过了19天，3月24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又发出了当年的第三份此类通知。沈元在《通知》中“榜上有名”。《通知》上，关于沈元的“罪行简介”全文如下：
十七、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其母系右派分子。
沈犯书写大量反动文章，积极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装成黑人，投靠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份文本上，在沈元的简介文字之后，批注有“死。张死缓”字样，表明曾有位张姓人士，认为对沈元可以“刀下留人”，处以“死缓”判决。可惜的是，这个意见最终未被采纳。最终，沈元于4月18日被处决，时年32岁。

文革过去，沈元的姐姐沈蓓和八十岁的老母上访北京，追究事件始末。1980年春天她们终于拿到一张正式平反的通知，内容为：
被告沈元……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O年四月十八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决书。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沈元老母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沈元的一包文稿，在文革中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员拿走，不肯归还。黎澍说，幸亏还有沈元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保存下来。之后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

方忠谋：不可认定为文物

1970年的春天，安徽固镇县人民医院医生方忠谋，以“不忠于毛主席”的罪名被押往了刑场。
检举和揭发这名医生“罪行”的，是方的长子张红兵和丈夫张月升。

1926年出生的方忠谋，23岁时参军成为解放军卫生员，曾参与了渡江战役，荣获过二等功，转业后曾任蚌埠市固镇县医院门诊部副主任。方的父亲方雪吾曾是一名地下党员，土改运动时，方家因有田有地有草屋，又加上方雪吾还有些文化，便被划为了地主。最后方雪吾被以“地主分子”“反革命”等，被处以极刑。作为方雪吾的女儿，方忠谋也受到了牵连，身份遭到怀疑，为了表示对革命的忠心，方忠谋便主动跟家里划清界限。
1967年，方的大女儿张芳作为当地的学生代表去北京受到最高领导的接见。回来还没有一个礼拜的时间，14岁的张芳就因染上流行性脑膜炎不幸去世。
女儿离世没多久，就在同一年，张月升被扣上“走资派”的名号。
张月升此前是固镇县卫生科科长、党总支书记，被打倒后成为固镇县里卫生系统的头号“走资派”，常被戴着高帽押送着游行，接受批斗。
据张红兵回忆，“文革”刚开始的两年，张月升被批斗最多，方忠谋也被“陪斗”，张红兵本人还写过批判自己父亲的大字报。

1953年，张红兵出生，原名张铁夫。1966年，张铁夫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红兵”。
到1970年，对张月升的批斗逐渐冷却，但方忠谋由于被固镇县医院造反派认为是出身地主家庭，有“国民党特务”嫌疑，被隔离审查很久后，一直持续了一年，才允许回家。
方忠谋的精神方面可能也出现了问题。
方忠谋返家后依然要被家人批斗。当时，遵照最高领袖的倡导，家庭辩论、家庭批斗是常见现象。
张红兵回忆说，当时主要是他这个16岁的中学红卫兵在斗母亲，父亲和其他家人则说话不多。
1970年2月13日晚，方忠谋当晚在家人面前说了些支持刘少奇、邓小平的话。张红兵记得，当晚方忠谋将卧室里的毛主席画像等烧毁，张月升发现后喊“打反革命分子”。
当时“一颗红心”的张红兵马上意识到这是“现行反革命”，张月升则让方忠谋把自己说的话写下，然后拿着字条出去报案。
张红兵担心父亲没有真去报案，又写了个纸条，将方定义为“反革命的罪犯”，和自己的红卫兵胸章放在一起，塞在同住一大院的“固镇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家的门缝里。晚年的张红兵回忆道：“我知道当时这么做的后果，按照当时的《公安六条》_{（即1967年1月13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共六条，1979年2月17日被中共中央宣布撤销）}规定，肯定是这个结果。”
当晚，军代表赶到张红兵家中，红卫兵们揪着她的头发将方忠谋押走。
没过多久，身为方忠谋亲属的张红兵、张月升二人也被要求写材料，这些材料后都被作为审判方忠谋的证据。张红兵在材料的最后写道，应“判处现行反革命方忠谋死刑，立即执行”。1970年4月8日，张月升与方忠谋离婚。同一天，方忠谋被固镇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判处死刑。
三天过后，方忠谋便被批准押往安徽省固镇县的郊外执行死刑，当时固镇县的许多民众都来到了行刑的现场，其中也包括方忠谋的儿子：张红兵。据晚年的张红兵回忆称，当时的行刑人按住母亲方忠谋的头，让她把头低下面朝地，但她只是把头朝左偏了一个位置。

方忠谋被执行枪决后，张红兵的事迹被作为“大义灭亲”的典型，在县里教育革命展览中展出，被当地宣传成“榜样”和“楷模”，其照片和故事也被陈列在博物馆内进行展览，这让张红兵成为了20世纪70年代最典型的红卫兵青年学生之一。
张红兵在被当作“正面榜样”宣传没过多久，因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作为当时“罪大恶极”的“罪犯”，张红兵本人也脱离不了干系。高考之后，张红兵并没有如愿以偿地收到自己想要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而是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起被下放到了乡村，接受劳动改造。
张月升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之后一直是正科级干部，但在方之案发生后，离开了固镇县卫生科调动到五河县商业局工作，行政职务从科级变成了副科级，直到退休。
方的妹妹方佩兰、兄弟方梅开均下放农村劳动，方家和张家断绝了关系。
1978年，张红兵已经返城成为一名工人，已经和张红兵断绝关系的小姨找到他，表示希望他能够出庭作为人证，帮助方忠谋平反，恢复名誉，张红兵同意了。1980年，固镇县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在搜集人证、物证之后，方忠谋被认定无罪。同年7月，安徽宿县地区中级法院作出《关于方忠谋现行反革命一案的批复》，指出“此案是一冤案，应予以平反昭雪”。
1982年，张红兵及其亲属在确认方忠谋遗骸掩埋地的大致位置后，向当地生产队购买了这块土地，建起一座土坟作为方的墓地。
张红兵后来产生了将方忠谋墓申请认定为省级文物的想法，多次请求把方忠谋墓地（遇难地）列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范围，作为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调查、登记，依法将其确定为安徽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遭到了有关方面的拒绝。
张红兵在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经历时，总会说自己是一个喝“狼奶”长大的孩子。

张志新：被告密的思想

张志新（1930年12月-1975年4月4日），女，汉族，中共党员，1930年12月生，天津市人，生前系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在“文革”期间，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遭受了残酷迫害。她坚持真理，公开揭露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被“四人帮”一伙定为“现行反革命”，于1969年9月被捕入狱。1975年4月4日惨遭“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杀害，年仅45岁。1979年3月21日，辽宁省委为她平反昭雪。

1979年3月9日，辽宁省委常委认真听取了有关调查组的汇报。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说：“张志新案件是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惨的。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她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要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

1979年3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有两千多人参加的平反大会，宣读了《中共辽宁省委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时任省委书记徐少甫同志讲了话，高度评价张志新烈士的革命品质，号召全省党员向她学习。

4月4日，是烈士殉难4周年的日子，省委宣传部在沈阳回龙岗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四周摆满了花圈。烈士的母亲在墓碑上题词：“探求真理，贵在实践，忠骨毁灭，浩气长存”。

1969年9月18日，有着“人大才女”美誉的张志新被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逮捕。原本只要她老实“认罪”，组织上也不会如何为难她，可能被关个几年就会放出来。但张志新始终坚称自己无罪，并且多次公开发表在当时不被允许提及的言论，此举彻底葬送了她生还的希望。

起初张志新只是接受简单的劳教，但后来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再后来直接被判处死刑。入狱6年后，受尽折磨、精神几乎失常的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当时的她才年仅45岁。

1930年12月5日，张志新出生在天津。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各路军阀中原大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去，中华大地的上空总笼罩着挥散不去的阴云。当时的人们没有自由和安全可言，看似平静的生活随时可能被打破，拥有的一切也随时可能会失去。

幸运的是，张志新出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家庭。她的父亲张玉藻是一名老革命家，早些年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算是中国最早一批接触到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而她的母亲郝玉芝也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家闺秀，在父母的熏陶下，张志新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且展现出了极强的音乐天赋。

在张志新出生前，她的父母已经先后生了三个儿子，如此一来她自然成了全家人的“掌中宝”。在这样一个充满关怀的大家庭里，张志新得以自由的学习她喜欢的一切，她也因此养成了开朗大方、爱憎分明的性格。

1950年，20岁的张志新从天津市第一女子中学毕业，随后进入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深造。值得一提的是，她的母亲也曾毕业于师范学校，想必母亲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一定给她树立起了极佳的榜样形象。

就在张志新进入天津师范学院后不久，抗美援朝战争便爆发了，无数爱国青年纷纷向国家请缨上前线参加战斗。张志新也不例外，她积极响应中央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第一时间就提交了报名表。

刚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新中国自然不缺乏骁勇善战的将士，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人才却是国家所急需的。毕竟当时我们的对手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必须在每一环上都做足功课，才能争取最终战争的胜利。

当时我们的志愿军部队急需俄语翻译，为了尽早做好万全准备，国家随即从报名参军的年轻人中筛选出一批开始接受俄语培训。就这样，20岁的张志新被保送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在那里她的人生将迎来重大转变，同时也邂逅了人生中第一段感情。

仅仅2年后，张志新便以优异成绩获得了提前毕业的资格，而抗美援朝战争也以我国的胜利而宣告进入了尾声。张志新顿感“空有一身抱负无处施展”，为了不让2年间的学习成果埋没，她选择留在学校任职，此后便一直在俄语资料室负责翻译工作。

不久后，张志新结识了人大哲学系团委书记曾真，两人很快便确立了恋爱关系。张志新生性热烈而浪漫，而曾真则沉稳踏实，这对俊男靓女的组合在当时人大的校园里成为了一桩美谈。

1955年国庆，张志新和曾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他们选择在祖国的生日这天完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仪式，足可看出他们的满腔爱国情怀。婚后第二年，张志新便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从此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诞生了。

那段时间的张志新特别满足，她觉得生活一下子就多姿多彩起来。在丈夫曾真的引荐下，张志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的爱国之情更加坚定且纯粹。1957年，夫妻俩双双被选调到沈阳工作，此后便一直在中共辽宁省委机关任干部。后来因为专业特殊性，张志新又被调到宣传部担任干事。

几年之后，夫妻俩又生育了一个儿子，之后便一直在沈阳生活。但好景不长，在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蓄意推动下，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逐渐蔓延开来。一时间，所有人都紧张起来，生怕被扣上各种“反革命”的帽子。

张志新和丈夫起初并未有太多顾虑，他们多年来一直在高校和政府机关任职，轻易不会被卷入任何政治风波。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志新目睹了太多惨无人道的暴行，社会上的种种乱象引发了她对国家和社会的一系列思考与批判。

1968年的一个星期天，张志新拜访了一位朋友，希望能从朋友那里得到江青等人发表讲话时的资料。在两人谈话过程中，朋友不止一次提出让张志新加入他们的阵营，声称他们的阵营代表着正义和革命。可张志新当即就一口回绝，她表示自己所追求的是革命的真理，而不是所谓的任何派系。

这本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小事，可张志新所表现出的强硬态度让朋友感到很不舒服，那位朋友随即将此事写成报告交给了上级。没有人知道所谓的上级到底是谁，也没有人知道这份报告的具体内容，但这件事却给张志新的未来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就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张志新便同沈阳3万多名机关干部一道，前往盘锦的干校接受学习。张志新本以为在这里可以听到更多正义的声音，但结果却令她失望至极，根本就没有几个人敢站出来说出心底的想法。

张志新的内心渐渐被愤怒和悲伤所充斥，她开始为那些蒙冤之人叫屈，同时也对部分人的错误行为进行了批判和嘲讽。结果张志新的行为很快就被组织上给发现并揪了出来，为了彻查她的种种反动行为，组织上甚至专门为此设立了专案组。

其实张志新的很多言论都是在同朋友闲聊时无意间表露出来，虽然言辞多有激烈之处，但从没有要公开或者传播的意思。她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从未跟外人提及，甚至连丈夫都没有透露过半分，可还是有人拿她的部分言论“大做文章”。

被组织上关押起来后，张志新拒绝承认错误，坚持认为她的所作所为都是合理的宣泄和批判。很快，专案组便以“反革命罪”对她进行了多次提审，甚至多次在内部开大会对她的行为进行批斗。

为了逼张志新承认错误，负责审讯的人员不仅经常动用私刑，还多次对张志新的住处进行搜查，企图从中发现一些能证明她罪行的文稿等证据。但无论他们使用何种手段，张志新就是不服软，并且还当众发表了这样一番言论。

“我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无论面对任何情况，都要坚持正义、坚持真理，你们想强迫我把真理说成错误是行不通的。人活着，就要光明磊落，我不想奴役别人，但也绝不允许别人奴役自己。”

张志新的一番话慷慨激昂、振聋发聩，台下许多人听完都开始默默流眼泪，但始终没有人敢站出来为她说几句公道话。其实每个心怀正义的人都清楚背后的真相，但在大环境的趋势下，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

其实只要张志新能有个积极的“认罪”态度，她最多只会在牢里被关上几年，根本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但她始终拒绝承认错误，随之而来的便是一次又一次的公开批斗，张志新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整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起来。终于有一天她再也抵挡不住精神上的压力，被迫交代了很多深埋心底的想法。

张志新说得越多，那些人认为她的罪行就越重，从而便会变本加厉的挖掘她内心深处的想法。1970年5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志新一案进行了初步审理，看到张志新被判死刑后，一位姓高的处长眉头紧皱。

他表示：“毛主席已经下达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而且张志新并未给社会造成任何实质性破坏，只是在党员内部会议上发表了她的部分看法，这构成犯罪吗？”

高处长的发言引发了大家的深思，但很快“军管会”便以执行不力为由撤了高处长的职，新上任的处长只好加重对张志新的处罚。

他本想判处张志新两年刑期，但又怕组织上指责他“办事不力”，最后把刑期改为了15年。

其实早在辽宁省初步实行“军管”之时，张志新就曾对这种举措提出过质疑。她认为军队并不熟悉地方的情况，贸然介入很可能会产生问题，没想到“问题”偏偏就出在了她身上。

当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初审意见稿被送到“军管会”之后，为首的军代表暴怒不已，他坚持认为像张志新这样的行为应该判处死刑，随即下达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指令。更可悲的是，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居然一致通过了死刑的决议，当真叫人心寒不已。

好在当时辽宁省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及时拦下了此事，他提议将张志新当作反面教材，不杀为好，这才让张志新多活了几年。后来张志新被关进沈阳监狱接受劳教，当时她整个人已经被摧残的不成样子，有时候连说话都不受大脑控制。

被关押期间，张志新多次谩骂监狱长，并多次在监狱内大喊各种“反动”口号，此举也直接导致她被判处无期徒刑。等到1973年年末的时候，张志新的精神已经彻底失常，她经常会自顾自的胡言乱语，有时候还会止不住的狂笑。

不久之后，监狱内部召开了一次批林批孔大会，结果精神失常的张志新再次当众喊出了一些极端的“反动”口号，这次无意识下的行为彻底葬送了她的性命。随后张志新被认定“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中又构成重新犯罪”，监狱方面提请加刑后被判处死刑。

当张志新的死刑判决公布后，监狱里有人提出是否对她的量刑过重，是否需要考虑她的“精神失常”问题。但上级对张志新的杀意已决，做出了“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批示执行”的批示，之后便不再参考任何人提出的质疑和意见。

1975年4月4日，张志新被押送到沈阳大洼刑场，随即被执行枪决，当时的她年仅45岁。这本该是一名共产党干部为国家和人民做实事的最佳年龄，可张志新却遭受迫害，失去了最宝贵的生命。她的死在当时引发了巨大反响，想必除了对她个人的惋惜，也包含了许多人们对于那个黑暗时代的无声控诉。

纵观张志新的一生，她是人人交口称赞的“人大才女”，是怀着赤诚爱国之情的“女战士”。她后来的一些“反动”言论固然有不妥的地方，但归根结底，她的出发点是为了国家和人民。

张志新当年的一些言论充满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即便放在今天来看依然令人震惊。

直到1978年10月16日，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才撤销了对张志新的判决，宣告张志新无罪。次年3月9日，辽宁省委常委就此事召开了专题会议，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说了这样一番话：“张志新案件是奇冤大案。她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她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要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

1979年3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公开为张志新平反昭雪，并追认她为革命烈士。得到平反后，张志新被安葬在了沈阳回龙岗革命公墓，她的墓碑上刻了这样一句话：“探求真理、贵在实践、忠骨毁灭、浩气长存。”

林昭：红楼梦里 来去匆匆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林昭是其笔名。出生于苏州，其父彭国彦曾任吴县县长，母亲许宪民中学毕业即追随其兄许金元参加革命。景海中学毕业后，林昭不顾母亲反对，于1949年7月考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林昭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
1952年，开始在《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
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5年春，林昭参加了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后，林昭成为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会成员之一，被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

在随着的反右运动中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事后，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于是她又被认定在对抗组织、 “态度恶劣”，于是被加重处分：劳动教养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后因新闻专业副系主任罗列因其体弱多病为之说情，林昭得留在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 “监督改造”。

1959年，林昭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剧，请假要求回上海休养。通过调养，林昭病情渐有好转，并在上海认识了兰州大学的研究生顾雁、徐诚，当时兰大的张春元等人，正在准备筹办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随后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但很快涉及《星火》的人员，都被抓捕。
1960年10月，林昭被逮捕入狱。
1962年初，林昭得以保外就医，期间她曾要求上海的无国籍侨民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
1962年12月，林昭再次被捕入狱。在狱中林昭曾多次绝食、自杀，并分别两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在狱中，没有笔和纸，林昭用血在白色的被单上写作，计有二十万字之多。
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等待中接到了改判死刑的判决书，即由二十年有期徒刑加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后林昭在上海龙华被枪决，年仅36岁。
1980年，上海高级法院经过复查宣布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

严凤英：痴迷是一道光

“戏子”是传统社会对艺术从业人员极度侮辱性的称呼，现在也还被人偶尔用起，这是一种有逆文明的话语。

严凤英正是出生于传统社会，那个时代，但凡家里有点办法，都不会让孩子去学唱戏的。

然而，后来几乎正是借助严凤英一人之力，黄梅戏在现代中国众多民间戏曲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剧种。

1930年4月13日，严凤英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桐城县西南部山区一个小山村——罗家岭。父亲严司明年轻时在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城里一家印刷所当抄写生，善拉能唱，是个很讨周围人喜欢的京剧票友。严凤英3岁那年，母亲与父亲闹翻后离家而去。严凤英便离开安庆城，回到故乡大龙山下罗家岭，依附祖母生活。

严凤英四五岁时，认识了同族中曾唱过两天戏的严云高，由此对黄梅戏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还拜严云高为师，偷偷学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撤出安庆，城中居民也纷纷外出逃难，严司明回故乡罗家岭暂居，一有空闲就教7岁的女儿学唱京戏，当女儿学会一些京剧流行唱段后，又为女儿拉琴伴奏。此后不久，父亲又外出教书谋生去了。

1945年春，严凤英不顾祖父的反对打骂，加入了严云高的戏班子。罗家岭是个思想极为传统的地方，当时社会的宗族对于其族人有着强大的约束力。因为登台唱戏的缘故，严凤英触犯了族规，族人便把她绑起来沉河，年仅15岁的严凤英差点就被淹死。虽然后来严凤英保住了一条命，却也无法在家乡立足，只能背井离乡，另寻生路，到安庆市唱戏。

1945年，严凤英出演《二龙山》，这是她第一次登台唱戏，扮演了一个小丫环。

善于表演或许是一种天赋，严凤英登台不久就以主演黄梅戏《小辞店》中的柳凤英一举成名，成为安庆一带最红的旦角。她的《小辞店》《游春》两出戏曲轰动了整个安庆城。

但时代烙在底层人身上的印记决定了这样一个抛头露面而又独具艺术气质的年轻女子的命运。

1945年冬天，安庆府怀宁县国民党自卫大队长盯上了严凤英。大队长率领百多人围住剧场，气势汹汹架起枪，将才满15周岁的严凤英掳去。在其家中，严凤英犹如囚犯，失去了人身自由。她就装疯，不梳头、不洗脸，整日披头散发，将床单披在身上演戏，又哭又唱。不久，大太太将她赶出了家门。

1946年夏天，严凤英避祸远离安庆，搭戏班子到长江下游的安徽铜陵一带演出，后又受到当地权势人物的骚扰，不得不在一个深夜乘小船过江出逃。

1948年，严凤英随戏班来到江南的青阳县唱戏。未演出几场，当地一陈姓人士起了歹意，领着四个带枪的打手，撵走戏班子，将严凤英抓回家中，逼她做小妾。严凤英拼死不从，被扔进一个门窗紧闭的黑屋里。她曾几度欲吞金戒指自尽，后却逃了出来，但再已不敢去寻找戏班子登台演戏了，只能只身四处漂泊流浪。

1949年4月下旬，渡过长江的解放军队伍在铜陵县大通镇的江心洲上发现一位衣着破旧的卖唱青年女子，经询问知道其曾是位演员，现已无家可归，这就是严凤英。军人动员她参军做医务工作，她摇摇头，说自己从小就爱唱戏。一位苏姓解放军告诉她，现在已经解放了，可以放心回家乡演戏了。可严凤英并不懂解放的含义，在家乡的遭遇仍让她心有余悸。

离开大通镇后，她流浪到芜湖，于1950年春辗转来到解放后的南京。，严凤英初到南京，生活无着落，寄住在南京一家做木材小生意的桐城老乡家中。她先是在秦淮河、夫子庙一带卖唱，后经人介绍在南京米高梅舞厅做伴舞，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严黛峰。

南京没有黄梅戏，但京剧和昆曲很流行，严凤英加入了南京市影响最大的由一批京剧票友组成的演出社团——友艺集。友艺集的组织者之一是出身于南京知名京昆世家甘家的子弟甘律之。甘家是金陵大族，住宅俗称甘家大院，坐落在南京城南南捕厅街道上，府内宅院众多有“九十九间半”之称。民国时期，甘家第二十五代甘贡三热衷诗词、书画、戏剧、音乐，尤好昆曲，家里就有一个“传”字辈昆曲艺人组成的演出班子，还与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溥侗等在家中组织了昆曲“紫霞社”，吸引了梅兰芳、马连良、俞振飞、奚啸伯等戏曲名家来往。甘家大院内长年绵竹之声悠扬，甘贡三子女皆与京昆戏曲有缘， 友艺集就是其子甘南轩、甘涛、甘律之三兄弟于建国初期组成。

严凤英进入友艺集后，向甘律之求教京剧，两人很快便相恋同居。甘律之是甘贡三的小儿子，兄妹排行第四，此前其妻子因冬日在屋内烧炭取暖不慎中毒亡故。由于严凤英是流落风尘的女子，而甘家是南京的名门望族，加上妻子新逝，按照家族风俗，丈夫续弦需三年之后。甘律之没有将消息告诉家里，借朋友的房子在外与严凤英同居。由于甘贡三是个昆曲戏痴，严凤英随甘律之来到甘家大院学戏，甘贡三十分高兴。甘律之小妹甘纹轩回忆父亲曾对四哥说：“家中的房子这么多，你们还住在外面干吗？”就这样，严凤英因京昆戏曲结缘甘家，成为甘家一员。

严凤英在甘家的安定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一位意外的访客打乱了。

1950年底，安庆市“群乐剧场”的黄梅戏班派一位姓陈的职员到苏州购置演出行头，路过南京时顺道前往甘家大院拜访，不经意间见到了严凤英。陈某回安庆后将严凤英的消息传了出来，此时“群乐剧场”的老板正为演出生意不好而犯愁，听到严凤英的下落，忙派人去南京相请。

也许是甘律之理解严凤英的艺术前途在黄梅戏的舞台上，就劝说严凤英返回安庆，并亲手张罗为其添置了一套演出的衣箱行头。数年之后，甘律之曾向甘纹轩透露过自己同意严凤英离开的另一番苦心：严凤英在甘家生活期间，妯娌们之间情谊很好，可几位堂嫂喜好抽鸦片烟，严凤英也禁不住她们的劝说时常来上一口。甘纹轩说：“我们甘家兄妹因喜好京昆艺术，律己甚严，从不沾染这种东西。四哥因担忧严凤英在甘家禁不住诱惑，万一染瘾，她那天生唱戏的嗓子非毁了不可。”

1951年初，严凤英终于踏上了返乡的归途，乘江轮回到安庆。3月17日，她在安庆的“群乐剧院”（后称“解放电影院”）正式登台演出黄梅戏传统剧《小辞店》，受到观众的欢迎。

1951年底，严凤英在排演现代戏《柳树井》的过程中，结识了部队文工团出身的作曲家王兆乾。王兆乾军区的业务骨干，二人不久后便同居了。一次两人偶然间遇见了甘律之，严凤英大大方方的为双方作了介绍，可谁知王兆乾伸出手掌打到了她的脸上。严凤英毅然同他分了手，虽然这时她已有孕在身。

甘律之后来闻讯曾专程到安庆看望她。甘纹轩回忆到：“那年夏天，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放暑假回家，见四哥要去探望严黛峰，临行前四哥特意买了糖果，说是带给她孩子吃的。我当时心里挺纳闷，严黛峰已有孩子了？但是我不敢向四哥询问详情。”严凤英后来带着孩子和甘律之结了婚，可这段婚姻仅仅持续了不到两年便以失败而告终。

新中国成立后，艺术从业者的地位极大提高。1953年春，中共安徽省委决定从安庆市调集一批黄梅戏演员到合肥，成立省黄梅戏剧团，严凤英第一个报了名。

1953年4月30日，私营公助性质的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正式成立。严凤英是团里的主要演员，剧目有《蓝桥会》、《春香闹学》、《送绫罗》、《柳树井》、《夫妻观灯》、《打猪草》等。后来，严凤英最终成为黄梅戏的“一代宗师”，甚至被誉为“黄梅戏里的梅兰芳”。 《天仙配》、《女驸马》成为她的代表之作，也是黄梅戏中的珍品。黄梅戏也从一个地方小戏，摇身一变，成为了全国皆知的剧种。

1954年春，原在安庆“民众”黄梅戏剧团演出的王少舫也被调往省团，严凤英和王少舫正式合作，加工排练新编黄梅戏传统剧《天仙配》，准备参加年内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地区戏曲观摩会演。对这次会演，严凤英极其看重。

梅兰芳在合肥演出时，严凤英曾登门求教。梅让严凤英在舞台先跑一个圆场，严凤英跑了一个圈子下来，梅笑道：你的舞台基本功几乎没有。为更好的塑造《天仙配》中的七仙女一角，1954年夏，严凤英重返南京甘家学习。对于严凤英的到来，甘家上下极为友善和重视。甘律之请其大姐夫汪剑耘予以指导。汪为梅兰芳入室弟子，得其梅派青衣真传。汪下场示范，向严凤英传授舞台身段和表演诀窍。甘律之又让小妹甘纹轩将昆曲《孽海记》中《思凡》一折戏从头至尾教授给严凤英，这是一场20多分钟一个人在舞台上的身段和内心表演，极其考验一个演员的舞台基本功，其部分手法后被严凤英成功地运用到《天仙配》的表演中。

1954年9月25日，华东地区戏曲观摩会演在上海开幕。严凤英将甘贡三老人接到上海，观看自己的演出。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天仙配》在上海会演获得巨大成功，赢得剧本、演出、音乐、导演等多项大奖，严凤英更是获得演员一等奖。得奖后的严凤英十分高兴，胸佩演员一等奖奖章，分别同甘贡三、甘纹轩在上海公园内留影。甘家保留的严凤英照片在文化革命期间因抄家而流失，仅留下了一张严凤英与甘纹轩的合影。

严凤英获奖后不久，回到南京与甘律之正式登记结婚，并在南京碑亭巷曲园饭店举行了婚礼，由当时南京文化界的名人郑尚尊为严凤英和甘律之担任证婚人。

1956年2月，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上映后引起极大反响，严凤英由此名扬全国。而就在此时，甘家的祖居房屋甘家大院被当地政府没收，举家搬出住入一处平房。

严凤英返回安徽省黄梅剧团，在现代戏《王金凤》的排练中认识了刚从部队转业到剧团的年轻导演王冠亚，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严凤英随即与甘律之离婚，解除了婚约，和王冠亚正式结婚。

文化革命期间，严凤英过去的个人感情经历被剧团的造反派视为生活作风问题，本人还被指控为特务，时常受到批斗。

1968年4月7日深夜，严凤英吞服了大量安眠药，第二天凌晨在医院告别了她短暂的人生。

时年38岁。

后来，王冠亚曾回忆起严凤英之死：“我把医生找来，又去找军代表，但他来了以后还想搞口供，严还是讲自己不会反党，边讲边哭，他们还不让医生进来。我去借板车，送到医院，第二天（四月八日）早上五点钟死了。军代表马上要牛鬼蛇神表态，谁也不能流眼泪，说严凤英自绝于人民，后来为了转移视线，说严肚子里有发报机，要开肠破肚，我几乎要疯了，要我签字，我不干，我走后，听说当众将严开膛，用开刀的斧头大开膛，从胸骨一直劈到耻骨，把肠子翻出来，找出一百多粒安眠药，又拿去化验。军代表在现场。”

“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他们听到检举的所谓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那个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这位军代表的名字叫刘万泉。

而甘律之也被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被关进监牢９年，直到文化革命结束后才被平反。出狱后的甘律之仍积极从事京剧活动，先后创办了南京京剧艺术研究会，中山业余京剧培训班，曾担任江苏省老年京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90年，71岁病逝于南京。

方先觉：等待救援

1944年5月26日，日军向湘北发起全面攻势，目标直指长沙。这是日军第四次进犯长沙，前三次不但都无功而返，还被薛岳的第九战区打出个世界闻名的“天炉战法”，让日军吃尽了苦头。因此，日军这次集中了10个师团20万兵力，超过前三次进犯长沙兵力的两倍还多。第九战区仍然采用“天炉战法”来应对，后退决战，等日军顿兵于长沙坚城之下，再发动反击，截断其补给和退路。可惜的是，“天炉”的炉底长沙仅仅守了4天，于6月18日被攻陷，炉底被凿穿了，“天炉战法”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守城的第4军军长张德能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日军此次进犯的真正意图是打通与广东日军的联系。长沙失守后，衡阳便成为日军的下一个目标。
《抗日战争正面会战档案全纪录》详细记载着：18日长沙陷落当晚，一个长途电话直接要到衡阳方先觉的寓所。王副官一听，对方先觉说：“是重庆打来的电话。”
方先觉刚刚躺下，不以为然地说：“我被军委会撤职当老百姓了，重庆还有谁找我？你就说我不在！我要睡了。”王副官捂住电话：“是蒋委员长的电话。”方先觉急忙起身趿拉着鞋子接过话筒：“报告校长，我是方先觉。”
方先觉原本是第10军的军长，因为得罪了薛岳而被撤职，新任军长尚未到任，所以蒋介石才会打电话来安抚一下这位黄埔三期生，让他重新执掌第10军守卫衡阳。蒋介石的计划是在衡阳重铸“天炉”炉底，围歼日军于衡阳城外。
方先觉遂开始布置衡阳城防工事，第10军下辖第3师、第190师和预备第10师，其中第190师只有一个团满编，全军总兵力1.7万人，不及日军一个师团。

6月22日，日军抵达衡阳外围，随即发起进攻。次日拂晓，日军强渡耒水河，第190师第568团一营用战防炮和重机枪趁敌半渡而击之，被打死的日军连同溺毙者多达300余人。

首战得胜，第10军士气大振，方先觉主动收缩兵力，将战斗力最强的第3师布置在城内，作为预备队及巷战主力，第190师和预10师进入城西南的主阵地，准备抗击日军的重点突破。

衡阳是座大城，1.7万守军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只能集中兵力于日军主攻方向，而方先觉的判断完全正确，城西南的丘陵正是日军的主攻方向。

事实上，城西北方向一马平川，更有利于日军进攻，但中美空军已经掌握了制空权，日军无法在平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只能选择城西南的丘陵。

《抗日战争正面会战档案全纪录》指出：衡阳之所以能苦撑这么久，除了归功于地面部队以外，空军日夜鏖战的劳绩，更是不可埋没的。

日军绕远路渡过耒水河后，首先夺取五马归槽据点，第570团团长贺光耀身负重伤，然后日军攻进衡阳机场。第190师师长容有略亲自指挥第569团逆袭，以伤亡200余人的代价，消灭突入机场的400多日军。由于日军后续部队赶到，容有略破坏机场设施后，退回主阵地。

第10军有一个特点，非常善于修筑工事，把丘陵朝向敌人的一面改造成90度峭壁，用铁丝网、地雷和木栅墙予以保护，无法改造的地段就挖出5米宽5米深的壕沟，壕沟底部还有暗堡火力点，让日军下得来却上不去。

各阵地之间以交通壕相连，可以在不暴露的情况下相互增援。使这些工事在战斗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使第10军能用很少兵力顶住大批日军的进攻。衡阳百姓积极帮助第10军修筑工事，尤其几个木材加工厂捐赠了120万根圆木，使防御工程的修筑事半功倍。

衡阳会战1944年6月22日至8月8日历时47天，守城的第十军将士伤亡达一万余人，攻城的日军伤亡达四万八千多人。1944年12月20日 《救国日报》 曾发表社论 “抗战8年,战死疆场之英雄烈士,至少数10万人;而保卫国土,致死不屈者,亦不在少数;但其对国家贡献之大,于全局胜败有决定作用者,当为衡阳守军。”衡阳会战中最为惨烈悲壮的,当属1944年6月28日至7月14日,中日生死大搏杀的衡阳南郊张家山战役。

张家山地处衡阳西南1公里的位置,是衡阳西南城郊战场的一把钥匙,为确保衡阳西南防线的关键所在。其整个阵地,分别由它和相距约50公尺的东 南面227.7高地、西北面211高地3个小高地组成,为机枪、步枪组成的交叉火力网最佳射程。而比上述两小高地稍高的张家山在东北方向,位于它们的正后方, 相距约150米。整个张家山阵地 呈互为犄 角的 “品”字排列,可互相支援、互相掩护。在日军第一次总攻关键期间,张家山阵地曾经被日军发起猛攻不下20次,均被我守军击退。虽然期间部分阵地被日军冲入或占领, 但旋即就被我守军反复冲锋逆袭夺回,如此反复竟达13次之多。
衡阳会战前夕，日军116师团最精锐的133联队就做好了攻击衡阳西南张家山的准备。联队长黑濑平一大佐计划在6月27日日落之后开始行动,次日天明前到达前沿阵地,并在拂晓以步炮火力开始攻击,最终夺取张家山阵地。
方先觉在战斗打响前就准确判断出日军的主攻方向是衡阳西南方向,因此对张家山阵地不仅加固工事,而且还激励守军誓死坚守阵地。因为张家山阵地一旦丢失,衡阳城便失去了屏障。对日军而言,拿下张家山就意味着攻克衡阳只剩下一步之遥,所以张家山阵地成为日军总攻衡阳的关键所在,也是衡阳保卫战中两军激战最惨烈的地方。日军第一次总攻关键期的1944年6月28日到7月2日,为连续五昼夜的全面进攻。除了战况稍微沉寂停顿一两个小时外的黄昏、拂晓和中午时段,其余时间双方均无休止地战斗。由于日军采取车轮战术,中国守军前线各处纷纷告急。而被日军突入的我军阵地,我守军均成功组织了猛烈地反攻逆袭,并且将失去的阵地夺回。但守军亦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代价。
张家山主阵地位于火车西站背后,只是一个高出地平面约六十余公尺的山包和一些土丘,由第10军30团长陈德坒上校守备。作为敌我争夺激烈地区之一,全阵地之中央突出点,张家山既没有险峻的山势屏障,也没有来得及构筑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永久性工事。 但就是这不起眼的山包, 这些固若金汤、坚若磐石的土丘,却成为了装备精良的现代化日本陆军的坟场,成为了日军精锐师团的葬身地。刚经历了长沙和常德会战,作战指挥经验十分丰富的预备第10师师长葛先才,作为守卫张家山的总指挥,为了目力所及全师各阵地,特意将师指挥所设在离张家山主阵地仅700米、离30团团指挥部仅300米之处, 以此调配兵力指挥张家山一带的防守,负责确保张家山阵地万无一失。
日军对张家山的攻击,一开始首先集中优势炮火对我守军阵前的障碍物实施破坏式射击,同时实施空袭和毒攻。而我守军则不顾炮火猛烈和毒气威胁,沉着镇定地坚守工事,以大力扫射、手榴弹轰击和刺刀白刃,铸就守卫张家山的钢铁长城。此战,敌我全属近战白刃战。枪声哒哒,炮声隆隆,杂以密集手榴弹爆炸等,喊声、杀声、 负伤痛苦哀鸣声,混成一片,声动九霄,日夜无休无止。夜间于高处视之,全阵地有似一条火龙翻腾滚转,其战斗之惨烈可想而知。敌机以十余架为一组之机群,日夜临空投弹,因敌我处于近战白刃战之胶着状态,敌机不敢轰炸我阵地,乃向我阵地后方轰炸。并以烧夷弹轰炸城内外民房,当即起火燃烧,城内外烈焰冲天,我官兵日夜处于火海之中,既要拒敌又要灭火,还要抢救火中伤兵。军长令辎重兵团团长李绶光上校以辎重兵二营扑灭火势,抢救伤兵,另外一营则川流不息运送弹药至阵地。

蒋鸿熙、王选、卢华磊著《1944衡阳会战亲历记》 中,这样记载了6月28日至7月1日张家山阵地的战况：
28日拂晓,日军68师团和116师团一起向阵地进攻。午时、15点、黄昏后,日军再一次发起进攻。15点,先以大炮向守军阵地射击,日军带云梯,欲攀登阵地南端断崖,被击退。29日午后、黄昏、午夜,29团1、2营227.7高地和221高地三次被日军突破。第三次突破时,日军以自己伙伴的尸体为掩护,当阶梯,向前冲锋。夜,30团2营接防。30日中午,221高地两次被日军突入,均为守军击灭。黄昏,221、227.7两高地同时为日军突入,30团2营伤亡70%。30团1营营长 (萧维) 率两个连增援,大部击灭突入日军。7月1日清晨5点,日军开始向我炮击,我守军以炮弹反击。日军架云梯攻击我张家山阵地,被我守军用手榴弹击退,日军约一个中队的官兵全部被炸死。
战斗中最为悲壮的,是第十军一个平时有点憨头憨脑、外号叫 “ 傻子 ” 的士兵 。他的臂力非常强,手榴弹投得又远又准。当时在战斗中被爆炸震昏醒来后,连队阵地上除他以外其他战友全部壮烈牺牲。后续部队让他下去休息,而他则含着眼泪,大义凛然地说:“我的兄弟们都死在这里了,我是不会下去的,我要跟他们在一起。”接着抱起一捆手榴弹,发了疯似地冲出阵地。然后人们听到一声巨响,亲眼看见他与日军抱在一起同归于尽,壮烈殉国!

