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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区赵全营镇东绛洲营村调研报告

一、村庄基本情况

顺义区赵全营镇东绛洲营村是北京郊区一个比较普通的北方村庄，全村总面积约1600亩（其中被征地约300余亩）。2018年底，该村常住人口370人、110户，其中外来人口近100人，这些外来人口主要是在附近空港企业上班租住在村内的人口。全村耕地面积680.3亩（其中基本农田508亩），林地186亩（含平原造林80亩），园地15亩，水面40.47亩。2000年该村以1999年12月31日为时间节点完成了承包地确权，当时参加土地确权的户籍人口289人，人均确权地3.03亩。

2018年该村集体总收入279.89万元（比2017年的230.9万元增加48.99万元），其中财政补贴奖励138.37万元（比基2017年的155.6万元减少了17.23万元）；村集体全年总支出240.65万元（比2017年的218.8万元增加了21.85万元）。2018年，该村农民人均纯收入3.16万元，在全区处于中上水平。

近十年来，该村有过三次小规模的征地。第一次征地发生在2010年，因空港C区建设征收土地153亩，每亩征地补偿费9万元；第二次征地发生在2013年，也是因为空港C区建设征收土150余亩，每亩征地补偿费11万元；第三次征地发生在2017年，因修建京沈客运高铁专线征收土地近5亩，每亩征地补偿费20万元。在空港C区建设二次征地中，根据北京市政府2004年148号令，相应确定该村农转非人员共37人（其中第一次16人，第二次21人）。京沈客运高铁专线征收土地将给该村一个劳动力转非指标。该村有土地征收补偿费1498万多元，专账管理，村里可以使用征收补偿费的利息用于发放村民福利。2018年利息约21万元，其中70%分配给村民福利，30%留作村集体使用。

该村产业主要是籽种、花卉、苗圃，其中花卉以种植蝴蝶兰为主，面积150多亩，具备一定的规模。该村确权地的流转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村民自主流转，约200多亩；另一种是村民将确权地统一流转给村集体，由村集体再流转出去。2014年该村确定的流转给村集体的土地流转费为每亩1200元，至今没有调整土地流转费标准。2018年村里发放给村民的土地流转费76万元。全村有劳动力160多人，基本上都外出打工。村里只有2户村民自家种植苗圃，面积不到10亩，其他村民都将土地流转出去了。

该村曾有三家从事冲压件加工生产的工业企业，解决本村二三十村民就业，加上附近村民，共约六七十村民就业。村里每年除了收取上述三家企业约27亩的土地租金外，还可以从三家企业获得20多少万元的税收返还收入。2017年因环保督查，这三家企业被关闭，现该村已没有工业企业。

该村共有中共党员26名，其中4名离退休党员。仅有的三户低收入户已于2018年脱低。该村2名低保户董克立、王长青，均存在智障，每月领取家庭保障资金1485元。

2018年该村完成了违章建筑拆除后，相应加强了环境整治和绿化工作。从直观上看，该村绿化总体较好，村庄规划建设有序，环境卫生优良。村里还建立了一套村民福利制度，2018年全村发放村民福利费48.83万元。

该村有房姓、董姓、张姓、丁姓等姓氏。我随意走到村民房晓兴的家里与之聊天，生于1965年的房晓兴只有两口子在家，他们唯一的闺女已经嫁到通州区，10多亩土已经流转给村集体。房晓兴是该村2名保洁员之一，村里另设有6名专职巡防员，加强村内治安和环境等方面工作。村书记张亚军已任村书记25年，带领该村获得的荣誉不少，其中有首都绿色村庄、首都文明村、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过初步的调研，我发现该村存在的问题可以分为具体问题、发展问题和深层问题三个方面。

（一）具体问题

一是停车位问题。该村村民自购小车较多，目前没有划出正式的停车位，存在一些随意停车和其他不规范的现象，影响村容，也产生一些不方便之处。

二是建筑垃圾处理问题。村里主要有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两大类，对于生活垃圾，已经实行户整理、村收集、镇运输，镇村每天收集运输生活垃圾二次，可以说生活垃圾的处理已不成问题。现在关键是建筑产生的渣土垃圾的处理比较困难，一些建筑垃圾处理点对于土多一点的建筑垃圾拒绝回收，一般垃圾运输车也不准上公路，需专用建筑垃圾车才能上路运输，这些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性。

三是煤改电设备补偿问题。2015年该村列入煤改电试点村，每户村民花费7000元用于购买煤改电设备。而2016年、2017年在全镇推广煤改电项目时，煤改电设备全部免费配送给村民。这使该村村民感到明显的不公平。为平息民怨，村里从村集体资金里对每户村民进行了补偿，但上级至今未对该村进行相应补偿。

（二）发展问题

一是设施农业发展问题。2018年以来的“一刀切”式的大棚房清理，导致该村设施农业受到毁灭性打击。该村反映，作为假借设施农业之名行建房之实的“大棚户”，的确应该严格清理，但真正从事蔬菜种植的大棚，则需要建设一定比例的配套操作房间，才能正常开展农业生产。2018年8月底，原驻在该村的顺义区三农研究会建设的有关大棚和房屋被全部拆除。有的规定蔬菜大棚内的作业小道不超过60公分宽，但相应的农用小推车往往超过60公分。这些政策明显脱离实际。

二是生猪饲养问题。2018年以来，随着非洲猪瘟的爆发，该村对2处养猪场所进行了清退，对202头生猪进行了无害化处理。现在该村已无一家养猪。村民养猪受到了严格限制。

三是闲置厂房土地利用问题。该村因环保问题而关闭的三家工业企业，占地近30亩，现完全闲置。如何利用好这些村内的集体建设用地，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一个大课题。

四是农民合作社发展问题。目前该村尚未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这在花卉等乡村产业中，不能很好地组织农民参与和发展。