《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抗战回忆录》一书中,对张家山战役的叙述：
据点,乃主阵地外面,形成一点之独立作战,据点工事,以步兵一连固守者,称之为连据点。本师三十团阵地前方,约四百公尺远,有一良好地形可资利用。阵团长指定第三营营长萧维少校,派第七连连长张德山上尉,率全连构筑坚强工事固守。战端开始,该连据点首当其冲,敌人想安然接近我三十团主阵地,非首先攻占此据点不可。
自六月二十七日始,该据点官兵经数昼夜之奋战,虽伤亡重大,阵地却稳如山岳,而敌之伤亡则数倍之。有一天拂晓后,敌以重兵向连据点攻击,这时该连官兵仅存三十余人。敌前仆后继,势在必得,主阵地火力,惟恐误伤自己人, 不能支援乃以迫击炮超越标点,向进犯之敌猛烈轰击。敌虽伤亡枕藉,仍猛攻不休。
连据点张德山连长直接电话报告战斗状况。 张连长行伍出身,我任团长时,被任团部中士传令班长,因其作战勇敢,又善于带兵,一级一级提升至现职。他在电话中报告战况毕,继以凄凉语气道:“本连官兵决计在此据点,与敌拼个同归于尽。此后,我再也不能聆受教诲,目睹尊颜了。”
“张德山!你要听我的话,倘若敌势太强, 可放弃据点,撤回主阵地,我即电话团长以火力掩护。” “师长不必了。我之死,一则以报国, 一则以报答师长这些年来爱护栽培之恩,自认以此结束此生公私咸宜。我母早故,老父有二胞弟赡养,我应去阴曹地府侍奉母亲。再则,只因敌人太多,我弹无虚发。杀个痛快。我宁愿敌人刺刀插入胸膛,而不愿意在撤回途中,敌弹由背后射入。就算能撤回主阵地,还是要与敌拼个偕亡。两种方式,一个结果,那又何必舍近求远呢!本连官兵之死不会无代价的,敌人必须付出数倍于我之死亡。刻下,我只有一个愿望,我这支木壳枪还有六十发子弹,希望子弹能全数射出而后死!师长!敌人快冲上来了,官兵枪支上已上好刺刀,正在投掷手榴弹,我要去加入战斗, 师长保重!”带着哭泣尾音!我的泪水盈眶,连叫了两声张德山,没有反应。“总机,接三十团陈团长讲话。”“陈团长, 张德山连据点目前战况怎样?”“正在激烈战斗中,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密如连珠。”“张德山连,我曾命令放弃据点撤回, 如有官兵撤回同时,主阵地以火力掩护,该据点之演变随时报告。”二十分钟后,三十团陈团长报称,连据点枪声已停止,敌人已在上面活动,张德山连官兵无一人退回者,谅必全连殉职矣。
我全身颤抖,火冒千丈!“很好!死得壮烈。陈团长,你即令团迫炮连,以猛烈火网,截断占据连据点敌归路,不让其撤走。我即令炮兵营,用炮弹将该据点地皮全面翻过来。张德山连阵亡官兵全部‘铁葬’,也要占据之敌悉数‘陪葬’。”炮兵指挥所设在师指挥所。炮兵营张营长未待我通知,当即命令炮兵阵地,以猛烈炮火向连据点射击。霎时间,炮声隆隆震耳欲聋,连据点烟尘迷漫,冲入九霄,遮天蔽日,结束了连据点战斗。炎夏似火的7月衡阳,激战后未来得及掩埋的尸体腐烂起蛆,奇臭无比。日军打破了前几日的战规,不论白天黑夜、黄昏正午,只要缓过劲来就疯狂地轮番进攻,把张家山阵地直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国民党将领葛先才抗战回忆录》 中记载：
“敌人经五昼夜之猛烈攻击,皆未能越我阵地雷池一步,惟造成我重大伤亡,敌之伤亡则数倍于我。第六日黄昏后,七月二日,敌因累攻不能克,乃使用国际公约所禁用之毒气炮弹,大量向我军阵地射击,配合其步兵强攻。又经两昼夜之血战,敌攻势顿挫,无功而退,遗留下遍地敌尸。”“我军防毒设备极劣,现有防毒面具尚不敷军官分配。在此种情况下的紧急措施,乃立即通知各部队,敌人使用毒气,无防毒面具者尽速以毛巾重叠,在水中浸湿捆在面部,这样岂不成为瞎子?激战中,各种武器岂能稍停,或盲目射击,乃将湿毛巾的眼睛部位剪二小孔,庶不致妨碍视线,并严令各战斗部队镇静处之。再报请军长,将军直属部队所有防毒面具收集,即送阵地应用,仅先发给炮手及轻机枪射手使用。第六七两昼夜之激战中,敌发射之毒气炮弹在千发以上,我即时做适当之处置,遭其害者甚微。足见敌人两个师团,皆已使出其全身解数,但均未能得逞,亦未丝毫动摇我斗志,打击我军心,其奈我何。”

7月2日上午8时,日军在数十门大炮和空军的狂轰滥炸的掩护下,向张家山发起更为猛烈的进攻。仅日军冲锋的第一波兵力就达200多人, 旋即突入了我军227.7和211高地。尽管我军将士殒身不恤、前仆后继地不断奋起抗争,但经过反复冲杀后终因伤亡过大,无力克复阵地。师指挥所里,师长葛先才密切审视着战局的进展和变化。眼看张家山阵地告急,他立马亲率师直属工兵连、搜索连向前线支援。由于天气酷热,他跑得大汗淋漓后索 性脱下上 衣,亲自赤膊指挥冲锋陷阵。顿时, 师长赤膊上阵、挥刀杀敌的消息传遍全军,使得我军官兵们豪气如云,士气大振。一时间奋起喊杀,排山倒海般冲上两高地。历经一小时鏖战后,被日军突入的我阵地终于夺回。

葛先才在 《抗战回忆录》 中的 《决战张家山》 部分中写到：
“张家山麓距师指挥所,在横方向只不过约六百公尺,因工兵连为特种兵,战斗经验较少。我带着该连向张 家山急急 行进,集合连排长在我身边,一面急走,一面告知连之攻击部署及攻击要领。一直送他们至张家山脚下,散开就攻击准备位置,看他们攻击。”“师长亲送官兵至战场,比千言万语之鼓励都有效。在连长口令下,高喊一声冲,官兵们大叫一声杀,无不争先恐后,一口气冲上山头与敌肉搏,勇敢的官兵令人敬爱。瞬间,将占据之敌全数歼灭,该连亦伤亡十五人,而我并未参与冲锋,因我还有重任。这时我指挥五个步兵团及军部特、工、炮三个独立营作战,我不能自已将自己当作一个士兵使用。”
“还有两次夜间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敌人冲上张家山。我官兵无一后退者,敌我混杂其间,谁也看不见谁,无枪声无叫声,彼此维恐暴露位置,不敢弄出一点音响,敌我皆用手摸穿棉布军衣者为自己人,穿卡机布军衣者为敌人,是敌人则以刺刀刺杀,一阵阵枪枝碰击声,乒乒乓乓通宵达旦,惨叫声时有所闻。敌之后续部队被我左右翼猛烈交叉火网,及密集迫炮弹封阻,不能进入缺口。而我增援部队,亦停止于半山之间,因天暗分不出敌我,不能加入战斗。俟天将拂晓,微有阳光时,才冲上山头,将敌人悉数歼灭。张家山小小高地,十余次拉锯战中,敌我伤亡共计约在七千人左右。”

张家山血战,尽管我10师第30团官兵损失70%以上,但是日军却付出了四千多人的伤亡代价。日军连续五昼夜冲击张家山阵地,除了在阵前留下大批尸首以外,其他均一无所获。7月11日黄昏,在炮火掩护下,日军以100人为一梯队分别向守军221和227.7高地冲锋。阵地四次陷落,又四次被守军逆袭夺回。午夜,张家山阵地 第一次失 守 。 30团两个连 约130余人趁日军立足未稳、后续部队被守军隔断,连夜奋勇杀上阵地,于天明前将阵地恢复。12日中午,日军又一次突入张家山。 我守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无一人退却, 浴血奋战,最后全部壮烈殉国。后葛先才令师部防毒连、30团直属队组成突击队,向日军展开逆袭。双方血战至黄昏, 我军终于将张家山阵地夺回。不久日军又厉行反扑,我守军将士奋战不退,全部战死,壮烈殉职。
12日午夜,我守军军部工兵营陆伯皋营长指挥两个工兵连,于张家山阵地与日军反复进行争夺,双方在层层堆积的尸体丛中你来我往、跌跌撞撞地打开了拉锯战。后日军由于心怯而渐渐地向山下溃退,余下日军则被守军全歼。13日清晨,我守军赶往张家山,整顿工事已破坏殆尽的阵地。由于战况紧迫,守军只好以里三层外三层那些惨不忍睹的积尸,重新垒筑避弹墙。然而工事修筑未完,日军新一轮进攻又接踵而至。午后,鏖战又起。221和227.7高地的我军部工兵营两连官兵战至黄昏,全部壮烈牺牲。后军长方急速调第3师第8团第1营增援,1营营长李恒彰少校急率2连、3连跑步赶到张家山。葛先才忙令李营长立即前往张家山速作反攻,战斗至午夜打起,双方反复冲杀,互有进退。

14日天明前,张家山三次失而复得。其阵地上伤亡枕籍,伏尸没胫,惨状非常人所能想象。 后张家山两侧的221和227.7高地失守,使张家山主阵地受到极大的钳制。无奈之下葛先才只好报请方先觉军长批准,将张家山阵地于拂晓前放弃。

1946年2月,蒋介石指派葛先才赴衡阳收集阵亡将士尸骸,仅在张家山就含着热泪收集到3000多具守军将士忠骨,堆积如一丈多高的山岭。葛先才为义无反顾、慷慨赴死的民族英烈怆然泣下,故特请了一位摄影师拍照留存,并吩咐部下在张家山修了一个巨大的墓穴,将3000多具忠骸移入安葬,墓前竖碑“陆军第十军衡阳保卫战阵亡将士之墓”。

《抗日战争正面会战档案全纪录》里有这样的战例：停兵山守军一个连和高岭守军一个排，构成掎角之势。日军在26日上午同时向两个阵地发起攻击，飞机大炮轮流轰击后，步兵发起冲锋。

每次日军一靠近，两个阵地里便飞出成片的手榴弹，轻重机枪一起开火，将日军打得尸横遍野。即使碉堡被炸掉五分之三，官兵伤亡过半，阵地仍屹然不动。

战至27日凌晨，高岭守军李建功排长以下全部壮烈殉国，阵地才被日军占领。而日军在高岭阵地前遗尸200多具，在停兵山阵地前，也遗尸400多具。

在丘陵地带的主阵地前，日军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宽大的外壕既不能藏身（底下有火力点），又无法作为下一步冲锋的依托（太深太宽），只能用梯子跨过去。

等日军越过外壕，却被重直峭壁拦住了路，他们只好想办法攀爬。峭壁顶上的守军只要不停地往下扔手榴弹，就能轻易把日军炸得人仰马翻。更可怕的是，峭壁前的日军一旦聚集得足够多，便是守军侧射火力发挥威力的最佳时刻，日军因此死伤无数。

在付出数千人的代价后，日军终于攻到衡阳城下，他们以为噩梦即将结束时，哪知此时才是噩梦真正的开始。第3师已经把衡阳城改造成一个巨大的堡垒，每一间房屋、每一条街都是让侵略者丧胆的战场。

起先进攻衡阳的日军是第68和第116师团，经过6月28日和7月11日的两次总攻后，这两个师团伤亡超过8000人，战死1名联队长、6名大队长和几乎所有中队长。日军让更加强悍的第13和第58师团加入衡阳攻坚，使总兵力超过9万人。

蒋介石对方先觉和第10军的要求是坚守10-15天，为外围反攻争取时间。蒋介石这一次并不打算食言，除了命令第九战区各军向衡阳增援外，还从第四和第七战区各抽调一个军，加强第九战区的力量。

以衡阳为核心的上千平方公里地域内，数十万中日两国军队绞在一起，互相攻防，竟然没有了完整的战线，双方统帅部都无法完全弄清楚交战状况，只好任由前线各军各师随机应变。

中国军队尽力往衡阳突进，日军则拼命阻挡。7月28日，第79军的一个团攻至衡阳外围的杨梅岭，但是遭到日军侧击，全团伤亡四分之三，不得不放弃杨梅岭。

第62军也从另一方向攻进衡阳市郊，同样被日军两面夹击，伤亡惨重，只得撤出战斗。这是外围援军与衡阳守军靠得最近的两次机会，但都没有能够与衡阳守军会合。

第79军与第62军连日苦战，伤亡惨重无力继续攻击。衡阳城内的第10军官兵能够听到郊外的枪炮声，却总是看不到援军的身影。随着阵地的日益缩小，空投物资越来越困难，守军的弹药和粮食越来越少。

方先觉将城市划分成几个防区，由各团分别防守，军和师的机关后勤人员全部武装起来，补充到战斗部队。巷战打了一个月有余，第10军逐屋逐街地与日军进行争夺，伤亡总数将近1.6万人，只剩下1200多人完好无损。

《抗日战争正面会战档案全纪录》记载：时值盛暑，打死的尸体无法清除，臭不可闻，伤员得不到医治，伤口恶化，治疗的器械、药品根本谈不上，棉花、纱布都没有了，不少伤兵伤口生蛆流脓，活活受死。有的重伤员开枪自杀，还有的央求医护人员发发善心，“给我一枪吧”。

8月7日，方先觉召开紧急会议，让大家商量下一步怎么办，突围、死守，还是投降？第3师师长周庆祥提议暂时投降，以待将来。方先觉默然，回到自己屋里放声大哭。

守城最惨烈之时，有人建议突围，方先觉说：“不能突围！如果我们走了，伤兵怎么办？老百姓怎么办？日本鬼子不遵守国际公约，他们会屠城的！”
衡阳城被攻破时，方向蒋介石发了“最后一电”：“……来生再见！”开枪自杀时，被手下阻止而未果。
后方先觉接受日军有条件投降，其受降条件要点有：保证我官兵生命安全；收容治疗伤兵，埋葬阵亡者；保留第10军建制，就地驻防。
这些条件日方因确有困难而救治伤兵没有做到。

当晚，第3师首先放下武器，方先觉命令开炮，却发现炮弹用光了。周庆祥带着日军联络官来到军部，第10军在坚守47天后，最终向日军投降，日军承诺妥善救治第10军伤兵，使很多战士有机会活下去。

此时的蒋介石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在8月8日，出动战车（坦克）部队企图救援衡阳，却因炮兵协同不利，攻势再次失利，衡阳保卫战结束。第10军被俘人员在1万左右，其中8000多是伤员，日军承认的伤亡是2.9万，中方的伤亡统计是击毙2万，伤6万，第10军自身伤亡1.6万人。

此次，日军未像战争初期那样虐待战俘，第10军的幸存官兵大部分逃脱。
方先觉得到救援逃离衡阳，于当年12月11日到达重庆。陪都出现热烈“欢迎抗战的灵魂归来”的热潮。《大公报》12月13日发表了社评《向方先觉军长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我们的抗战精神回来了！’”《救国日报》12月20日发表社论《方先觉不愧张睢阳》称：“方军长因弹尽援绝，防无可防，始被敌人俘虏。这在方军长及其部下，真百分之百尽了职分，不论对于国家，对于长官，对于国民，均无愧色。”方先觉受到蒋介石接待，并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把衡阳定为抗战纪念城。1947年8月10日，衡阳抗战纪念城举行命名奠基典礼时，蒋介石颁发训词：“我第10军残余部队，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者，历时47日之久(蒋起先令方固守待援两周，军委会预估至多能坚持7天)，此为全世界稀有之奇绩，而我中国有道德之表现与发扬，亦以此为最著。”盟军对第10军的顽强和功绩也颇为认可。

方先觉于1969年元旦以陆军中将的官阶退役，1983年病逝于台北。

沈崇：她的名字已更改

当事人简况：

沈崇，生于1927年，福建闽南人。她是林则徐外玄孙女，沈葆桢（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孙女，林琴南外孙女，其父是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沈劭，其兄系国民政府驻法公使。

1946年，沈崇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先修班的学生经过考试才能成为大学的正式学生，不过与普通的高中生比，先修班的学生考中的几率要大得多）学习，1946年12月24日平安夜发生“沈崇事件”。

事件发生之后，沈崇离开北京去往上海，后考入复旦大学，改名为沈峻。

沈峻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中联部，之后又进入外文局工作到退休。工作期间因同学丁薇——丁聪之妹，结识时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的漫画家丁聪，1956年二人成婚。

1957年反右派运动期间丁聪被打成“右派”先后发配到“北大荒”和另几个农场劳动多年，沈峻怀有一子，后此子留学美国。

2009年丁聪去世。

沈峻2014年12月11日晚因病去世。

事件：

1946年12月24日平安夜八时左右，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离开八面槽其表姐家，准备到平安影院去看电影。当她由王府井走到东长安街时，突然被两个美国兵架住。这两个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斯·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他们把沈崇架到东单广场，就在那里，沈崇自己说，遭到皮尔逊强奸。沈崇拼命抗争，大声呼救，路过此地的工人孟昭杰发现后，两次救助未成，便向国民党北平警察局内七分局报告，当警察到出事地点查看时，普利查德已逃走，警察遂将皮尔逊和沈崇带回警察局询问。

晚上8点多，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部修理班工人孟昭杰从修理班出来，打算去隔壁的平安电影院（今东方广场）门口买包烟。

孟昭杰一出门，就听见电影院对面东单练兵场旁的树林里有女人的哭声。黑灯瞎火的，他不敢贸然行动，于是回到修理班叫来同事强志新、赵泽田、马文彬、赵玉峰四人。这五个人打着手电筒，进入小树林一探究竟。后来，孟昭杰在法庭上作证说，他们看见距自己一丈多远，有一个美国兵站着。距离他一二尺处，有一个美国兵与一个女人躺在地下。由于手里没有武器，对方又是美国兵，所以一干人决定去平安电影院报警。

当时，电影院最后一排座位是“弹压席”，专供持枪军警执勤、维持电影院内的治安。孟昭杰等人跑进电影院，向警察报告，东单练兵场旁的小树林里，有美军士兵在强奸中国妇女。正在执勤的警察唐文华、王桐二人，手执步枪，随5人又一次来到小树林。

他们眼前的情景与之前一模一样。看见警察来了，把风的美国兵迎面走过来，居然要夺唐文华手里的枪。虽然警察手里有枪，但也不敢贸然采取行动。于是，一群人又退了出来，打算去王府井路口找交警帮忙。

正巧，他们碰上了正在巡逻的士兵关德俊、刘志平。众人带着关、刘二人再一次来到事发现场。美国兵与那名女子仍躺在地上，不过把风的美国兵已经跑了。关、刘二人见状，喝令美国兵站起来。那美国兵态度十分蛮横，挥手就向关德俊打来。众人一拥而上，才将他制服。他们押着美国兵和中国女子走到东单路口，恰好遇到一辆正在巡逻的中美警宪联络室的巡逻车。根据1943年中美双方签订的《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规定，美国军人在中国犯罪，归美军军事法庭及军事当局裁判。于是，肇事美国兵被巡逻车带回了美海军宪兵司令部。经讯问，这名行凶的美国兵名叫皮尔逊，受害的中国女子名叫沈崇。

简单录过口供后，沈崇被美军移交给北平市警察局，此时沈崇的表姐夫杨振清也闻讯赶到了。为了取证，警察将沈崇送到医院检查。经过一夜的检查身体、录口供，沈崇回到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8点了。

这起案件当时知情人并不多，但还是让媒体发现了。

北平一家民办新闻机构——亚光新闻社总编辑王柱宇写了篇名为《女生看电影 归途被侮辱》的稿子：

大学女生某，年十九岁。昨晚九时，赴平安电影院看最后一场《民族至上》影片。散场后，忽见身后有美兵二人尾随。迄行至东单大操场地方，该二美兵即对该女施以无礼。该女一人难敌四手，大呼救命。适有行路人闻知，急赴内七分局一段报告。有警士电知中美警宪兵联络室，派员赴肇事地点查看。美兵已逃去其一，当将余一美兵带走，该女生被强奸后，送往警察医院，检查后，转送警局办理。

撰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是亚光新闻社由于他是从一名洋车夫口中得知此事的，所以报道中有不少细节与事实有出入。

亚光新闻社刚把这篇电稿发给北平各报纸。

事件一经媒体披露，立即引发大规模学生抗议游行，并迅速席卷全国。

北京、天津、上海乃至全国各地数十座城市爆发了共有50万学生相继参加的游行抗议活动。 

各地的学生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一、严惩凶手，二、美军赔礼道歉，赔偿受害人损失，三、慰问受害者。

1947年1月6日，上海市总工会致电蒋介石，提出惩凶、赔偿、道歉等4项要求。同日，15个民主团体强烈要求“立即驱逐美军出境”。

1947年1月30日，北京东交民巷的一个临时法庭受理此案，媒体也进行了为期1个多月的连续报道。

几经波折后，法庭判处威廉斯·皮尔逊强奸罪，劳动监禁15年；判处普利查德监禁劳役10个月。

1947年，美方改判两人无罪释放。时任北大校长胡适对此多次致电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并不断与国民党教育部进行交涉，以无果告终。

此事件，最后导致美国撤军、停止对国民党政府军援。

媒体反应：

彼时北京的社会治安并不好，《北京日报》在平安夜当天曾发出过警告：“今晚是洋人的狂欢，妇女们勿出门。“

警方对涉及美军的事务也高度敏感。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汤永咸曾给国民党的中央社打电话，让中央社通知各报不要刊登这一消息。中央社当即以警察局的名义给各报发了一个启事，声称：“关于今日亚光社所发某大学女生被美兵酗酒奸污稿，希望能予缓登。据谓此事已由警局与美方交涉，必有结果。事主方面因颜面关系，要求不予发表，以免该女生自杀心理更形加强。容有结果后，警察局当更发专稿。”

得知亚光通讯社将发稿的消息，汤永咸将亚光总编辑王柱宇和一些报社记者接到市警察局，叫他们具结，保证不发表此消息。

但亚光通讯社还是在12月25日发出了新闻。

12月26日北平的《北平日报》、《世界日报》、《经世日报》、《新生报》、《新民报》5家报纸都刊登了亚光社的新闻。

《新民报》更是把中央通讯社发来的禁令也登了出来，其当班编辑是方奈何。

这一消息引发了随后全国各地学生的抗议活动。

但12月28日，《新民报》刊登了一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电稿。文中写道：“该女二十余岁，似系良家妇女，仅云曾在本市某学校就读……经检查后，只判断其曾受强暴之胁迫，尚无显著被奸污之迹象……”

后又有几家媒体抛出了“受害者身份可疑”论。有报纸称：“美兵是否与沈女士认识须加以调查”，“沈系在影院和美兵搭过话”，“少女勾引，彼系狎游，并言定夜渡资”等。

12月27日，有人在北京大学壁报中发现一则名为“情报网”的壁报。壁报以知情人的口吻写道：“最近延安曾派若干女工作人员赴各地，专门以各种技术诱惑美军，造成事件。”

北京大学学生找北大训导长陈雪屏，陈雪屏看法是：“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同学何必如此铺张？”“该女生亦有不是处，为什么女人晚上要上大街，而且还是一个人？”陈雪屏恰是管理沈崇的先修班委员会主任委员，说话似非口误或措辞不当。

为了搞清楚受害者的真实身份，《益世报》记者刘时平展开了调查。他在北大注册组刘姓主任的协助下，在学校的注册卡片上找到了受害人名字：“沈崇，十九岁，福建闽侯人，先修班文法组新生。永久通讯处：上海古拔路二十五号。”并找到了其寄住地址：东城八面槽甘雨胡同14号，其表姐杨振清家。

1946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的石美浩（后成为中共党员）去访问了作为同乡的沈崇的表姐夫妇和沈崇本人，完成文章《沈崇女士访问记》。

文章说，1947年元旦早晨九时，“记者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跨进了沈小姐现在住着的杨公馆。这是十分难得的访问。假如不是记者与杨府熟悉的话，这个访问怕是不可能的事”。因为那两天杨府已被包围监视。美浩遂请杨太太的外甥、他的老友来到胡同口等候，这样他才进了杨府，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沈崇的表姐夫杨先生说，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便有美军方带领译员并美军医官五、六人气势汹汹地来到杨公馆，要求检查沈崇被污情况。时为我国资源委员会华北电厂主要负责人、沈崇的表姐夫杨先生说，事情发生后已经检查过，乃拒绝。美方来人说，如不愿再检查，则美方不负责。这些美方来人态度蛮横，十分无礼。但杨先生镇静地说，在美国，黑人污辱了白人，一定会受严惩；还说按美国军法，美军人员犯了强奸罪，不处死也会判无期徒刑。美军来员凶狠地问：“你怎么会了解这些情况？”杨先生回答说：“我在你们国家读书多年，对你们美国的风土人情很了解。”美军来人听后立刻变得非常客气礼貌了。他们说，美方已考虑对肇事美军由中、美双方会审，又表示了他们可以赔款。杨先生声言中国人被污辱绝不是赔款可了结，必须先严惩凶犯，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类事件。

　　石美浩又问北平警察局调查情况如何？

　　杨先生说，沈崇被污之后，来了一个警察。那天夜里漆黑，警察来到出事地点，看到美军暴行和沈小姐，马上打了这个少女一耳光，喝道：“你赚了他几块美金？”“谁赚了他的美金？我不认识他，他侮辱了我。我是大学生。”沈小姐悲痛地回答。

　　“既然你是大学生，他说的话你给我翻译一句。”警察回身恭敬地叫美军说一句英语。

　　狡猾的美兵懒懒地说：“She is my friend．”

　　“她是我的朋友。”她只好照着翻译。

　　啪！警察又打了沈一耳光。说：“妈的，你说不认得他，他不是说你是他的朋友？”

　　“这是我翻译他说的。”

　　“你住在什么地方？”警察问。

　　“八面槽甘雨胡同杨公馆。”

　　“呸，你配住那儿？你只配住八大胡同。”警察还是非常恶毒地侮蔑沈小姐，随后又把她带去警察局，最后同意用电话通知了杨公馆。杨先生星夜赶至，并作了检查等手续后，次日清晨五时才带沈小姐回到杨家。

　　这次，石美浩见到沈崇，说她脸色很苍白，但态度镇静严肃，穿的是蓝布旗袍，绒布鞋，毫无奢侈浮华之气。这篇访问记很快在《燕京新闻》上发表了。

法庭：

1947年1月18日，被害人沈崇出庭作证，讲述了自己的被害经过。据她描述，她一个人在北京求学，住在姐夫家。1946年12月24日晚，她本想去平安影院看电影，但走到对面树林旁时，突然被两个美兵架走，她想喊救命，却被一个美兵掩住了嘴巴，两个美兵把她架到南大地墙根强奸，这时发现了手电光，强奸后，美兵又把她拉向东，仍在南墙根下，又发现手电光，所以此次强奸未遂。后来她又被拉到东大地空房内，她曾脱身逃出，但又被抓住，并滑入沟中，后又被拉到东大地空房内被强奸，此时她已经没有力气哭喊，脖子也被掐住，后又在东空地被强奸。这时忽然有人以枪喝令美兵起来，三人似乎有争斗，这时人也越来越多……法医给沈崇做检查，发现她腿上及下身都有伤痕。

被告辩护：

1947年1月21日，双方展开辩护，被告辩护指出：在事发当晚，事发地点周围行人多在百人以上，都未听到沈的叫喊，又有中国兵士七人往观，都没听到沈呼喊。前后三小时之久之性行为，而臀部等处都没有伤痕，可见未有挣扎。

皮尔逊的辩护律师约翰·马斯特斯不能证明沈崇是个妓女，但他长时间地使劲争辩说，沈同意和皮尔逊发生性行为。马斯特斯声称，所谓强奸发生的地方交通通常很繁忙。如果沈大声呼救，就会有更多的人更早地前来援救她。

马斯特斯还说，如果沈像被强奸时那样挣扎，其私处就会受到更多瘀伤和伤害，缺乏激烈的体力抵抗提示那是合奸。关于沈崇在警察局提出强奸指控一事，马斯特斯声称，沈崇这么做只是因为她在合奸中被捉到了，因此觉得说那是强奸更有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皮尔逊的律师很可能没有看过《大清律》中强奸罪的严格条文（其中的僵硬的证据要求给受害人施加了沉重的证明犯罪的负担），他的辩护却是按照类似的路线走的。根据《大清律》的强奸条，为了确立强奸犯罪，受害人必须提供证据，以证明她在那折磨中自始至终都在反抗，“此类证据须包括：甲、目击犯罪或听到受害人呼救的证人。乙、身有瘀伤或伤口。丙、撕破的衣服。”如果那女子在性攻击的过程中停止反抗，则该案须断为“非法合奸”。换言之，如某个学者所言，如果不是受害人的死亡，起码必须是严重受伤，才能让判案官员认定强奸指控的真实性。在沈崇案中，她实际上已经满足了中国传统的强奸罪的三条标准，但马斯特斯还要争辩说，为了强奸案得以确立，她应该受更多的瘀伤和叫喊得更响亮。

原告辩护：而被害人称被扼住颈部，但颈部也没有伤痕。而膝盖小腿上的伤痕，是在当天11小时后才发现，也不能算是理由。所以可能是沈同意与被告发生性行为的。而当天她并没有向值勤美国宪兵控诉被强奸，可能是她的姐夫计划好后才控诉的。

检察官：

检察官驳斥沈未喊叫，但中国兵作证称听到三次。扼住颈部不一定就有伤痕，所以不能认为同意性行为。而当日没有控诉强奸，原因不确，可能是语言不通……

检察官保尔·斐茨格若尔德中校指出了两个陆战队员的强大的躯体（皮尔逊身高六英尺，手“又大又有力”）给一位只重125磅的18岁女大学生带来的震慑效应。他进一步争辩说，法律并不要求一个女孩去作超过“她的年龄，力气，周围的事实以及环境允许她做的事，来表示她的反对”。他最后说，很难解释一位出身于良好家庭、受过出色教育的年轻姑娘(注：沈崇出身福建名门，清代名臣沈葆桢之曾孙女，林则徐之外玄孙女，为世家之女、名门大家闺秀)，为何会愿意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在一个空旷的操场上，与一个她刚刚偶然遇到的醉汉度过三小时。唯一的解释就是她因为别无选择不得不呆了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审理沈崇事件的法庭记录已经解密。

据在美国的周启博介绍，当时沈崇案由军事法庭审理，案卷存军方档案库。因涉外国公民，管外交的国务院也有相同的一套案卷。他从国家档案馆取得国务院这套案卷的复制件，全部为英文记录，共150张。因年久有些词和字母不太清楚，需从上下文猜出。据周介绍，沈崇事件发生以后，1947年 1月6日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加强师）司令下令于中国北平第五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举行审判，前后经过多次审理。

当时法庭组成情况是：

1、律师开场白。2、有关人员，法官和记者入庭，宣誓。3、提出控告。4、辨方抗辩。5、控方发言结束。6、辩方发言结束。7法庭调查结果。8、判决。

同时法庭还出示了相关证据：

1、黑板上地图的照片。2、 手套的描述。3、 1946年12月24和25日气象纪录。4、1947年1月13，14和15日气象纪录 。5、大衣的描述。6、内裤的描述。7、上衣的描述。

最初对皮尔逊的控罪共有五项。 控罪1、强奸。控罪2、企图强奸而攻击。控罪3、自愿性行为。控罪4、有害秩序和记律的行为。控罪5、可能损害士气风纪的不道德行为。

1947年1月7日，对案件中的控罪3和5 及说明予以撤销。1947年6月11日军事法庭审判皮尔逊案的审判记录显示：控罪3和控罪5已经撤诉；控罪2和控罪4被宣判无罪。控罪1，他被判有罪。他被判决降为列兵军阶，监禁十五年， 受不名誉退伍和其他有关处分。下令审判的有关当局已经批准了审判过程，调查结果和判决。

据档案记录显示，原告是19岁的在北平国立大学读书的学生。她的证言内容如下：

强奸发生的那天晚上，大约８点，她一个人沿公共街道走向亭台电影院。在照明良好，行人众多的街上，被告和另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普利卡德）忽然一左一右把她挟持，“护送”她走向与她目的地几乎相反的方向，穿过一个狭窄的街区（那里显然有树），到了东（长安）街，又穿过东（长安）街，走了约60码，进入一个叫作“跑马场”或“阅兵场”的地方，到达“南墙”（前奥地利公使馆墙）附近的一个地点。根据原告所说（被告和他的同伴都没有这样说），她喊叫了一次，此后她的嘴就被捂住了。她反抗却没能挣脱。到达墙边时，被告和普利卡德强制她倒在地上。因为她反抗，所以两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要合力才能按住她并脱掉她的内裤。然后被告趴在她身上，尽管她反抗和力图并拢两腿，被告还是完成了性交行为。原告看到手电光束后喊叫，但她的喉咙马上被扼住了。为引起注意，她挥舞在她身旁的她的白色内裤。显然是怕引起别人干涉，被告沿着墙“拖”她向东走，紧抓住她怕她逃脱。被告再次试图性交，她激烈反抗使被告未能得逞，她又看到手电光，但她因怕被告杀她，没敢喊叫。被告带她绕过墙角向南，到达检阅台，在那里她从被告手中挣脱，随即又被抓住。在检阅台附近，在离交通繁忙的哈德门街约80到90步的地方，被告再次性交进入原告身体获得成功。原告因与被告挣扎多时已经筋疲力尽。她又喊叫了一次，并挥舞她的衬裤。这时有８个中国人，带着手电和枪，来到现场察看发生了什么事，救了原告。一辆宪兵巡逻吉普把被告和原告带走。

据法庭记录，一个中国军队人员是原告的证人，他作证说：在事发那个晚上 8点左右， 他看见两个海军陆战队员在亭台电影院附近“带走”一个姑娘。 她在哭，“声音不响也不太弱”， 但她什么话也没说。他没有进一步调查就回他的总部去了，把此事告诉4名中国军人。

这个证人由这些中国军队人员陪同，其中两人有手电，来到离领事馆南墙边一个位置约20尺处，在那个位置有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和一个姑娘在地上，一人在另一人身上。第二个海军陆战队员站在离地上的两人约2尺处。不但这个证人，而且他这一组人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听到任何喊叫，也没看到任何挣扎。这组人中有一个听到女人哭泣，其他人没听到任何声音。这5个人被站在旁边的并没带枪的海军陆战队员赶走了。过了一会，又有两个带枪的中国人加入这组人，现在这组人共7个人，他们又往回走，只到了那条街，又被那个海军陆战队员赶走。被告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此时还在南墙下原来地点，离这组人有大约60码远。这组人取得了附近一个中国交通警察的协助之后又向那个地点进行了第3次行动。（这时距离两个海军陆战队员第一次被看到“带走”那个姑娘已有两个半小时。）这次那个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已经不在那里了。在那个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呆过的地点，这组人发现了一条围巾和一支有血迹的手套。 姑娘发出哭声并挥舞她的衬裤，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在检阅台附近找到了卧在地上的被告和姑娘。他们强迫被告站立起来。这组人作证说，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都是满身尘土，衣着凌乱，他们的外衣都穿在身上，姑娘臀部是湿的，被告对警察态度粗暴，被告试图搂抱姑娘，姑娘一直在哭。刚才提到的交通警察作证说，大约晚10点半时他接到关于此事的报告，他去了跑马场，看到在地上的被告和姑娘。两个人都站了起来。警察说姑娘告诉他海军陆战队员强奸了她。但是，那一组人中没有任何一个听到姑娘的这一投诉。在法庭盘问时，警察被问到姑娘向谁宣称海军陆战队员强奸了她，警察回答“她告诉我了，因为我问她了”。而且，这个警察第一次见到在地上的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时，姑娘没有说她正在被强奸。

第2天凌晨大约2点半，姑娘由一个中国医生做了检查。医生作证说，他在阴道入口下部中间发现了一小块新鲜伤痕，只有生殖器进入阴道才能达到那个部位。他说“正常性交”通常不会产生这样的伤痕。除了这一小块伤痕之外， 医生说姑娘的“身体”是正常的，外生殖器没有可见伤痕，没有发现精子细胞，而且“难以确定是不是真的强奸”。记录显示这个事件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那天夜间很黑，无风，气温在华氏15到 20度。

辩方证人作证说，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夜之后大约3个星期里，他们两次在所说的强奸发生的地点观察行人和交通情况。他们在黑暗程度，风速，时间和气温都和所说的强奸的那个夜晚很相似的条件下研究了那个地点的行人和交通。总括地说，他们作证指出，每小时通过东长安街的行人和车辆数目有几百，那条街离被告第一次攻击原告的地点距离在60码以内。哈德门大街上行人车辆数目就更大些，而哈德门大街在第2次攻击的地点和被告被抓起来的地点以东不到100 码。证词进一步指出，如果谁在第一次攻击地点“大声说话，不必喊叫”，那么在60码以外的东长安街上的人能清楚地听到。

据法庭记录显示，有数名宪兵到了中国警察逮捕被告的现场。他们作证说在现场被告用手臂搂住原告，原告显然是同意的。一个证人作证说被告和原告试图一同离开跑马场，另一个证人作证说他认为那个中国姑娘看来“完全放松”，不像“受到刺激或者哭过的样子”，而是“对整个事件表现平静”。早些时候和被告一同喝过酒的一个海军陆战队员说，被告被酒瓶割伤了手指节，这可以解释现场发现的手套上的血迹。

所说强奸案次日下午，一个美国医生检查了原告。这个医生作证说，在原告的臀部，大腿内侧，脸和脖子上都未发现伤痕。原告阴道入口处小的割伤在正常性交时也可能发生。这个医生在所说事件次日早晨也检查了被告，在被告性器官上没有发现伤痕。当夜值班的宪兵军官作证说，被告被从阅兵场带来时，对被告没有任何控告。假如有强奸的指控，被告就会被关起来，而不会作为嫌疑人释放听候传讯。原告在所说的攻击那天晚上穿的衣服和衬裤都列入了证据。原告陈述她交出衣服以后，衣服被割了几个小口子，除这些小口子之外，这件衣服没有其他损坏。和衣服一样，她的衬裤也没有暴力的痕迹。

法庭记录认定，仔细考察举出的证据后即可发现，原告没有在当时环境和条件下做出足够的反抗来支持她对性交不自愿的说法。虽然证据显示 1946年12月24日晚事件开始时她不是自愿跟两个海军陆战队员走的，但是除了她自己的证词以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她哭过或者反抗过。与此相反，其他控方证人作证说，在她和被告呆在一起的那么长的时间里，证人既没听到她哭叫，也没看到她挣扎反抗。如果说这些要干预被告和姑娘的证人相信姑娘正在被强奸，而他们无力援救她，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同样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事件长达几乎3小时，所说的几次攻击就发生在交通繁忙行人众多的街道附近，竟然没人听到呼救声。她并没在无人援助的情况下被殴打，也一直没有失去知觉。虽然她宣称被告几次扼住她的喉咙和捂住她的嘴，医生在次日检查时在她脸上和脖子上没有发现伤痕。她作证说她的衬裤是被强力脱下来的，但在当庭展示证据时，却没有任何污迹和撕破之处。她的衣服也没有任何暴力的痕迹。在整个争执过程中她都没脱下她的手套。她的阴道口有轻伤，这种轻伤与自愿性交的情况相符合。她争辩说她做了当时环境条件下她力所能及的反抗，可是除了这点轻伤以外，所有其他事实都不支持她的说法。在警察拘押被告和她两人时，也没有见到他们精神歇斯底里和身体筋疲力尽的证据。对于被告违背原告意志和原告性交的说法，本案证据不能消除对此说法的合乎常识的怀疑。

军事法庭最后认定，根据事实和上述法律， 对控罪 1 及其说明的调查结果和下令审判的机关的相关决定 , 予以撤消。根据对控罪2和控罪4的调查结果，对法庭判决和下令审判的机关的相关决定, 予以撤消。总军法官认为，下令审判的机关根据以上陈述和建议采取的司法程序和行动是合法的。

这个陈述和建议后来得到了海军部长苏利文的批准。因此，对控罪1 及其说明的调查结果予以撤销。根据对控罪 2 和 4 的调查结果，审判的判决和下令审判的机关的相关决定也予以撤销。

对撤销皮尔逊强奸案判决，当时国内反映非常强烈。（但许多研究国际法的学者认为，虽然在道义上这很不公道，但不能说这个案子不合法。）

时代背景与成为公共事件：

沈崇事件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国共谈判已经破裂，大规模内战将要爆发，美军驻华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对于抗战以后获得一时声誉的国民党来说，种种社会问题使得民众不满情绪长期积累，“沈崇事件”或成为国民政府垮台的导火索之一。

沈崇事件恰好为国人，特别是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表达对国民党政府产生巨大反感的机会，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沈崇事件就引发了巨大的社会振荡。

沈崇事件的发生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心理，是这一事件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引发青年学生愤怒的主要原因。

在沈崇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在华驻军引发的类似社会问题非常之多，其中有著名的“臧大咬子事件”。

1946年9月22日晚上，在上海黄浦滩的一条路上，一个驻华美军（也是海军部的），把一个黄包车夫臧大咬子给打死了。

按说这样的事件应该比沈崇事件更令人发指，因为人命关天。但后来发生的一切，却证明中国的青年学生在人命和贞洁方面，后者更容易激起他们的愤怒，或者说后者更具备诱发他们愤怒的因素。

至少在如下几条原因中，沈崇事件是一个恰好的导火线。

1、沈崇本人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严格说不是正式学生），也就是说，她的受害就是青年学生直接受害；中国人在判断社会是非时有一种心理，就是他们总是关心与自己关系最近的事，远处的事，他们通常都很冷漠。

2、沈崇是一个女学生，还是一个富家子女。她的出身和四十年代多数青年大学生的出身背景相近。对美军示威抗议者的阶级偏见很明显。有一个对蒋介石颇有微词的美国领事馆官员， 当他问一个抗议者，中国士兵是否也对妇女行为不轨时， 抗议者告诉他：“是的，可是中国士兵只去搞中国农村女人， 不会性侵犯中国女知识分子。”这些学生决心保卫自己的同类，因此他们虽然联想起以前发生的“暴行”，但认为沈崇强奸案与那些攻击底层中国人的案件不同。 北平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中地，比其他城市受西方影响相对小些， 强奸案发生在北平就使问题更复杂。 许多有教养的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在文化上优于西方人， 现在这种态度就公开化了。此外，对日战乱中逃离北平，刚刚返回中国学生渴望生活正常化， 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扎在北京一所医学院无疑使他们不快。
3、沈崇是被强奸的，在中国人心理中，这是比人命还要大的事。
4、沈崇是被外国人强奸的，特别是当时的美国人，这更让当时的青年学生无法接受。可以设想，如果皮尔逊是直接拔枪打死了沈崇，而不是强奸，事情恐怕也没有后来那样严重。
5、沈崇是被美国人强奸的。

像沈崇事件这样的事，在海外驻军当中是最容易发生的，近年来美国在日本冲绳的驻军也时常发生强奸案，这是海外驻军中常见的问题。但对四十年代的中国学生来说，虽然他们接受了很多西方文化，但在传统上，他们还是很难摆脱中国人常有的思维。

1947年1月11日《密勒氏评论报》曾发表过记者写的文章《中国学生抗暴运动》。文章认为，典型的中国骂人的话是永远和性关系相连的。比如说有“王八蛋”“混帐”，“小舅子”，“娘个操匕”“狗养的”，“丢那妈”等等之类，在英文里所能找到的惟一的同类语是：“Son of bitch , Son of gun，Bloody bastard”，一般地这些在社交中都是使人蹙额或是甚至加以禁止的。

中国人对于性关系上的失检是认为极其严重的，而这些常常为外国人视为单纯的“私事”而已。这是北平强奸案之所以为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所特别重视的一个理由；除此之外，还因为这个罹难者是中国第一流最高学府的一个有高等身份的女学生。进一步说，更重要的是这案的政治主义。在平时，这样一个事件可能已经一声不响地过去了，或者已经毫无困难地被掩饰过去，可是在今天这种情势形下，当美国对华政策已经成了各方抨击的对象，强烈的反美暗流已经存在多时，北平强奸案就必然使小事酿成大祸了。

在中国人看来，强奸是犯法而且是一种罪恶。就法律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最不可容忍的犯法行为，就道德观点说这是一种卑鄙，同时也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同时在许多情形中，旧式的中国人特别是重视其社会性远超过其法律性。一个很有名的中国格言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以诽谤加之于一个男人的女亲的贞节或其个人的正直恐怕是你对一个自尊的中国人所能加的最大的侮辱。

此点就是当年参加学生运动的人也不讳言，他们在事后的回忆中说：“那时我们提出了‘美军退出中国’的要求，但多数同学对这要求的了解是因为只有美军退出中国，才可以不再发生类似沈崇的事件。若在当时强烈的指出美国政府与中国反动派发动的内战有缘的关系，恐怕是不能为多数同学接受的。当时是感情多于理智，大家感到受了侮辱。因此我们得承认民族自尊心和贞操观念是运动掀起的有力因素之一，虽然美军在华侵犯中国主权，间接直接屠杀中国人民是这个运动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原因，但在那时是潜伏的。能明显如此自觉的并不多，那是远没有今夏‘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中，大家所表现的高度的自觉和认识的深邃的。”

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当人们不满时，或者有不满的理由时，自然就有共产党渗透和可供利用的基础。但如果没有理由，共产党也能造出一些，就拿北平女学生被强奸为例，那件事发生在北平而不是上海，但我们照样遇到了麻烦。”
吴国桢是出身清华的留美学生，他对于中国的学生运动有深入的了解，他认为：“事实上，中国赤色分子将美国挑出来，作为他们鼓动民众加以反对的目标，一些示威的性质常常是反美的。在那些示威中，我尽力做到没有美国人受到严重伤害。我记得只有一次，有个美国水兵受到了很粗暴的对待，但我成功地使那次事件免于演化成一场骚乱。在北平，一个美国大兵强奸了一名女生之后，也有一次反美示威。某些人认为，那个女孩是北平共产党使用的诱饵，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件令人叹息的事情。”
这次事件以后，上海交通大学也有一次罢课的准备。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没有小视那件令人惋惜的北平女学生被强奸案，但我说那是一件由美国士兵犯下的孤立罪行。”他说：“但是请注意，当俄国人占领东北时，有多少中国妇女遭到了蹂躏？如果你们一定要示威，那么应当针对这个劣迹更大的罪犯。或者，如果你们一定要对美国示威，那么同时也应该对苏联示威。”
吴国桢的这种说法使许多学生从感情回到理智上来。吴国桢后来说：“我当场将了他们的军。自然他们决不会听我的，但第二天除了左倾刊物外，所有报纸均全文刊载了我的讲话。反美示威仍然举行了，但秩序良好。”
对于沈崇案中知识分子的表现，吴国桢的评价并不是很高，他说：“还有另一件事我想指出来，那就是知识阶层的冷漠。大多数示威与动乱均由学生发动，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学生真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比劳动团体或其它团体有力得多。这有两条理由：一方面因为人口的大部分是文盲，学生们被尊为比较有知识的阶层，另一方面学生们大都年轻，人们对他们的过激行动通常比较宽容。共产党敏锐地领会了这一点。于是就集中力量对学生进行渗透。然而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大学教师们在反共活动中，本应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不幸的是，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我邀请校长们和许多教授、教师同我吃饭，参加午宴和茶会，敦促他们在对待共产党威胁上要更警惕，更有力量，但一无所获。更使人吃惊的是，尽管大多数校长和许多教授都是国民党员，但他们不愿意出头，即使在那时，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对教师的尊重在学生中仍然是一种支配性的情绪，这就尤其令人可悲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是校长和教授们能多帮助我，我们也许会办得更好些。”
知识分子的表现为什么这样冷漠呢？
吴国祯说：“首先，大学的校长和教师们的待遇太低，他们的生活很困难，特别是因为不断的通货膨胀。这方面我不能帮助他们多少，因为大学都是由中央政府资助的，至于由市政府资助的中小学教师，我则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对那些在高等院校从事教育的教授们，其可叹的生活条件，我只能提请中央政府注意。教师们低于标准的报酬，自然会引起诸多不满。但他们的冷漠还有另一个原因。历来中国的学者们，都反对参与政治，他们感到自己的领域只限于搞学术，别无其它。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是国民党员，但却认为反对共产党的渗透并不是他们的责任。此外，他们有希望取得学生欢心的弱点，害怕学生们可能对他们示威，所以尽力与左倾学生友好。”
当吴国桢与学生谈话时，他总是力图按以下的方针与他们论争：“如果你们对政治有兴趣，首先得用知识武装自己，努力学习。当你毕业时，若想成为一个革命者，或者甚至当一名共产党人，你们将有充分的时间，为什么眼前要用政治活动来使自己分心呢？”
许多学生对这种直接了当的方式是很信服的。“但共产党非常聪明，我很快就查出了他们渗透的办法。他们在每所学校潜伏下少数地下人员，但不会立即组成纯粹的共产党小组，他们从真正赤色的、到带粉红色的、甚至明显中立的分子开始，组织了许多小组。让我们以日本为例，艾森豪威尔总统准备访问日本，但突然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共产党是如何得逞的呢？依我看来，煽动不是从极端赤色小组开始的，倒是肇始于带粉红色的小组，他们对艾森豪威尔即将到来的访问提出疑问，在校园内贴出他们称为的‘墙报’，遣责美帝国主义，并组织起来反对艾森豪威尔来访。然后赤色小组就公开出来支持他们，最后，乃至名义上中立的小组也会受到影响，并赞同这一立场。这样在人们得知之前，罢课与示威就已开始了。”
吴国桢说：“我经常走访上海各个大学，看学生团体贴出的墙报，并尽力研究他们提出的各种意见，我把查清谁是那些墙报的起草人当成一件事情，在一般大学里，会遇上四、五十个学生团体，我从未弄清楚他们各自有多少追随者，但我能辨别其不同的政治观点，逐渐我就知道了共产党采用的策略。当共产党确认胜利在望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停止了所有的煽动。在大学也一样。没有示威了。”

对于沈崇案后发生的学生运动，罗家伦当时也有同吴国桢一样的看法，他在1947年1月2日的日记中说：“今日中大学生等游行，为反对美军二人在北平奸污女生事。此等事本系个人行为，可以军法解决乃强作成国际政治问题，盖与共产党发动之反美运动连成一片也。可叹，可惋惜。”
1946年12月31日《申报》第一版上的文章也认为，“此次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而美军退出中国，则为一政治问题，不可并为一谈。美军对此善后所提解决办法，大概尚好，但应从速解决，绝不可拖，美军不懂得东方道德的特性，所以他们也许还不理解中国人民的愤慨。”

同日《申报》第一版第二张有一篇报道：《北平女生被辱事件》，对于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和行为都做了批评。其中有这样的话：“而且亦正足以反示我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没有训练。”同时还说：“我们引以为憾的就是身为师表的教授们，竟也有不明事理而从事于属外的行动。”

四、沈崇案中知识分子的表现

四十年代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左倾倾向，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世界性的左倾思潮对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强烈。

邵燕详曾这样回忆自己当年的选择：“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主要是从自己所持的是非、善恶这些道义标准决定去取。师友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会起作用甚至决定的作用。我相与的尽是传统所说的好学生，品学兼优的为多。我们当然看不起带流氓气的、飞扬跋扈的学生。别处我不清楚，偏偏我们学校里，少数三青团分子中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泡MISS’、打群架的一流。基层如此，上层可知。我在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前后，认同‘军队国家化’的同时，认同‘党团退出学校’一说，就缘于这样的感性基础。事实证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这些口号是得人心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在国统区活动的共产党人，分别在高层的社会贤达（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人）和基层的学校师生间，所做的宣传和统战工作是成功的。这与他们的人格形象分不开。我之投向共产党，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理性认识基础，但肯定夹杂了许多纯感性的东西。”

1948年初，一个远在美国读书的女学生的认识也很有代表性，这个女生名叫杨静远，是当时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杨端六、袁昌英夫妇的女儿。她在和自己恋人的通信中保存了许多史料，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

信中说：“我们倾向于主张维持现状，因我们正好是现状的受益者。由于害怕失去我们正在享受的特权，我们自然会反对任何可能要求我们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以利于全民的改变。我们也许不愿承认这一点。但这正是存在于我们意识底层的东西，它使我们反对建议中的由国民党、共产党和非党自由派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我们这少数人要不要联合政府，其实无关紧要；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需要它。而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每时每刻都在壮大。反动势力只能推迟它，却绝不能摧毁它。这一天终将到来，中国人民将站立起来，作出自己的决定。华莱士先生是对的，他预见到这个重大事件，对美国人发出警告。联合政府将不是一个一党统治的政府。利昂先生说：‘一个联合政府中只要有了共产党人，那就除共产党人什么都没有’，他这话只不过重复陈腐的歇斯底里里滥调。奇怪的是，他竟把‘恐怖和屠杀 ’与联合政府相提并论，而他明明知道这些正是国民党政府目前所采用的手段。一个联合政府没有理由停办教会学校和医院。既然联合政府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凡是对人民有益的事物都将被接受和欢迎。我们中国人民不要一个共产党专政，正如我们不要一个国民党专政。如果美国政府一意孤行地援助国民党政府来抵拒联合政府，结果必然是现政府被彻底推翻，由共产党专政取而代之，那也同样是不合人意的。我们是一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族；我们需要全世界的朋友。我们希望人们理解我们的要求，而不是误解我们的要求。”

当时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最有诱惑力的是关于联合政府的设想，杨静远在她的信中说：“共产党，在他们看来，是人民的发言人，是中国的救星。对于他们大公无私的胸怀，他们是深信不疑的。看着国家现在所受的创伤，他们暗中称快，以为这回教训了国民党了。其实受罪的还是无辜的人民。仁宽明显地偏向他们，当我们在去南岸的路上我问他对最近的局势感想时，他似乎惊奇我这也要问。‘当然同情共产党罗！’他又给我分析，解说是非谁属，但他一点不能解除我心上的疑问。回城时，他和胡谈着一些我听不懂的事，后来胡告诉我那是他们联络同志为将来事业合作。”

对于沈崇案，在当时也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从更为复杂的时代背景上做了分析，这些人多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当时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就对此事发表过许多评论，《观察》的态度大体上代表了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态度。

吴世昌在《论美军事件》中认为“这次因美军暴行而引起的学生运动，除了抗议暴行，要求道歉，惩凶、赔偿保证以外，全国学生第一次喊出美军撤出中国的呼声。也有人要求废止中美商约和中美航空协定，这虽不是全体的意见，但要求美军撤退是一致的。这个运动截至现在为止，中国官方除通令劝止外，尚未有公开指为受中共策动者。平市长何思源对南京中央日报记者称，他自己年事已长，若在青年，也将参加。沪市长称，应付此事，决以民主作风。渝党政军联合会议，决定准许学生游行，各地学生游行秩序亦佳。只有联合社的报道，却拾了旧中国政府的牙慧，说是受中共策动，以侮辱学生游行的价值，图减轻美国舆论的指摘。”

吴世昌在他的文章中还对胡适和傅斯年认为沈崇事件是法律问题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吴世昌当时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最常见的观点，他也认为美军驻华是没有道理的。他说：“所以即使美军在华相安无事，而国人提出请其撤退的要求，也不能指为‘越轨’。我们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和去年反对苏军在东北延不撤退，同样正确。连清华大学美籍教授Winter都赞同北平学生的运动，联合社至少不能指Winter也是受中共指使罢？”

“至于中国需要美国的友谊与协助，则为另一问题，与此案无关，不可因此案而引起盲目的反美运动。所幸各地学生游行，尚无此现象。现在必须弄清楚：第一，敦睦交，不必也不可牺牲一国主权，容许外兵在平时长久驻留。第二，反对美军驻华，不是反美，更不是不要美的友谊，正如因反对苏军驻东北，也不是如中共所谓反苏排外一样。反对美军驻华只是反对其政府在某一时期的某种政策。一个人民尚且可反对其本国政策，何况一国政策侵及别国主权，被侵国人民岂有不能反对此政策之理？第三，美军暴行由此政策所引起，为此政策之结果，则二者显然不能分开。第四，抗议暴行，反对侵害主权，美国公正人士亦必有此同感，故同时仍不可不诉诸理智。万不可因此损害邦交及友谊。我们不愿受人侮辱，自己也不可侮辱别人。”

《观察》还发表了费青《皮尔逊强奸案翻案事答问》和周子亚《从国际法立场论美军暴行之性质及外国军队之刑事管辖权问题》。

费青和周子亚都是法学家，他们虽然在感情上非常认同学生的行动，在道义上也谴责美军的暴行，但因为职业的关系，他们对美军的暴行及后来美国海军部对皮尔逊案的翻案，却表示出了相当的理性。

费青就说过：“这个复核结果当然是不当，从而违反了公道，但是狭义地或严格地讲，不能说它是违法。我并非在替美国辩护，更不是在反讥美国以违法为合法。”

周子亚从国际法角度对于美军暴行做了分析。他在立场上也和学生一样，但他的观点却是从国际法的角度认为中国对美国在华驻军的法律失之过宽，让美军在中国领土行使审判权，有损国体。

沈崇事件早已成为历史，但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重新观察沈崇案发生的历史背景，却有助于我们更好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他们后来的命运。任何历史都有延续性，半个世纪前，一次偶然事件中所映现出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性格，至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各方的行动：

为能顺利平息案件，蒋介石委派宋美龄来处理该案件。

据陈廷一所著的《宋美龄传》记载，宋美龄一天晚上先是来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董务室与沈崇（已经被提前转移到这里）会面。

宋美龄刚问“你是沈崇姑娘吗？”沈崇点点头，就失声痛哭起来。宋美龄掏出白手帕给沈崇擦眼泪，并对她进行了安慰。

然后，宋美龄对沈崇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会满足你的。”

沈崇只提了一个要求，“为了天下姐妹免再遭痛苦，请夫人严惩皮尔逊之流！”

宋美龄离开金陵女子大学后转向远郊的特别军事囚禁处。

宋美龄与皮尔逊在接待室会面，皮尔逊对其的到来很吃惊，还开玩笑地问，“我的第一夫人，什么屁事能够使你跑到这里关心我？”

宋美龄没有发火，她认为冷静更具有威慑力。于是，她笑容可掬地说道，“我的皮尔逊上士，看来没有给你铐上手铐，倒过得挺痛快呀！”

宋的态度让皮尔逊害怕起来，他赶紧问，“夫人，我可能判多少年？”

宋美龄伸出手做了一个抹头的动作，意思就是直接处死。皮尔逊吓得尖叫起来，“不能按你们中国的法律办事，在我们美国强奸最多判3年。我是美国人，应该按照美国的法律办事。”

宋美龄，说你这不是一般的强奸罪，你强奸了美国的援华政策，强奸了中美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而且惊动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美国总统。

皮尔逊顿时被吓瘫了，认为自己肯定是死定了。宋美龄见时机已到，就对他说，“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我就可以救你！”

已经被吓傻的皮尔逊连忙求饶，“只要夫人能救我一命，夫人要我干什么都行。”

这个时候，宋美龄拿出一卷纸说，“只要你写一份认罪书，我一定在美国总统面前说清，最多判你15年的徒刑，决不会处死你！”

关于沈崇事件，当时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民间都认为，中共有意识地参预了这一事件。还有人认为，是有意制造的，说沈崇是延安派来的人等等。但没有确切证据。

还有一种说法是：“文化大革命后据中共党内披露，原来沈崇事件完全是一宗政治阴谋，而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则根本为莫须有罪名。原来沈崇本人为中共地下党员，她奉命色诱美军，与他们交朋友，然后制造强奸事件以打击美军和国民党政府，结果证明相当成功……据悉沈崇在中共建政后改名换姓进入中共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婚，现大陆不少七、八十岁左右的文人名流都知道其人。另一说法是，改了名的沈崇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批斗时揭穿身份，她向红卫兵承认，她并未遭美军强奸，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党的事业。”

文革中还有传言，说沈崇在山西五台山出家，并说有人曾见过等等。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

现在能看到的史料是，沈崇案发生后，当时中共有一些对策。

194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曾在给董必武、吴玉章、张暑时、叶剑英、方方、林平等人的一份名为《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中指出：

“（一）北平美兵强奸女生事，已造成有力的爱国运动，上海、天津闻亦将响应，希望在各大城市（平、津、京、沪、渝、昆、港、蓉、杭等）及海外华侨中发动游行示威，并坚持下去。不能游行的地方，亦可进行请愿及组织后援会，一面提出目前具体要求，如要求此案及以前历次悬而未决的惨案彻底解决，要求美国兵犯罪由中国法庭按中国法律公开审判（如华侨在美犯罪一样）等，一面依据情况联系到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出卖军火,进行借款，助长内战，及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口号。在运动中要尽量推动一般中立分子出面，造成最广泛的阵容，并利用国民党所宣布的元旦起实行宪法人权条文，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二）我们在各地学生及妇女中的关系，应尽量利用学生及妇女中通信办法，向各地推动发展，并推动各地撰文通电，向各方声援呼吁，务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

通知特别提出利用妇女对沈崇案的愤怒，可以说是非常了解沈崇案所容易引发的民族主义情感的。

王汉斌在《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地下党是怎样领导学生运动的》一文曾详细讲述过当时的情况。

当时南系北上后，由袁永熙、王汉斌、洪德铭组成共产党的北平地下学委，并立即在北大、清华等校建立党的地下支部。他说：“这时党面临着在学校里迅速扎下根子，占领学校阵地的问题。这是一场艰巨的斗争，也是极其细致深入的工作。”他们的工作计划非常周密。

王汉斌说：“第一种是燕京。该校在抗战期间迁往成都，胜利后不久即原班人马复员北平。党在该校力量比较强。一直成立有学生自治会，并为进步力量所掌握。在复员后由我党地下党党员张富培（张定）同志担任自治会主席，学校阵地完全为我控制，国民党反动势力不能左右学生运动。第二种是清华。经过同国民党势力进行激烈的争夺之后，使我党较快地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于是就由我南系地下党员徐裕荣同志当选清华大学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主席。由此，清华学生运动的领导权即为我党所掌握了。第三种是北大。——地一下党全面分析了北大的情况，广泛发动党员和‘民青’成员主动与北方同学交朋友，进行个别串联访问，交谈观点，帮助同学解决困难，消除相互误解。我们还和临大同学一起组织郊游、开联欢会，增进南北同学间的广泛联系，攀叙友情。北大暂时不能成立学生自治会，我们就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团结群众开展社团活动。南北两系心心想印，齐心协力，三五成群，由小到大，使各种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纷纷成立起来。他们根据相互间的爱好以各式各样的形式，组织学习会、读书会、办墙报、出专刊。评介时局，揭露国民党打内战的反动政策，宣传党的方针。团结教育群众。经过这些活动。很快使我们在学生中扎下了根子。”

中共对这一阶段的工作非常满意，王汉斌回忆：“在复员北上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我党极其出色地在北大、清华等校夺取了学校斗争的阵地，扎下了根子，掌握了学生组织的领导权，组织起一支党领导的学生力量。这就为深入开展平、津及华北的学生运动，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也为组织华北学联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极大努力弄清沈崇真实身世，向社会公布真相的时任北平《益世报》采访部主任的刘时平也是中共地下党员、。

当时各方态度：

毛泽东称其开辟了解放全中国的“第二条阵线”。

美军高层悍然否决这是一起强奸案，并裁定罪犯无罪开释。

国民党前政府要员则称沈崇是中共的女特工，色诱美兵制造事端以打击美军和政府当局，是中共地下党蓄意制造的一起假案。

对于沈崇案后的学生运动，当时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在他的日记中认为，看见清华和燕大的同学步行入城，他表示同情和愤慨。当日上午九时，他曾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召集北大各负责人开会，席上表示：清华燕大二校已决定采取不干涉态度。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陆代校长志韦表明三点意见：（一）不论何国都不应在华驻军。因为时代已过去，已无必要。（二）此次游行不应是专对美军而发。（三）此系小事，但有大意义，惟不应因此引起其它纠纷。

1947年12月30日下午二时，胡适乘中航飞机抵平。胡适对记者称，对此次暴行真相所知不多。他说：“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京沪报纸除文汇、新民所刊者外皆不详，三十日之和平日报登载始略多。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学生间的开会游行，亦属理之常情，但不可罢课，希望能即日恢复，免废学业。”记者询以对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口号有何感想，他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老口号，在这次事件以前就有的，只要美军在中国一天，这口号就存在一天。”他认为前者最好不要与后者发生联系。“美陆战队对这件事的声明，我以为很切实。”

傅斯年也和胡适的看法相同。他曾向联合社记者谈及各校学生游行示威事，认为各校学生误将与政治无关之事件，作为政治事件，此案固属遗憾之至，但纯为法律问题。记者问其对于学生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见解，傅氏答称：准许美军留华，完全为中国政府之政策问题，学生倘不满此项政策，尽可向政府请愿，十六个月以前，美军曾与中国军队并肩对共同之敌作战。近十个月来，美军且协助中国政府遣送日俘回国，此种任务尚未终了，中国境内尚有大批日兵，迄未解除武装。须知中国现尚有另一大陆国之大批军队，未得中国政府许可而驻扎境内，中国智识阶级对于国际政治应具远大眼光，并须认识中国不能在国际间孤立。

傅斯年这里是指苏联在东北驻兵，他认为如果要反对美国在华驻军，为什么不反对苏联在东北驻军。当时各大学中的有些教授对于学生的行为也有不同看法，当时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教授燕树棠就对学生的抗暴运动不理解，但他们一般都不愿意得罪学生。

格蕾蒂斯·艾伟德在中国

1902年，艾伟德出生在英国的伦敦郊区，她的父亲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家中兄弟姐妹众多，她的家境仅仅能够维持温饱，她也仅仅只能上几年学，毕竟家中的条件无力支撑她的学业，于是当她长大后，她便去了富人家庭去当了女佣。

她也因为家境贫寒以及长时间的劳作，导致了长期的营养不良，身高仅仅只有1.45米。

在艾伟德27岁的时候，她和大部分英国人一样信仰基督教，同时，她申请参加对华传教的内地会，却因为受教育经历而被拒之门外。

得到消息的她，积极参加了神学培训班，却因为基础差学习进度并不理想而被淘汰。但她并没有气馁，一边打工一边攒钱，终于抓住了一个好机会。她听说在中国传教的珍妮女士因为年龄大了，想要退休，但是没有人愿意接替她。

艾伟德得知后立即提笔写了信，她表达了自己愿意前去接替珍妮女士的愿望，希望她能给自己这个机会。

在几个月之后，她得到了珍妮的回信，珍妮愿意接纳她，但是希望她能先到达中国的天津，她会派人前去接她。

收到信后，艾伟德辞去原本的工作，并和父母家人告别，简单地收拾行囊，用自己打工多年的积蓄购买了前去荷兰的船票，准备在荷兰乘坐前往俄罗斯的火车，从西伯利亚中转进入中国，沿着中东铁路南下大连，最后从大连坐船到达天津。

其实有直接从英国直达天津的船票，但是坐船的费用比她原定的路线所花费的总钱数贵了2倍，此时的艾伟德并没有那个经济实力，买好去荷兰的船票后，她身上仅仅只剩下了2英镑9便士，这还不一定够她后面的车资，而且她的旅程也并不顺利。

当她在荷兰坐上前往俄罗斯西伯利亚的火车时，这趟列车居然被迫转到莫斯科，在莫斯科车站的许多劳改犯登上了这趟列车。

随着火车再次行驶，列车终于到达西伯利亚，可是还没有到达终点站，艾伟德等乘客就被赶下车，要乘客们向前走一站，而艾伟德无奈之下只能到前面的赤塔转车。

可在她艰难地到达之后，当地的官员却告诉她，直接前往中国东北的铁路已经不通行了。

原来日苏矛盾升级，去往中国东北的满洲铁路在日军的控制之下已经暂不通行了。在当地一位夫人的帮助下，她坐上了前往海参威的火车，从那里搭上了日本人的商船，跟着商船去了日本。又从日本，乘船到了中国天津。就这样，她跨越了一万多公里来到了中国，在这里开启了她人生的新篇章。

艾伟德在天津宣教中心的帮助下，几经周折到达了山西晋城。在这里她遇到了司米德夫人，并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司米德夫人为她准备了中式的旗袍，又派人将她送到了阳城。

当她到达阳城后才发现，教堂的地理位置似乎并不符合教义。

在阳城的教堂是在一所民房里面，恰好处于县城的大街旁，来来往往的人和车队络绎不绝，并不清净。

所幸的是，教堂租金低廉，每年只需一英镑，而且面积足足有百余平方米，还有专门的厨师做饭。在这样的条件下，地理位置的不利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计。

此时的珍妮已经七十三岁了，在中国传教也有五十余年了。对于来接替她的艾伟德表现得十分友好，亲切地握着她的手，为她展示教堂里的一切，还手把手地教她如何处理教堂的日常事务。

于是，艾伟德就在这里留下了，她将教堂打扫得干净整洁，对于在中国的将来生活也充满期待。

艾伟德在这里住下后，发现教堂的院落十分空旷，她想要在教堂的闲置院落开一个客栈，就专门用来接待那些路过的骡队，同时还可以趁着他们进来歇息、吃饭的时候，给他们传播教会的福音，客栈的房费还可以作为传教的经费。

在与珍妮商议后，珍妮欣然同意，在两人给客栈起名字的时候，珍妮提出建议，希望能叫做“八福客栈”，这是取自圣经里面的《登山宝训》中的八福训导，艾伟德欣然同意了。

客栈开门之后经营惨淡，艾伟德觉得厨子是当地人，口味不会偏差，只能是中国人看着是外国人开的，有些害怕，但这也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她毫无办法。

面对没有客人登门的状况，珍妮建议让艾伟德在门口招揽客人，可作为一名传教士，珍妮的建议让艾伟德有些犹豫。

就在艾伟德陷入两难之地的时候，或许是基督的福音让她得到了某些启示，她开始走向门口，只不过由于语言不通，她的揽客计划行不通。但是她依旧坚持，总有人好奇地看上两眼，有的人看到干净的用餐环境和便宜的价格也会进店吃饭。

珍妮与艾伟德两人招待细致，慢慢地口碑就传了出去，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吃饭、休息。

她们学习当地的方言，将《圣经》变成一个个小故事讲给过往的人们听，人们将其当做神话故事也愿意听一听，解除自己的劳累，还自发地定下规矩，在艾女士讲故事的时候，不准发出声响随便打断。

受到艾伟德传教的影响，慢慢地她发现来用餐的人们都有了一些改变，大家不再是以前那种拍桌子骂娘的凶悍模样了，都能相互谦让，礼貌交谈了。

就在这个时候，噩耗传来了，在一次外出传教的时候，珍妮从楼梯上摔下，不治身亡。艾伟德只好自己承担起了八福客栈的经营责任。

由于八福客栈的名气越来与响亮，甚至吸引来了县长。县长前来是带着目的，希望艾伟德能支持自己推行“天足运动”，废除缠脚的陋习。面对县长的请求，艾伟德欣然同意。就这样，艾伟德代表政府游走在附近的乡里，向他们普及缠脚的危害，并用自己做例子，告诉人们缠脚后女性的脚会是一种病态的现状，她也趁机宣传圣经里的故事劝导人们向善。

在这件事情后，艾伟德在阳城一代彻底出名。

监狱暴乱，监狱长还请她前去劝说，面对暴徒沾满鲜血的刀刃，她十分平静地向暴徒承诺，只要他放下武器，不会受到惩罚的。还为那名暴徒讲述圣经里耶稣的故事，最后暴徒在她的劝导下放下了武器。

在1938年，日军将战火蔓延到阳城，派出两架飞机对阳城地区进行轰炸。

日本战斗机在阳城投下了二十四枚炸弹，八福客栈也被投下的炸弹轰成了废墟。艾伟德被压在了房子下面，庆幸地只是受了轻伤。

但是不久后，日军就快到达阳城。艾伟德为了避开战火，带着人转移到了山区。

在山区中，她建立了一个临时医院，将不多的急救药品全部用在了临时医院，专门用来救治受伤的中国军民，对于伤者的来历，她并不多问。

看着百姓受苦失去生命，艾伟德对于日本人的行径十分憎恨。这也是她第一次直面日本人的残暴。

1932年，艾伟德前往了泽州内地会，与同胞们短暂相聚。却没想到喝多了的日本人像是发了疯一样，闯进了他们的屋子里。

她上前去劝阻的时候，被日军用枪给砸晕了，醒来后的几天里面，她还一直头痛不已。

日军的残暴行为让本来中立的她渐渐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了一起，1936年艾伟德加入了中国国籍。

《时代》杂志的创始人也十分同情中国人的遭遇，得知了艾伟德对中国人的援助行为，对她进行了采访。

艾伟德公开表示：作为宗教人士对于战争持中立态度，但是从她自己的角度来看，她十分憎恨日本的残暴，因为她受到了日军的多次无理由伤害，而且她已经是一名中国人了。

五、千里迁移

艾伟德还做了很多的慈善事业。

有一次她在阳城的市集上闲逛的时候，发现路边有个满脸沧桑的妇女在卖自己的女儿，孩子十分瘦弱。

她于心不忍便与那位妇女讨价还价，从两个银元砍到了九毛，最后将女孩带回了八福客栈。

在后来的日子里，她又接连收留了流浪的八岁男孩、失去父母的婴儿等等，在她收养的孩子越来越多时，她计划建立一个救助站收容这些孩子。

1940年，在泽州暂住时，她的艾伟德的救助站终于建成。她建立的救助站收纳了两百余名孤儿、一千余名难民。

救助站的规模有些庞大，在战争即将来临之际，出于安全考虑，她决定将这些孩子们分两批转移到西安的救助站和阳城山区，她留下来照顾这一千多名难民们。

她派遣助手率先将一百多名孤儿护送到了西安救助站，在准备转移剩下的一百名孤儿的时候。

她得到了日军春季扫荡的情报，日军要对她和她的宣教站下手，并且重金悬赏一百美元想要抓住她。

艾伟德得知此消息后，她带着一百名孩子连忙出了泽州赶往阳城，在回去的路上，她没有躲过日军的战斗机扫射，肩膀上受了伤，在简单地处理过后，她没有暂歇，而是依旧坚持赶回阳城。