（三）深层问题

一是人口老龄化问题。2018年该村有60岁以上的老人65人，到2019年增加到71人，老龄化率为19.18%，村庄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当突出。这个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如何使老年人老有所养，是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

二是村庄空心化问题。该村中青年人基本上都外出打工谋生，留在村内的多是一些老人。我们在村内溜达时，发现村庄虽然很整洁宁静，绿化也很好，但就是没见到年轻人，我只见到一些老人在晒太阳或聊天。村庄空心化同样具有普遍性。没有年轻人的村庄，就难以有生机活力和持续发展。

三是治理现代化问题。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和作用发挥的不够明显，村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比较缺乏。村庄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完善。

三、几点建议

该村存在的一些问题，有的是村庄本身可以解决的，有的则是村庄自身无法解决的，需要从国家、政府以及社会等层面加以合力解决。

（一）针对具体问题的建议：一是与有关交通部门联系，做好村内停车位的规范化划分和有序化管理工作。二是与上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联系反映，统筹解决建筑垃圾的回收处理工作。三是继续向上级党委政府争取解决煤改电相关设备费用补贴问题。

（二）针对发展问题的建议：一是改变“一刀切”式的大棚房清理方式，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既做到坚决制止利用发展设施农业违规建设大棚房现象，又做到立足设施农业发展实际，制定有利于真正发展设施农业的相关政策。二是应当允许村民自愿饲养生猪，减少过多的行政干预，尊重农民的生产生活习性，克服农村工作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三是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依法登记并经本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村民体表同意的条件下，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直接使用。该村可以依此新规定，为产业发展利用好闲置厂房土地。四是根据该村籽种、花卉等产业发展实际，相应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三）针对深层问题的建议：一是全面废止长期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真正将自主生育权还给村民家庭，加快建立鼓励生育的政策体系，切实降低生育成本和教育成本；加强老有所养政策制度体系建设，在村里尽快建立老年餐厅，解决老年人就餐问题，同时建立健全老人照料服务体系和老人社会福利制度，保障老有所养。二是加快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人口和其他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自由流动，构建返乡人员自由选择的政策制度环境。三是创新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应有作用；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确保高度集中起来的村庄公共权力置于法律和村民的监督制约之下，防止和惩治村庄腐败。特别是要防止任性而不负责的公共权力摧毁农业、折腾村庄、压制村民，要敬畏乡村发展的文化基因和内在规律，尊重农民的生产生活自主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实现乡村善治。

2019年9月13日

从“蚁族”聚居村到现代都市区——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村城市化转型的调查与思考

唐家岭村隶属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快速的城市化，推动了唐家岭村从传统乡村到城乡结合部，再到现代大都市社区的历史性飞跃。

一、基本情况：曾经著名的“蚁族”聚居村

2009年底，唐家岭村户籍人口3364人，其中非农业户籍人口2039人、农业户籍人口1325人，外来人口5万多人。外来人口相当一部分是在唐家岭村附近中关村企业上班的大学毕业生，他们被称为“蚁族”。

2010年5月，作为全市城乡结合部50个重点改造村之一的唐家岭村，以村民代表大会方式通过自主制定的全村腾退改造方案。2018年10月，唐家岭村委会建制被撤销，结束了村居并存的历史。截至2020年底，唐家岭社区常住户籍人口1335户3550人，辖区内居住总人口12939人；村域总面积483.06公顷，其中基本农田19.26公顷、园地141.41公顷、林地19.26公顷、规划用地231.58公顷、交通运输用地52.42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16.49公顷、其他用地2.64公顷。

二、唐家岭村城市化转型的主要做法

（一）实行旧村腾退搬迁上楼，集中建设唐家岭新城

2010年唐家岭地区正式启动整体改造工程，2012年7月开始回迁上楼。根据腾退安置政策，唐家岭村安置房面积按村民原有宅基地面积1:1置换。被腾退搬迁户家庭人均面积不足50平方米的，可按人均50平方米补足。唐家岭村腾退搬迁方案还规定了相关奖励政策。村民腾退旧村建成的唐家岭新城，占地面积11.7公顷，总建筑面积约为34.74万平方米，共18栋住宅3159套，居住户籍人口1335户。

（二）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

唐家岭村以2010年12月31日为时点进行了清产核资，确认唐家岭村集体资产总额455412161.49元，净资产45514861.17元。唐家岭村股权设置包括集体股与个人股，集体股占10%、个人股占90%，全村共有1796人享有基本份额，股东去世与继承人合并入股，最终入股股东1791人。

2016年，唐家岭村经济合作社转制成立唐家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2019年12月，唐家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完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换证工作。2020年，唐家岭村股份社股东每年每股分红高达4万元。

（三）实行整建制农转非，实现农民身份市民化

进入21世纪以来，唐家岭村集体土地先后被征收1710亩，现在尚有集体土地4170亩。自2004年7月1日施行《北京市建设征地补偿办法》后，唐家岭村征地转非和整建制农转非均依此实施“逢征必转”“逢征必保”政策。在2006年前，唐家岭村征地转非306人；2006年，唐家岭村两次征地分别完成劳动力转非473人和200人，劳动力转非费用为3376.8万元；2011年，唐家岭村完成921人征地转非，劳动力转非费用为6431.6万元；2015年12月，唐家岭村进行最后一次280人的整建制转非，劳动力转非费用为709万元。2006年以后唐家岭村取得征地批复的土地1703.662亩，征地补偿金额为128334.805万元。

唐家岭村征地转非和整建制农转非一共涉及2180人，农转非费用共计29945万元，人均农转非费用13.7万元。其中：劳动力转非涉及1871人，劳动力转非费用共计13475万元，人均转非费用7.2万元；超转人员309人，缴纳超转费用16470万元，人均53.3万元。由于唐家岭地区整体转非时间比较早，且为了节约转非成本，唐家岭村前期优先安排了超转人员转非工作，所以人均53.3万元看起来相对不高。但是根据海淀区西北旺镇2020年整建制转非的6个村来看，一名超转人员最高转非费用高达766万元。