随着日军逐渐迫近，艾伟德感受到严峻的形势，她只得再次规划撤退路线，决定去往西安。

她可以随便走，可孩子们怎么办？

一百名孩子人数太多了，没有办法藏匿在老乡们的家里，而且自己一旦离开他们应该如何生存？

可是从阳城去西安地区足足有一千多公里路，人多了目标也就大了，何况带着孩子们可怎么走啊。

但是艾伟德害怕留下的孩子成为日军泄愤的工具，于是一咬牙就决定带着孩子们进行转移，大路走不通就从山里面绕。

在他们转移出城的时候，县长闻声赶来，送给了他们几袋小米，还派人送到了黄河边。

这次转移最难的地方在于，一千公里的路上有近一半路程都是崎岖难走的山路，别说孩子们，就是她一不小心也会摔倒。

她考虑到这一点，就让孩子们走到中间，前后都是大人们。

一方面，在前面的大人可以及时地查看道路，在后面的大人可以兼顾到孩子们，让孩子们不会落下；

另一方面，中间的孩子们相互搀扶着，最小的几个孩子被大人们用箩筐担着，有的孩子累了走不动了，就由大人抱着走一段路，稍微休息再接着自己走。

等到孩子们大多都喊累的时候，队伍就会停下来歇息。

由于物资不够，每天就吃一顿小米粥，到了晚上，找个防风的地方就地睡觉。

孩子们走的鞋子都磨破了，衣服也没好到哪里去，被树枝刮得一条一条的，最让艾伟德心疼的是，好多孩子的脚因为高强度的行走，出现了肿胀的现象。

有一次，他们在山里面遇到了一支游击队，游击队的士兵们陪伴着这群孩子走了一段路，临走前还给他们留下了一些食物。

这才让他们得到了物资的补给。就这样不断地赶路，他们一行人终于在十二天之后看到了黄河。

黄河波涛汹涌，如何安全渡过黄河，成为艾伟德思虑的重要问题。

想要找船，但是附近压根就没有能够容纳这些大人、孩子的大船，而小船在河面上也并不安稳，好几天都没有进展，让她苦恼不已。

这时候，对岸的国军士兵划着船来到了艾伟德身边，这群难民国军已经观察很久，在他们确定不会对国军士兵产生威胁的时候才划船过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当国军士兵得知她就是艾伟德后，纷纷向她表示敬意。

在山西，艾伟德的事迹被很多人所知晓，于是，国军派了一艘船将这群孩子分了十余次运送过黄河。就在艾伟德得知自己来到了国军防区的时候，她终于不在提心吊胆了。

在军人们的帮助下，艾伟德一行人搭上了前往西安的火车，一路上他们发现沿途有很多的难民救济点，这也让一行人的吃饭问题得到保障。

当火车到了中条山中部的时候，因为桥梁被战火波及而炸毁，火车只能原地停止。

在这种情况下，艾伟德决心带领孩子们继续徒步向前，但是前进的路线无论是当地的村民还是火车上的工作人员都无人知晓。

她只能根据大概地走向硬着头皮往前走，孩子们面对一座座的山峦第一次感到了绝望。

面对这样的状况，艾伟德既要耗费大量精力在前进探路上，又要分出精力安慰这些孩子们。

孩子们绝望的哀嚎声，让她也有一瞬间只想要躺下去放空自己，什么都不管，可是这不行，委屈的她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她一哭，孩子们也跟着她哭，直到好久之后才停下来。

哭过后，艾伟德又打起精神继续赶路，在几天过后，她发现前面有了房屋，在向屋主人进行简单的询问后，艾伟德知道自己终于到了潼关。

从这里的人口中得知，这里距离西安已经只剩下一百四十公里了。

在当地人的指导下，艾伟德一行人坐上了运送黑炭的车，然后又转乘了几次火车，终于到达了西安，但是却得知西安已经不再接收难民。

她在多方询问之下，得知扶风县的保育院能够接受他们，他们便动身前往宋美龄创办的保育院，到达后，艾伟德在数完人数发现一个都不少之后，松了口气就晕倒了。

医生告诉保育院的负责人，艾伟德已经高烧很久了，但是由于精神紧绷她自己并没有发现，已经发展为肺炎了，脑部也有被重物击打过的痕迹，肩膀上竟然还有一颗子弹。

医生十分感叹，本来艾伟德就存在营养不良，现在各种情况混在一起，非常糟糕，随时都有去世的风险。奇迹发生了发生了，即便情况如此危急，艾伟德还是醒了过来，她醒来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开口询问自己一百个孩子的情况。得知他们在扶风县的保育院，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又彻底地昏迷过去了。经过医生的救治，艾伟德保住了性命，但是她在孤儿院整整治疗了一年才恢复了过来。

在1940年带领一百个孩子们离开阳城之后，她就再也没能回去阳城。原本是因为那里是日军占领地区，回去并不安全，她便去往兰州和成都传教。抗日战争结束后，局势并不平稳，她的阳城之行只能被搁浅。内战爆发，阳城又成为了国民党的管辖区，由阎锡山驻守，身在共产党辖区的她，因为战乱又无法成行。

离开前，她去同孩子们告别便动身前往成都，在那里她救助了很多的贫苦百姓和麻风病人。但是好景不长，她又在1948年病倒了，这次的她需要长时间的休养，但是当时的中国，并不能给她良好的休养环境。在朋友们的劝说下，艾伟德在次年她回到了英国，与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们团聚。

在艾伟德回国后，伦敦记者为她专访，将她的英雄事迹都记录下来，让世界都知道了这位勇敢、善良的女性。她的故事还被编写成《小妇人》一书，其后，又被改编为广播剧。1957年，她的故事被美国的福克斯公司拍成了电影《六福客栈》。

1957年，艾伟德前往中国香港地区，在这里她遇到了她救助过的孤儿，和他们一起救助香港的难民，无奈的是因为自己的签证到期，艾伟德只好离开香港前往了台湾。在台湾她建立了“艾伟德孤儿院”，救助台湾的孤儿群体。她还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接见，并给她的孤儿院捐款。

1970年元旦，艾伟德不幸患上了流感，因为病情凶猛转为了肺炎，随着病情恶化已经无力回天，艾伟德去世了，她被葬在台北，按照她的遗愿头朝大陆。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12月24日：苏联解体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1991年12月25日，晚7时32分，克里姆林宫屋顶旗杆上的苏联国旗开始下落，7时45分，一面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取而代之。此刻，标志着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末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对于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判断，都要放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来掂量。要做出正确的评价，可能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苏联解体后，世界是更加和平了，还是更加动荡了？全球经济是发展了，还是衰退了？人类文明是进步了，还是开了倒车？

关于和平。二战结束后，世界经历了40多年冷战。这个时期，虽然没有爆发世界大战，但是人类是在核战争的威胁中度过的。随着苏联解体，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爆发世界大战的前景。冷战期间存在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后来，华约解散了，没再出现与北约相对立的军事集团。尽管过去20年发生了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但是，这些战争不再具有大国对峙的背景。大国间的关系，有合作也有竞争，但合作是主导面，这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从全球范围看，尽管局部战争不断，但总体和平是有保障的。

关于发展。过去20年来，全球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快的。1991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额为23.3万亿美元，到2010年为63.15万亿美元；全球贸易额从1991年的4万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15万亿美元。

为什么全球经济发展得这么快？主要原因之一是，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统一市场。冷战期间，两大阵营对峙，全球市场是割裂的。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关键因素，全球市场的形成，对全球经济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人类文明进步。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决定性因素。过去20年，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迅速扩展和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由信息革命为先导，第三次产业革命是一次了不起的革命。1991年，手机还是一种极少数人拥有的奢侈品，到了2010年7月，全球手机拥有量突破50亿。

过去20年，一批发展中国家崛起的规模和速度，都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总人口占到全球人口的一半。数亿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调动起来。与此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快速改善，几亿人摆脱了贫困。

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两个引人瞩目的变化：

一是战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下降。战争曾是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解决国际争端的最后手段。进入新世纪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表明，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了。这是人类文明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二是把人类连接起来的因素在增多。一方面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在加深；另一方面是，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如此之严峻，诸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流行疾病。人类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妥善地应对这些挑战。

20年来世界的发展、变化和进步说明，尽管世界上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但总体上看，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了，经济发展了，文明进步了。我们没有理由对世界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感到悲观。21世纪会比20世纪更好！

黄苇町：苏联共产党亡党十周年祭

1991年8月24日苏共解散，本文2001年08月17日发表于《南方周末》，摘录时有删节。

　　对苏共亡党的原因，我国理论界已谈得很多，如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和和平演变活动；苏共长期拒绝改革开放，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导致的经济停滞和落后；还有后来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背弃马克思主义原则，削弱党的领导等等。但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事实，人们谈得相对较少，即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触目惊心的反差：辉煌与凄凉

　　作为苏共掘墓人的叶利钦，1989年3月是以89·４4%的压倒多数选票，也就是说，他是在选区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下，击败了苏共的正式候选人，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在他宣布退党后，又以压倒优势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

　　1991年的“8·１9”事件是苏共挽狂澜于既倒、“避免自己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可惜，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苏共未能得到人民、包括1000多万苏共党员的积极响应，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发生倒戈。

　　事变失败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其财产被没收……令人震惊的是，查封者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在有关的历史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当时哪里有工人、职员、苏共党员们自发地集合起来，去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

　　《苏维埃俄罗斯报》的政论家谢尔盖曾写道：“由于种种神秘不解的原因，在俄罗斯工人群众之间，酝酿了一种信念，认为摧毁苏维埃制度并放弃与苏共的团结一致将对人们有利。人们为什么会这么想？————这是一个千古之谜。目前没有谁给这个谜作了明确的解释。”谢尔盖不解地说，“看来……是一些正常的人……而现在却像盲人一样，蹒跚地走向深渊。”

　　是这个民族缺少政治激情吗？不是，就在同一世纪的初年，群众革命的浪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卷走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时代，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前夕，共产党曾骄傲地赢得了两个压倒多数：一个是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另一个是在反动统治的支柱————旧军队中，布尔什维克党也赢得了绝大多数的支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全俄最大城市的每5名士兵中，就有4名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于是临时政府就到了众叛亲离的末日。据说，当时派出一支500人的精干队伍就可以攻占起义的大本营斯莫尔尼宫。然而，临时政府连这样一支军队也派不出来。我们在《列宁在十月》这部历史巨片中看到的场景，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当起义队伍像潮水一般地涌进冬宫大门时，只有为数寥寥的士官生做螳臂挡车式的无效抵抗。

　　还有中国观众熟悉的《列宁在一九一八》，也真实地再现了党的领袖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列宁遇刺后，发疯的人群几乎要把刺客撕成碎片；忍饥挨饿的工人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列宁病情公告……这些过目难忘的画面，同73年之后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黯然离去时人们所表现出的惊人冷漠，反差多么鲜明！

　　苏共创业时的辉煌和谢幕时的凄凉，其原因，必须从她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变化中去寻找。

　　斯大林时代“人民公仆”的蜕变

　　曾有人说，布尔什维克是靠三个口号上台的：和平、土地、面包。这三个口号加在一起，反映了参加二月革命的工农兵群众的基本的、也是迫切的要求，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却以所谓国家利益来拒绝下层人民的“狭隘利益”，于是，群众纷纷转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正是靠着这种支持和信任，苏共所执掌的力量微弱的新政权才能在国内反革命势力和14国武装干涉的围剿中站稳脚跟、巩固阵地、发展壮大。也正是靠着这种支持和信任，苏共才能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封锁中独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且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达到西方国家用了整整一个时代才实现的工业化。

　　十月革命初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危急形势下也有过一些失误，如无偿征集余粮引起农民暴动，肃反扩大化伤害了知识阶层，还有在白军逼近时枪决沙皇全家损害了红色政权形象……但作为心底无私、襟怀坦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一旦发现错误，就坚决纠正，最有名的就是他用新经济政策取代军事共产主义，为苏俄经济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列宁还十分注意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和防止执政党脱离群众。1919年，在给动员上前线的共产党员的手册中有这样一句在俄罗斯大地上广泛流传的话：“共产党员的称号要担负很多义务，但是只给他一项特权————最先为革命而战。”1922年召开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特别作出规定，要求对党的干部“个人发财企图必须无情地加以制止”，绝不允许把入党看作向人民谋取地位、待遇的手段。

　　斯大林为苏联的发展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完整地贯彻列宁的这些重要思想，而是把一些特殊形势下的临时性措施固定下来，并在有的方面走向极端。

　　比如，革命胜利后列宁从尽快接管地方政权考虑，不得不采取干部委任制，而斯大林却把委任制作为任用干部的惟一方式。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不仅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由于被选拔的干部只需对上负责，不用对下负责；只怕领导批评不怕群众反对，必然使人们逐渐失去共产党掌权之初的那种“主人翁”感。

　　再如，列宁强调党的思想统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斯大林则把“思想统一”引申到不允许党员对党的具体政策有任何不同看法。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就有苏共领导人提出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改革计划工作，使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农村也出现要求把核算单位从生产队下放到作业组，并自负盈亏，使个人劳动和物质利益挂钩的提议。这些都是当时苏共从事经济工作和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反映的，也是符合生产发展要求的正确意见，令人痛心的是，提出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而提出意见的苏共干部，还因此获罪。

　　还有，受当时环境的限制，列宁不能不较多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方面，这是必要的，但也带来隐患。列宁在晚年，已经有所察觉，他逝世前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防止“人民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如何加强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而斯大林却由权力高度集中，走向个人专断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就严重地窒息了民主空气，损害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特别是在随之而来的“大清洗”中，错整了苏联各民族大批的优秀儿女。这期间共有多少人被害，现在还不得而知，总之数字十分惊人。这不仅给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很大危害，并产生了社会上、道义上和心理上的严重后果。苏共在当时还使用了残酷的体罚和肉刑，大搞逼供信，殃及亲友，造成无数冤案和人人自危的社会气氛……后来的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不能说与“大清洗”的后遗症无关。而今天的民主派也正是通过不断渲染这段历史来吓唬老百姓，利用人们对回到“斯大林专制时代”的担心，和今天的俄共争夺选民。

　　可以这样讲，苏共党群关系的巨大裂痕，正是从斯大林时代开始的。

　　特权、腐败使苏共渐失人心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为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但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并没有脱离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因此，尽管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苏联人民的生活福利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重大的改善和进步，但领导集团脱离群众的倾向不但未得到纠正，而且有所发展。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平均主义当做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因贡献大小和责任不同存在待遇上的差别也是正常的。十月革命初期，曾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粮食人民委员(相当于粮食部部长)瞿鲁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在饥荒时期，瞿鲁巴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是，他却没有从中留下能填饱自己肚子的一小口粮食。他的崇高品质使在场所有的人无不动容。列宁得知后，亲自倡议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养食堂”，目的是要把这作为在饥荒年代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承受超负荷工作重压的必要措施。这种做法，人民群众是完全能够理解和接受的。

　　可是，苏联经济形势好转后，“疗养食堂”没有取消，反而逐渐演变为苏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给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起初，这类待遇还只限于少数高级领导人范围，差别也不悬殊，还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的不断扩大，配给面越来越宽，标准也越来越高。当高层和中层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相比享有越来越多的各种福利时，“向上爬”的官本位意识也必然随之强化，搞到后来，苏共的特殊待遇甚至慢慢蜕变为特权，并向社会其他阶层保密，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开始把自己和人民隔离开来了。

　　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上。一个是稳定权力，不断颁布各种条例、规定。这些条例、规定，很多都和人民的要求无关，而是为了使官僚阶层日益膨胀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感恩戴德，成为当时领导集团的坚定拥护者。另一个就是稳定队伍，尽量提拔一些亲信，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当年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上下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

　　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必然盛行，而反腐败斗争却很难开展下去。例如乌兹别克老百姓给苏共中央写了大量的信，反映种种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问题。这些信都转到了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要求进行调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或是说查无实据，或是说已作了处理。然而，人们还是不断地往莫斯科写信，反映他们遭到了打击报复。1980年至1983年这短短4年时间里，苏共中央收到来自乌兹别克的这种信件，就有几万封。

　　提拔亲信和保官的组织路线，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领导层，造成党的总体决策能力下降；而脱离人民，无视群众利益，则进一步失去了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和美国搞军备竞赛，用核导弹代替黄油，必然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招致群众不满。特别是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打了整整10年，苏军年轻士兵死伤人数高达3万人，千万个失去了儿子的家庭，只能把苦难归咎于当时的政权。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恶果

　　另外还有一个不能不谈到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出现理论和实践的不一致，人民的承受能力远远低于其他社会制度。

　　就拿平等问题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也讲“主权在民”，但在经济生活中，资本主义公开宣布的却是股同权同的金钱平等，小股东和大股东之间、老板和雇员之间，是没有平等可言的。而在苏联，人们从小就被告知自己生活在工人国家，没有剥削和压迫，苏维埃国家公民人人平等，苏维埃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所以，人们对于社会平等的诉求就更强烈，对官僚特权阶层的出现和腐败行为就更敏感也更反感。

　　而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接触西方社会；一边又把从特供商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作为自己的特权。这必然增强苏联群众的逆反心理，以至认为其所有的说教都是虚伪的，搞到后来，甚至危及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信仰。党的领导人也因此威信扫地，成为民众嘲讽、唾弃的对象。所以，没有什么比这种言行不一，比这种对自己和对人民的双重标准，使领导层更失去群众信任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以“敢于抨击特权”、呼吁“坚持社会公正原则”而闻名的叶利钦，自然成了众望所归的“反腐败英雄”。他在1987年10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反而为他戴上了殉难者的金色光环，大大提高了他在群众中的号召力。后来他能以压倒多数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和俄罗斯总统，以及在“8·１9”事件中，那样多的莫斯科人站出来保卫“白宫”，就是因为他们认定，苏共领导集团急欲除掉的叶利钦，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随着群众各种不满的积累，苏联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情由亲到疏，由热到冷，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痕。尽管人心的流失和涣散在一定时期内还是无形的，还处于潜伏状态，或者说领导层虽然有些了解但不认为有多大危险，但实际上，危险已在节日游行时满街漂亮的标语口号和欢呼声的背后潜滋暗长着。当这种党和人民“坚不可摧的团结”只剩下徒有其表的躯壳，而内部却已锈蚀斑斑时，一遇“地震”，大厦便会轰然倒塌。这在某些东欧国家的剧变————前苏联剧变的预演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最血腥的场景之一，便是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而当时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是东欧人数比例最高的共产党之一，全国每6人中就有1个共产党员。

　　一位曾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参加过罗共最后一次党代会的老同志告诉我，齐奥塞斯库在全会上作报告时，被全体起立的代表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达数十次之多。面对这种众志成城的激动人心的场景，谁能想到那么快就会祸起萧墙？谁能想得到，当他们夫妇逃亡时，竟没有一人伸以援手！任人唯亲、作风腐败和好大喜功，造成严重脱离群众。每年高达39%的积累率，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早已潜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剧变一旦发生，人心向背顿时显现，罗共组织也顷刻瓦解。

　　小平同志说过，“东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苏共也是同样。中央党校苏共史专家王长江同志曾对我谈起过一组数字，苏联解体前不久他正在莫斯科，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乃至普通党员自然不会再有当年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祖国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了，对苏共的垮台冷眼旁观，甚至出现在她的对立营垒中，都是不奇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联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悲剧。

关于乌克兰弃核的《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1994）》

1991年11月，乌克兰公开就脱离联邦进行公投，90%以上投票者支持独立，其中包括克里米亚_{（俄罗斯族占多数）}54%的选民。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也就是卢甘斯克州和顿涅斯克州，对独立的支持率更是超过了80%。
因乌克兰靠近西欧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广阔的国土面积，苏联在乌克兰部署有大约1900枚核弹头和2500枚战术核武器。独立后的乌克兰瞬间成为世界第三大核国家，拥有着超过中国、法国、英国的核武器库。
当时乌克兰经济陷入危机，为了挽救经济，在欧美的压力下，乌克兰议会就放弃核弹提出要求：经济补偿，对乌克兰国界的正式承认，以及安全担保。
1994年11月于布达佩斯举办的国际峰会上，英国、俄罗斯、美国的领导人向乌克兰领导人提出签署《布达佩斯备忘录》（Budapest Memorandum），该备忘录的目标是从乌克兰移除核武器，作为交换，乌克兰将得到领土完整的保证。
1996年，乌克兰向俄罗斯移交了所有苏联时代的核弹头。洲际导弹方面主要是在美国的资助下进行拆解，提供资金的项目为“合作削减危险项目”。根据该项目，除了拆除洲际弹道导弹以外，乌克兰还将洲际导弹发射井、重型轰炸机和具备核打击能力的巡航导弹予以拆除。另外，有一部分洲际导弹和战略轰炸机被移交给俄罗斯。2001年，乌克兰销毁了境内最后1个SS-24型洲际导弹的发射井。

The Budapest Memorandum of 1994
布达佩斯备忘录1994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Russian Federation,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Welcoming the accession of Ukraine to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s a nonnuclear-weapon Stat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mmitment of Ukraine to eliminate all nuclear weapons from its territory within a specified period of time,
Noting the changes in the world-wide security situation, includ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hich have brought about conditions for deep reductions in nuclear forces. 欢迎乌克兰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考虑到乌克兰承诺在特定时期内消除其领土上的所有核武器，注意到包括冷战结束在内的世界安全形势的变化为大幅削减核力量创造了条件。

Confirm the following: 确认以下内容：

1.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reaffirm their commitment to Ukrai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CSCE [Commission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Final Act, to respect the Independence and Sovereignty and the existing borders of Ukraine. 1. 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根据欧安会[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最后文件的原则，重申它们对乌克兰的承诺，尊重乌克兰的独立和主权以及现有边界。

2.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reaffirm their obligation to refrain from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gains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Ukraine, and that none of their weapons will ever be used against Ukraine except in self-defense or otherwi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2. 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重申它们有义务不对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而且它们的任何国家除非出于自卫或《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否则将永远对乌克兰使用武器。

3.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reaffirm their commitment to Ukrai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CSCE Final Act, to refrain from economic coercion designed to subordinate to their own interest the exercise by Ukraine of the rights inherent in its sovereignty and thus to secure advantages of any kind. 3. 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重申它们对乌克兰的承诺，根据欧安会最后文件的原则，不采取旨在服从它们的经济胁迫乌克兰行使主权所固有的权利，从而获得任何形式的利益，从而获得自身利益。

4.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reaffirm their commitment to seek immediat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ction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Ukraine, as a non-nuclear-weapon State Party to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if Ukraine should become a victim of an act of aggression or an object of a threat of aggression in which nuclear weapons are used. 4. 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重申承诺寻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行动，向乌克兰作为无核武器缔约国提供援助《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如果乌克兰成为使用核武器的侵略行为的受害者或受到侵略威胁的对象。

5.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reaffirm, in the case of the Ukraine, their commitment not to use nuclear weapons against any non-nuclear-weapon State Party to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except in the case of an attack on themselves, their territories or dependent territories, their armed forces, or their allies, by such a state in association or alliance with a nuclear weapon state. 5. 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重申，就乌克兰而言，它们承诺不对任何无核武器缔约国使用核武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与核武器国家结盟或结盟的国家对其自身、其领土或附属领土、其武装部队或其盟国进行攻击的情况除外。

6.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will consult in the event a situation arises which raises a question concerning these commitments.  6. 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将在出现对这些承诺提出质疑的情况时进行协商。

This Memorandum will become applicable upon signature.
Signed in four copies having equal validity in the English, Russian and Ukrainian languages.
本备忘录一经签署即适用。
一式四份，以英语、俄语和乌克兰语签署，具有同等效力。

美国总统 克林顿
英国首相 马卓安
俄罗斯总统 叶利钦
乌克兰总统 库奇马

1994年12月5日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984(1995)号决议
S/RES/984 (1995)

1995年4月11日安全理事会在其第3514次会议上通过

安全理事会,

深信必须竭尽所能避免和消除核战争危险、防止核武器扩散、促进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国际合作,特别着重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这些努力至关重要,

确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有获得安全保证的合法利益,

欢迎已有170多个国家成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并强调最好能普遍加入该条约,

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体缔约国都必须充分履行其所有义务,

考虑到无核武器国家的合理关切,即在它们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同时,应当采取进一步的适当措施确保其安全,

考虑到本决议是朝此方向迈出的一步,

又考虑到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任何使用核武器的侵略行为都会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1.赞赏地注意到每个核武器国家的声明(S/1995/261、S/1995/262、S/1995/263、S/1995/264、S/1995/265),其中作出了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

2.　确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有获得如下保证的合法利益:在这类国家遭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或受到这种侵略威胁时,安全理事会,首先是其核武器常任理事国,会立即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采取行动;

3.　又确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如果遭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或受到这种侵略威胁,任一国家均可将此事立即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使安理会能按照《宪章》规定采取紧急行动,向此种侵略行为的受害国或受到此种侵略威胁的国家提供援助;并确认安全理事会的核武器常任理事国会立即提请安理会注意此事,并要求安理会采取行动,按照《宪章》向受害国提供必要援助;

4.　注意到安理会可以用协助《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的手段,包括调查局势和采取适当措施,以解决争端并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

5.　请各会员国,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任何无核武器缔约国遭受核武器侵略时,单独或集体地采取适当措施,以对受害国的技术、医疗、科学或人道主义援助的要求作出反应,并申明安理会愿意审议遇有这种侵略行为时需要在这方面采取何种措施;

　　6.　表示打算建议适当程序,以便按照遭受这种侵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提出的任何要求,要侵略者根据国际法赔偿其侵略所造成的损失、破坏或伤害;

7.　欢迎某些国家表示有意按照《宪章》向任何遭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或受到这种侵略威胁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提供或支持提供紧急援助;

8.　促请所有国家,按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的规定,就核裁军方面的有效措施,以及就一项在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真诚地进行谈判,此种全面彻底裁军仍然是一项普遍的目标;

9.　重申《宪章》第五十一条确认,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到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前,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

10.　强调本决议提出的问题仍然是安理会持续关切的事项。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该报告为1956年2月25日，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最后一天的上午所做。