（四）创新集体土地入市方式，率先建设集体公共租赁住房

2012年，唐家岭村经批准，在全国率先开展利用集体产业用地建设公租房试点。唐家岭村公租房建筑面积73749.92平方米，共建成1498套公租房。按照有关要求，唐家岭公租房项目纳入政府保障性住房规划和年度计划，按照每平方米每月55元的价格整体租赁给海淀区住房保障办公室。2017年，唐家岭公租房项目正式移交海淀区住保办统一管理和配租。截至2021年底，唐家岭公租房居住率达到90%，居住在公租房里的人员基本上都是附近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2020年，唐家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从公租房项目中收取租金4933万元。

（五）发挥集体经济组织主体作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唐家岭村在城市化转型进程中，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即村经济合作社、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在集体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2012年，经北京市政府和海淀区政府批准的唐家岭产业园项目，就是利用集体土地建设的产业园，总用地面积103680.97平方米。唐家岭产业园项目由唐家岭村经济合作社开发建设，建设总投资11亿元。2011年4月，唐家岭村与西北旺镇下属企业北京百旺种植园签订为期20年的土地租赁合同，租赁面积为448亩，年租金为179.2万元。截至2020年底，唐家岭村集体经济总收入1亿多元。

（六）撤销村委会，实现村庄治理社区化

2002年，唐家岭地区就设立了唐家岭社区居委会。2019年2月，海淀区人民政府正式批复撤销唐家岭村民委员会建制。唐家岭撤村后，唐家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社区居委会联合办公，各司其职，共同推进工作。股份社的主要职能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切实维护股东合法权益；居委会的职能是办理社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组织开展社区便民利民服务、公益服务和志愿互助服务等。当社区在服务居民的过程中，出现经费缺口，股份社通过股东代表大会决议，可以向社区提供活动经费。

三、思考与启示

唐家岭村城市化转型提供的最大启示，就是要实现从城乡二元体制中的传统城市化转向城乡一体的新型城市化。

（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维护和发展农村集体和农民财产权利的有效方式

北京市按照“撤村不撤社、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思路和原则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比较公平合理地维护了农村集体和农民群众的财产权利，坚持和发展了新型集体经济，这是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和城郊村实现城市化转型发展最为重要的基本经验。唐家岭村的城市化转型就是坚持和受益于这条基本经验。

但国家层面支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税收政策法律建设滞后和缺位比较突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资产转移所涉税收、回迁房和农民安居工程所涉税收、集体收益分配税收（红利税）等，都缺乏相应的税收政策法律支持。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国家层面应当尽快研究出台支持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税收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应当减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相关税收，加大财政金融支持。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社区投资建设、经济发展和治理的重要主体

唐家岭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城市化转型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挥了村庄投资开发建设主体作用。唐家岭村经济合作社（股份经济合作社）及其所属公司承担了唐家岭村腾退改造和投资开发建设的重要任务，这就保障了村集体和村民成为村庄城市化建设的主体。二是承担了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主体责任。唐家岭村经济合作社（股份经济合作社）及其所属公司负责集体产业园区建设和其他集体经济发展责任，这与那些将集体经济组织排除在外的村庄经济建设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三是发挥了社区治理的重要作用。无论是撤村前的村庄社区还是撤村后的城市社区，集体经济组织都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特别是在村庄城市化转型中，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其他组织都难以具备的文化纽带、情感维系、经济依赖、服务保障等生活共同体功能。

但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仍然面临不少问题，需要与时俱进地改革完善。一方面，从外部环境上说，亟须加快构建集体经济组织公平发展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从内部治理来说，应当高度重视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维护和发展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

（三）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是增强村庄自主发展的重大制度创新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是一项让多方受益的重大制度创新成果。一是实现了城乡结合部地区村庄从低端的“瓦片经济”向中高端的“租赁经济”的成功转型；二是为城乡结合部地区大量外来就业人口提供了相对体面的居住需要；三是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提供了有保障、低风险、可持续的收入来源。

随着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已于2004年7月1日施行的《北京市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与上位法及实际情况极不相符，亟须全面系统地加以修改。一是建议由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北京市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的修改工作，统筹兼顾，超越部门利益的羁绊，保障地方立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二是适应乡村振兴和新型城市化发展的现实需要，调整和改变长期以来土地增减挂钩的政策做法，保障和规范城乡结合部地区村庄以及传统乡村地区产业用地的需求。三是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自主权，规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相关程序，制定公平合理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税费政策，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依法合理享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收益。

（四）城乡一体化的制度供给是新型农村城市化的迫切需要

在城乡二元体制尚未破除的情况下，农村城市化模式的基本内容：一是通过政府强制征地，将农村集体土地变性为国有土地，然后在国有土地上进行开发建设；二是通过征地农转非或整建制农转非，将农业户籍身份转变为非农业户籍身份；三是农村集体和农民缴纳巨额费用，将转非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唐家岭村的城市化转型，既体现了新型城市化的创新探索，又带有深刻的传统城市化模式的烙印。

新时期推进农村新型城市化，必须坚持和体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根本要求。

一是贯彻落实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停止实行征地农转非和整建制农转非政策。2014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及2016年9月北京市政府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都明确规定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因此，征地农转非和整建制农转非已经失去了基本的政策前提，建议尽快修改《北京市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中有关“逢征必转”的规定，不再实行征地农转非和整建制农转非。公安部门应当依据城乡统一的户口政策，免费将全市户籍居民户口统一更改登记为居民户口。全市城乡居民只有居住地和职业之分，不再有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之别。

二是贯彻落实《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缩小征地范围，保障和规范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建议尽快修改《北京市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有关建设征地的规定，严格遵守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规定；明确和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兴办企业或者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兴办企业的相关规定，保障和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更多的土地发展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随着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一个重要现象是，城市也有农村集体土地，也有农业产业；农村也有国有土地，也有非农产业。因此有关“城市土地属于国有、城市郊区和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的静止性法律规定应当重新认识和调整。