在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许多代表在代表大会的发言中，以及以前历次党中央全会上，对于个人崇拜和它所造成的有害后果已谈了很多。
斯大林逝世以后，党中央委员会开始执行如下方针：坚定而不懈地指明：夸大某个人的作用，把他变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质的超人，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的，是不能容许的。这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半点错误。
多年来，我们养成了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待人，具体地说就是这样看待斯大林的。
我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关于斯大林的功绩，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写了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论文，已经进行了足够的研究，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
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对我们党的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理，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
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充分认识到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以及因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而带来的巨大危害，同时由于个人独揽大权这一事实，党中央认为绝对有必要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报告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
首先，请允许我提示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怎样严厉斥责个人崇拜的任何表现的。
马克思在给德国政治活动家威廉·布洛斯的信中说：「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想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原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
不久以后，恩格斯也写道：「马克思和我，我们一直反对公开宣扬个人，只有为了达到某种重大目的才可例外。我们尤其反对那些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对我们个人所做的宣扬。」
大家都知道革命的天才——列宁是非常谦虚的。列宁永远强调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强调党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主动精神的整体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强调中央委员会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工人阶级领导者在领导革命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列宁在指出群众领袖和组织者的重大作用的同时，无情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各种表现，同敌视马克思主义的「群氓」观点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并坚决反对把「英雄」塞给人民群众。
列宁教导说，党的力量在于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于人民——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跟随党一起前进。列宁说过：「只有相信人民，扎根于生动的群众创造性源泉的人，才能胜利，才能掌握住政权。」
列宁自豪地说，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党是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他号召一切重大问题由觉悟的工人来决定，由自己的党来决定。他说：「我们相信党，我们把党看成是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
列宁坚决反对缩小和削弱党对于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作用的一切企图。他制定了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他强调指出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指导原则。还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列宁就称党中央委员会是领导者的集体，是党的原则的保护者和说明者。他说：「在两届代表大会期间，党的各项原则由中央委员会维护并由它解释。」
在强调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和它的权威时，列宁指出：「我们的中央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而有高度威信的集团。」
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党中央委员会真正地体现了对于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列宁作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但永远没有强迫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接受自己的观点，他耐心地解释自己的意见，使别人信服。列宁历来都严格地监督执行党的生活准则、遵守党章，及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
列宁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胜利，对于我党的胜利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实现所作的一切是伟大的。除此以外，他的洞察力还表现在，他及时地从斯大林的身上看出一些不良品质，这些不良品质在后来造成了严重后果。
列宁由于关怀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未来命运，他为斯大林做了完全正确的鉴定，他提出过应该研究改变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问题，因为斯大林过于粗暴，对同志关心不够，任性和滥用职权。
列宁在写给党代表大会的信里说过：「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这份在我党历史上称之为列宁「遗嘱」的极其重要的政治文献，已经发给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你们已经读过这个文件，而且毫无疑问你们会再读它几遍。请你们深入地考虑一下，列宁所说的下列这些真诚的话，这些话体现了他对党、人民、国家以及党的未来政治方针的关怀。
他说：「斯大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列宁的这个文件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宣读过，代表团并且讨论了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问题。各代表团赞成斯大林留任，希望他认真考虑列宁的批评，从而改正这些深为列宁所担心的缺点。
同志们！有必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两个新的文件，这两个文件证实了列宁在他的「遗嘱」中给斯大林所下的评语。
这两个文件就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给当时在政治局担任书记的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
我现在宣读一下这些文件。
克鲁普斯卡娅的信：
列夫·波里索维奇（即加米涅夫）。
关于我经过医生允许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口授下写的一封短信问题，昨天斯大林对我的态度是非常粗暴的。我在党内不是一天了。在这30年里，我一次也没有听到哪怕是一个同志的一句粗暴的话。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对我比斯大林更为宝贵。
可是现在我需要的是最大的克制。和伊里奇能谈什么和不能谈什么，我比任何医生都了解，因为我知道什么问题会使他不安，不管怎样比斯大林要了解。现在我请求你和格里哥里（即季诺维也夫），因为你们是弗·伊的最亲近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个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和不应有的谩骂和威胁。
斯大林用以威胁我的监察委员会的一致协议，我是不怀疑的，但我没有力量也没有时间去搞那个愚蠢的争吵。我也是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紧张到了顶点。
这封信是克鲁普斯卡娅在1922年12月23日写的。过了两个半月以后，即1923年3月，列宁给斯大林写了这样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
「副本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你曾粗鲁地给我的妻子打电话骂了她。虽然她已向您表示愿意忘记说过的话，但是这件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她那里知道了。我并不愿意轻易忘记反对我的事情，在这里不必说，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事就是反对我的。
因此，请您酌情考虑，你是否同意收回你说过的话并表示道歉？还是愿意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致敬。
列宁，1923年3月5日」
同志们！我不想评述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本身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问题。如果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斯大林能够采取这种态度，能够这样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忠实朋友和从我党诞生起就为党的事业而积极奋斗的战士，那么可以想象，斯大林是怎样对待其他工作人员的。斯大林的这些不良品质愈来愈发展，在晚年已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宁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列宁逝世后的初期，斯大林还考虑他的指示，而后来则逐渐轻视列宁的严重警告。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实际活动，考虑一下他所犯的全部过失，我们必须相信列宁的担心是正确的。
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在列宁活着的时候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但在以后年代里已经发展到严重地滥用职权的地步，因而给我们党造成莫大的损失。
我们必须严正地研究和正确地分析这个问题，以便消除任何可能性，不再重复斯大林在世时所犯下的一切过失。斯大林根本不允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
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以后的这个时期内，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许许多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活动家和党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专横的牺牲品。
应该说，党在反对托格茨基分子，反对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斗争，从思想上粉碎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这次思想斗争进行得很成功，在斗争中党更加巩固了，受到了更大的锻炼。斯大林在这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党领导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思想斗争，反对自己队伍中发表反列宁主义纲领的人们，他们是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的代表人物。这是一场顽强而艰苦的斗争，然而是一场必要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和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1928—1929年右倾政治路线在党内取得胜利，或者把「棉布服装工业化」作为方向，或者转向富农，其结果将会怎样？我们那时就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的面前就会赤手空拳，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
因此，党才从思想上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向全体党员和非党群众说明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列宁主义主张的害处和危险性。党在说明党的路线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也收到了成效。无论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政治上都被孤立起来，党内绝大多数都拥护列宁的路线，因此，党才能够鼓舞和组织劳动群众去实现党的列宁路线。去建成社会主义。
下述这种情况是值得重视的。甚至在进行炽烈的残酷的思想斗争的时候，对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都没有采取极端的清洗办法。当时的斗争是在思想方面进行的。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当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在我国建成，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苏维埃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对的政党、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社会基础已大大缩小，党的思想敌人在政治上早已粉碎的情况下，反而对他们开始采取清洗的措施。
正是在1936-1938年这个时期，开始在国家机关当中大肆清洗，首先是清洗那些早已被党从政治上粉碎了的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然后也清洗了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清洗了党的干部，这些人亲身经历了国内战争和工业化与集体化最艰苦的年代，他们为了保卫党的列宁路线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这一名词可以使犯了思想错误或只卷入争论的人毋须证明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它可以自动给这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他们实施最残酷的迫害，以对付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对付那些只是被怀疑有敌意的人，对付那些受到诬陷的人。「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实质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斗争和就某些问题哪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据，实质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这种「自供」后来经查明，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逼出来的，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学的一切标准是完全违背的。
于是就导致明目张胆地破坏革命法制，使许许多多过去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的人成了牺牲品。
应该说，即使那些曾经反对党的路线的人们，也没有那么多重大理由一定要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掉，并为了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便特别采用「人民敌人」这个概念。
很多被控为党和人民的敌人而在后来被枪决的人，在列宁活着的时候都是同列宁一起工作的。其中的一些人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就犯过错误，但尽管如此。列宁还是给他们工作做，纠正他们的错误，想尽办法使他们留在党内，引导他们跟随着自己前进。
在此，应该向党代会的代表介绍一下以前没有发表过的，列宁关于1920年10月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一个短笺。列宁在规定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时写道，必须把这个委员会变成真正的「党和无产阶级良心的机关」。
列宁指出：「监察委员会的一项特别任务是要和反对派的代表建立一种深切的个人关系，有时甚至采取治病的方式去对待他们；他们因为在苏维埃或党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产生了心理危机。应尽力安慰他们，同志式地给他们讲明情况，给他们安排（不是用命令方式）适合他们心理特点的工作。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和规定由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制定。」
大家都很清楚，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敌人和那些离开党的正确路线的人是不调和的。但同时从读过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列宁在领导国家的整个活动中，都要求从党的立场出发，慎重地对待那些表现过动摇、离开过党的路线，但是还能够回到党的路线上来的同志。他建议耐心地教育这些人，不要对他们采取极端措施。
列宁对待人，对待干部的英明也就在于此。
斯大林对待人则完全另外一个样，列宁的特点是耐心地做人的工作，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们，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通过整个集体从思想上影响他们，引导他们跟随他前进。这一切与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规模的。和恐怖手段。他愈来愈广泛地、愈来愈坚决地利用惩罚机关，往往破坏现存的一切道德标准和苏维埃法律。
一个人的专横也就怂恿了另外一些人的专横，把成千的人大批逮捕和流放，不经法庭审讯和正规调查就处以死刑等等。
它产生了人和人的不信任，引起了不安、恐怖和绝望状态。这当然不会促进党的队伍的团结和劳动人民各阶层的团结，相反，是消灭了那些忠诚的但不为斯大林喜欢的干部，或者是把他们从党内排挤出去。
我们党为实现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进行了斗争。这是一场思想斗争，如果在这场斗争中能够遵循列宁主义的原则，善于把党的原则性同对人的深切关怀结合起来，不排斥和毁掉一些人，而是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那么，我们肯定不会有这类粗暴破坏革命法则的事，成千上万的人就不会成为恐怖手段的牺牲品。只有对真正犯了反对苏维埃制度的罪行的人，才可以采取极端的措施。
现在，我们举出历史上的几件事实。
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日子里，两名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的武装起义计划。他们甚至在10月18日孟什维克报《新生活》上发表声明，公布布尔什维克准备武统起义的消息，他们还说这是冒险行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是这样向敌人泄露了中央委员会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并且说起义已组织就绪，不久即将进行。
这种行动是背叛党和革命事业的。因此，列宁写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把自己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出卖给罗将科和克伦斯基了。」于是，他向中央提出了开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出党的问题。
但是，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受命担任领导职务。列宁把他们放在完成党的极其重要任务的岗位上，他们积极参与了党和苏维埃的机关的领导工作。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就犯了不少其他的大错误。列宁在自己的「遗嘱」中警告说，「当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但是，列宁并没有提出逮捕，尤其没有提出枪决他们的问题。
再拿托洛茨基分子做例子吧！
现在，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以后，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谈反对托派的斗争，可以非常客观地来分析这个案件。
托洛茨基周围的人绝不是出身资产阶级的分子，其中一部分人是党的知识分子，而某一部分则是工人出身的。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人，他们最初曾经靠近托洛茨基分子，但他们也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前的工人运动，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这一伟大成果的斗争。其中很多人与托洛茨基脱离了关系，而转到列宁的立场上。难道有必要从肉体上把这些人消灭掉吗？
我们深信，如果当时列宁还在世的话，是不会对其中的很多人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
这只是在历史上的几件事实。难道能够说，在必要的情况下，列宁就没有决定过对革命的敌人采取严厉的手段？不，任何人都不能这样说。列宁要求严厉对待反革命和工人阶级的敌人，必要的时候无情地使用这种手段。
请大家回忆一下，1918年列宁在反对社会革命党所组织的反苏维埃的暴动和反革命富农的斗争时，曾毫不动摇地对这些敌人采取了最坚决的措施。但是，列宁采取这种办法是用来反对真正的阶级敌人的，而不是用来反对那些犯了错误，迷失了方向，但是仍能用思想影响的办法引导前进，甚至还能继续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们。
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譬如，剥削阶级疯狂地反对革命，斗争你死我活，而且必须具有最尖锐的形式，直到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时，列宁是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的。而斯大林采取最极端的办法，是在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苏维埃国家业已巩固，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关系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已经确立，而且我们党在政治上业已巩固，无论从数量上和思想上来看已经受到了锻炼的时候。
事情很明显，斯大林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了不耐心、粗暴和滥用职权。他不是去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不是动员群众，而是往往采用和肉体消灭的手段，不仅消灭真正的敌人，而且消灭对党和苏维埃政权没有犯罪的人们。在这方面毫无英明可言，有的只是炫耀暴力，而列宁对此曾很担心。
党中央委员会在最近，特别是在贝利亚匪帮被揭露以后，审察了这个匪帮所制造的许多案件。审察之中发现了与斯大林的错误行为相联系的粗暴专横的极丑恶的情况。事实证明，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当我们研究个人崇拜问题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个人崇拜对我党的利益有何危害。
弗、伊、列宁经常强调党在领导工农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和意义，将它视作在我国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列宁在指出布尔什维克党作为苏维埃国家统治的政党的巨大责任时，号召严格遵守党的生活的一切准则，实现对党和国家集体领导的原则。领导的集体制是由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我党根本性质所决定的。
「这就是说，」——列宁讲道——「党的一切事务是直接地或经过代表进行的，所有的党员权利平等。没有例外，同时所有负责的人员，所有领导人员及一切党的机构由选举产生，要报告工作，他们可以更换。」
众所周知，列宁本人即表现了最严格遵守这些原则的范例。列宁对每个重要问题，从来不是由个人作决定，都是和大多数中央委员或中央政治局委员商议和取得同意之后决定的。
在党和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列宁认为必须正常地召开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这些会议讨论一切最重要的问题，通过由领导者集体研究制定的决议。
比如，在1918年，国家遭受到帝国主义干涉者进犯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极其重要和迫切的问题——关于和平的问题。1919年，国内战争正激烈进行，这时，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新的党纲，解决了重要的问题，如对农民群众的态度，建立红军，党在工人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改善党的社会成份问题等。1920年召开了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在经济建设领域开展工作的指导原则。1921年第十次党代会通过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关于党的统一」的历史性的决议。
列宁在世时，党代表大会都按时召开，在党和国家发展中的每一个转折关头，列宁认为党必须对内外政策以及有关党和国家发展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很值得指出的是列宁将其最后所写的文章、信件和札记都寄给了党的最高机关——党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党中央委员会就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实现党的政策的最富有威望的领导集体。
列宁在世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列宁逝世后，我们党的神圣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否被遵守了呢？
如果说，在列宁逝世后的最初几年内，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多少还正常召开的话，那么，后来当斯大林开始愈加滥用职权的时候，这些原则就被粗暴地破坏了。这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十五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之间经过了十三年，在这一时期内我们党和国家经历了不少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坚决要求党对在卫国战争时的国防问题以及战后年代和平建设问题作出决议。此外，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七年多也未召开代表大会。难道可以认为这是正常的吗？
中央全会几乎也未召开过。只要说一点就够了，即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中，事实上未举行过一次中央全会。的确，1941年10月曾想召开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们特地从全国各地被招致莫斯科。他们等全会开会等了两天，但没有等到，斯大林甚至不愿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见面谈话。这一事实说明，在战争头几个月内斯大林灰心丧气到了何种地步，它也说明，斯大林对待中央委员们又是怎样的傲慢和轻侮。
这一事实表明，斯大林无视党的生活准则，践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斯大林对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后充分暴露出来了。
中央委员会在掌握了大量可以证明对党的干部施以粗暴专横的事实后，组织了一个中央主席团领导下的委员会，责成它详细地调察，对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大多数的正式和候补委员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迫害是如何造成的。
委员会调阅了人民内务委员会档案中大量材料及其他材料，调阅了许多伪造的、虚假的控诉，不能容忍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实，它曾使许多无辜的人牺牲了。它察明，1937-1938年被控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工作人员其实根本不是敌人、特务和破坏者，而是一贯正直的共产党人，他们只是遭尽诬陷，有时不能忍受兽性的折磨而自己给自己加上了（在伪造证件的审判员的授意下）各种各样严重而不可思议的罪名。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供了大量关于迫害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材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审查了这个材料。
经察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全场群情激动）
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代表成份如何呢？大家知道，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代表84%是在地下革命工作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即在1920年前参加党的。从社会出身来说，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是工人（占有表决权的代表60%）。所以，由这样成份的党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居然是党的敌人，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事。
仅仅由于正直的共产党人被诬陷，加上了伪造的控告，以至极端破坏了革命的法制，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竟有70%被宣布为党和人民的敌人。
遭到这样命运的不仅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仅这一事实说明，如现在已查明的，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参加者被控为反革命罪行的捏造是多么荒谬、野蛮和违反了正常的思想。（全场群情激动）
应该指出，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作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而载入史册的。代表大会代表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积极参加者，他们之中许多人在革命以前的年代，在地下以及在国内战争的前线上，为党的事业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们英勇地同敌人搏斗，他们的生命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险，但从未动摇过，怎么能够相信，在政治上粉碎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右派分子之后，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胜利之后的时期内，这样的人竟变成了「两面派」并参加了社会主义敌人的阵营？
这是斯大林滥用职权所造成的。斯大林开始对党的干部实行大规模的恐怖。
为什么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后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的恐怖会加剧了呢？因为斯大林在这个时期已经站在党和人民之上他完全不顾及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了。
如果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前他还考虑集体的意见，而在政治上完全粉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分子后，当这一斗争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果达到了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的时候，斯大林更加不顾及中央委员会委员乃至政治局委员了。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他的地位。
在基洛夫同志被惨害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恐怖及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违反。1934年12月1日傍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没有政治局的决议——这仅在两天之后才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奴启泽签署了下列决定：
「1、侦讯机关——加速审理策划或进行恐怖行为的案件。
「2、司法机关——不要因该类罪犯提出赦免的申请而推迟执行死刑的判决，因为苏联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不可能受理这类申请。
「3、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机关——在法庭作出死刑判决后对上述类别的罪犯立即执行。」
这一决议被作为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据。在许多伪造的审讯案件中，被告者被加上「策划」恐怖行为的罪名，这就剥夺了重审案情的可能，即便他们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供词」出于被迫，并坚决否认对他们的控告，情况也是这样。
应该说与暗害基洛夫有关的情况，至今还有许多令人费解、莫名其妙的地方，需要仔细地加以调查。有根据可以这样想，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也夫受到了保卫基洛夫的人们之中的某个人的帮助。在基洛夫被害的一个半月前，尼古拉也夫因形迹可疑而被捕，但又被释放，甚至未加搜查，更可疑的是，当派在基洛夫处的保卫人员于1934年12月2日被送去受审时，在汽车「失事」时死去了，但与他同车的人却没有受伤。
基洛夫被害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只受到非常轻微的处分，但在1937年却又被枪决。可以想象，所以把他们枪决是为了掩盖谋杀基洛夫的组织者的痕迹（会场骚动）
在斯大林、日丹诺夫1936年9月25日从索契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以后，1936年底起大规模的清洗便大大加强了。该电报中称：
「我们认为，十分必要紧急地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亚哥达在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同盟案件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现出不能胜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破获此案件延误了4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党的干部以及内务部多数州的代表都持这种意见。」严格说来，我们应当了解斯大林从未和党的干部见过面，因此他们的意见他是无从知道的。在实行大规模清洗时，斯大林的这一论断即「内务人民委员会延误了4年」，以及必须「弥补」先前工作中的疏忽，直接促进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施行大规模逮捕和枪杀。
不得不指出，1937年联共（布）中央2月至8月的全会被迫接受了这一论断。全会根据叶若夫关于「破坏者、暗杀者和日本—德国—托洛茨基特务活动的教训」报告，通过了的决议称：
「联共（布）中央全会认为，在调查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总部及其同谋者的案件过程中所察明的事实表明，在揭发人民最险恶的敌人中，内务人民委员会至少耽误了4年。」
大规模清洗是在反托洛茨基的运动后。1927年，即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投票赞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只有4000人，而赞成党的路线的有724000人。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至中央2-3月全会的十年内，托洛茨基主义已被完全粉碎，许多原来的托洛茨基分子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观点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工作着。显然，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在国内实行大规模恐怖是没有根据的。
斯大林在1937年中央2-3月全会上《论党的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它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企图给大规模恐怖政策予以理论根据，所用的借口是，随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应当愈来愈尖锐。斯大林并且说，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事实上，列宁说，之所以必须采用革命暴力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反抗，这也指剥削阶级还存在并且强大的时期。当国内政治情况好转，在1920年1月红军夺取了罗斯托夫，并取得了对邓尼金的胜利之后，列宁即指示捷尔任斯基取消大规模恐怖手段和死刑。列宁在1920年2月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报告中是这样来证明苏维埃政权这一重要政治措施的：
「恐怖手段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是在世界列强毫无忌惮地以其兵团侵犯我们的时候，如果对这些军官和白党的企图不予以无情的回击，我们连两天也支持不了，而这就是恐怖手段，但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加给我们的。但当我们还在战争结束以前获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在罗斯托夫刚一占领后，我们就拒绝实行死刑。这表明，我们是照着我们所承诺的来对待自己的纲领的。我们说，采用暴力是由镇压剥削者、镇压地主和资本家的任务而引起的。当这一切解决之后，我们即放弃任何的非常方法。我们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背离了列宁这些直接明了的纲领性指示。在我国国内一切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采用非常办法实行大规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依据的时候，斯大林却要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去实行大规模恐怖。
这种恐怖手段事实上不只用来反对被击败的剥削阶级残余，而是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正直干部。他们被加上了虚假、诬陷、荒唐的「两面派」、「特务分子」、「破坏分子」等帽子，说他们策划某种臆想的「阴谋」活动。
在党中央2-3月全会（1937年）上，许多中央委员的发言，实际上表示了怀疑在同「两面派」斗争掩盖下进行大规模清洗的正确性。
这些怀疑在波斯蒂舍夫同志的发言中表现得最明显。他说：
「我是这样考虑的，经过了激烈斗争的年代，腐化了的党员已经身败名裂或投向了敌人，健康的党员为党的事业进行了斗争。这是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年代。我怎么也未想到，在这激烈斗争年代之后，卡尔波夫和类似他的人会投奔敌人的阵营。但根据所述情况，似乎卡尔波夫从1934年就被托洛茨基分子招募了。
我个人认为，在1931年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为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曾同敌人作过长期的艰难的斗争，现在竟然加入了敌对阵营，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不相信这点……我不能设想，和党一起度过了艰难年代的人怎么会在1934年投向托洛茨基分子，这真是奇事……」
斯大林关于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被愈多的论断以及中央二-三月全会根据叶若夫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就被人加以利用，这就是钻进国家保安机关的破坏者，以及无耻的野心家，他们开始以保卫党的名义对党和苏维埃国家干部、普通的苏联公民实行大规模恐怖。只指出一点就足以说明，被诬告为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数在1937年较1936年增加了九倍多。
大家知道，粗暴专横也涉及到党的领导人员。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是根据第十二次党代会阐述的各项列宁主义原则而制订的。这个党章规定，凡需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采取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必须召开中央全会，并邀请所有候补委员、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列席」，只有在这种党员负责人会议上有三分之二的票数认为必须这样做，才能将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开除出党。
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并在1937-1938年受逮捕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被开除了党籍，这是非法的，它粗暴地违反了党章，因为关于开除他们的问题从未在中央全会讨论过。
在调查了某些所谓「特务」和「破坏者」案件后，现已查明，这些案件全系伪造。许多被捕者的供词以及从事敌对活动的指控都是用惨无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
正如当时政治局委员们告知我们的，斯大林当时并未把一些被诬告的政治家的许多声明散发给大家看，这些政治家否认了自己的军事审判庭上的供词，要求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客观的调察。这样的声明很多，斯大林毫无疑问是知道这些声明的。
中央委员们认为有必要向代表大会报告许许多多这类对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所伪造的案件。
无耻挑拨，恶意伪造、罪恶破坏革命法制的例证就是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1905年的党员埃赫同志的案件。
埃赫同志在1938年3月29日根据捏造的材料而遭逮捕，未经苏联最高检察官的批准，只是在逮捕后15个月才交检察官受理。
对埃赫案件的调查是在粗暴歪曲苏维埃法制、独断专行和伪造的情况下进行的。
埃赫是在严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拟好的审讯记录上签字，审讯记录诬告埃赫及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干部有反苏维埃的活动。
1939年10月1日埃赫交给斯大林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有罪过，要求调查他的案件。他在声明中写道：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蹲在我一直为之奋斗的政府的监狱中。」
埃赫在1939年10月27日给斯大林的第二份声明也保存着，声明依据事实坚决驳斥对他的诬告，他指出这些诽谤性的指控，一方面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干的，因为他作为西部西伯利亚边区党委第一书记曾批准过逮捕他们的命令，他们阴谋报复他，另一方面这也是检察官伪造材料的结果。埃赫在声明中写道：
「今年10月25日向我宣布了我的案件调查工作已经结束，并允许我看有关的调查材料。如果这些材料中所说的罪行，哪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么我就不敢向您提出这份临终的申诉，但被指诉是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没有做过。我的心灵里卑鄙的影子从未有过。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半句假话，现在当我的两条腿已站在坟墓里时，我还是向您说实话。我的整个案子是阴谋、中伤和违反革命法则的最起码原则的典型……在调查我的案子时，揭露我的那些交代不仅荒谬，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对联共（布）中央及人民委员会议的诬蔑，因为在这些交代里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议的一些正确决议被说成是根据我的建议通过的反革命组织的暗害活动，而这些决议不是采纳我的意见，甚至是在我没有参与的情况下通过的……
「现在我来谈我生命中最可耻的一页，也是我在党和您面前真正的罪过，就是我承认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事情是这样的：我没有经受住乌沙科夫和尼古拉也夫对我使用的严刑和虐待，特别是乌沙科夫，他乘我的脊椎骨骨折后还没有愈合之机，让我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逼着我诬告自己和别人。
「我的交代大部分是马沙科夫授意或口授的，其余的是我把我记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西伯利亚的材料抄了一遍，把其中提到的事实加到自己头上。如果发现由乌沙科夫的和我签字的故事有不妥善之处，他们就逼着我在另一方案上面签字。例如：对鲁希莫维奇就是这样做的，开始叫我把他写进『后备中心』，但后来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就把他勾掉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所谓1935年布哈林建立的『后备中心』并由他担任主席问题上。
我开始时写上我是主席，但后来他们建议写上梅日拉马克，还有许多其它类似情况「我请求并恳求您委托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调察清楚，这不是为了使您宽恕我，而是为了揭露这一卑鄙的阴谋，它象毒蛇一样把许多人缠住了，其中也有因为我的脆弱和有罪的诬告造成的后果。对您和党我始终没有叛变过。我知道，我是因为党和人民的敌人制造了反对我的卑鄙和丑恶的阴谋而将要牺牲。」
按理说，这样重要的声明应该在中央委员会上讨论，但并未这样做。声明书送给了贝利亚，对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同志的严刑仍继续着。
1940年2月2日埃赫被提交法庭。在法庭上埃赫不承认自己有罪，并作了如下声明：
「在所有我的所谓供词中，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除去审讯记录下面我被迫签字。口供是在检察员压力下招出的，他从逮捕我后就开始毒打我。之后我就开始写各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对我最重要的是向法庭、党和斯大林说，我没有罪。我从未参加任何阴谋活动。我带着对党政策正确性的信任死去，正如我一生信任它一样。」
2月4日埃赫被枪决了。（全场激动）现已无可争辩地查明，埃赫案件纯属伪造，他已得到昭雪。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作出的口供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祖塔克，他是1905年的党员，沙皇时代蹲过10年劳工营。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会议记录记载了卢祖塔克下列声明：「他对法庭唯一请求是，告诉联共（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没有被割除的脓疮，它假造一些案件，逼着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他认为对被指控的事实没有进行审察，没有给被告以任何机会来证明自己和那些别人供出的罪行并无任何关系。侦察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编罪行和诬告完全无罪的人们，被告对自己的问题更不用说了。
他请求法庭给他机会把这一切写给联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证，他本人从来没有反对我党政策的坏思想，因为他从来完全同意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全部政策。」
斯大林集大权于一身，这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造成了严重后果。
假使拿我们的许多长篇小说、电影、历史、「学术研究论文」来看，把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写得荒唐透顶。斯大林能预见一切，根据斯大林早已制定的战略计划苏军实行了「积极防御」的战术，即大家所熟悉的，先把德国人让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战术。苏军实行了这种战术，而且仅仅由于斯大林的天才，这才转入进攻，消灭了敌人。苏联武装力量，我们英勇的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就在这类小说、电影和「学术研究论文」中被彻头彻尾形容为斯大林军事领导的天才。
我们应该仔细弄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对历史，而且在政治上、教育上和实际上都有巨大意义。

George Frost Kennan: The Long Telegram

861.00/2 – 2246: Telegram

The Charge in the Soviet Union (Kenn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CRET

Moscow, February 22, 1946–9 p.m. [Received February 22–3: 52 p.m.]

511. Answer to Dept’s 284, Feb 3 [13] involves questions so intricate, so delicate, so strange to our form of thought, and so important to analysis of ou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at I cannot compress answers into single brief message without yielding to what I feel would be dangerous degree of over-simplification. I hope, therefore, Dept will bear with me if I submit in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five parts, subjects of which will be roughly as follows:
(1) Basic features of post-war Soviet outlook.
(2) Background of this outlook.
(3) Its projection in practical policy on official level.
(4) Its projection on unofficial level.
(5) Practical deductions from standpoint of US policy.

I apologize in advance for this burdening of telegraphic channel; but questions involved are of such urgent importance, particularly in view of recent events, that our answers to them, if they deserve attention at all, seem to me to deserve it at once. There follows

Part 1: Basic Features of Post War Soviet Outlook, as Put Forward by Official Propaganda Machine

Are as Follows:

(a) USSR still lives in antagonistic “capitalist encirclement” with which in the long run there can be no permanent peaceful coexistence. As stated by Stalin in 1927 to a delegation of American workers:
“In course of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volution there will emerge two centers of world significance: a socialist center, drawing to itself the countries which tend toward socialism, and a capitalist center, drawing to itself the countries that incline toward capitalism. Battle between these two centers for command of world economy will decide fate of capitalism and of communism in entire world.”
(b) Capitalist world is beset with internal conflicts, inherent in nature of capitalist society. These conflicts are insoluble by means of peaceful compromise. Greatest of them is that between England and US.
(c) Internal conflicts of capitalism inevitably generate wars. Wars thus generated may be of two kinds: intra-capitalist wars between two capitalist states, and wars of intervention against socialist world. Smart capitalists, vainly seeking escape from inner conflicts of capitalism, incline toward latter.
(d) Intervention against USSR, while it would be disastrous to those who undertook it, would cause renewed delay in progress of Soviet socialism and must therefore be forestalled at all costs.
(e) Conflicts between capitalist states, though likewise fraught with danger for USSR, nevertheless hold out great possibilities for advancement of socialist cause, particularly if USSR remains militarily powerful, ideologically monolithic and faithful to its present brilliant leadership.
(f) It must be borne in mind that capitalist world is not all bad. In addition to hopelessly reactionary and bourgeois elements, it includes (1) certain wholly enlightened and positive elements united in acceptable communistic parties and (2) certain other elements (now described for tactical reasons as progressive or democratic) whose reactions, aspirations and activities happen to be “objectively” favorable to interests of USSR These last must be encouraged and utilized for Soviet purposes.
(g) Among negative elements of bourgeois-capitalist society, most dangerous of all are those whom Lenin called false friends of the people, namely moderate-socialist or social-democratic leaders (in other words, non-Communist left-wing). These are more dangerous than out-and-out reactionaries, for latter at least march under their true colors, whereas moderate left-wing leaders confuse people by employing devices of socialism to seine interests of reactionary capital.

So much for premises. To what deductions do they lead from standpoint of Soviet policy? To following:
(a) Everything must be done to advance relative strength of USSR as factor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nversely, no opportunity most be missed to reduce strength and influence, collectively as well as individually, of capitalist powers.
(b) Soviet efforts, and those of Russia’s friends abroad, must be directed toward deepening and exploiting of differences and conflicts between capitalist powers. If these eventually deepen into an “imperialist” war, this war must be turned into revolutionary upheavals within the various capitalist countries.
(c) “Democratic-progressive” elements abroad are to be utilized to maximum to bring pressure to bear on capitalist governments along lines agreeable to Soviet interests.
(d) Relentless battle must be waged against socialist and social-democratic leaders abroad.

Part 2: Background of Outlook

Before examining ramifications of this party line in practice there are certain aspects of it to which I wish to draw attention.

First, it does not represent natural outlook of Russian people. Latter are, by and large, friendly to outside world, eager for experience of it, eager to measure against it talents they are conscious of possessing, eager above all to live in peace and enjoy fruits of their own labor. Party line only represents thesis which official propaganda machine puts forward with great skill and persistence to a public often remarkably resistant in the stronghold of its innermost thoughts. But party line is binding for outlook and conduct of people who make up apparatus of power–party, secret police and Government–and it is exclusively with these that we have to deal.

Second, please note that premises on which this party line is based are for most part simply not true.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peaceful and mutually profitable coexistence of capitalist and socialist states is entirely possible. Basic internal conflicts in advanced countries are no longer primarily those arising out of capitalist ownership of means of production, but are ones arising from advanced urbanism and industrialism as such, which Russia has thus far been spared not by socialism but only by her own backwardness. Internal rivalries of capitalism do not always generate wars; and not all wars are attributable to this cause. To speak of possibility of intervention against USSR today, after elimination of Germany and Japan and after example of recent war, is sheerest nonsense. If not provoked by forces of intolerance and subversion “capitalist” world of today is quite capable of living at peace with itself and with Russia. Finally, no sane person has reason to doubt sincerity of moderate socialist leaders in Western countries. Nor is it fair to deny success of their efforts to improve conditions for working population whenever, as in Scandinavia, they have been given chance to show what they could do.

Falseness of those premises, every one of which predates recent war, was amply demonstrated by that conflict itself Anglo-American differences did not turn out to be major differences of Western World. Capitalist countries, other than those of Axis, showed no disposition to solve their differences by joining in crusade against USSR. Instead of imperialist war turning into civil wars and revolution, USSR found itself obliged to fight side by side with capitalist powers for an avowed community of aim.

Nevertheless, all these theses, however baseless and disproven, are being boldly put forward again today. What does this indicate? It indicates that Soviet party line is not based on any objective analysis of situation beyond Russia’s borders; that it has, indeed, little to do with conditions outside of Russia; that it arises mainly from basic inner-Russian necessities which existed before recent war and exist today. At bottom of Kremlin’s neurotic view of world affairs is traditional and instinctive Russian sense of insecurity.

Originally, this was insecurity of a peaceful agricultural people trying to live on vast exposed plain in neighborhood of fierce nomadic peoples. To this was added, as Russia came into contact with economically advanced West, fear of more competent, more powerful, more highly organized societies in that area. But this latter type of insecurity was one which afflicted rather Russian rulers than Russian people; for Russian rulers have invariably sensed that their rule was relatively archaic in form fragile and artificial in its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unable to stand comparison or contact with political systems of Western countries. For this reason they have always feared foreign penetration, feared direct contact between Western world and their own, feared what would happen if Russians learned truth about world without or if foreigners learned truth about world within. And they have learned to seek security only in patient but deadly struggle for total destruction of rival power, never in compacts and compromises with it.

It was no coincidence that Marxism, which had smoldered ineffectively for half a century in Western Europe, caught hold and blazed for first time in Russia. Only in this land which had never known a friendly neighbor or indeed any tolerant equilibrium of separate powers, either internal or international, could a doctrine thrive which viewed economic conflicts of society as insoluble by peaceful means. After establishment of Bolshevist regime, Marxist dogma, rendered even more truculent and intolerant by Lenin’s interpretation, became a perfect vehicle for sense of insecurity with which Bolsheviks, even more than previous Russian rulers, were afflicted. In this dogma, with its basic altruism of purpose, they found justification for their instinctive fear of outside world, for the dictatorship without which they did not know how to rule, for cruelties they did not dare not to inflict, for sacrifice they felt bound to demand. In the name of Marxism they sacrificed every single ethical value in their methods and tactics. Today they cannot dispense with it. It is fig leaf of their moral and intellectual respectability. Without it they would stand before history, at best, as only the last of that long succession of cruel and wasteful Russian rulers who have relentlessly forced country on to ever new heights of military power in order to guarantee external security of their internally weak regimes. This is why Soviet purposes most always be solemnly clothed in trappings of Marxism, and why no one should underrate importance of dogma in Soviet affairs. Thus Soviet leaders are driven [by?] necessities of their own past and present position to put forward which [apparent omission] outside world as evil, hostile and menacing, but as bearing within itself germs of creeping disease and destined to be wracked with growing internal convulsions until it is given final Coup de grace by rising power of socialism and yields to new and better world. This thesis provides justification for that increase of military and police power of Russian state, for that isolation of Russian population from outside world, and for that fluid and constant pressure to extend limits of Russian police power which are together the natural and instinctive urges of Russian rulers. Basically this is only the steady advance of uneasy Russian nationalism, a centuries old movement in which conceptions of offense and defense are inextricably confused. But in new guise of international Marxism, with its honeyed promises to a desperate and war torn outside world, it is more dangerous and insidious than ever before.

It should not be thought from above that Soviet party line is necessarily disingenuous and insincere on part of all those who put it forward. Many of them are too ignorant of outside world and mentally too dependent to question [apparent omission] self-hypnotism, and who have no difficulty making themselves believe what they find it comforting and convenient to believe. Finally we have the unsolved mystery as to who, if anyone, in this great land actually receives accurate and unbiased information about outside world. In atmosphere of oriental secretiveness and conspiracy which pervades this Government, possibilities for distorting or poisoning sources and currents of information are infinite. The very disrespect of Russians for objective truth–indeed, their disbelief in its existence–leads them to view all stated facts as instruments for furtherance of one ulterior purpose or another. There is good reason to suspect that this Government is actually a conspiracy within a conspiracy; and I for one am reluctant to believe that Stalin himself receives anything like an objective picture of outside world. Here there is ample scope for the type of subtle intrigue at which Russians are past masters. Inability of foreign governments to place their case squarely before Russian policy makers–extent to which they are delivered up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Russia to good graces of obscure and unknown advisors whom they never see and cannot influence–this to my mind is most disquieting feature of diplomacy in Moscow, and one which Western statesmen would do well to keep in mind if they would understand nature of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here.

Part 3: Projection of Soviet Outlook in Practical Policy on Official Level

We have now seen nature and background of Soviet program. What may we expect by way of its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Soviet policy, as Department implies in its query under reference, is conducted on two planes: (1) official plane represented by actions undertaken officially in name of Soviet Government; and (2) subterranean plane of actions undertaken by agencies for which Soviet Government does not admit responsibility.

Policy promulgated on both planes will be calculated to serve basic policies (a) to (d) outlined in part 1. Actions taken on different planes will differ considerably, but will dovetail into each other in purpose, timing and effect.

On official plane we must look for following:
(a) Internal policy devoted to increasing in every way strength and prestige of Soviet state: intensive military-industrialization; maximum development of armed forces; great displays to impress outsiders; continued secretiveness about internal matters, designed to conceal weaknesses and to keep opponents in dark.
(b) Wherever it is considered timely and promising, efforts will be made to advance official limits of Soviet power. For the moment, these efforts are restricted to certain neighboring points conceived of here as being of immediate strategic necessity, such as Northern Iran, Turkey, possibly Bornholm However, other points may at any time come into question, if and as concealed Soviet political power is extended to new areas. Thus a “friendly Persian Government might be asked to grant Russia a port on Persian Gulf. Should Spain fall under Communist control, question of Soviet base at Gibraltar Strait might be activated. But such claims will appear on official level only when unofficial preparation is complete.
(c) Russians will participate officiall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here they see opportunity of extending Soviet power or of inhibiting or diluting power of others. Moscow sees in UNO not the mechanism for a permanent and stable world society founded on mutual interest and aims of all nations, but an arena in which aims just mentioned can be favorably pursued. As long as UNO is considered here to serve this purpose, Soviets will remain with it. But if at any time they come to conclusion that it is serving to embarrass or frustrate their aims for power expansion and if they see better prospects for pursuit of these aims along other lines, they will not hesitate to abandon UNO. This would imply, however, that they felt themselves strong enough to split unity of other nations by their withdrawal to render UNO ineffective as a threat to their aims or security, replace it with an international weapon more effective from their viewpoint. Thus Soviet attitude toward UNO will depend largely on loyalty of other nations to it, and on degree of vigor, decisiveness and cohesion with which those nations defend in UNO the peaceful and hopeful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life, which that organization represents to our way of thinking. I reiterate, Moscow has no abstract devotion to UNO ideals. Its attitude to that organization will remain essentially pragmatic and tactical.
(d) Toward colonial areas and backward or dependent peoples, Soviet policy, even on official plane, will be directed toward weakening of power and influence and contacts of advanced Western nations, on theory that in so far as this policy is successful, there will be created a vacuum which will favor Communist-Soviet penetration. Soviet pressure for participation in trusteeship arrangements thus represents, in my opinion, a desire to be in a position to complicate and inhibit exertion of Western influence at such points rather than to provide major channel for exerting of Soviet power. Latter motive is not lacking, but for this Soviets prefer to rely on other channels than official trusteeship arrangements. Thus we may expect to find Soviets asking for admission everywhere to trusteeship or similar arrangements and using levers thus acquired to weaken Western influence among such peoples.
(e) Russians will strive energetically to develop Soviet representation in, and official ties with, countries in which they sense Strong possibilities of opposition to Western centers of power. This applies to such widely separated points as Germany, Argentina,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etc.
(f)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matters, Soviet policy will really be dominated by pursuit of autarchy for Soviet Union and Soviet-dominated adjacent areas taken together. That, however, will be underlying policy. As far as official line is concerned, position is not yet clear. Soviet Government has shown strange reticence since termination hostilities on subject foreign trade. If large scale long term credits should be forthcoming, I believe Soviet Government may eventually again do lip service, as it did in 1930’s to desirability of building up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in general. Otherwise I think it possible Soviet foreign trade may be restricted largely to Soviet’s own security sphere, including occupied areas in Germany, and that a cold official shoulder may be turned to principle of general economic collaboration among nations.
(g) With respect to cultural collaboration, lip service will likewise be rendered to desirability of deepening cultural contacts between peoples, but this will not in practice be interpreted in any way which could weaken security position of Soviet peoples. Actual manifestations of Soviet policy in this respect will be restricted to arid channels of closely shepherded official visits and functions, with superabundance of vodka and speeches and dearth of permanent effects.
(h) Beyond this, Soviet official relations will take what might be called “correct” course with individual foreign governments, with great stress being laid on prestige of Soviet Union and its representatives and with punctilious attention to protocol as distinct from good manners.

Part 4: Following May Be Said as to What We May Expect by Way of Implementation of Basic Soviet Policies on Unofficial, or Subterranean Plane, i.e. on Plane for Which Soviet Government Accepts no Responsibility

Agencies utilized for promulgation of policies on this plane are following:

1. Inner central core of Communist Parties in other countries. While many of persons who compose this category may also appear and act in unrelated public capacities, they are in reality working closely together as an underground operating directorate of world communism, a concealed Comintern tightly coordinated and directed by Moscow. I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this inner core is actually working on underground lines, despite legality of parties with which it is associated.

2. Rank and file of Communist Parties. Note distinction is drawn between those and persons defined in paragraph 1. This distinction has become much sharper in recent years. Whereas formerly foreign Communist Parties represented a curious (and from Moscow’s standpoint often inconvenient) mixture of conspiracy and legitimate activity, now the conspiratorial element has been neatly concentrated in inner circle and ordered underground, while rank and file–no longer even taken into confidence about realities of movement–are thrust forward as bona fide internal partisans of certain political tendencies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genuinely innocent of conspiratorial connection with foreign states. Only in certain countries where communists are numerically strong do they now regularly appear and act as a body. As a rule they are used to penetrate, and to influence or dominate, as case may be, other organizations less likely to be suspected of being tools of Soviet Government, with a view to accomplishing their purposes through [apparent omission] organizations, rather than by direct action as a separate political party.

3. A wide variety of national associations or bodies which can be dominated or influenced by such penetration. These include: labor unions, youth leagues, women’s organizations, racial societies, religious societies, social organizations, cultural groups, liberal magazines, publishing houses, etc.

4.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hich can be similarly penetrated through influence over various national components. Labor, youth and women’s organizations are prominent among them. Particular, almost vital importance is attached in this conne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bor movement. In this, Moscow sees possibility of sidetracking western governments in world affairs and building up international lobby capable of compelling governments to take actions favorable to Soviet interests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of paralyzing actions disagreeable to USSR

5.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with its foreign branches, and through it th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in general.

6. Pan-Slav movement and other movements (Azerbaijan, Armenian, Turcoman, etc.) based on racial groups within Soviet Union.

7. Governments or governing groups willing to lend themselves to Soviet purposes in one degree or another, such as present Bulgarian and Yugoslav Governments, North Persian regime, Chinese Communists, etc. Not only propaganda machines but actual policies of these regimes can be placed extensively at disposal of USSR

It may be expected that component parts of this far-flung apparatus will be utiliz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individual suitability, as follows:
(a) To undermine general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potential of major western powers. Efforts will be made in such countries to disrupt national self confidence, to hamstring measures of national defense, to increase social and industrial unrest, to stimulate all forms of disunity. All persons with grievances, whether economic or racial, will be urged to spelt redress not in mediation and compromise, but in defiant violent struggle for destruction of other elements of society. Here poor will be set against rich, black against white, young against old, newcomers against established residents, etc.
(b) On unofficial plane particularly violent efforts will be made to weaken power and influence of Western Powers of [on] colonial backward, or dependent peoples. On this level, no holds will be barred. Mistakes and weaknesses of western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will be mercilessly exposed and exploited. Liberal opin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will be mobilized to weaken colonial policies. Resentment among dependent peoples will be stimulated. And while latter are being encouraged to seek independence of Western Powers, Soviet dominated puppet political machines will be undergoing preparation to take over domestic power in respective colonial areas when independence is achieved.
(c) Where individual governments stand in path of Soviet purposes pressure will be brought for their removal from office. This can happen where governments directly oppose Soviet foreign policy aims (Turkey, Iran), where they seal their territories off against Communist penetration (Switzerland, Portugal), or where they compete too strongly, like Labor Government in England, for moral domination among elements which it is important for Communists to dominate. (Sometimes, two of these elements are present in a single case. Then Communist opposition becomes particularly shrill and savage. )
(d) In foreign countries Communists will, as a rule, work toward destruction of all forms of personal independence, economic, political or moral. Their system can handle only individuals who have been brought into complete dependence on higher power. Thus, persons who are financially independent–such as individual businessmen, estate owners, successful farmers, artisans and all those who exercise local leadership or have local prestige, such as popular local clergymen or political figures, are anathema. It is not by chance that even in USSR local officials are kept constantly on move from one job to another, to prevent their taking root.
(e) Everything possible will be done to set major Western Powers against each other. Anti-British talk will be plugged among Americans, anti-American talk among British. Continentals, including Germans, will be taught to abhor both Anglo-Saxon powers. Where suspicions exist, they will be fanned; where not, ignited. No effort will be spared to discredit and combat all efforts which threaten to lead to any sort of unity or cohesion among other [apparent omission] from which Russia might be excluded. Thus, all form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ot amenable to Communist penetration and control, whether it be the Catholic [apparent omiss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cerns, or the international fraternity of royalty and aristocracy, must expect to find themselves under fire from many, and often [apparent omission].
(f) In general, all Soviet efforts on unofficial international plane will be negative and destructive in character, designed to tear down sources of strength beyond reach of Soviet control. This is only in line with basic Soviet instinct that there can be no compromise with rival power and that constructive work can start only when Communist power is doming But behind all this will be applied insistent, unceasing pressure for penetration and command of key positions in administration and especially in police apparatus of foreign countries. The Soviet regime is a police regime par excellence, reared in the dim half world of Tsarist police intrigue, accustomed to think primarily in terms of police power. This should never be lost sight of in ganging Soviet motives.

Part 5: [Practical Deductions From Standpoint of US Policy]

In summary, we have here a political force committed fanatically to the belief that with US there can be no permanent modus vivendi that it is desirable and necessary that the internal harmony of our society be disrupted, our traditional way of life be destroyed, the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of our state be broken, if Soviet power is to be secure. This political force has complete power of disposition over energies of one of world’s greatest peoples and resources of world’s richest national territory, and is borne along by deep and powerful currents of Russian nationalism. In addition, it has an elaborate and far flung apparatus for exertion of its influence in other countries, an apparatus of amazing flexibility and versatility, managed by people whose experience and skill in underground methods are presumably without parallel in history. Finally, it is seemingly inaccessible to considerations of reality in its basic reactions. For it, the vast fund of objective fact about human society is not, as with us, the measure against which outlook is constantly being tested and re-formed, but a grab bag from which individual items are selected arbitrarily and tendenciously to bolster an outlook already preconceived. This is admittedly not a pleasant picture. Problem of how to cope with this force in [is] undoubtedly greatest task our diplomacy has ever faced and probably greatest it will ever have to face. It should be point of departure from which our political general staff work at present juncture should proceed. It should be approached with same thoroughness and care as solution of major strategic problem in war, and if necessary, with no smaller outlay in planning effort. I cannot attempt to suggest all answers here. But I would like to record my conviction that problem is within our power to solve–and that without recourse to any general military conflict.. And in support of this conviction there are certain observations of a more encouraging nature I should like to make:

(1) Soviet power, unlike that of Hitlerite Germany, is neither schematic nor adventunstic. It does not work by fixed plans. It does not take unnecessary risks. Impervious to logic of reason, and it is highly sensitive to logic of force. For this reason it can easily withdraw–and usually does when strong resistance is encountered at any point. Thus, if the adversary has sufficient force and makes clear his readiness to use it, he rarely has to do so. If situations are properly handled there need be no prestige-engaging showdowns.

(2) Gauged against Western World as a whole, Soviets are still by far the weaker force. Thus, their success will really depend on degree of cohesion, firmness and vigor which Western World can muster. And this is factor which it is within our power to influence.

(3) Success of Soviet system, as form of internal power, is not yet finally proven. It has yet to be demonstrated that it can survive supreme test of successive transfer of power from one individual or group to another. Lenin’s death was first such transfer, and its effects wracked Soviet state for 15 years. After Stalin’s death or retirement will be second. But even this will not be final test. Soviet internal system will now be subjected, by virtue of recent territorial expansions, to series of additional strains which once proved severe tax on Tsardom. We here are convinced that never since termination of civil war have mass of Russian people been emotionally farther removed from doctrines of Communist Party than they are today. In Russia, party has now become a great and–for the moment–highly successful apparatus of dictatorial administration, but it has ceased to be a source of emotional inspiration. Thus, internal soundness and permanence of movement need not yet be regarded as assured.

(4) All Soviet propaganda beyond Soviet security sphere is basically negative and destructive. It should therefore be relatively easy to combat it by any intelligent and really constructive program.

For those reasons I think we may approach calmly and with good heart problem of how to deal with Russia. As to how this approach should be made, I only wish to advance, by way of conclusion, following comments:

(1) Our first step must be to apprehend, and recognize for what it is, the nature of the movement with which we are dealing. We must study it with same courage, detachment, objectivity, and same determination not to be emotionally provoked or unseated by it, with which doctor studies unruly and unreasonable individual.

(2) We must see that our public is educated to realities of Russian situation. I cannot over-emphasize importance of this. Press cannot do this alone. It must be done mainly by Government, which is necessarily more experienced and better informed on practical problems involved. In this we need not be deterred by [ugliness?] of picture. I am convinced that there would be far less hysterical anti-Sovietism in our country today if realities of this situation were better understood by our people. There is nothing as dangerous or as terrifying as the unknown. It may also be argued that to reveal more information on our difficulties with Russia would reflect unfavorably on Russian-American relations. I feel that if there is any real risk here involved, it is one which we should have courage to face, and sooner the better. But I cannot see what we would be risking. Our stake in this country, even coming on heels of tremendous demonstrations of our friendship for Russian people, is remarkably small. We have here no investments to guard, no actual trade to lose, virtually no citizens to protect, few cultural contacts to preserve. Our only stake lies in what we hope rather than what we have; and I am convinced we have better chance of realizing those hopes if our public is enlightened and if our dealings with Russians are placed entirely on realistic and matter-of-fact basis.

(3) Much depends on health and vigor of our own society. World communism is like malignant parasite which feeds only on diseased tissue. This is point at which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meets Every courageous and incisive measure to solve internal problems of our own society, to improve self-confidence, discipline, morale and community spirit of our own people, is a diplomatic victory over Moscow worth a thousand diplomatic notes and joint communiqués. If we cannot abandon fatalism and indifference in face of deficiencies of our own society, Moscow will profit–Moscow cannot help profiting by them in its foreign policies.

(4) We must formulate and put forward for other nations a much more positive and constructive picture of sort of world we would like to see than we have put forward in past. It is not enough to urge people to develop political processes similar to our own. Many foreign peoples, in Europe at least, are tired and frightened by experiences of past, and are less interested in abstract freedom than in security. They are seeking guidance rather than responsibilities. We should be better able than Russians to give them this. And unless we do, Russians certainly will.

(5) Finally we must have courage and self-confidence to cling to our own methods and conceptions of human society. After Al, the greatest danger that can befall us in coping with this problem of Soviet communism, is that we shall allow ourselves to become like those with whom we are coping.

KENNAN 800.00B International Red Day/2 – 2546: Airgram

1939年8月23日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条约于当日夜间签订，第二天在报纸上公布，秘密协议部分未公开。

第1条 缔约双方保证决不单独或联合他国在彼此间进行任何武力行动、任何侵略行为或任何攻击；
第2条 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为的目标，另一方将不向该第三国提供支援；
第4条 缔约双方将不加入任何直接或间接旨在反对另一方的国家集团。

条约有效期为10年。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附属议定书》

第1条 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所属领土若发生领土和这种变动时，立陶宛北部疆界应成为苏联势力范围的界限。……
第2条 属于波兰国家的地区如发生领土或政治的变动，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将大体上以雷纳夫河、维斯杜拉河和桑河为界。……
第3条 在东南欧方面，苏联关心它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国方面宣布它在这些地区完全没有利害关系。

至于波兰的独立国家地位，双方将在以后的谈判中解决。

二战结束后，德国将其侵占波兰的领土还给了波兰，苏联占有部分没有归还，苏联当局不承认曾签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最终德国又拿出了1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替苏联偿还给了波兰，即战后波兰领土整体向西位移了几百公里。后来盟军在德国的档案馆里找到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德文文本，因签协议的莫洛托夫在这个德文文本上签名时用的是拉丁字母，而非俄语的西利尔字母，苏联拒绝承认。

徐志摩《欧洲漫录》中苏联

1925年3月，徐志摩去欧洲游历，第一站就是苏联（时称苏俄）。

走出国门，一路西行，穿越西伯利亚，眼前的事实出乎他的意料：

“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明显。今天我在赤塔站上留心地看，褴褛的小孩子，从三四岁到五六岁，在站上问客人讨钱，并且也不是客气地讨法，似乎他们的手伸了出来，决不肯空了回去的。不但在月台上，连站上的饭馆里都有，无数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么来的，全靠着我们吃饭处有木栏，斜着他们呆顿的不移动的眼注视着你蒸汽的热汤或是你肘子边长条的面包。他们的样子并不恶，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阴沉，看见他们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问这里的人民知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
在一个车站下车，天已经黑了，车站上照明的却是几只贴在壁上的油灯。昏暗的候车室里是满屋子黑黝黝的人群，“那情景我再也忘不了，尤其是那气味！悲悯心禁止我尽情的描写；丹德假如到此地来过，他的地狱里一定另添一番色彩！”

到了莫斯科，徐志摩初入科里姆林宫：

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和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着，半冻的莫斯科河，你流着；在前途二十世纪的漫游中，莫斯科，是领路的南针，在未来文明变化的经程中，莫斯科是时代的象征。古罗马的牌坊是在残阙的简页中，是在破碎的乱石间；未来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间，是在人类鲜艳的血肉间。莫斯科，集中你那伟大的破坏的天才，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后奴性的人类的子孙，多多的来，不断的来，像他们现在去罗马一样，到这暗森森的雀山的边沿，朝拜你的牌坊，纪念你的劳工，讴歌你的不朽！

莫斯科的新景观如何？徐志摩首先看到的仍然是贫穷和萧条：

大街两旁古老的店铺大都倒闭，漂亮的店铺是见不到的，最多也最热闹的是食品店，是政府开的，物资却奇缺而且昂贵。俄罗斯人曾有的贵族气彻底不见了，街上走过一群群男人，却见不到一件白色的衬衣，更不用说礼服和鲜艳的领结。
“我碰着一位大学教授，他的衬衣大概就是他的寝衣，他的外套，像是一个癞毛黑狗皮统，大概就是他的被窝，头发是一团茅草，再也看不出曾经爬梳过的痕迹……”
徐志摩还拜访了另一位教授：“我打门进去的时候他躲在他的类似‘行军床’上看书或编讲义，他见有客人连忙跳了起来，他只是穿着一件毛绒衫，肘子胸部都快烂了，满头的乱发，一脸斑驳的胡须。他的房间像一条丝瓜，长方的，家具有一张小木桌，一张椅子，墙壁上几个挂衣服的钩子，他自己的床是顶着窗的，斜对面另一张床，那是他哥哥或弟弟的……墙角里有一只酒精炉，在那里出气，大约是他的饭菜……”

在这样的人群中，徐志摩觉得很窘。他说有一次去英国，也曾经感到很窘，因为与周围的人相比，他简直是叫化子。这次到莫斯科来，他又觉得很窘，是因为自己的穿着太阔气。因为在莫斯科，“晦气是本色，褴褛是应分”，而且人们的脸上只有忧郁，没有笑容，一个个都好像心头沉重。

徐志摩到达莫斯科时碰巧一位大人物死了，“因为他出殡，整个莫斯科就得关门当孝子，满街上迎丧，家家挂半旗，跳舞场不跳舞，戏馆不演戏，什么都没有了”。

丧事办过之后，剧院可以演戏了。徐志摩等人去看戏，却又遇到了这样的事：剧院有戏，但售票处没人，找人询问，才知道“今晚不售门票”，原因是所有的座位都让党的俱乐部包了，一般人不能进。徐志摩等人特别幸运，因为找到一个朋友，他们就被请进了剧院，而且不用买票。

在莫斯科，徐志摩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莫斯科的街道上有男子抱着吃奶的小孩在街道上走。这种怪现象的背后，在徐志摩看来，源于苏俄规定的“一个人不得多占一间以上的屋子”的法律。苏俄政府对民众的私有财产（尤其是房子），依法没收，然后重新分配。

面对革命和之后社会改造的俄罗斯，徐志摩写道：

什么习惯都打得破，什么标准都可以翻身，什么思想都可以颠倒，什么束缚都可以摆脱，什么衣服都可以反穿……将来我们这两脚行动厌倦了时竞不妨翻新样叫两只手帮着来走，谁要再站起来就是笑话……

因为当时北京的一则新闻，徐志摩说：“列宁死后，他的太太到法庭上去起诉，被告是骨头早腐了的托尔斯泰，说他的书，是代表波淇洼的人生观，与苏维埃的精神不相容的，列宁临死的时候，叮嘱他太太一定要取缔他，否则苏维埃有危险。法庭的判决是列宁太太的胜诉，宣告托尔斯泰的书一起毁版，现在的书全化成灰，从这灰再造纸，改印列宁的书，我们那时大家说这消息太离奇了，或许又是美国存心污毁苏俄的一种宣传……”

带着这份关心，徐志摩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问及那则新闻，托尔斯泰小姐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现在托尔斯泰的书买不到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妥斯陀耶夫斯基等人的书也都快灭迹了。

徐志摩问：莫斯科还有哪些重要的文学家？得到的回答是：跑了，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对此，徐志摩写道：“假如有那么一天你想看某作者的书，算是托尔斯泰的，可是有人告诉你不但他的书再也买不到，你有了书也是再也不能看的——你的感想怎样？……假如这部分的个人自由有一天叫无形的国家威权取缔到零度以下，你的感想又怎样？”

然后是参观列宁遗体：

徐志摩因一进门就看到了一个红色的地球模型，由此产生了震惊与恐惧：“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是血色，旁边一把血染的镰刀，一个血染的锤子。那样大胆的空前的预言，摩西见了都许会失色，何况我们不禁吓的凡胎俗骨。”
徐志摩写道：他（列宁）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
这次参观，让徐志摩产生了深深的歉意：“早几年我胆子大得多，罗素批评了苏维埃，我批评了罗素……我只记得罗素说，‘我到俄国去的时候是一个共产党，但……’意思是说他一到俄国，就取消了他红色的信仰。我先前挖苦了他，这回我自己也到了那空气里去呼吸了几天，我没有取消信仰的必要，因我从不曾有过信仰，共产或不共产。但我的确比先前明白了些，为什么罗素不能向后转……我觉得这世界的罪孽实在太深了，枝叶的改变，是要不到的，人们不根本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有了这些的感受，他开始对国内的青年说话：

“怨毒”已经弥漫在空中，进了血管，长出来时是小疽是大痈说不定，开刀总躲不了，淤着的一大包脓，总得有个出路。别国我不敢说，我最亲爱的祖国，其实是堕落得太不成话了；血液里有毒，细胞里有菌，性灵里有最不堪的污秽，皮肤上有麻风。血污池里洗澡或许是一个对症的治法……但同时我要对你们说一句话，你们不要生气：你们口里说的话大部分是借来的，你们不一定明白，你们说话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还有，照你们的理想，我们应得准备的代价，你们也不一定计算过或是认清楚；血海的滋味，换一句话说，我们终久还不曾大规模的尝过。……照你现在的做法做下去时，你们不久就会觉得你们不知怎的叫人家放在虎背上去，那时候下来的好，还是不下来的好？我们现在理论时代，下笔做文章的时代，事情究竟好办，话不圆也得说他圆的来，方的就把四个角剪了去就就圆了，回头你自己也忘了角是你剪的，只以为原来就圆的，那我懂得。比如说到了那一天有人拿一把火种一把快刀交在你的手里，叫你到你自己的村庄你的家族里去见房子放火，见人动刀——你干不干？……

莫斯科是似乎做定了运命的代理人了，只要世界上，不论哪一处，多翻一阵血浪，他们便自以为离他们的理想近一步，你站在他们的地位看，这并不背谬，十分的合理。

……为什么我们就这样的贫，理想是得向人家借的，方法又得向人家借的？不错，他们不说莫斯科，他们口口声声说国际，因此他们的就是我们的。那是骗人，我说：讲和平，讲人道主义，许可以加上国际的字样，那也待考，至于杀人流血有什么国际？你们要是躲懒，不去自己发明流自己血的方法，却只贪图现成，听人家的话，我说你们就不配，你们辜负你们骨里的髓，辜负你们管里的血！

我不是主张国家主义的人，但讲到革命，便不得不讲国家主义。为什么自己革命自己做不了军师，还得运外国主意来筹划流血？那也是一种可耻的堕落。

革英国命的是克郎威尔；革法国命的是卢骚、丹当、罗佩士披亚、罗兰夫人；革意大利命的是马志尼、加利包尔提；革俄国命的是列宁——你们要记着，假如革中国命的是孙中山，你们要小心了，不要让外国来的野鬼钻进了中山先生的棺材里去！

几代人的苦难过去之后，我们知道，当时的人们没有听从徐志摩的劝告。但是，历史不应忘记，在那个路口上，有人这样提醒过。它至少证明，当时的知识界并非全都犯糊涂。

索尔仁尼琴定律：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
但是，他们依然在撒谎。

苏联前总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说：“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苏联时期，莫斯科有一家纺织厂中的4千名女工全部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据《真理报》报道，一所名叫斯拉维克的高中，所有满16岁的学生都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对于”全民入党”的现象，叶利钦曾和记者有过一段对话。
记者：我了解到，苏共最鼎盛的时候，党员人数近2千万，几乎占了苏联总人口的十分之。
叶利钦：我需要纠正你的一个错误，苏共党员人数达到2千万的时候，并不是它最鼎盛时期，恰恰是它最虚弱的时期。这时，绝大多数人入党绝不是因为信仰，而是为了谋取党内职务，有了党内职务，他本人和他的家庭，甚至亲戚朋友都能获得源源不断的额外利益。这就意味着,党员人数越多，苏共对国家和群众的利益侵害就越大，其实，此时“苏共“已经成为一张获得利益的门票，谁也不信任它，只是在利用它，它已经失去——影响力、公信力和号召力。 ”

叶利钦《我的自述》：“购买‘克里姆林宫贡品’只需花它的一半价钱就行了，送到这儿来的都是精选过的商品。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框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且那些级别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的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所有的东西都是专门的——如专门提供服务的师傅;专门的生活条件;专门的门诊部、专门的医院;专门的别墅、专门的住宅、专门的服务……”
（特权阶层有）“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那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服的交通工具。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
（特权阶层享受着现代化的医疗设施）“所有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最先进的设备。医院的病房像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也同样很豪华气派:有精美的茶具、精制的玻璃器皿、漂亮的地毯，还有枝形吊灯……”
“每个党中央书记、政治委员和候补委员都配有一个卫士长。这个卫士长是受上级委派办理重要公务的职员，是一个组织者……他的一个主要职责是立刻去完成自己的主人及其亲属请求办理的任何事情，甚至包括还没有吩咐要办的事情。譬如要做一套新西服，只要说一声，不一会儿裁缝就来轻轻敲你办公室的门，给你量尺寸。第二天，你便能看到新衣服，请试试吧!非常漂亮的一套新西装就这样给你做好了”。
“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三个厨师、三个服务员、一个清洁工，还有一个花匠”。
“每年3月8日妇女节，都必须给妻子送礼物。这同样也不费事，会给你拿来一张清单，那上面列出了所有能满足任何妇女口味的礼品名称一一你就挑吧。对高官们的家庭向来是优待的：送夫人上班，接他们下班;送子女去别墅，再从别墅接回来”……
“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等一些人。
“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两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
”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
“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有精制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他东西。”
州委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其旨意就是法律。如果想让全州的人“都能真正过上人的生活，让所有的人都能住上房子”，一个州委第一书记会感到权力不够用。然而，如果想为谁安排一个好的职位，分配一套好的住宅，或是给谁一点别的什么好处，那么，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就会显得“巨大无边”。

192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50岁寿辰，报刊上各种文章把斯大林称为“列宁的唯一助手”“列宁事业的唯一继承者”“活着的列宁”。1934年，《真理报》在当年第一期上用两版篇幅刊发了前反对派主要人物之一拉狄克撰写的长篇文章，文中称颂斯大林“是列宁最好的学生，是从列宁党脱胎出来的，党的骨就是他的骨，党的肉就是他的肉”“他和列宁一样能够高瞻远瞩”。
1934年1月底2月初召开的联共（布）十七大上，联共（布）中央各主要领导纷纷发言，称颂斯大林的丰功伟绩。此间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在发言时指出，要将斯大林讲话中的一切建议和考虑作为我们的法律。古比雪夫在会上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时，更是把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就都归功于“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卡冈诺维奇当着斯大林的面说，“列宁又怎么样！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说列宁、列宁主义，应当用斯大林主义来取代列宁主义”。 联共（布）十七大通过决议，“责成各级党组织以斯大林同志报告中所提出的原理和任务作为自己工作的指南”。以后，苏联各地党政领导人纷纷称颂斯大林为“一切进步和先进事物的象征”“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一切科学的泰斗”“永远不犯错误的理论家”，等等。
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该书被誉为“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其中由斯大林亲自撰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部分，被称为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顶峰”。

1950年，苏联出版《斯大林传略》一书，将其错误也说成是“英明”“伟大”的功绩。同时，苏联各地几乎每个城镇的广场和公共建筑物内都竖立起斯大林的全身或者半身塑像。1951年7月，斯大林以部长会议主席的名义签署命令“在伏尔加—顿河运河上建立斯大林的大型纪念碑”。这股风气一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后得以平息。

1964年4月17日，苏联为赫鲁晓夫举行隆重的70寿辰庆典。
苏共中央在《贺词》中说“在尼▪谢▪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党使我国的经济、国防和思想政治实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在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时，苏联各大报刊都刊登了赫鲁晓夫的大幅照片。莫斯科、列宁格勒大街的建筑物上也用金属构件架起赫鲁晓夫举手致意的全身画像。莫斯科政治出版社出版了八卷本赫鲁晓夫的言论集《苏联共产主义建设和农业发展》。 当天，赫鲁晓夫寿辰庆典从早晨开始。上午9时，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来到列宁山上的赫鲁晓夫寓所，勃列日涅夫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身份宣读了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集体签名的《贺信》，向“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志，表示特殊的敬意”，并说第一书记才度过了自己一生的一半岁月，“希望他起码再活70年”，“也活得这么光辉，这么富有成果”。下午，正式庆祝典礼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许多外宾参加，勃列日涅夫代表苏联党和政府给赫鲁晓夫颁发第四枚金星勋章，并亲吻了他三次。晚上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招待会。

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得到了苏联党、政、军的最高头衔，还获得比其他任何一个苏联领导人都要多的奖赏和荣誉。1973年4月，他获得列宁和平奖，还获得2枚苏联英雄金质奖章和7枚列宁勋章。1976年5月，他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同年11月，关于勃列日涅夫生平的大型文献传记影片《一个共产党员的故事》在全国上映。影片从勃列日涅夫年轻时期在德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活动开始，一直拍到他在苏共二十五大上作报告。内容除了反映他的党务、国务活动外，还有他的生活，包括狩猎、与孙子散步和观看体育比赛等。
同年底，勃列日涅夫70诞辰时。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为他开辟了7天的专栏，刊登庆贺文章。有的文章说“党和人民热爱您，列昂尼德▪伊里奇。他们爱您，是由于您的仁慈和热忱，是由于您的智慧和对列宁主义的无限忠诚。您的一生，您的智慧和天才赋予您获得并融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贵品质的能力，这些品质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人物、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领袖的特殊品质。”勃列日涅夫欣然接受了这些，公然自称“我就是沙皇”。
1978年以勃列日涅夫个人名义发表的《小地》《复兴》《垦荒地》等3本小册子——苏联卫国战争回忆录获得列宁文学奖。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格▪马尔科夫在授奖仪式上说：这些著作在苏联国内的影响和对读者群众的教育作用方面是“独一无二和无与伦比的”。
苏联媒体也连篇累牍地进行了相关报道。1978年11月12日出版的《真理报》宣传说，苏联人民到处都在“读、重读、废寝忘食地研究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因为它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智慧的源泉”。还有些报刊吹捧这些著作是“党的巨大瑰宝”“政治才略的教科书”“令人爱不释手的诗篇”。为此，该书一版再版，发行量大得让人吃惊，截至1981年底，共印刷19602次，平均每2个苏联人手头就有1册。然而这3本作品都是由他人代劳的，“没有一页是勃列日涅夫亲手动笔写作的”。
有媒体在报道1981年2月苏共二十六大时写道：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报告过程中，被“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这种“盛况”已经超过了斯大林时期。

斯大林曾数次参与银行抢劫并被当局通缉。
1907年6月26日，斯大林和列宁、列维诺夫、克拉辛、博格丹诺夫、季诺维也夫、卢诺奇亚尔斯基等策划了位于第比利斯的国立银行格鲁吉亚分行抢劫案。他们的计划是在埃里温广场拦截一辆从邮局运送钱款到银行的马车。
该日上午10点半，押款车队过来，两个哥萨克骑兵在前，两个骑兵押后，还有一个骑兵守在两辆马车边上。第一辆马车里坐着银行的出纳会计，两个手持来福枪的士兵。第二辆马车坐满了警察和士兵。车队只需要几分钟就能穿过广场，转弯来到索银行所在的罗拉基街。
袭击行动的领导者叫卡莫，当马车到达广场时，广场里的女组员扬起手中的报纸，发信号给守在商店和酒馆门口站岗的同伴，站岗者喊上里面的同伴们，大家一起冲了出来。大家先是朝后面的马车扔手雷，手雷纷纷在马车底下爆炸，在一阵阵巨响和硝烟中，马匹和马车里的人被炸得血肉横飞。路人们惊叫着四处逃散，路过的马车和货车掉头逃离，广场四周建筑的玻璃窗被震碎。袭击者们拔出毛瑟枪和勃朗宁枪，冲着骑兵和警察射击。
前面装钱的马车冲过了广场，组员巴楚亚奔向马车并将一个手雷扔到马肚子下面。马的内脏被炸开，一条后腿被炸飞了。巴楚亚也被气浪掀起，然后砸在马车上，昏了过去。
马车很快侧翻停了下来，组员达蒂克跳上马车，找到了钱袋。卡莫也举着枪掉转马头，接过钱袋，飞奔而去。
此时，官方增援的命令已经下达，总督府前已经聚集了大量士兵。
卡莫看到一辆警局的四轮马车朝他冲过来，驾车的是警局副局长巴勒甘斯基。“钱在我这儿！快去广场。”穿着哥萨克军官制服的卡莫对他喊道。巴勒甘斯基误以为卡莫是自己人，就毫不怀疑地向广场奔去。第二天，巴勒甘斯基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自杀了。
卡莫来到冈查内亚大道，进入了一个院子。这栋房子的主人名叫芭芭拉，斯大林和她的儿子米哈是朋友，曾在这里留宿过好几晚。他正是在这里策划了行动。
此后，沙皇责令成立专案组，骑兵和宪兵队逮捕了很多假嫌疑犯。银行的马车里丢弃下2万卢布，马车夫偷拿了9500卢布，后来被抓。有个女人到警局自首说自己就是银行抢劫犯，最后被证明只是个疯子。
当时被震昏过去的巴楚亚也及时地醒了过来，成功逃亡了。有个组员叫埃力索，他溜进了教师协会，偷了一件教师的制服穿上，还回到广场去查看了一番。组员亚历山大·达拉赫威利在1959年的回忆录中写到，“当时每个人都安全地离开了。”
广场上的伤亡者多达50人。出于审查原因，报纸没有如实报道死亡人数。据说大约死了40人，包括哥萨克骑兵、警察、银行职员和一些路人。附近的店铺里成立了抢救站，有24位重伤者被送往医院。一个小时之后，人们看到一辆马车载着尸体残骸，就像刚屠宰场开出来的、车厢里堆满内脏和其他身体碎块。
国立银行没有公布损失的准确金额，大致介于25万到34万旧卢布，等同于现在1700万英镑或3400万美元。
行动组的成员们把钱缝进了床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随后，这些床垫被铺在了第比利斯气象台台长的睡椅上。斯大林熟悉那里，他曾在气象台工作过，也是他最后一份正式工作。几个月后，钱运到计划好的地方，其中一些存在里昂信贷银行进行了洗白。
多年后，卡莫曾在一次大醉后说斯大林当时躲在火车站里等候消息，行动结束后，他就跳上火车，消失不见。卡莫1911年被刺杀。
列宁因为这个事件在党内受到对手的攻击，被进行了三次党内审查，对手企图借此把他打倒。斯大林被以破坏党的纪律、擅自进行流血袭击而被布尔什维克第比利斯委员会开除了党籍。
1910年，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阿柳耶夫等人抢劫了托博尔斯克邮政储蓄银行。他们利用亲友的关系打探了银行的情况，通过炸药将保险柜炸开，成功获得约25000卢布。在离开现场时遭遇警方追捕，斯大林和一名同伴逃脱，其余成员被捕并被判处死刑。
1912年，斯大林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脱，前往格鲁吉亚泰比利西巴统地区抢劫了格鲁吉亚银行。斯大林组建了一支12人的队伍，分别负责进攻银行、破解金库密码、掩护逃亡等任务， 他们在银行门口布置哨兵，进入银行后要求工作人员把钱都交出来，并用铁锤和锯子砸开了保险柜，拿走超过250000卢布的现金和贵重物品。他们在离开现场时遭到了警方的追捕，两名成员被捕，后被处决。
1914年斯大林等人抢劫了特比利斯的一家银行。一天深夜，斯大林等人使用炸药炸开了银行保险柜，成功取得银行内的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这是斯大林参与的最后一起银行抢劫，他在逃跑的途中被刺伤了手臂。
这些案件是由参与者或斯大林朋友讲出来的，细节或有出入。

斯大林：“你打了胜仗，人民却罢免了你。看看我，谁敢罢免我？”
丘吉尔：“我打仗就是为了捍卫人民罢免我的权利。”
这是一段据称是发生在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期间的对话。
波茨坦会议期间正值英国大选，此次大选投票日期是1945年7月5日，但为了统计大量英国海外服役人员的票数，大选结果的公布日期延至1945年7月26日。本次大选，工党赢得英国议会下院393席，比其他所有政党席位之和多146席，而丘吉尔所在的保守党仅得到213席。在英国历史上，工党得票首次超过保守党。首相丘吉尔输给了工党领袖艾德礼。
1945年7月25日上午的会议，是丘吉尔参加的波茨坦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当日下午，他飞离波茨坦，一去不复返。1945年7月27日，丘吉尔留在伦敦举行内阁告别会，艾德礼以新首相的身份飞赴波茨坦。
因此，上述有趣的对话应为杜撰。

苏共十七大专门做了一项规定，为斯大林鼓掌的时间不少于十分钟。
某次斯大林到一家工厂视察，视察结束后按例发表演讲。当演讲进行到一半时，有个工人便起来鼓掌，接着所有工人都开始鼓掌，顿时整个会场响起掌声。到斯大林挥手示意暂停，这次鼓掌时间达到了3小时49分钟。事后，有几人因胳膊脱臼而受到嘉奖，率先鼓掌的个人被提拔并增选为该厂班子成员。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中提到：
在莫斯科省，区党代表会议正在进行。主持会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狱的前任的新区委书记。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
不用说，全体起立，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每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大家都要一跃而起，全堂起立。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
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依然是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掌已经发疼了，但是抬起的手臂已经麻木了，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但是连那真心诚意崇拜斯大林的人也已经感到这种状况蠢不可耐了。然而，谁第一个停下来呢？
那个站在台上刚宣读过效忠信的区委书记本可以这样做。但是他是刚上台的，他是来接替入狱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在这里，在会场里，也有内务人民委员会人员站在那里鼓掌，他们注视着谁第一个住手……
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在领袖不知道的情况下，掌声持续了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
他们完蛋了！他们活不成了！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直到心脏破裂倒在地下！在会场后排，在人堆里，还可以稍稍耍点滑头，拍得少些，不那么使劲，不那么狂热——但在主席台上，在显眼的地方怎么办呢？
本地造纸厂的厂长，一位独立不羁的坚强的人，站在主席台上，明知道这个局面的全部虚假性，明知道大家陷入了绝境，但也在鼓着掌！九分钟！十分钟……他愁眉苦脸地望着区委书记，但那个人却不敢停下来。
发疯了！大家都发疯了！区委会的头头们怀着微弱的希望面面相觑，但脸上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他们将继续鼓掌，一直到趴下，一直到用担架把他们抬出去……
但是，造纸厂厂长在第十一分钟时恢复平常办事的神态，在主席团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于是——啊，奇迹发生了！全场那种欲罢不能的难以形容的热情跑到哪里去了？大家同时在同一击掌声上停止了，也都坐下来。他们得救了！
造纸厂厂长当夜被捕。完全以别的理由，很容易就给他搞上了个十年。当他在第206页（最后一页侦查笔录）上签名以后，侦查员要他记住：“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

1989年8月23日，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两百多万市民同时走出家门，手拉着手，形成了一个壮观的人形链条。这个链条跨越桥梁、穿过都市，将三个国家的首都连接在一起。
这个链条当时被称为自由链，或者是波罗的海之路。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民众通过这种方式，向当时的苏联政府抗议，希望国家能从苏联独立出来。
人形链条长度达到了675公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三国的独立进程。

1988年6月，前苏联宣布取消高中历史考试。
《消息报》赞扬取消历史考试的决定：“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戈尔巴乔夫则说的很坦白：“测验学生知道多少谎言是没有意义的。”

戈尔巴乔夫说：国家犯罪是一切犯罪的根源,如果执政党没有对手,执政无需竞争,权力不受制衡,言论没有自由,罪恶不被暴露,罪行不被惩罚;那么,立法就是舞弊,行政就是打劫,司法就是作案,权力就是凶器,部下就是家奴,国企就是抢夺民财的土匪，银行就是掌权者的自动取款机。

一位《真理报》记者被派去采访村民，他的工作就是以教育性的谈话来向村民宣传苏共对国际事件的路线和政策。
一晚上的谈话后，他做最后总结：“我们《真理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你们觉得我们还应该怎么改善报纸才能更有益于你们？”
大厅后面传来声音：“再少用点墨水。”

一个外国代表团突击访问了一个集体农庄。
由于没时间准备，代表团走后，集体农庄主席拉过区党委书记说：“你们没提前告诉我，所以他们都看见了。牛栏的废墟，那些灰尘，我们的贫穷。”
“别担心。”书记说道。
“不过他们现在就能传的满世界都知道啊。”
“那就让他们沉浸在一贯的造谣中伤里吧。”书记答道。

问：工兵和报纸的编辑有什么共同之处？
答：他们不论是谁，一生只能错一次。
问：苏联人民真的不需要立体音响设备吗？
答：原则上，是的。人们从各个方向听到的东西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问：我们劳改营的条件真的是很棒吗？
答：原则上，是的。五年前，我们的一个听众对此抱有怀疑，所以他被派去实地调查。他看来真的很喜欢那里，到现在也没有回来。
问：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真的是自杀的吗？
答：是的，确实是的，甚至他的临终遗言还保存下来了呢：不要开枪，同志们！

一艘苏联轮船在海里航行，船上挂的招牌是“通向共产主义”，船长命令船员拼命干活，但这艘船只是汽笛飞鸣，却停滞不前。船员们去找船长问原因，船长回答说：“因为这艘船百分之九十五的动力，都用在鸣汽笛上了。”（辽宁省革委宣传组《苏联东欧政治笑话选编》，1975）

苏联反犹太主义者：“外国报纸全都是犹太人办的！”
苏联犹太人：“没错！所以外国报纸寄到这里时都给施了割礼。”

在苏联举行奥运会的时候，勃列日涅夫从手下拿出一个纸条，开始宣读奥运会的开幕。
他开始读：O、O、O……。
旁边的助手赶紧小声告诉勃列日涅夫：总理，你要读的不是O，那是奥运五环，要读的在奥运五环下面。

晚年的勃列日涅夫身体行动很不方便，但是却愿意对身边人讲诉自己年轻时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身边的人提议，为了顺应人民的呼声，勃列日涅夫应该将这些传奇经历都写下来。
于是有了《小地》、《复兴》和《荒地》三部中篇小说问世。
苏联作家协会更是直接提名将三部曲列为苏联最高级别文学奖项——列宁文学奖的候选。
勃列日涅夫如愿成为1979年的获奖者，并获得1万卢布的奖金。作为炙手可热的畅销书的作者，他还赚了50万卢布稿费。
勃列日诺夫很高兴，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兴致勃勃地说：“同志们都说我那三本回忆录写得好，哪天给我弄一套，我也读一读。”
1987年，苏联当局将这三部曲定位他人代笔的伪劣作品，下令从书店全部下架。　　 

勃列日涅夫是世界上获得勋章最多的人，一生获得过二百多枚勋章。
他定制了一套宽大的元帅服，巡视的时候，以便将所有勋章都挂上。
有人说，”那么多金星勋章，多得没地方挂，只能夹在腋下。”
白宫的一个灯泡烧坏了。
尼克松按了一下按钮， 一名工作人员走进来，换了一个灯泡。尼克松给了他5美元。
克里姆林宫的一个灯泡坏了。
勃列日涅夫的侍卫叫来一名工作人员，那名工作人员换了一个灯泡。
勃列日涅夫给了侍卫一枚奖章，也给了那名工作人员一枚奖章。
勃列日涅夫看了又看，觉得新灯泡不错，于是就给自己也发了一枚奖章。

在苏共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作报告，他问：“我们这里有没有敌人？”
一个人回答：“有一个，他坐在第四排第十八号位子上。”
“为什么他是敌人？”
“因为列宁说过‘敌人是不会打瞌睡的’，而我发现全场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打瞌睡！”　　　 

“勃列日涅夫又住院了。”
“作什么手术？ ”
“扩胸手术。”
“为什么？”
“勋章没地方挂了。”
“要是鳄鱼吞下勃列日涅夫同志，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要两个星期才能消化徽章。”

在勃列日涅夫的住宅里响起了电话铃声，妻子拿起了话筒，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妻子：“你是哪位？”
女人：“我是他的中学同学。”
妻子：“你肯定不是他的中学同学，勃列日涅夫什么时候也没上过学校。”

卡特到苏联访问，勃列日涅夫陪他参观“建设的伟大成就”，并且得意的说：“到了下一个五年计划，每个苏联家庭都可以拥有一架私人飞机！”
卡特惊讶地问：“ 他们要飞机干什么呢？”
勃列日涅夫说：“当然有用啊……譬如你在莫斯科听说列宁格勒开始供应面包了，你可以马上开着飞机赶去排上队。”
卡特：“……”　　 

伊万看电视，是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演讲。
伊万觉得无聊，换了一个，还是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演讲，又换一个，还是他。
伊万一连拨了几十个台，最后累了，准备关电视。
这时候电视画面变成了克格勃的头子，怒气冲冲地叫：“你再敢换？再敢换？再换判你10年牢！”　　 

勃列日涅夫，杜布切克，艾登和尼克松4人乘坐气球。
气球漏气了，载不动4人，开始下坠，必须有人牺牲自己跳出。
美国总统喊了声“为了自由世界！”，然后跳了出去。
气球下坠暂缓，但过一会儿漏气更多，下坠又加快，必须再跳出1人。
于是英国首相艾登喊：“为了女王陛下！”，也跳了出去。
暂缓一会儿又不行了，于是勃列日涅夫同志喊道：“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说着就把捷共书记杜布切克扔出去了。　　

勃列日涅夫：“同志们，美国人登上了月球，我们不能再等了，党决定让你们上太阳。 ”
宇航员：“总书记同志，我们会被烧死的。 ”
勃列日涅夫：“没关系，同志们，党都替你们想好了，你们晚上去。 ”