三是加快推进和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变“逢征必保”政策体系。在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之前确立的“逢征必保”政策已经不合时宜，建议尽快废止《北京市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有关“逢征必保”的规定及其延伸的超转人员生活和医疗保障规定，统一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路。应当明确的是，不管是否被征地，农民都应有平等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应当按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路径加快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水平。建议将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两套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统一整合为不分城乡、身份和职业的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为加快补齐农民社会保障短板，建议从土地出让收入中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水平，可以优先补齐撤村建居地区农民社会保障与市民社会保障的差距。

四是统筹推进城市化中的撤村与建居工作，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纳入公共财政保障体系。撤村与建居是城市化中的重大问题，涉及多个职能部门方方面面的工作，需要统筹兼顾，相互衔接。城市化进程中撤销村委会后，原村委会负责的社区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事务应当有序移交给社区居委会负责，相关公共产品供给费用应当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撤村后保留和发展起来的集体经济组织在社区公共治理中承担重要职责，政府应当对集体经济组织所承担的社区公共服务给予相应的财政补贴，或减免相关税费，合理减轻集体经济组织的社会性负担。

百年辛庄变新庄——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辛庄村的调查思考与建议（节）

作为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所辖21个行政村之一的辛庄村，有着数百年的建村历史，曾是一个十分普通平凡的北方村庄，但在2023年10月召开的北京市“百村示范、千村振兴”工程动员部署会上，辛庄村入选全市首批19个、昌平区唯一一个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行列。为探究辛庄村近十多年来的发展密码，助推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工作，展望首都乡村未来前景，2023年10月—12月，笔者先后7次到该村调研，发现辛庄村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是“环境好、人才聚、村庄兴”，展现出的一条重要特征是“一村涵容一学校，一校激活一村庄”，深藏其中的一条活乡兴村密码是“开放、包容、融合”。辛庄村在发展特色草莓产业的基础上，积极营造优良环境吸引向上学校等城市要素进村发展，向上学校则以丰富的人才资源助力辛庄村发展，实现了城乡要素优势互补、有机结合，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村庄实践。入选全市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行列后，辛庄村应当立足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坚持首善标准，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高起点高标准高品位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工作，努力建设成为一个拥有莓好产业、美丽乡村、美好生活、美学品格、美满幸福，具有高国民素质、高文明程度、高生活品质的首都发达村庄。

一、基本情况

辛庄村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东部，村域面积3407亩，其中农用地1671亩，集体建设用地985.4亩。在农用地中，耕地1075亩、园地546亩、林地46亩、其他农用地4亩。在集体建设用地中，农村宅基地600.8亩，共有宅基地360宗；现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11.5亩。2011年6月8日，辛庄村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共有股东1259人，股东实行静态管理。产改时点量化全村集体资产总额4268.8万元（含资源性资产）。2021年全村股金分红104.6万元，2022年股金分红85.96万元。截至2022年12月底，全村常住人口1670人，其中辛庄村户籍户数543户，户籍人口1013人，其中农业户319户626人，60岁以上人口340人。村“两委”干部9人，党员102人，村民代表47人。2022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227.2万元，农民人均所得19662元；2023年上半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191.3万元，农民人均所得10157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辛庄村年轻人纷纷离开村庄进城谋生求发展，村庄成为老人的留守之地。与许多村庄一样，辛庄村属于典型的空巢老人村庄。但这个传统的普通村庄，最近十多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一个老人留守的空心村发展成为网红打卡村，这主要缘起于辛庄村顺应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发展的需要，积极营造优良的环境，吸引一批批市民下乡进村，使城市要素与乡村资源、现代文明与农耕文明有机结合与融合发展，从而催生了该村从一个十分普通的村庄跻身到全市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的历史性飞跃。新时代的辛庄村是辛勤的新老村民在城市化与逆城市化并存的城乡融合发展大潮流中共同创造出来的新村庄。

二、主要做法

辛庄村所在的昌平区是首都西北部生态屏障，确立了建设科教引领、文旅融合、宜居宜业生态城市的发展目标；所在的兴寿镇有“北京草莓第一镇”之称。在昌平区委、区政府统筹推动和兴寿镇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辛庄村结合自身实际，主动适应城乡融合发展大势，积极营造优良的宜居宜业环境，团结和带领新老村民群众走上了一条“环境好、人才聚、村庄兴”的发展之路。该村的主要做法有以下几方面。

（一）引进民办学校扎根，开启自然教育兴村新起点

十多年前，辛庄村积极引进以自然教育为理念的民办教育机构向上学校进村扎根发展，从此开启了该村教育兴村的新起点。向上学校（原名南山艺术学园）创办于2009年，最初由20多位创办者选择昌平区小汤山镇讲礼村办学，当时只有3个班58名学生。2012年7月，向上学校搬至办学环境更好的昌平区兴寿镇辛庄村的果满地扎根发展。在当年一些地方对市民进村创业并不欢迎甚至歧视排挤的情况下，辛庄村李志水书记却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引进向上学校（2022年南山艺术学园与昌平向上学校合并，统称为向上学校，另保留南山艺术幼儿园），并为向上学校（南山学园）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创造了适宜的创业生活环境。向上学校（南山学园）是由一批心怀自然教育理想、向往乡村田园生活的市民，到乡村寻找宜学宜居环境而创办的新式民办教育机构。他们推崇和践行自然教育，秉持以人为本、注重身体和心灵整体健康和谐发展的全人教育理念，注重传承和弘扬我国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以及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传统，深得不少对城市生活感到焦虑和厌倦的市民们的认同。当年辛庄村“两委”干部在一家民企老板拟高价租地建私人庄园与几个市民只能低价租地办学之间，最终决定将村里一块30亩地以年租金45万元租给了相对更少租金的向上学校（南山学园）。当时村干部认为在村里办文化教育要比建私人庄园更好。正是村干部这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在成就了向上学校（南山学园）的同时，也成就了辛庄村。俗话说“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辛庄村“两委”栽的“梧桐树”就是营造了吸引城市要素进村的良好环境，而向上学校（南山学园）就是辛庄村引来的“金凤凰”。向上学校（南山学园）最初在辛庄村办学时只有6名学前教育的学生，2023年已发展到330多名学生、80多名全职教师。该校授课老师均为大专以上学历，其中本科学历占46%，研究生以上学历占22%。向上学校（南山学园）是辛庄村最近十多年取得突破性发展极为重要的发动机和动力源。拥有高学历、高收入的向上学校（南山学园）学生家长们常年租住在该村生活和创业，日积月累汇聚成了该村文化教育兴村的强大能量。