一队外国人来参观莫斯科幼儿园，要和小朋友们互动，看来老师做了点准备。
外国人问小朋友：“知道你们国家领导人是谁吗？”
一个小朋友有点紧张的回答：“北极熊！”
大家都笑起来。
“你们国家最有名的动物呢？”
另一个小朋友答：“勃烈日涅夫！”
大家又都笑起来了。
“莫斯科哪个地方最高？”
一个小朋友不太自信的回答，“是五百三十三米高的奥斯坦基诺电视塔！”
另一个小朋友赶忙抢着说，“不，是卢比扬卡广场上克格勃大楼的地下室。从那儿能看清全国每个角落的一举一动。”　

苏联健康委员会向勃列日涅夫同志建议：从即日起，我们不打算再使用老鼠做医学实验，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于克格勃的志愿者，所列的理由主要有三：
一、由于粮食紧缺，直接影响到老鼠的生存。而我国目前的克格勃成员要比老鼠多得多；
二、实验人员在对克格勃志愿者下手时的罪恶感要比对老鼠下手时小得多；
三、无论你怎样努力，有些事情老鼠还是不会去做的，而对克格勃来说没有他们不能去做的事情。　　

一个苏联人在公众场合对着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肖像骂了句“白痴”，被克格勃逮捕，判了5年徒刑。
他的罪名是：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判刑1年，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判刑4年。
不过听说他很快就被释放了，因为自从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联合国发表演说之后，那就不再是党和国家机密了。　　

有个人向赫鲁晓夫汇报说：“现在大剧院正上演一个剧，里面有您出现，每当您一出场，下面就热烈鼓掌。”
赫鲁晓夫听了以后非常得意。
有一天他买了一张普通票，去看这个剧，他陷入了沉思，忘记了鼓掌。
这时旁边有人推了他一把，紧张地说：“哎！你为什么不鼓掌？不要命啦？！”

赫鲁晓夫视察农场，看到猪儿乖乖，一时兴起站在猪中间照了张像。
待到报纸准备发表时，编辑为照片的标题犯了难——
“赫鲁晓夫和猪在一起”，不好；
“猪和赫鲁晓夫在一起”，也不好；
……
报纸出版后，照片下的说明文字是——
“左起第三位是赫鲁晓夫。”　　 

问：尼克松来莫斯科时，他和赫鲁晓夫绕克里姆林宫赛跑并跑了第一，我们该怎么报道？
答：“在国际长跑比赛中，我们的第一书记同志获得了光荣的第二名，尼克松先生则为倒数第二。”

赫鲁晓夫的汽车被一头牛挡住了，怎么也赶不走。
赫鲁晓夫便下车对牛说：“你再不走，我就把你送到集体农庄去。”
牛听了便一溜烟的跑开了。　　 

精神病院里播放着赫鲁晓夫的演讲。讲完一段，所有人都热烈鼓掌，只有一个人站着不动。
旁人问道：“你为什么不鼓掌？”
答：“因为我是医生。”
问：为什么有人提出合理化建议，要在新型的电视机上安装活动刷，象汽车的风挡玻璃上的雨刷一样。
答：这是因为总是有人往上吐痰。　　

“你已经储藏肥皂和洗衣粉了吗？”
“没有，怎么了？”
“哎，你怎么这样，要知道赫鲁晓夫马上要主管化学工业了！”

1912年3月，袁世凯因促成共和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久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1915年12月12日，袁大总统宣布废除共和政体，实行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自任皇帝，年号洪宪。1916年3月22日，袁宣布撤消帝制，恢复民国，中华帝国存时102天消亡。
袁“一生从来不肯以诚待人，认为一手可以掩尽天下人的耳目”，其想称帝之意渐露时，御用文人、亲信门生推波助澜，发电报秘密串连、操纵投票、各省联合请愿等不一而足。但天下众口悠悠，各类媒体更是批评不休。为此，袁身边人想尽办法。鲁迅曾言：袁“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直要待到蔡松坡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
后人就此给他编排了一个笑话：袁的大儿子袁克定为圆“太子梦”，专门为其“定制”了一份刊登鼓吹帝制、拥护大总统称帝之类消息的假《顺天时报》；还组织乞丐、妓女等请愿团劝进。

晚清时期，社会流行一种新式“老虎棒子鸡”的游戏，那就是：官府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府。

苏联偷盗现象严重，民众非常不满。
有人问：“到什么时候才没有偷盗现象呢？”
回答：“到共产主义就没有人偷了，因为在社会主义一切都被偷光了。”

斯大林在大会上引经据典地说：“马克思和列宁说一加一等于二，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说一加一不等于三。
“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说的对呢？还是马克思和列宁说得对呢？（下面听众一脸疑惑）
“毫无疑问，是马克思和列宁说的对！（台下热烈鼓掌）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是帝国主义派来的间谍，这些说一加一不等于三的人多么多么无耻啊……”

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当面指出斯大林的专制独裁，令斯大林非常生气。
斯大林说：“你再说，我就宣布你不是列宁的妻子！”　　 

斯大林接见了一个格鲁吉亚代表团，谈话，然后离开。
斯大林开始找他的烟斗，找不到。
他叫克格勃头子来：“贝利亚，去追代表团，找找谁拿了我的烟斗。”
贝利亚赶忙去追代表团。
五分钟后，斯大林在一堆纸下找到了他的烟斗。
他叫贝利亚——“瞧，我找到我的烟斗了。”
“太晚了。”贝利亚说，“代表团中的半数已经承认他们拿了你的烟斗，并且加入了‘利用偷烟斗进行暗杀活动的托洛茨基组织’，而另外一半则在审讯中死掉了。”　　 

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和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讨论谁领导二十世纪的前半世纪。
“我投票赞成胡佛先生，”美国人说，“他尝试着教导我们美国人不再酗酒！”
“那个没什么了不起！”俄国人说，“我选择斯大林，他尝试教我们俄国人不再吃饭。”

《神曲》的作者但丁决定下地狱体验一下他诗中的生活。
在地狱里犯人们有淹在血泊里的，有的被火烧烤着。
但丁突然发现一个最可恶的坏蛋下面的血泊只淹到膝盖。
但丁十分奇怪，上前一看，认出了是贝利亚。
但丁问：“看样子，你挺舒服的啊。为什么血只淹到你的膝盖以下呢？”
贝利亚得意的回答道：“我是站在斯大林的肩膀上呢！”　　 

早年莫斯科修地铁，工程师将方案上报斯大林审批。
不久，方案发下来，上面有斯大林的签字，细心的工程师发现图纸上多了一个圆型的茶杯印，于是莫斯科地铁就多了一条环形线。　　

卫国战争期间，一个级别较低的军官在最高统帅部向斯大林送呈文件。
由于过分紧张，他打翻了办公桌上的墨水瓶，浓黑的墨水滴在了斯大林雪白的裤子上。
低级军官立即吓的面无人色，浑身哆嗦，连话都说不出来。
斯大林见他吓成这个样子，很不满的说：“你以为斯大林同志只有一条裤子吗？”

一个老师愁眉苦脸，克格勃头子贝利亚关切的询问：“怎么啦？我能帮您什么忙？”
老师说：“您帮不上忙，您看，现在的孩子都怎么啦：今天我问柳芭，列夫·托尔斯泰是怎么死的？’她却说‘不是我干的。’我问萨沙，他也说‘不是我干的。’我问尼古拉，回答也一样！”第二天，贝利亚找到老师：“您可以放心了，他们已经招认他们杀了列夫·托尔斯泰。”　　

在苏联1930年代肃反扩大化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间牢房里关了三个人，彼此间谈起坐牢的原因。
第一个人说：我是因为批评了拉狄克；
第二个人说：我是因为支持了拉狄克；
第三个人说：我就是卡尔·拉狄克。　　 

演讲人在做关于五年计划成就的报告：在列宁格勒新建了一个电站。
大厅里有人说：“我刚从那回来，那没有什么电站。”
演讲者没有回答，继续说：“在斯大林格勒已建成了一个化学厂。”
大厅里有人说： “一周前我在那里，那里没有什么化学厂。”
演讲人：“同志们，你们最好少东游西逛的，要多看一些报纸！比如《真理报》！”　　

一个苏联克格勃特工和一个美国中情局特工互相吹嘘各自的机构是如何的杰出。
那个克格勃特工首先发言说，“我们拥有你们美国过去15年里所有导弹发射的详细数据。”
中情局特工说：“这不算什么。我们中情局掌握着你们苏联未来15年里所有当选的中央委员名单 。”　　

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设立了一个“海军部”。
老大哥苏联对捷克人说：“你们是内陆国家，设什么海军部？”
捷克人回答说：“你们不是也设了文化部吗？”　

苏联社会变化在于，在斯大林时代，当有陌生人敲门的时候，屋子里的人都停止说政治笑话而把酒拿出来。到了1970年代以后，还有陌生人敲门的话，他们会开始说政治笑话而把酒藏起来。　　

问：伊万，你经常读报纸吗？
答：当然，要不我怎么知道我们有幸福的生活？ 　　
问：消息报和真理报有什么区别？
答：在真理报上没有消息，在消息报上没有真理。
问：工兵和报纸的编辑有什么共同之处？
答：他们不论是谁，一生只能错一次。 　　
问：报纸和广播什么最有用？
答：当然是报纸。你不能用电视擦桌子，你不能用电视擦屁股。
问：可以把汽车卷到报纸里去吗？
答：要是上面有赫鲁晓夫同志的话。　　

病人在挂号的地方要找眼耳科医生，人们对她说只有耳鼻喉科医生和眼科医生。
但是病人还是坚持说：“我还是想要耳科医生。”
医生问：“你到底是哪里不正常？”
病人：“看见的是一个，听见的又是一个。”　　

在苏联的一次大会上，主持人突然说：下面请认为社会主义好的同志坐到会场的左边，认为资本主义好的同志坐到会场右边。
大部分人坐到了左边，少数人坐到右边，只有一个人还坐在中间不动。
主持人：“那位同志，你到底认为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
答：“我认为社会主义好，但是我的生活像是资本主义。”
主持人慌忙说：“那请您赶快坐到主席台上来。”　　

苏联邮政局发行历届领导人纪念邮票。发行没1个月，邮政局宣布紧急停止使用该邮票。
理由是：寄信人不知道往哪面吐唾沫。　　

问：我们为什么不能两党制？
答：天啊，这一个党都养不起，还两个党，你疯了！　　
问：还存在个人崇拜吗？
答：崇拜还有，个人已经没有了。
问：在苏联什么是最永恒的事情？
答：暂时的困难。　　
问：数学和科学共产主义有什么区别？
答：在数学上，如果给出什么东西，都需要证明。而科学共产主义什么都能证明，就什么也不能提供。　　

二战结束后，一个波兰农村老太看到街上贴着的照片就说像自己的外甥。
别人训斥她：“瞎说什么，这是斯大林同志。”
老太：“他是干什么的？”
答：“他赶跑了纳粹。”
老太急切地问：“他能不能把俄国人也赶跑啊？”　　 

勃列日涅夫访问印度时，大批印度人到机场欢迎。勃列日涅夫同志便问英迪拉：“你是用什么办法让这么多人来欢迎我的？”
回答：“凡是来欢迎你的人都能够得到5个卢比的奖励。”
后来英迪拉到苏联访问时，有成千上万的苏联人从机场到莫斯科市内的道路上夹道欢迎。
英迪拉问勃列日涅夫：“你是用什么办法让这么多人来欢迎我的？”
回答：“凡是不来欢迎你的莫斯科人，每人罚款5卢布。”　　 

勃列日涅夫即将访问波兰，波兰当局命令一位著名画家创作一幅名为《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的大型油画作为献礼，很不情愿的画家在威逼下接受了工作。
画完成后，波兰一高官前来验收，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画面上是一男一女躺在豪华的大床上，窗外的风景是克里姆林宫。
“这是什么？这女的是谁？！”高官愤怒地问。
“勃列日涅夫的夫人。”画家答道。
“男的呢？！”
“勃列日涅夫的秘书。”
“可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哪里？”
“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画家答道。　　 

赫鲁晓夫颁布限酒令后，想要买到酒只能在指定销售处排长队来买。
一个莫斯科人排队排烦了，就嚷道：“我要到克里姆林宫把赫鲁晓夫干掉。”然后转身离去。
一会儿他又回来了。旁边人问他：“已经干掉了吗？”
答：“干什么干啊！那里的队比这里还长。”　　 

问：苏联人对时代的哪种感受最强烈？
答：高度的满足感。　　 
问：苏联制度的优越性在哪里？
答：成功地克服了在其它社会制度里不会存在的困难。
问：假设你在酒吧里，而一个陌生人坐到你的身边并开始唉声叹气，你该怎么做？
答：立即去阻止这种反苏宣传！
问：苏联和英国的童话有什么不同？
答：英国童话的开头通常是：“很久很久以前……”，而我们的则是：“不远了，不远了……”
问：下次选举的结果会是怎样的？
答：没人知道。有人从中央委员会那里偷走了下次选举的确切结果。 

问：有40颗牙4条腿的是什么东西？
答：鳄鱼。
问：有4颗牙40条腿的是什么东西？
答：政治局。
（指老人政治，20个人只剩下4颗牙没掉了）　　 

“队员，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吗？”党支书问道。
“对，我是有意见，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见！”　　 

一对夫妇生了一个孩子，如果长得像父母，那就是按反动的孟德尔-摩尔根基因学说生出来的。
如果长得像他们的邻居，那就是按照李森科的革命的环境决定学说生出来的。　 

两个中学同学相遇然后寒暄。
“您现在在哪工作。”
“中学老师。您呢？”
“克格勃。”
“啊，您在克格勃具体干什么？”
“我们负责揪出那些对国家不满的家伙。”
“您的意思是……还有人比较满意？”
“那些人不归我们管——管他们的是纪委。”　　

古巴举行盛大五一节游行，卡斯特罗率党和国家领导人全体出席，检阅游行队伍。
就在游行队伍通过主席台的时候，卡斯特罗同志突然发现人群中有一个人掏出一块新手帕擦了擦鼻子，于是他马上对身边的一位政治局委员道：
“我敢打赌，这个拿手帕擦鼻子的人里面没穿内裤！”
委员不以为然，难道卡斯特罗同志真长了透视眼不成？他马上命令警卫把那个人叫道跟前，亲自询问，吃惊地发现，这人长裤里面果然是光着的。
委员敬佩地问领袖：“卡斯特罗同志，您是如何知道透过外衣看见他没穿内裤的？”
卡斯特罗回答：“我看见他掏出了新手帕，他的布票显然没用来买内裤嘛。”
众人大惊，无不佩服领袖超凡的洞察力……　　 

勃列日涅夫发表广场演说，群众听见“……勃列日涅夫同志的逝世令我们非常难过……”，一片哗然。
勃列日涅夫似乎发现了什么，把手伸进口袋摸了一下。
“同志们，对不起，离开政治局的时候，我穿了安德罗波夫同志的西装。” 　　 

匈牙利的教室内。
学生问：“为什么苏联好？”
老师答：“因为苏联红军解放了我们。”
学生问：“为什么美国不好？”
老师答：“因为美国还没有来解放我们。”　　 

一位苏联外交家和他的异国女朋友见面。
女友问：“在你们那儿，人们通常是怎样约会的？” 　
“在我们那儿，人们通常会更快地熟悉对方……” 　　
“真的？” 　　
“因为男女见面之初，总是要互相搜索对方的身体，看有没有藏着窃听器！”　　 

某日，斯大林召开国民大会。
斯大林说，“目前国内形势有些紧张，望大家谅解！”
一工人站起曰：“我们保证按时上班。”
斯大林大悦，继续说：“再过些时日，大家会更紧张，也许会有人挨饿！”
工人又说：“我们可延长时间干！”
斯大林有些感动：“随时间发展，大概会有失业现象。”
工人回答：“不要紧，我们将加班玩命的工作。”
斯大林热泪盈眶：“谢谢，但是最后也许会有人饿死。”
工人大声说：“我们24小时连续工作，怎么样，总书记？！”
斯大林狂奔下主席台，紧紧握住该人的手，说：“…我…我该…该…我该怎么说呢，您从事何种职业？”
 工人受宠若惊，面露难色说：“我……我…我是火葬厂的。”　　 

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坐在一起聊天。
美国人说：“在我们美国，工人一个月挣八百元。”
苏联人问：“在你们国家多少钱够生活一个月？”
“四百元。”
“那多出的四百元怎么办？”
“我们不管，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苏联人若有所思地说：“在我们俄国，工人一个月也挣八百元。”
“那多少钱才够生活？”
“一千二百元。”
“啊？那还差四百元怎么办？”
“我们不管，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勃列日涅夫出访埃及。安瓦尔·萨达特总统请求苏联提供三笔经济援助。
“第一笔是100万吨煤。”安瓦尔说。 　　
“没问题。”勃列日涅夫答道。 　　
“还要20条远洋货轮。” 　
“完全可以！” 　
“最后是一个小小要求，我想要一辆自行车，送给我的孩子做生日礼物。” 　　
“那可不成，”勃列日涅夫皱起了着眉头，“波兰人不生产自行车。” 

苏联式选举：
第一次苏联式的选举是由上帝发明的。
上帝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并宣布道：“选择你的妻子吧！孩子。”　 

有一次，著名的歌唱家科兹洛夫斯基得知斯大林很赏识他，便向斯大林提出一个请求：“我从来没有去过国外，所以我想……” 　　
“你不会出逃吧？” 　　
“瞧您说的，斯大林同志！对我来说，家乡的村庄比外国可要亲得多。” 　　
“不错，好样的！那你就回家乡去吧。”　　 

一天，办公中的苏斯洛夫忽然捧腹大笑起来。
安德罗波夫：“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同志，您想起了什么好笑的事情吗？”
苏斯洛夫：“忽然想到了昨天听到的一个关于勃列日涅夫的笑话……实在太好笑了。”
 安德罗波夫：“哦？能说来听听吗？”
苏斯洛夫：“你疯了？！我刚把那个说笑话的送进精神病院！”
（苏斯洛夫系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权威和党内第二把手，素有“灰衣主教”之称，负责文化界的意识形态工作；苏联常将不同政见者送至精神病院进行“治疗”）　　 

斯大林周围的人都非常怕他。一次，电影导演科津采夫为斯大林放映自己导演的一部电影。他想知道斯大林对影片的印象如何。
这时，斯大林的助手波斯克利贝舍夫走了进来，交给斯大林一张字条，并打开了电灯。斯大林含糊地嘟哝了一句：“不好。”
科津采夫立即晕了过去。
斯大林说：“等这个可怜虫醒过来后，你们告诉他，我说‘不好’是说字条不好，不是说他的电影。整个西方都对斯大林同志说‘不好’，斯大林可没有因此而晕过去。”　　 

苏联某干部去视察植树工作。只见两个青年，一个在挖树坑，另一个随后用土填上。
干部很奇怪，问他们在干什么。
一个青年说：“我和彼得、伊万是植树的，我负责挖树坑，彼得负责插树苗，伊万负责填土。今天彼得生病了不能来，可是我们还要坚持工作啊！这不，我和伊万来了……”　　 

1936年秋，西方盛传斯大林重病不治，溘然长逝。美国合众社驻莫斯科记者查尔斯·尼特想获得最权威的消息，就来到克里姆林宫门口，请秘书把他的信转交给斯大林。
信中恳求斯大林对上述谣传予以证实或否定。斯大林的复信如下：
可敬的先生：
　　据我从外电外报获悉，我早已离开罪恶的人世，移居极乐世界。
既然一个人不想从文明人的名单中勾销，对外电外报倒是不能不笃信无疑的。
敬请相信这些报道，务必不要打扰我在极乐世界的长眠。顺致敬意。　　　　　　约·斯大林   1936年10月26日　　 

苏联海军元帅伊万·伊萨科夫于1938年起担任苏联副海军人民委员。1946年的一天，斯大林打电话给他，说考虑任命他为海军参谋长。
伊萨科夫回答：“斯大林同志，我得向您报告。我有严重缺陷，有一条腿在战争中受重伤被截掉。”
“这是您认为必须报告的唯一缺陷吗？”
“对。”
“我们原先那位参谋长连头脑都没有，还照样坚持工作。您不过就缺条腿，没什么了不起。”斯大林说。　　 

苏联克格勃公开了一份绝密文件。该文件称，Windows是克格勃精心炮制的软性核弹，在冷战时期企图用来摧毁美国的电子工业，拖垮全美经济。但出人意料的是，由于政府部门的官僚作风，误将Windows装进了前苏联的大多数计算机里，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
曾潜伏在微软的克格勃程序员阿里山说：“我曾警告苏联政府，千万不能使用Windows，因为我在Windows的核心层中放置了逻辑炸弹，每当系统处理与国民经济有关的数据时，就会发生计算错误，使政府决策机构产生错误决策，使国民经济恶化。不幸的是，美国人却用了MacOS来计算国民经济数据，结果弄巧成拙，害了苏联。”
上述新闻发布后，微软迅速在其网站上放置了修正这个错误的补丁程序。美国人却认为Windows功不可没，微软的股票当天涨了25％。　 

伊万被开除出党，原因有三个。
1. 当政治局书记来到他的办公室的时候，那里还悬挂着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肖像，书记问 “你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没有摘掉这个傻瓜？”
　 “是哪一个？ ”
2. 看到政治局委员豪华的葬礼，伊万说：
　　“真是浪费钱财，用这些钱我能安葬所有的政治局委员。 ”
3. 书记问：“为什么没有参加最后一次党的会议？”
　 “我哪知道哪个是最后一次。 ”

问：听说要授予勃列日涅夫同志大元帅称号？
答：真的。并且如果他要能读得出来那个词，还可以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勃列日涅夫问柯西金：
“那个击败拿破仑的独眼俄国元帅叫什么来着？”
“库图佐夫。”
“那个独眼的英国海军上将呢？”
“纳尔逊。”
“这个独眼的犹太人叫什么？”
“达扬。”
“为什么我们的元帅格列奇科到现在还有两个眼睛？”　　 

当尼克松访问苏联时，勃列日涅夫向他展示了一种最新式的可以通向地狱的电话，通话费是 27 戈比。
回到美国后，尼克松讲了这件事，工作人员告诉他美国的这种电话已经发明很长时间了。
尼克松于是和地狱通了一次电话，但这次通话的费用是一万二千美元！
他很吃惊地说：“怎么会这样，那里才 27 戈比。”
人们向他解释说：“在那里是市话，从我们这里打是长途。”　　 

访问苏联的尼克松问勃列日涅夫：
“为什么苏联工人不罢工？”
勃列日涅夫没有回答他，而是他带到了车间。他向工人们说道：
“从明天开始，你们将会缩减工资！”（掌声）
“将要提高工时！”（掌声）
“每十个人就要吊死一个！”（掌声，有人问，是自己准备绳子还是由工会提供？）　　 

在莫斯科，一个顾客走到书报摊前，问：“请问有没有‘真理’？”
“我们这里没有‘真理’，只有‘消息’！”卖报纸的老太婆回答。

有人问负责食品供应工作的官员：“在完成食品发展计划以后，将如何组织对苏联人民的食品供应工作？”
官员答道：“到那时对食品的供应工作将会又快，又准确，又高效。只要早上通过电话预订，晚上就会通过电视机供应到户！”

赫鲁晓夫与肯尼迪会晤时互赠礼品。
肯尼迪说：“我决定赠您一枚小型原子弹，这是一枚真正的原子弹，要小心保管，一旦爆炸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
“我把我的农业部长赠送给您。”赫鲁晓夫说。“对他您也得小心点，如果您要任用他，也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

赫鲁晓夫赠给卡斯特罗一辆新轿车，但是没有方向盘。卡斯特罗发给赫鲁晓夫一封电报：“请把方向盘寄来，否则我无法启动这辆车。”
赫鲁晓夫发电报答复说：“你只要坐上去，然后闭上眼睛就行了。我这里有遥控器。”
（注：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将古巴当做手中的棋子）

赫鲁晓夫去集体农庄视察，一不小心掉到了青饲料储藏窖里。有个农民把他拖了上来。赫鲁晓夫对他说：“谢谢你，好兄弟。但是请不要对任何人说我掉到了窖里。”
“赫鲁晓夫同志，也请您不要对任何人说是我把您从地窖里救了上来。”

有位经常讲笑话的人被捕了，并被押去见赫鲁晓夫，被捕者大喊：“我没有罪，我讲的笑话不过是说面包、香肠、家具……全都没有！”
赫鲁晓夫生气地说：“不许你讲笑话扰乱社会秩序！谁说我们没有这些东西？很快都会有的！每个家庭都会有！”
“赫鲁晓夫同志，您不许我讲笑话，可是您刚才怎么又讲笑话了？？”

“现在进行最后一项议题。”勃列日涅夫向会议代表宣布说，“我们已经研究过了，由于苏斯洛夫同志的健康原因，决定派他去休养。同志们，他的老年病恶化了。”
“怎么发现的？”一位工人代表问。
“这很简单。不久前我在走廊里遇到他并对他说：‘您好，苏斯洛夫同志。’他回答我说：‘您好，勃列日涅夫同志。’然后，他又说：‘但是，我不是苏斯洛夫，我是柯西金。’你们看，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搞错了！”

苏斯洛夫去世了。
亲朋好友都来参加悼念活动，医疗组的医生们也出席了。
其中一位医生突然发现勃列日涅夫神情恍惚，不大正常，就对同伴们说：“我们要记住，现在患大脑动脉硬化症的人不少，这个病已经成为我们的主要敌人了。”
“不对。”勃列日涅夫听到他们的议论后说，“现在我们的主要敌人不是大脑动脉硬化症，而是纪律涣散症。你们看，大家都等了半个多小时了，可是苏斯洛夫还没来！！”

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伊里奇，为什么苏联缺乏肉制品？”
“问题的原因在于，我们正在突飞猛进地奔向共产主义，而牲畜的生长却跟不上我们！”勃列日涅夫明确地回答。

莫斯科发生了地震，但学者们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莫斯科处在非地震带上。
最后经过研究，并非是地震，而是勃列日涅夫同志佩有勋章的衣服掉在了地上。

问：苏联农业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答：主要的障碍有4个：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

“伊万，你喝半升酒以后还能工作吗？”
“能！”
“喝一升呢？”
“也能！”
“那么喝两升呢？”
“喝两升就要醉了，虽然不能工作了，但是还能担任领导。”

克里姆林宫里，觥筹交错，酒池肉林，声色犬马，天昏地暗……
斯大林大元帅点的菜有浇汁爱沙尼亚，五香波兰，油闷比萨拉比亚等等，大块朵颐之际嘴里突然传出“咯崩”一声，两颗门牙和一枚硬币掉到桌子上，只见硬币上刻有两个字——“芬兰”……

“波兰人为什么怀念捷尔任斯基？”
“因为他比其他任何波兰人杀的俄国人都多得多。”
（注：捷尔任斯基系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分子委员会——简称肃反委员会/契卡——的第一位领导人，该组织后来演变为国家政治保安局-内务部-克格勃）

一个犹太人要办护照离开苏联定居以色列，民政官员问他理由。
“一共有两个原因让他不得不离开苏联去定居以色列。”
“哪两个？”
“第一条是，昨晚我听邻居说，一旦苏维埃政权完了，他们马上会像纳粹一样对待我们。”
“可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永远不会完啊？”
“对啊，这是第二条理由。”

某犹太人去办理签证离开苏联定居以色列，遇到民政官员，照样问理由。
“你为什么要离开苏联定居以色列？难道因为你是犹太人？”
“不是啊。我不想离开苏联，但我的妻子，丈母娘都要离开苏联。”
“这样吧，我给她们办签证，让她们去以色列，你留在苏联吧。”
“不行，只有我是犹太人，她们都不是。”

一个匪徒试图劫持苏联民航飞机去伦敦，结果在飞机上就被一个英勇的阿塞拜疆的农民当场制止。记者采访这个阿塞拜疆农民何以如此勇敢，结果农民小声说：
——同志啊，我偷偷带了两箱卷心菜在飞机上，打算去莫斯科卖了，如果那混蛋带我们去伦敦，这两箱卷心菜就不值钱了。

1938年的时候，某党员被清洗进了监狱。在牢房里，他发现有人在不断祷告上帝，感谢沙皇，一脸笑容。一打听，这位是某个隐藏了有年头的军官。他问这军官，为什么这么开心啊？
“感谢上帝啊，沙皇万岁，现在的监狱里关了这么多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了！”

苏联的一个比喻：
人生好比过马路，前半段往左看，后半段往右看。（苏联1970年以后的中央委员大都60岁以上）

苏联计算机技术明显落后于当时最先进水平，特别是在集成电路方面，即使是芯片，由于一贯俄罗斯笨重的风格，变得特别大。
于是，《真理报》只能这样报道：我国伟大的苏联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芯片！

关于苏联的乐队：
——对苏联而言，什么是一个乐队三重奏组合？
——那是去西方的旅行演出的一个四重奏组合刚刚回来。

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去参观未来派的前卫艺术展览会。
“我一点也不懂！”列宁说。
“我一点也不懂。”卢那察尔斯基说。
人们说，这是最后两个不懂艺术的苏联领导人。

某天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赫鲁晓夫直接用手抓肉就吃下了去，旁边的斯大林看到后皱了皱眉头，告诉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谢尔盖耶维奇，用刀子吧。”
赫鲁晓夫听到以后，马上拿了刀子就站起来——
“斯大林同志，请问您要干掉谁？”

斯大林死后， 遗体被赫鲁晓夫视为禁忌， 因此希望将其葬在海外。于是苏联向各国征求意愿：
英： 我们这边已经有丘吉尔，大战的英雄有一个就很够了。
德： 我们这边已经有希特勒，独裁者有一个就太多了。
这时，以色列表明同意的意见。但是赫鲁晓夫马上脸色变青， 拼命反对——
“不行！ 那里以前有人复活过啊！”

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被捕，罪名是在红场上散发传单。
法官问：克格勃公诉人，你指控被告散发发动传单，可在红场上散发的明明是空白纸张。
克格勃公诉人：谁都知道那上面该写什么。

有一次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对艾森豪威尔说他看到许多美国人酗酒。艾森豪威尔对此感到吃惊，他并不认为美国的酗酒者比别的国家多。赫鲁晓夫坚持他的观点。于是，艾森豪威尔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支手枪递给赫鲁晓夫说：“如果您遇到酗酒的醉鬼，我允许您向他开枪。”赫鲁晓夫把手枪装在口袋里，来到了纽约。他在苏联驻联合国使馆过夜，第二天早晨在纽约市到处溜达，在帕克路和八号街口碰到一个醉鬼，他向这个醉鬼开了一枪。然后，在麦迪逊路和八十二号街口向另一个醉鬼开了第二枪。到列克星顿路和八十四号街口又向第三个醉鬼开了枪。第二天，纽约各报都在头版用大标题刊登消息：“三个苏联外交官神秘地遭到暗杀。”

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被判下地狱。
恶魔告诉他们：“你们有两个选择：美国式和苏联式的地狱。在美国式的地狱中，你们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每天早上必须吃一桶屎。而在苏联式的地狱中，也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过每天早上得吃两桶屎。”
美国佬马上选了美国式的地狱。而苏联人则最终选择了自己的祖国。一周后他们又相遇了，苏联人问：“你那如何？”
美国人回答：“确实如恶魔说的那样。我的地狱还不错。就是每天一桶屎简直要我命。你那呢？”
“差不多和你那一样，不过吃不到屎，你知道的，苏联什么都短缺。”

美苏两个国家意见一致时，没有联合国可以干的事；两个国家不一致时，联合国干不了什么事……

一天，在莫斯科的一个公墓里，有两个人在交谈着……
“你今天怎么愁眉苦脸的？”
“昨天一辆班车出了车祸，车上无人幸免。”
“哦，那是挺惨的，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哀悼吧！”
“不，我才不是为这个难过呢！”
“那你……”
“那辆班车是克格勃的。”
“哦？那你还难过什么？”
“车上有3个座位是空的。”

 听说BBC 有特别专业的素养，知道苏联的所有秘密。所以，政治局决定再开会的时候，成员不许离开。有一次柯西金突然捂往的肚子，请求充许方便一下，但是人们不让他走。过了几分钟，有人敲门，卫生员拿着桶进来了：“刚刚听 BBC 说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出丑了！”

我们知道世界的新闻——从塔斯社的反驳和辟谣中。（注：塔斯社系苏/俄官方通讯社）

在会议上，农庄主席在历数苏维埃政权给了普通人多少实惠：
“你们看玛丽亚·彼得洛夫娜，她原来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现在却管理一个俱乐部；你们看别拉捷娅·费道洛夫娜，原来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现在管理一个图书馆；你看斯捷潘·米特拉发内奇，原来是一个十足的傻子，现在却是党组织的书记。” 

苏联某农庄主席叫来了挤奶员：“今天接到电话，说明天新闻中心要来人采访你。”
“采访什么？”
“具体情况不清楚，但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要把脸洗洗。” （注：脸上都是偷喝的牛奶）

苏联一幼儿园的阿姨对孩子们说：“在苏联，每个人都吃得饱饱的，还能有漂亮的衣服；在苏联，人们生活在漂亮的住宅里；在苏联，所有的孩子都有许多玩具…… ”
“我要！我要！我要去苏联！”

在被遣送回亚美尼亚前，亚美尼亚人对留在西方的同伴商定：为了提防当局的书信检察，要是在苏联情况不好，我就用绿色的墨水给你写信。
后来，很快就来信了，但是是用通常的墨水写的，上面说：一切都非常好，我有了自己的住宅，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什么都有，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那也微不足道，比如说，我们这里很难弄到绿墨水。 

在被遣送回亚美尼亚前，一家人和留在西方的朋友商定，为了提防当局的书信检察，要是一切都好的话，他就会给他们寄来照片，上面的人都是站着的，要是不好的话，就都坐着。不久，这家人真的来照片了，上面的人都是躺着的。 

勃列日涅夫上班时，他的秘书对他说：“勃列日涅夫·伊里奇，您的皮鞋一只是棕色的，一只是红色的。”
勃列日涅夫：“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家里还有一双这样的。”

苏联肃反高潮阶段某晚。斯大林和几位政治局委员在后花园休息，为哪颗是天狼星争论起来。有人建议给天文台打电话问问清楚，不料经过大清洗，天文台只剩下了内务部派去的值班军官。于是那军官赶忙去一位被软禁的老专家的家中咨询。老专家半夜见到内务部的车子出现，惊恐万状，当场自杀……

一个美国代表团要访问一个苏联的工厂，当局就预先教工人要怎样回答代表团的提问。代表团来后问一个老工人你每月的工资是多少，老工人回答有3000卢布；代表团又问他有多少存款，他回答有10万卢布；代表团问：你存了这么多钱准备干什么呢？老工人回答说：“我准备买一双靴子。”

1937年苏联当局征求诗人普希金的逝世百年纪念铜像设计，佳作有以下三件：
站在高加索山上眺望远方的普希金；
决斗时被子弹击中即将倒下的普希金；
艺术女神替普希金戴上月桂冠。
但是，优胜作品是——正在阅读普希金作品的斯大林同志。

勃列日涅夫不懂足球。有人送给他一个足球，他说：“谢谢您的勋章。但它看起来很像赫鲁晓夫。”

一个童年好友来勃列日涅夫家做客，见到勃列日涅夫同志愁眉苦脸，就问他为什么。
勃列日涅夫说：唉，治理国家怎么就这么难，现在有三个困扰我的难题没有解决办法呀。
他的童年好友问：哪三个问题呀？
勃列日涅夫：就是住房问题，酗酒问题和信仰问题。建了那么多新住宅楼，可还是不够用，总有人没房子住。酒价已经上调了无数次，可酗酒者却不见少。十月革命都这么多年了，可还是有人不信共产主义而顽固地信上帝，你说可怎么办！
朋友哈哈大笑：这有什么难的，你去索契疗养一个月，把这些问题交给我解决吧！
勃列日涅夫将信将疑地照着朋友的话做了，自己去度假了。
一个月后勃列日涅夫回来，为了看看朋友到底做到了没有，还没回克里姆林宫，就先到街上了解情况。在饭店里发现这样的招贴：“本人有两居室公寓一套欲免费赠送”，可是好象根本没人在意，勃列日涅夫同志开始高兴了：这家伙还真有两下子。于是他又去商店，发现酒柜台的售货员在睡觉，成堆的酒在柜台里都挂了蜘蛛网也没人买。勃列日涅夫同志兴奋异常：厉害啊！这也办到了！最后在回克里姆林宫的路上，经过一个教堂。勃列日涅夫同志发现，一个老太太打开教堂的门，朝里瞅了一眼，吐了口唾沫就走了。勃列日涅夫同志心想：我这个老朋友简直太不简单了！一定要重用才好。 
回到克里姆林宫，勃列日涅夫同志兴高采烈地握着老朋友的手问他是怎么做到的，朋友告诉勃列日涅夫同志：“这很简单啊！住房问题是这么解决的：我取消了出国的限制，谁想出国马上就可以拿到护照，结果80％的人都跑到国外去了，剩下了一大堆空房子。关于酒么，我和你做得正相反，我把酒的价格降到1戈比，酒鬼们都疯狂买酒喝酒，结果都醉死了就没人买了。至于信仰么，那更简单了，我把教堂里的神像都送到博物馆了，把你的画像挂在了教堂。”

有一天赫鲁晓夫同志给埃及安瓦尔·萨达特打电话，等到安瓦尔的秘书接了之后，赫鲁晓夫说：“请找一下安瓦尔先生的遗孀。”秘书莫名其妙于是就把电话给了萨达特夫人，夫人接电话之后，赫鲁晓夫同志说：“尊敬的夫人，我对安瓦尔先生的不幸去世深感悲痛。”
夫人说：“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我丈夫并没有死呀！”
此时，电话那头就听到赫鲁晓夫同志对谢列平怒吼：“行动计划怎么推迟了！”