（二）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树起生态健康立村新标杆

为改变当年村庄人居环境比较恶劣的状况，为向上学校（南山学园）师生、新老村民营造干净卫生舒适的人居环境，辛庄村“两委”干部与向上学校（南山学园）学生家长们共同开展了村庄人居环境整治行动。2016年3月，向上学校（南山学园）学生家长杨婧、唐莹莹等7位妈妈率先在村里组成“净公益”环保小组，开展“减塑环保”行动，坚持不用、少用塑料袋、纸杯等一次性物品。2016年6月9日，辛庄村全面启动垃圾分类工作，全村取消垃圾堆放点和垃圾桶，实行“两桶两箱分类法”，走在了全市乃至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前列。所谓“两桶两箱垃圾分类法”，就是全村各户在家中将厨余垃圾放一桶、其他生活垃圾放一桶，将有毒有害垃圾放一箱、可回收物品放一箱。村委会分别对应“两桶两箱”进行收集，实现垃圾不落地。经过两年努力，辛庄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成功创建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辛庄模式”。2021年4月辛庄村被评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2018年兴寿镇以辛庄村为样板，在全镇其他20个村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形成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兴寿模式”。2019年，辛庄村“两委”根据兴寿镇党委、政府统一工作部署，集中开展了村庄环境治理，拆除了私搭乱建，进一步改善了村容村貌。2020年1月4日，向上学校（南山学园）学生家长们联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良食基金在村里举办“新年食尚发布会暨辛庄良食节”活动，传递健康饮食和环保文化，提倡绿色有机食品，倡导安全健康生活。2021年1月，辛庄村被评为“首都文明村镇”，村党支部书记李志水被授予“首都环保达人”称号。2021年1月8日，在《新京报》第14届“感动社区人物评选颁奖典礼”上，杨婧获得感动社区人物金奖。

（三）营造乡村创业环境，形成人才产业兴村新气象

辛庄村“两委”为向上学校（南山学园）的师生及学生家长们不断营造良好的就学就业创业创新环境，实现了新老村民的和谐共生与生产生活的良性循环。2020年至2022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越来越多来自北京中心城区乃至全国各地的高知人群为躲避疫情、远离都市，纷纷将孩子送到辛庄村里的向上学校（南山学园）学习，自己则租住村民闲置房子生活和创业。据初步统计，到2023年12月，辛庄村向上学校（南山学园）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近400名学生、200多户新村民，在新村民中有7名博士、72名硕士、125名本科、59名党员齐聚辛庄村生活创业。传统村庄自身不可能培养产生并留住如此多数量、高素质的人才群，这为人才兴村提供了最为宝贵的人才资源。正因为辛庄村为各种高素质人才提供了良好政治生态和人文环境，从而将一个曾经寂静的空巢老人村激活成了创客云集、业态繁多的产业兴旺村。截至2023年12月底，该村共有外来创客70余家，其中教育培训11家、餐饮14家、民宿12家、医疗健康7家、非遗手工7家、超市6家、咖啡馆4家、糕点茶艺4家、露营营地1家、农业企业8家，新村民带来社会资本投资累计达1.2亿元。新村民的创业与生活，每年为村庄创造租金收入1053万元，明显带动了本村原住村民就业增收、拉动了农特产品的生产销售、提升了村庄教育文化品位。辛庄村创客创业的影响力也辐射到周边的东新城村、西新城村、上苑村、下苑村等9个村。辛庄村每两周举办一次环保市集，形成了京郊网红一条街，每次环保市集吸引1000人左右的体验消费者。草莓是该村主要种植作物和特色支柱产业，辛庄村依托2013年3月就开始举办的北京农业嘉年华，推动了全村草莓的种植、销售和农旅体验等活动。“昌平草莓”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兴寿镇被称为“北京草莓第一镇”。昌平草莓看兴寿，兴寿草莓看辛庄。辛庄村在2003年就开始种植近300亩的红颜草莓。2023年底，全村现有温室草莓大棚518栋，种植面积310.8亩，草莓总产量486吨，总产值1742.86万元。此外，该村还有蔬菜大棚28栋，种植面积42亩；苹果种植面积146亩。经过多年的发展，辛庄村已初步形成了以绿色有机草莓为主导的乡村特色种植业与以民办教育为带动的乡村都市型服务业这两大产业集群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特色产业兴村新格局。