苏联反犹主义者：“外国报纸全都是犹太人办的！”
苏联犹太人：“没错！所以外国报纸寄到这里时都给施了割礼。”（注：指报纸内容被检查当局删减过。）

列车员叫醒一个靠着窗口睡着了的旅客：“同志，你的票？”
“票？什么票？我没有票！”
“没票？那你打算去哪里？”
“我什么地方也不想去！”
“那你为什么上这列火车？”
“上车前，克格勃的同志们刚在大庭广众之下逮捕了一名间谍，大家都在看热闹，我也在看，后来其中一个领头的同志对着我叫到：‘没什么好看的，快上车坐好！’于是我只好走进车厢……

斯大林钓鱼，可一直未见一条鱼上钩。他见别人频频得手，脸面上有些挂不住。
贝利亚同志为他开脱道：“这里的鱼都是托洛茨基养的。”
斯大林不知何意，问：“何以见得？”
苏斯洛夫答道：“如果不是托洛茨基的鱼，为什么还怕您接见呢？”

一个盲人在路上遇到了贝利亚同志。
“您好，贝利亚同志！”盲人抢先打招呼。
“怎么，您看得见我？”贝利亚很纳闷。
“不，贝利亚同志，那是因为给我引路的狗直往后退的缘故。”

一位克格勃新人到审讯室实习，审讯一件谋杀案。他指着凶器问嫌疑人：“你见过这把刀吗？”  实习生反复向嫌疑人交待了政策，可嫌疑人仍然矢口否认。审讯结束后，实习生回忆这次审讯，觉得自己态度不够严厉，缺乏威慑力量。于是，第二天审讯时，他紧皱双眉，圆睁双目，拍着桌子厉声问道：“说！见过这把刀吗？”
“见过。”嫌疑人低声回答。
实习生认为自己的威慑力发挥了作用，他又拍了一下桌子，问道：“说！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昨天，这里。”嫌疑人哆哆嗦嗦地答道。

在苏联，一个人在职工大会上演讲。他卖力地讲苏联人民多么的富有……
这时伊万举起了手说：“我们的肉都到哪去了？”
第二天，那个人又来演讲。海默维奇举手问，“我不想知道肉到哪里去了，我只想知道伊万到哪里去了？”

苏联特色外交。
格拉尔德·福特，吉斯卡尔·德·爱斯坦丁，哈罗德·威尔逊和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去打猎。他们决定打破传统——他们将前往印度猎大象。那么，他们这样做了，非常的第一天，夜幕降临，他们抓到了一头大象。现在，他们用它做什么呢？他们决定：把大象绑在树上并轮流护卫它。
首先是福特总统。他守了两个小时，然后交给吉斯卡尔，接着睡觉。吉斯卡尔也守了两个小时，然后交给威尔逊，接着睡觉。威尔逊站了两个小时，然后勃列日涅夫，接着睡觉。但是勃列日涅夫睡着了。 
在早上，他们醒来时，大象没了。
“那里的大象呢？”他们问勃列日涅夫。
“什么大象？”
“你是什么意思‘什么大象呢’？其他的人愤慨地说。我们不是来印度猎大象吗？”
“是的。”
“我们不是抓住了一头大象吗？”
“是的。”
“我们把它绑在了树上吧？”
“是的。”
“我们同意采取轮流守卫它吧？”
“是的。”
“当时福特站的岗，对吧？”
“是的。”
“他把大象给吉斯卡尔了，对吧？”
“是的。”
“然后吉斯卡尔站的岗，对吧？”
“是的。”
“他把大象给威尔逊了，对吧？”
“是的。”
“然后威尔逊站的岗，对吧？”
“是的。”
“他把大象给你了，对吧？”
“是的。”
“那么，大象在哪？”
“什么大象？”（注：苏联外交就是装傻）

伊万出差，要到三个城市去，它们是：华沙，布拉格，还有巴黎。
到了华沙，他发给单位一封电报，写着：“自由的华沙万岁！伊万。”
到了布拉格，他发给单位一封电报，写着：“自由的布拉格万岁！伊万。”
到了巴黎，他又发给单位一封电报，写着：“巴黎万岁！自由的伊万。”

赫鲁晓夫访问一所学校。他问一名学生：“你的父亲是谁？”
他回答说：“是共产主义！”
赫鲁晓夫很满意，他又问：“你的母亲是谁？”
他回答说：“是苏联！”
赫鲁晓夫又问：“你长大了想当什么？”
学生说：“孤儿。”

赫鲁晓夫访问某集体农庄，谈到了乳品产量的问题。赫鲁晓夫问道：“能不能上交更多的乳品，并且每年都确保增产，比如，百分之五？”
集体农庄主席回答：“可以！赫鲁晓夫同志！”
赫鲁晓夫很是高兴，继续问道：“百分之十呢？”
“可以！赫鲁晓夫同志！”
“百分之二十？”
“可以！”
“百分之五十？”
“可以!”
“百分之七十？”
“不可以！”
“为什么？”
“那样就只有水啦！”

克格勃工作人员来到赫鲁晓夫的别墅，向赫鲁晓夫汇报市面上流传的讽刺他的笑话。在去别墅的路上工作人员对赫鲁晓夫精心照料的花园很是欣赏，于是开头就说：“赫鲁晓夫·谢尔盖耶维奇，您生活的很好！”
“嗯，”赫鲁晓夫答道，“很快所有的苏联人都将这样生活。”
“请问，”克格勃工作人员惊讶地问道，“那么我们中谁来讲笑话呢？是您还是我？”

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米高扬三人乘坐飞机在莫斯科上空游览视察。赫鲁晓夫看到有许多人正在排队争买面包，便说：“这时候如果我从飞机上投下大批面包和奶油，人们一定会拥护我。”苏斯洛夫看到有不少人在争购美国书报刊物，然后说：“这时候如果我从飞机上投下大量美国书报刊物，人们一定也会拥护我。”米高扬看到有许多人在排队争买猪肉时，就说：“我要是这时能从飞机上投下‘米高扬肉类加工厂’的大量肉食品和香肠的话，人们一定更会拥护我。”然后三个人相窥而笑。这时听到他们议论的飞行员忍不住“嗤”的一下发出声来。
赫鲁晓夫便问道：“飞行员同志，你在笑什么？”
飞行员说：“我是在想……”
“你想什么？”赫鲁晓夫急切地问。
飞行员说：“我是想……我不敢讲。”
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米高扬三人很想知道飞行员的想法，便异口同声地说：“不碍事，你怎么想就怎么讲！你大胆讲，我们保证你这次讲什么都不问罪！”
这时驾驶员才慷慨说道：“我是在想，如果这时我把你们三个人一起从飞机上扔下去，人民一定会拥护的是我！”

原来一直扮演斯大林的功勋演员，提着一个大皮箱去找赫鲁晓夫，说：“你把斯大林批臭了，我只好失业了。”演员走后，把皮包留在赫鲁晓夫办公室里。
赫鲁晓夫好奇地打开一看，原来是扮演斯大林穿的大元帅服。他想，当年斯大林身着大元帅服好不威风啊，就试着穿上元帅服，对着穿衣镜正上下打量。
这时，米高扬轻轻推门进了赫鲁晓夫办公室，猛地一看，连忙跪倒在地求饶道：“斯大林同志，一切都不能怪我，全是赫鲁晓夫那家伙搞的鬼！”

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互相吹牛，夸耀自己的国家。美国人说道：“我的国家实在自由。你可以径直走进白宫，对总统说：‘总统先生，我不同意你的现行对内政策！’”苏联人便答道：“嘿，这有什么！我的国家也很自由！你可以径直走进克里姆林宫，对总书记说：‘总书记同志，我不同意美国总统的现行对内政策！’”

“同志，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吗？”党支书问道。
“对，我是有意见，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见！”

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谈话。
美国人:“我敢在白宫外面大喊,里根下台,你敢吗？”
苏联人:“有什么不敢的？ ”
说完，苏联人走到克里姆林宫外大喊：“里根下台！”

伊万到资本主义国家出差，在那里，他给单位拍了一个电报：“我选择了自由。”这事发生后，单位马上召集了党代会谴责伊万，并要做出组织结论。在会议中间，伊万突然走进了会场！全场哑然。伊万说道：“我非常感兴趣，你们是怎样理解自由的。”

美国百万富翁买下苏联国家百货商场，并宣布要免费分发商品。很快百货商店和通向这里的道路就开始堵塞，并有许多由于拥挤而死伤的人。人们问百万富翁：“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
“我非常感兴趣，当你们实行按需分配时会是什么样子。”

在苏联：
如果你是外交官，你可以一直在国外；
如果你是科学家，你可以每年出一次国；（学界年会）
如果你是运动员，你可以四年出一次国； （奥运会）
如果你是军人，你要12年才能出一次国。（44年卫国战争反攻，56年波匈事件，68年布拉格之春，79年阿富汗）

在苏兹达尔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人们从来不知道的圣经的篇章：世界末日可以在单独的国家到来。

著名的俄罗斯歌唱家维尔京斯基，还是在沙皇时代离开俄罗斯的。这次，他又返回了苏联，带着两个手提箱从车箱里走出来。他放下皮箱，亲吻着大地，看着周围的人：“俄罗斯啊，我都不认识你了！”后来，他一看，皮箱不见了。“俄罗斯哪，我又认出你来了！”

苏联知识分子有五个规则：1、什么都别去思考；2、如果你一定要思考，不要说出来；3、如果你又要思考又要说，那就别写出来；4、如果你又思考又说还写，那么别签名；5、如果以上规则你都不遵守，那你就别感到吃惊。

苏联一个桥梁专家访问罗马尼亚时被邀到自己罗马尼亚的同事家做客。客人夸奖主人的别墅非常豪华。主人把客人带到窗前：“你见到了那座桥了吗？”
苏联桥梁专家：“看见了。”
罗马尼亚工程师：“这就是原因所在！为了建造这座桥我节省了一些钱。”
过了一年，罗马尼亚工程师回访，他夸奖主人的别墅非常豪华。
主人把客人带到窗前：“你见到有桥了吗？”
罗马尼亚工程师：“没见到。”
苏联桥梁专家：“这你就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问：在苏联有专门的小偷吗？
答：没有，人们都是自己偷。
问：什么国家最富？
答：苏联。它已经被偷了五十多年了，但还没有被偷光。
问：在苏共党十二大上，关于住房问题有什么决议吗？
答：增加列宁同志的住房面积。
问：能光屁股坐在刺猬身上吗？
答：可以，但只是在三种情况下：刺猬的刺被剃掉、是别人的屁股或者是党命令那样做。
问：可以用收取的贿赂交党费吗？
答：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苏共党员，那就可以。
问：为什么列宁穿皮鞋，斯大林穿靴子？
答：列宁时代俄罗斯只脏到脚脖子。
问：为什么安德罗波夫，而后是契尔年科在党代会上被一致推选？
答：这是因为安德罗波夫的肾检验结果最差，契尔年科的心电图最差。

上帝赐给人三种品质：忠诚、聪明、苏共党性，但是任何一个人不会两种。因为人如果是聪明和真诚的，他就没有苏共党性；如果他是忠诚和有苏共党性的，他就不是聪明的；如果一个人聪明和有苏共党性，那他就不是真诚的。

伊万在战斗开始前声明：如果我死了，就追认我有党员吧！如果没死，就不用了。

一个外国人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问：“在车上和我们在一起的都是什么人？”
答：“他们是国家的主人。 ”
“而这是什么人开到前面去了？”他指着超过他们的“伏尔加”问道。
答：“这是人民的仆人。 ”

卡尔·马克思想在苏联发表广播演说。勃列日涅夫对他说：“虽然您是人道主义的奠基人，但是我一个人不敢决定那么重大的问题。我们是集体领导。”
马克思说：“我只想说一句话！”
最后，勃列日涅夫只允许说一句话，并且要他自己负责。马克思凑近话筒，大声说道：“全世界的无产者，请原谅我！”

一个年老的女演员想早一点获得国家演员的称号，人们就建议她入党。在入党仪式上人们问她怎么看共产主义。女演员说：所有东西都是充足的，不论是食品还是商品，还允许出国，总之，像在沙皇时代一样。

在五一节的游行上，伊万举着这样一个牌子走过会场：感谢你，斯大林同志，是你给了我幸福的童年。党代表找到他：“你在侮辱我们的常识吗？谁都知道当你在童年的时候我们的斯大林同志还没出生呢！”伊万答道：“这就是我感谢他的原因。”

苏共党员2万的时候 十月革命成功了；200万的时候 二战胜利了；2000万的时候 苏联解体了。

苏斯洛夫同志和谢列平同志吵得面红耳赤，没有注意赫鲁晓夫同志就在旁边。
苏斯洛夫同志说：你是个大白痴！
谢列平同志说：我这辈子从没见过像你这么蠢的猪！
这时候赫鲁晓夫同志插口劝阻：两位同志请注意。你们忘了我在这里。

赫鲁晓夫来华盛顿拜访肯尼迪，肯尼迪在白宫殷勤款待。席间，厨房上了一道烤香肠，赫鲁晓夫吃了以后对其美味赞不绝口。肯尼迪对赫鲁晓夫夸口说：“在我们农场，生产美味的香肠已经达到了完全自动化水平，你只要赶一头猪到香肠制造机的入口里去，过不多久机器的那一头就会自动出来一串一串的香肠……”赫鲁晓夫边嚼着香肠边连连点头，肯尼迪十分得意。这时，坐在一旁的杰奎琳由于嫌香肠油脂多，吃了一点就吩咐把她的那份撤了。赫鲁晓夫同志问肯尼迪：“撤下去的香肠你们怎么办？”肯尼迪答道：“当垃圾倒掉呗！”赫鲁晓夫摇了摇头，说：“在我们那里，吃剩的香肠只要往我们的香肠制造机出口扔进去，机器的那一头过不了多久就会跑出一头猪来……”

在一位老专家的葬礼上，他生前的两位同事低声交谈着。
“伊万教授身体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就……”
“听说是自杀。”
“为什么？”
“那是因为一天晚上，斯大林好像要找他研究什么问题来着。”
“那也不至于自杀啊”
“关键是斯大林是叫贝利亚派车去接的。”
“那更不至于了！”
“问题是一开始贝利亚派了一辆克里姆林宫的专车去接的，没想到开到半路上车抛锚了，再派又来不及，于是贝利亚叫他的部下就近从内务部派了一辆专车去了……”

一位克格勃官员面授打字员给另一克格勃官员写封信。
“信的开头怎样写？”打字员问，“是尊敬的先生吗？”
“尊敬的？可他是一个十足的滑头和屠夫，不能这样称呼。要么就称亲爱的同行吧！”

在一列火车上，同一车厢里坐着勃列日涅夫、菲德尔·卡斯特罗、尼克松和他的美国律师。途中，勃列日涅夫同志取出一瓶伏特加酒，逐个给大家斟酒，然后将剩下的半瓶往窗外一甩。
“你这样不太浪费了吗？”尼克松惊奇地问。
“苏联有的是伏特加，”勃列日涅夫同志非常骄傲地说，“我们根本喝不完。”
过了一会，菲德尔拿出几根哈瓦那雪茄分给同伴，他自己也点燃了一根，可没吸几口就把它扔出了窗外。
尼克松又奇怪地问：“我想古巴的经济并不怎么景气，为何这么好的雪茄就给扔了呢？”
菲德尔满不在乎地说：“在古巴，我们有的是雪茄，怎么也抽不完。”
尼克松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站起来，抱起身边的律师，硬把他塞出了窗外……

“我那在部队的儿子由于干活太卖力气，反被关了8天禁闭。”
“那是怎么回事呢？”
“那天，头儿要他去挖战壕，他便拼命干起来，直到把那个坑挖得老深。他希望能得到头儿的赞赏，谁知头儿看后斥责他贪生怕死。”

作家应征入伍，列队开始编班。班长问：“你念过书吗？”
作家立刻骄傲而自负地说：“念过。我念过中学，而且在大学取得3个学位，还有写作……”
班长望他一眼，点点头，手中高举一块橡皮印章在他名下盖了：“识字”。

斯塔西审问一个经常去做礼拜的教徒：“你是否承认，你经常去教堂？”
“是的。”
“你是否还承认，你亲吻了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脚？”
“是的。”
“你也会亲吻我们昂内克同志的脚吗？”
“当然，只要他也钉死在那里!”

昂内克死后敲开彼得的大门，后者看着他问到：“你是不是走错了？到地狱去！”
半年后，两个地狱里的小鬼敲开彼得的门。
彼得：“你们不属于这里！”
他们回答说：“不，我们是第一批难民！”

一架东德国内航班的飞机被劫持到科隆－波恩机场。 飞机在跑道上被西德GSG9特种反恐部队监控起来。东德中央委员会开了两个小时会议，研究该如何应对。最后得出了一个决定，问一下劫持者，到底有什么要求。劫持者是一个父亲，育有两个孩子，他提了三个要求：·他想要预订的卫星牌汽车能够最终交货，为此他已经等了14年；·他想给他的家庭要一个三居室的房子；·他想要今年去波罗的海度假。谈判人员向中央委员会汇报了上述愿望。委员们又了几个小时的会议，讨论是否应该屈服他的要求。米尔克（注：斯塔西头目）警告说，鉴于有人会效仿，最好不要让步。然后有人建议，最好先弄清楚，如果不满足劫匪的要求的话，他会用什么来威胁他们。谈判人员又被送回科隆－波恩机场。劫匪响亮地回答说：“那么我每个小时就释放两名人质……”

如果撒哈拉变成社会主义会发生什么？第一个十年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此后沙子会逐渐短缺。

埃里克·昂内克在卡尔·马克思市视察一个幼儿园。孩子事先情绪高地做了准备。
现在埃里克问小汉斯：“好，我的小家伙，谁是你的爸爸？”
“你，埃里克叔叔！”
埃里克很高兴，又接着问：“现在你告诉我，那么谁是你的妈妈呢？”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埃里克叔叔！”
埃里克听了又很开心，于是继续问：“那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的小家伙？”
“我想变成孤儿，埃里克叔叔！”

东德的爱森纳赫（依发牌瓦尔特堡汽车厂所在地）人听说日本人这样测试汽车的密封性：他们把一只猫关进车里，三天之后，如果这猫窒息而死，那么零部件的密封性能判定合格。凡事爱争第一的爱森纳赫人决定效仿，用同样的方法来测试瓦尔特堡汽车。三天之后，如果这猫还呆在汽车里没有跑掉的话，那么零部件就被判定密封性合格。

一个法国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德国人坐火车从波恩到东柏林。突然他们发现有有一个魔鬼追赶列车。他们都吓坏了。法国人抓起他所有的法郎，扔出窗外。他说：“也许这能让魔鬼知足的。”魔鬼继续紧追不舍。美国抓起他所有的美元扔出去，魔鬼依然追个不停。东德人把头伸出窗外，在风中喊了些什么。魔鬼突然停止下来，开始向相反方向逃跑。“你都说了些什么呀？”他的同伴问。 “我告诉他，如果他再继续跟着跑的话，马上就要进入东德了。”

一天晚上，埃里希·昂内克和地下恋人在豪华寝室里说着枕边悄悄话。他心情舒畅，慷慨地许诺她一个礼物，要什么都行。她想了一会，回答说：“哦，埃里希，如果让你一定要为我做一件事的话，我希望是：开放柏林墙，一天就够了。”昂内克说：“当然没问题，亲爱的。”不过他对她这样的请求有些不解，就问，“为什么要我做这样一件事呢？”地下回答说：“我只想和你单独享受二人世界。”

昂内克遇到毛问：“在中国，您有多少个政敌？“
答：“我估计有1700万。”
昂内克说：“哦，和我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注：东德居民人数是1700万）
问：马雅可夫斯基真的是自杀的吗？
答：是的，确实是的，甚至他的临终遗言还保存下来了呢：不要开枪，同志们！

埃里希·昂内克随外交使团在奥地利。东德和奥地利的政府各个部长被一一介绍。最后，当一个人被介绍是奥地利的海军部长的时候，昂内克忍不住哈哈大笑：“但是你们连海岸线都没有！” 奥地利人被激怒了，反驳说：“介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贸易部长的时候，我们可是表现得很有礼貌！”

老师问：“弗里茨，为什么你总是说成‘我们的苏维埃兄弟’？应该说成‘苏维埃朋友’才对。”
弗里茨回应道：“好吧，但是朋友的话，你是可以选择的。”

问：为什么我们苏联不急着登月？
答：如果宇航员拒绝回来怎么办？
问：苏联人民真的不需要立体音响设备吗？
答：原则上，是的。人们从各个方向听到的东西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问：我们劳动营的条件真的是很棒吗？
答：原则上，是的。五年前，我们的一个听众对此抱有怀疑，所以他被派去实地调查。他看来真的很喜欢那里，到现在也没有回来。

两个东德警察站在柏林墙附近聊天。一个问：“你觉得我们的政权如何？”
另一个回答说：“和你的看法一样。”
“这样的话，我就有责任逮捕你！”

一名观光客在列宁格勒旅行时，途中因为滑了跤而跌入正在施工的水沟中，满身肮脏的美国人气愤地向导游说：“在美国，危险场所都会竖起红旗，才可以避免危险啊！”
“我国也是一样啊！”导游说：“难道你在入境时没看见竖起着大红旗吗？”

列宁格勒涅瓦河的桥上聚集了许多群众，当民警前来察看时，看见一名犹太老人很认真地朗读着希伯来文的课文。
“喂！老先生，你在这儿做什么？”警察询问道。
“我只是在这里念希伯来文而已。”
“你念这个东西做什么呢？”
“你看也知道我都这么老了，就不久于人世了。因为我想到死后会遇见上帝，所以得先学会上帝的语言啊！”
警察听了讽刺地笑着说：“你怎么知道你会上天堂？”
老人点头答道：“我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上天堂啦，但若不是上天堂那就更不用担心了，因为另一边一定是讲俄文的！”

斯大林找来拉狄克：“我知道你在传播关于我的笑话。这很无礼。”
“为什么？”
“因为我是全体人民的伟大领袖、导师和朋友。”
“天地良心，我没和任何人讲过这个笑话。”

-问：克里姆林宫如何处理耗子呢？
-答：很简单，我们竖一块“集体农庄”的标志牌，然后一半老鼠会挨饿，另一半会跑路。

“勃列日涅夫同志，听说您收集政治笑话，是真的么？”
“是的。”
“那么您现在收集了多少了呢？”
“三座半劳改营。”

问：美国和苏联宪法有什么区别？不是都保证言论自由吗？
答：当然，不过美国宪法也保证言论后的自由。

在内战期间，由挨饿农民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斯莫尔尼宫递交请愿：
“我们都开始像马一样吃青草了。”一个代表团成员说。
“很快我们就会像马一样叫了！”
“得了吧，别担心！”列宁肯定地说，“我们在这儿喝着加蜂蜜的茶，也没像蜜蜂一样嗡嗡叫，不是么？”

一个老师领着她的学生经过公园，路上看到了一只小白兔。他的学生都是城里人，没见过白兔。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老师问。没人知道。
“孩子们，”老师试图引导学生的思路，“他是我们常读的许多故事、歌曲和诗歌中的角色。”
一个学生赶忙向小兔敬礼，恭敬地说：“原来您长这样，列宁爷爷！”

斯大林去看一场苏联喜剧电影的首映式。在影片播放时他一直快活地大笑，不过在电影结束之时他突然问道：“好吧，我喜欢这电影。可为什么那个丑角的小胡子和我的一样？”
所有人都噤若寒蝉，只有一人怯怯地提议道：“斯大林同志，要不要让演员把胡子剃了？”
斯大林答道：“好主意，枪毙前先把胡子剃了。”

斯大林在党代会上作报告。突然有人打了个喷嚏。
“谁打喷嚏了？”寂静。
“第一排起立！把他们毙了！”第一排的人都被毙了。
斯大林又问：“谁打喷嚏了？”还是没人回答。
“第二排起立！把他们毙了！”第二排也都被枪毙了。
“谁打喷嚏了？”最后，大厅里响起了一个哽咽的声音：“是我，是我！”
斯大林说：“小心身体，同志，别感冒！”

一个老妇人等了两个小时才挤上汽车。当她终于上车之后，她擦了擦她的额头，说：“终于上来了，感谢上帝！”司机说：“大娘，你不能这么说。你必须说‘感谢斯大林同志’。”
“抱歉，同志。”老夫人答道，“我就是个落后的老女人。我会从现在开始按你说的说的。”
过了一会儿，她又问道：“抱歉，同志，我很老很笨。如果不让说上帝，斯大林死了，那我该怎么说？”
“好吧，到那时候你就可以说‘感谢上帝’了！”

演讲后，勃列日涅夫向秘书抱怨：“我让你准备15分钟的讲稿，你的稿子却让我讲了45分钟！”
秘书：“我给了您三份讲稿……”

勃列日涅夫在路上看到一个人扛着西瓜回家。他停下车，招呼那人，要那人把西瓜卖给他。“好吧，勃列日涅夫同志。”那人说，“您选一个吧。”
“可只有一个西瓜啊。”
“我们选您的时候就是这样。”

1978年勃列日涅夫建议乌尔霍·吉科宁总统（芬兰总统）取消苏芬两国的边境线。吉科宁最初很感兴趣，不过后来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太老，管理那么大个国家有些难度。

塔斯社通讯：今天，由于健康状况恶化且没有恢复意识，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同志接任总书记职务。
塔斯社通讯：今天，由于健康状况恶化且没有恢复意识，勃列日涅夫·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恢复担任总书记职务。
另一则塔斯社通讯：同志们，你们该开心了，因为苏联共产党和全苏联今天【又一次】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监狱里两个囚犯正交流经验。
“你是因为政治犯罪被捕的么？”
“当然。我是个管子工，被党委员会叫去修下水管。我看了看，说，‘整个体系都该换换了’，于是我就被判了7年。”

新来的苏联移民正在回答记者的问题：
“在苏联生活如何？”
“没的抱怨。”
“在那儿你的工作如何？”
“没的抱怨。”
“孩子上学如何？”
“没的抱怨。”
“所以说，你在苏联快乐么？”
“没的抱怨。”
“好吧。”记者继续道，“那你为什么要移民来以色列？”
“因为在这儿我可以抱怨！”

一个男的在报亭买了一份真理报。摊主好奇地问道：“同志，每天早上你都在我这儿买真理报，可连翻都不翻开就扔掉，为什么？”
男人答道：“我只对头版感兴趣。我在等一份讣告。”
摊主奇怪了：“可是头版上没有讣告部分啊？”
男人答道：“我向您保证，我想看的讣告会上头版的。”

-我的妻子已经在厨艺学校学了三年了。
-哇，那她的厨艺一定很好咯？
-没有，她们刚学习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问：尼克松来莫斯科时，他和赫鲁晓夫绕克里姆林宫赛并跑了第一，我们该怎么报道？
答：“在国际长跑比赛中，我们的第一书记同志获得了光荣的第二名，尼克松先生则为倒数第二。”
问：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吗？
答：不会，不过为和平而进行的斗争到很可能会让全世界寸草不生。
问：如果社会主义在格陵兰建成会怎样？
答：首先，雪只有在有配给票时才会下，其次它只会被分配给克格勃军官和他们的家属。
问：什么单词以R开头且没有结尾？
答：改革（Reorganization）。
问：什么被允许，什么被禁止？
答：在英国被允许的被允许，被禁止的被禁止；在美国不被禁止的都被允许；在德国不被允许的都被禁止；在法国什么都被允许，包括被禁止的；在苏联什么都被禁止，包括被允许的。
问：什么是最长的笑话？
答：赫鲁晓夫在党代会上的讲话。
问：为什么索尔仁尼琴、布科夫斯基、博洛茨基等不同政见者都被流放到外国去了？
答：你不知道一类品用于出口么？
问：我们的敌人是用什么方法来对抗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呢？
答：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合理化建议”栏目中讨论。
问：有什么问题你不能回答？
答：没有。我们根据苏共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完成工作，任何问题我们都能给出答案。

一只苏联的兔子在街上狂奔。

“你跑得这么快，慌什么？”熊问。

“你不知道么？他们现在在逮捕所有的骆驼，还要阉割他们。”

“可你是兔子不是骆驼啊。”

“对，不过假设他们逮到你，在他们阉掉你之后，就能证明你是骆驼了！”

一个犹太人申请移民去以色列。据他说，他的哥哥在以色列病得很重，需要帮助。办公室的官员问他：“那为什么不让你的哥哥来我们苏联，而要你亲自过去？”
“我的哥哥是得了病，但还没有得精神病。”

为了解决黄油短缺问题，苏联政治局要求苏联科学家研究技术，把粪便做成黄油，并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期间完成。在六个月的工作之后，政治局要求进展报告。科学家报告称他们实现了50%的成功。政治局要求解释，答复如下：“人们已经可以把它涂在面包上，但还没有学会去吃。”

在奥运会上，苏联掷链球（注：在英文中链球实为“锤子”，Hammer）选手打破了世界纪录。记者采访他问：“你是怎么把锤子抛的那么远的？”
“如果再搭上个镰刀，我能扔出两倍远。”

苏联社会七大谜题：
1、总是没人工作，计划却总是完成；
2、计划总是完成，可（商店）柜台总是空的；
3、柜台总是空的，可却没人挨饿；
4、没人挨饿，可所有人都不高兴；
5、所有人都不高兴，可是没人抱怨；
6、没人抱怨，可是天天有人上街游行；
7、天天有人上街游行，可政府却总是以99.9%的得票率当选。

问：你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笑话正被重新认识吗？
答：当然。过去一个笑话判15年，现在只判3年。

一个苏联卫兵问政治犯：
“刑期多久？”
“十年。”
“犯了什么罪？”
“没犯罪。”
“你撒谎！没犯罪他们只给判5年！”

一个日本工人被派到苏联维修日本产的机械。日本人每天工作8小时，不和别人说话。一个月后他的工作期满。在他返回日本之前，日本人眼含泪水地对大家说：“我道歉，我的好工人同志们。我知道工人们应该团结起来，但我有合同在身，我不得不工作，我为没有参与你们的长期罢工而向你们正式道歉！”

苏联人和美国人争论什么是最勇敢的人。
美国人说：“举例来讲，我们有十辆汽车，其中一辆没有刹车。我们抽签，每人搭一辆开山路。最后我们中的一个人住院，另外九个去看他。”
苏联人说：“我们聚在公寓里，即便知道我们中有一个告密者。我们讲了一晚上政治笑话，然后九个人进了监狱，另外一个去看他们。”

一个外国代表团突击访问了一个集体农庄。没时间准备。代表团走后，集体农庄主席拉过区党委书记说：“你们没提前告诉我，所以他们都看见了。牛栏的废墟，那些灰尘，我们的贫穷。”
“别担心。”党书记说道。
“不过他们现在就能传的满世界都知道啊。”
“那就让他们沉浸在一贯的造谣中伤里吧。”党书记答道。

在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学校中，老师正在让学生说说自己的父亲。
“图拉什维里，说说你的父亲。”
“我爸爸种橘子。他把它们带到莫斯科销售，赚了不少钱。”
“你了，布里泽。”
“我爸爸种月桂叶。他把它们带到莫斯科销售，赚了不少钱。”
“你了，克里维泽。”
“我爸爸在反贪污和投机倒把分局工作。每次布里泽和图拉什维里的爸爸去莫斯科的时候都回去看看我爸爸。因此他赚了不少钱。”
“你了，查维查瓦泽。”
“我爸爸是生物工程师。”
全班大笑。
“孩子们。”老师严肃地说，“不要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悲伤之上。”

全世界进行对关于大象的最佳书籍的评奖大赛。
法国人递交了一册精装的《大象家庭内的三角恋研究》
英国人提交了一套《大象与世界贸易》
德国人提交了24卷本的一套《大象学综介》
美国发放了一百万份传单，上面写着：“赢大象，不需购买。”
苏联提交了三卷书，题目如下：《第1卷：大象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第2卷：大象在世界上最进步的苏联社会的光芒中的快乐生活》《第3卷：苏联——大象的祖国》

在入党审批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是：“你怎么看待苏联政府？”
一人回答：“就像看待我妻子一样。”
“怎么解释？”
“第一，我爱她；第二，我怕她；第三，我想换一个。”

在莫斯科红场，人们正排队参观列宁墓卫兵换岗。一个小孩问：
“爸爸，为什么他们总是要看守这陵墓？”
“他们不是一直说吗？”父亲答道，“列宁是永生的。如果他看不下去了决定出来怎么办？”

斯大林招来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我已经读了你的小说《新垦地》。写得非常好，我喜欢。我想，你为啥不写一篇文章，就叫《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害怕我写不好，斯大林同志。最近我的健康状况不好。”
“我们会帮你的。我们会把你送到格鲁吉亚去，那里有酒有葡萄。”
“好吧，斯大林同志。那请让我和家人道个别。”
“为什么？”
“我怕我的文章不成功。”

“奶奶，列宁好吗？”
“当然，孙子，他很好。”
“斯大林呢？他坏吗？”
“坏，当然坏。”
“赫鲁晓夫呢？他怎么样？”
“等他死了，我们就知道了。”

党代会。斯大林发言：“今天我们有两个问题要讨论。第一，我们需要枪毙所有的政治局委员。第二，我们需要把列宁墓涂成亮绿色。”
观众席中传来了一个怯怯的声音：“为什么涂成亮绿色？”
“很好，我就知道大家对问题一没有不同意见。”

斯大林想要测试一下党员的忠诚性。他召来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乌克兰人和一个犹太人，要求他们从十层楼窗台上跳下去。
俄罗斯人往窗外看了一眼，哀求道：“斯大林同志，求求您，我有家人、孩子……”
“逮捕他！”斯大林下令。
乌克兰人往窗外看了一眼，跪了下来：“斯大林同志，行行好！我得独自支撑整个家庭！”
“逮捕他！”斯大林下令。
犹太人脱掉夹克、裤子，摘下手表，都交给斯大林：“求求您，把这些交给我妻子。”然后转身跳出窗外。当然了，斯大林只是开玩笑，犹太人被下面的网子接住，并没摔成碎片。他被带回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感动地说：“我的好朋友，您已经证明了您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您会因此获得勋章和更好的工作。我只是有一点不解：您的勇气是哪里来的？这对我们是万分珍贵的。”
犹太人答道：“说实话吧，斯大林同志，死了都比现在的生活要好。”

尼克松先生访问莫斯科，赫鲁晓夫带着他参观首都，尤其是各个新建住宅区。
“那些是什么？”尼克松突然问道。
“你什么意思啊？”赫鲁晓夫傲慢地反问，“电视机。”
“好啊！”尼克松赞叹道，“你们不只已经赶上了我们，在一些地方甚至已经超过了我们。”
“哪里？”赫鲁晓夫欣喜若狂。
“比如说吧，我们从不在猪圈里安装电视机。”

斯大林就要死了，他把赫鲁晓夫招来：“赫鲁晓夫·谢尔盖耶维奇，我知道你会继承我并超越我，”斯大林说，“我给你准备了两封信。如果你遇到了危机，就拆开第一封；如果再遇到，就拆开第二封。”
赫鲁晓夫拿走了两封信。1956年，他遇到了匈牙利和苏伊士危机。于是赫鲁晓夫拆开了第一封信，上面写着：“都怪在我头上！”于是苏共二十大召开，斯大林主义终结了。
1964年，赫鲁晓夫又碰上了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政变，于是他拆开第二个，只见上面写着：“准备两封信。”

科学家联名要求赫鲁晓夫去领导一个癌症治疗所。赫鲁晓夫推脱道：“谢谢同志们的支持，但我对癌症一窍不通啊。”
科学家们纷纷说道：“赫鲁晓夫同志，您只要应用一下您在农业问题上的经验就好了！您一负责，粮食就全不见了！”

电话铃响了，勃列日涅夫拿起听筒：“您好，这是亲爱的勃列日涅夫·伊里奇……”（苏联官方常称勃列日涅夫为“亲爱的勃列日涅夫·伊里奇”）

塔斯社通讯：“……昨天在莫斯科发生了一起针对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失败暗杀事件。子弹穿透汽车的防弹玻璃，击中勃列日涅夫同志胸前的勋章，随后反弹并打死了司机。”

科学家发明了一种电脑，能够计算出与共产主义的距离。在勃列日涅夫的监督下，科学家输入了所有的信息，计算机开始计算。一天、两天，三天……最终计算机得出了结果并打在了卡带上：18千米。科学家十分震惊。肯定是算错了！他们重来了一次，还是这个数字！学院的锅炉工突然懂了什么：“同志们，朋友们，数据没有错！勃列日涅夫同志告诉过我们，每一个五年计划都能让我们向共产主义迈进一步！”

勃列日涅夫在电视上对公众讲话：“近日在莫斯科有恶毒的流言说我的警卫开的车里不是我而是个假人。我必须得说这是相当肮脏的谎言！他们在给我开车，而不是假人！”

勃列日涅夫在一位重要政治人物的葬礼上讲话：“同志们，我能理解你们的表情为什么这么难看。我能理解你们的着装为什么这么没品位。不过我不能理解的是你们的教养怎么这么糟糕！音乐响了这么久，就我一个人知道要邀请女士跳舞！”

勃列日涅夫在向工人们讲话：“很快我们就能生活得更好！”
台下传来一个声音：“我们怎么办？”

勃列日涅夫坐车在莫斯科街头闲逛，突然看到一座纪念碑。
“这座纪念碑是谁的？”
“契诃夫的，勃列日涅夫·伊里奇。”
“哦，很好。我读过他的《姆姆》。”
“抱歉，勃列日涅夫·伊里奇，《姆姆》不是契诃夫写的，而是屠格涅夫。”
“哦，真的么？那这可真蠢。”勃列日涅夫评论道，“《姆姆》是屠格涅夫写的，可契诃夫却得到了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