（四）推行共建共生共享，绘就和美乡村治理新画卷

目前，新村民与辛庄村原住民大约各占村庄常住人口的一半，新老村民共同构成了新时期辛庄村的生活共同体。辛庄村“两委”秉持共建共生共享理念，积极搭建有助于村“两委”干部与新老村民、新村民与老村民、村庄内部与外部世界、能人创业与共同富裕、农耕文化与现代文明共创共生、相得益彰的“五色金桥”，营造了良好的村内政治生态和村庄人文环境，丰富了村民的七彩生活，展现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共建共生共享的生动实践，为村庄的持久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是坚持党建引领，搭建红色服务桥。村“两委”为新村民创业与生活提供租房、租地、用水、修路、停车等各方面服务，为老村民提供出租房屋、销售农产品、就业、养老等方面服务。积极组织新老村民参与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等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二是立足自然环保，搭建绿色生态桥。村“两委”紧紧依靠新老村民，村立崇尚自然、敬畏生命的自然教育观、生态产业观，共同开展“净塑环保——垃圾不落地”活动，发展绿色有机草莓产业，推行绿色低碳生活。三是着眼人才兴村，搭建青色人才桥。一方面，吸引优秀人才来村里投资兴业，千方百计为新村民营造更加优良的创业生活环境，充分发挥新村民普遍具有高学历、高收入、高品位的优势，弥补村里人才严重不足的短板，特别聘请向上学校（南山学园）副校长为村长助理，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人才智力支撑作用。另一方面，积极培育原住民中的致富带头人，选派年轻人参加抖音乡村致富带头人培训，鼓励和欢迎新乡贤回村参加“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四是凝聚社会力量，搭建橙色公益桥。充分发挥荣誉村民、友好商户、向上青年等社会力量，支持和引导志愿者发起和参与环保、良食、孝老、助残、文化、教育、阅读等公益活动。2023年2月，在第十二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书香京城系列评选中，辛庄村荣获“书香社区”奖。五是实现融合发展，搭建蓝色和谐桥。辛庄村将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理念和方法融入到村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助推乡风文明建设，传承纯朴民风，建设平安村庄，促进新老村民和谐共生、融合发展。2022年12月，辛庄村被评为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村。

三、思考和建议

最近十多年来，辛庄村实现了从京郊一个普通村庄到脱颖而出跻身全市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行列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开放、包容、融合是其发展的活村密码。未来几年，辛庄村需要实现从全市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到建成产业强、乡村美、农民富的全市乡村振兴示范村以及村强民富、生态宜居、数字乡村、文化繁盛、文明善治的全市乡村振兴样板村的新飞跃，同样离不开开放、包容、融合的兴村要诀。开放容融活乡兴村。为使辛庄村在全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中实现高质量的全面振兴，努力建成高水平的首都发达村庄，形成“中国辛庄”的乡村品牌，我们重点提出如下几方面的思考和建议。

（一）紧扣北京城市战略定位，着力将辛庄村规划建设成为体现“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的首都特色村

首都乡村既是展现北京“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履行“四个服务”的广阔空间，又是展示中国文明形象及北京首善标准的重要窗口。首都乡村，是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乡村、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首都乡村、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乡村。建设首都乡村，就是要充分体现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四个服务”的基本职责。

在制定辛庄村示范村创建规划时，要提高站位，拓宽视野，将北京“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和“四个服务”的基本职责融入到示范村创建规划之中，着力建设首都特色村。

一是在政治中心功能规划建设上，要高度重视、因地制宜将京郊乡村作为承担国家政务活动的重要场所进行高品位的规划建设。可以考虑将辛庄村作为具有中国农味、北京韵味、乡村品味的一个重要乡村场景，规划建设体现中国特色、展现首都特点、呈现草莓特征的现代生态农场，突出规划建设北京草莓研学第一村、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生态文明建设样板村，为承接有关国家政务活动营造重要的乡村平台。

二是在文化中心功能规划建设上，要弘扬和建设辛庄村世代相传的中华传统农耕文化，依托有机草莓和向上学校（南山学园），开设辛庄文化大讲堂，建立乡村振兴专家团，建设草莓文化馆、草莓文创研学园，推动草莓文化、自然教育文化、都市农业文化、城乡融合文化、乡村艺术美学等规划建设。重点要围绕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创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方式，利用重要传统民俗节日，持续举办为村里老人贴春联、送月饼、百家宴、村晚等创意文旅活动，助推学习型村庄、书香村庄、和谐村庄、草莓艺术村庄、美学村庄建设，形成体现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城乡融合新文明。

三是在国际交往中心功能规划建设上，充分发挥辛庄村自然田园风光、悠久农耕文化、城乡融合发展、多元文化共生的独特魅力，围绕“自然学堂、莓好辛庄，在辛庄看见未来村庄”定位，突出有机草莓、自然教育、乡村文化的主题，以开放、包容、融合的心态和视野将辛庄村规划建设成为具有国际交往活动重要功能的乡村大舞台之一，为官方与民间丰富多彩的国际交往活动提供京郊田园式的国际知名乡村品牌“中国辛庄”。

四是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功能规划建设上，对接昌平未来科学城、农业中关村，围绕有机草莓、自然教育、农文旅研等特色优势，将辛庄村纳入乡村科技研发基地和科技应用示范区，突出数字乡村的建设、应用与示范；依托有机草莓、向上学校（南山学园），拓展农业科学、自然科学教育，强化科学普及，培育科学精神，弘扬科学文化。实施科技+农业、科技+乡村等“科技+”系列工程，加强乡村数字新基建，提升村庄产业发展和村庄治理的数字化水平。

五是在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规划建设上，关键是要结合乡村特有功能、立足辛庄村实际，发展高质量的生态农业和乡村服务业，重点是要提供有机草莓等优质安全的农副产品、崇尚自然的现代全人教育、观光休闲的田园美景、旅游体验的乡村生活、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软硬环境，努力将辛庄村打造成为北京有机草莓第一村、食品安全第一村、自然教育第一村、营商环境第一村、北京服务第一村。

（二）把握大都市郊区化发展趋势，切实将辛庄村规划建设成为率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典型示范村

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并存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的共同特征。简单地说，城市化就是农民进城，逆城市化就是市民下乡。作为超大城市，北京的逆城市化现象早在21世纪初就已显现，具体表现为郊区化，郊区化是特大城市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扩散的现象，是逆城市化在大城市郊区的呈现方式。北京的逆城市化现象既有政府主导的以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为重点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也有市民自发选择离开中心城区到郊区乡村居住生活与创业就业的自觉行动。辛庄村就是在北京逆城市化即郊区化发展大势中因市民下乡进村而发展起来的新村庄。逆城市化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宝贵机遇。推动城市化和逆城市化，以作为全市首批乡村振兴乡村创建村，辛庄村要在率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上走在前列，做出示范。

一是着力落实和创新户口登记制度，实现城乡居民户口身份上的平等和自由迁徙。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既要打开城门，让农民进城成为新市民；也要打开村门，让市民下乡成为新村民。作为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我们要建立健全全国城乡统一、开放、平等、公正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框架，其中包括实现城乡居民户口身份上的平等和自由迁徙。应当将国务院和北京市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最新政策意见真正落到实处，取消农业户籍与非农业户籍、本地户籍与外地户籍的划分，按常住人口居住地统一登记居民户口。在城市化和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选择进城就业居住生活就将其登记为城镇居民户口，市民选择下乡创业居住生活就将其登记为乡村居民户口。坚持户口随人走，社保随人转，从根本上解决人户分离问题。人始终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最宝贵的第一资源，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加剧，人口资源的极端重要性将更加突显出来。建议取消“外来人口”“流动人口”的称谓，统一将进城的农民称之为新市民、进村的市民称之为新村民。辛庄村原住民中的年轻人大量进城就业居住生活，而留守在村里的老年人很难支撑村庄的可持续发展，新村民已经成为该村发展最为重要的生力军。为此，要将辛庄村常住人口中的新村民户口统一登记为辛庄村居民。切实保障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和迁徙，是从根本上破解乡村衰败、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举措。

二是加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便利化。目前辛庄村常住人口中新老村民大致各占一半，属于大城市郊区率先呈现城乡融合发展自然形态的村庄，与传统村庄以及传统城区的人口结构形态完全不同，这对于城乡融合型村庄的公共产品供给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便利性提出了新的现实要求。在示范村创建中，既要加强乡村产业项目、村庄风貌提升项目、公共服务设施项目等硬件规划建设供给，更要突出加强乡村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乡村文化建设项目、乡村公共治理项目等政策法律法规制度软件的规划建设供给。第一，在村庄风貌提升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建设方面，要尊重自然，守护传统，敬畏文化，保护村庄特有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村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因地制宜进行村庄微改造、精提升，加强“无废村庄”建设，重点加强村庄污水有效处理和达标排放，提升生活垃圾以及生产垃圾有效处理水平，强化美化、亮化，建设美丽庭院，实现村庄森林化、花园化、田园化、艺术化，进一步提升生态宜居水平，展现“诗意栖居”的新境界。第二，在乡村教育文化方面，要把优先发展农村教育文化事业落到实处，坚持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并重，强化教育兴村理念。在公办教育上，要加大教育投入，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学前教育、高中教育也要尽快实行免收学费和杂费，建立学生免费午餐制度，保障学生吃得安全放心。建立普惠性的学生福利和家庭教育福利制度。大力创新教育方式，加强自然教育、通识教育、乡村艺术美学等教育，着力解决教育严重内卷化问题，大幅度减轻学生及其家长作业负担。在民办教育上，首先要着力解决向上学校（南山学园）继续发展所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创造更加优良的办学政策制度环境。第三，在村庄公共文化建设上，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加大村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传承弘扬乡村文化，加强乡村文化遗产保护，推动艺术乡村建设，规划建设村民俗博物馆、村文化馆、村图书馆、村史馆，组织编纂村史。结合有机草莓、自然教育、农文旅研、城乡融合等特点，举办百家宴、村晚、草莓品鉴会等乡村文化艺术活动，结合草莓和自然教育元素丰富农民丰收节活动内容，以“文”的艺术、“美”的力量推动文化兴村。第四，在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着眼村庄常住人口需求，加强村社区卫生服务站投入建设，方便新老村民就近方便就医，并朝着免费医疗的目标不断提高村民就医报销比例。2023年北京市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924元，福利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839元，合计为每人每月1863元，与城镇职工养老金的差距较大。针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实际，参照城镇职工养老标准以及台湾农民养老标准，加大健康养老服务投入建设，不断提高农村基础养老金和福利养老金标准，缩小城乡养老待遇差距，提高村民老有所养水平。

三是积极适应城乡融合发展的趋势和需要，改革和创新有利于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2019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坚决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信息汇聚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城市要素在向乡村流动时，作为城乡二元体制重要一元的传统农村封闭性体制机制没有相应地得到系统性改革和创新，造成了比较突出的制度改革严重滞后于实践发展的畸形社会现象，亟须解放思想，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第一，健全农民市民化、市民村民化的机制。顺应城市化、逆城市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全面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加快建立健全城乡统一、平等、开放、公平的制度体系，同步提升城市包容性和乡村包容性，确保农民进城变市民、市民下乡当村民。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要系统性地将下乡进村居住生活和创业就业的市民作为当地新村民来改革完善相关政策制度。第二，按照“三权分置”要求创新土地制度。放活和保障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让更多新村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土地经营权而成为新农人。在解决新村民住宅问题上，按照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要求，近期要放活农村宅基地和农民房屋的使用权，赋予新村民租住原居民闲置宅基地和房屋的使用权，并予以颁证保护。依法保障原住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不受侵害。第三，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创新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方式。随着人口自然老化与流动，已完成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所确定和固化的原初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股东）将日趋减少甚至最后消失。必须与时俱进增补新村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有效延续和维护集体经济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可以创设集体经济组织新成员（新股东）身份，明确相应的权利义务，做到既不侵害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股东）的正当权益，又有利于集体经济组织吸收新成员（股东）后的可持续发展。对标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定位和新村民的优势资源，加大村党支部办好村集体经济组织力度，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下设立公司和专业合作社，建立平台公司，推进乡村经营，从新村民中优先选拔任用乡村经营优秀人才。可借鉴浙江经验设立强村富民公司，负责村庄产业发展和农产品品牌打造、乡村休闲观光体验旅游、承接村庄工程建设和管护、物业服务等事项；结合本村实际设立和发展草莓合作社、自然教育合作社、旅游合作社、住房合作社等。通过基层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造福村民群众，促进共同富裕。

（三）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明确将辛庄村规划建设成为生态涵养区乡村绿色产业发展的健康典范村

绿色发展理念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是建设健康环境、守护健康生活、保障健康身心的理念。辛庄村要立足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实现绿色发展，重点是要突出以有机草莓为主导的乡村特色型种植业、以民办教育为带动的乡村都市型服务业这两大特色支柱产业，明确“莓好产业、自然教育、农文旅研”等乡村产业发展定位，推动和实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乡村艺术化、艺术乡村化，打造食品安全、生态文明、城乡融合、村民共富的核心竞争力，建设绿色发展的健康村庄。

一是紧密结合全市“五子”联动要求实践绿色发展。辛庄村要主动参照或参与全市“五子”联动，以绿色发展为主线，以有机草莓、自然教育、农文旅研、乡村治理等为重点，推动乡村产业和乡村生活的生态化、绿色化、艺术化、健康化。第一，在参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强化科技赋能，积极对接“三城一区”（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主平台，引进科技要素入村，提升科技素养，为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插上科技的翅膀，重点引进和发展有利于有机草莓、自然教育、农文旅研、乡村治理等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科学技术，主动与国家和市属科研院所、国有企业合作，多方面开展科技示范项目，建设以有机草莓、自然教育等为主题的现代设施农业园区、自然教育园区、草莓研学园区，提升草莓、教育、文旅等乡村产业发展的科技含量和健康保障水平。第二，在参照“两区”即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上，强化改革赋能，重在深化乡村绿色产业领域改革开放，发展有机草莓等高质量的乡村绿色产业以及自然教育等新型乡村服务业，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乡村营商环境和开放型的乡村绿色发展体制机制。第三，在参照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上，强化数字赋能，推动现代信息技术在有机草莓、自然教育、农文旅研、乡村治理等生态农业和乡村生产生活领域的应用，着力促进数字技术与有机草莓、自然教育、农文旅研等乡村绿色产业深度融合。推动数字化赋能生态农业、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数字化赋能乡村健康服务、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发展乡村数字普惠金融，更好满足创客等乡村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需求。第四，在参与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新需求上，强化质量赋能，重点是大力发展以绿色有机草莓为代表的生态农业、以自然教育为引领的乡村新型服务业，打造绿色有机草莓生产加工品牌，为村庄生活人群和其他消费者提供绿色有机的农副产品，大力推行草莓、蔬菜、玉米等农作物的绿色有机种植和加工，推广自然教育、有机面包店、有机咖啡店、有机茶馆、有机餐厅和有机民宿等发展，率先建设首都健康有机乡村。第五，在参与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迫切需要将京郊乡村与北京城市副中心、河北雄安新区一道作为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鼎立三足”之一进行统筹规划建设。从全市层面看，一方面要加强顶层设计，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首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乡村绿色发展，通过承接疏解的非首都功能促进京郊乡村振兴，以京郊乡村振兴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在制定政府主导非首都功能疏解到京郊乡村政策制度的同时，高度重视制定市场自主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到京郊乡村的政策制度。从辛庄村层面看，一方面要更加积极主动承接从市中心城区自主疏解到村里有利于绿色发展的城市要素，为向上学校（南山学园）等众多来自都市的乡村创客排忧解难，进一步营造可以预期、长期稳定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要主动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京津冀大范围内加强生态农业合作发展、农文旅研合作共享，扩大和形成辐射京津冀的村庄生产生活圈。

二是充分利用村庄周边特有的外部优势资源推动绿色发展。跳出村庄看村庄，以更宽广的视野将辛庄村周边特有的外部优势资源纳入规划建设之中。辛庄村距北京大杨山国家森林公园10.3公里，可以将辛庄村作为北京大杨山国家森林公园周边的休闲旅游体验度假村进行规划建设。辛庄村北靠燕山山脉，京密引水渠穿村而过，可借此做好绿色发展的山水大文章，开辟登山健身步道，发展乡村体育；规划建设燕山文化艺术馆、京密引水渠博物馆、艺术馆。主动对接昌平未来科学城，为在辛庄看见未来村庄注入科学元素与活力因子。通过引进科技元素发展科技农业、开设科技小院、建设科技之村。依托距北京农业嘉年华3.6公里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有机草莓品牌和其他有机农业品牌，建设草莓研学园、有机农业园。辛庄村距离中国国家版本馆3.5公里，可借助中国国家版本馆优势，强化文化赋能，实现联动发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乡村绿色农耕文化，建设辛庄村史馆、乡村博物馆、乡村文化馆、民俗艺术馆，组织编修村史村志，推动绿色文化兴村。

三是切实立足本村农味乡情优势和现有基础提升绿色发展。进一步提升人居环境整治水平，实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辛庄模式”提升工程，规划建设环保主题公园，在新的起点上发挥全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带动效应，大力开展村庄绿化、美化行动，推动乡村美学发展，大幅度提高村庄林木花草覆盖率，建设首都森林村庄、花园村庄、艺术村庄，营造乡村“诗意的栖居”。调整优化生态涵养区产业禁限目录，发展与生态涵养功能相适应的绿色产业，拓展绿色产业发展空间，落实有机草莓等绿色产业用地保障，推行村庄全域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和精加工，积极创建农产品质量安全村、食品安全村、饮食安全村，保障新老村民和游客“舌尖上的安全”。促进有机草莓和自然教育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有机草莓品牌建设，打造北京草莓研学第一村，形成有机草莓+自然教育+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持续推进京郊网红一条街建设，提升吸引广大市民参与体验的乡村网红市集的内涵和品质。加强与周边从事有机农产品生产加工的村庄、合作社、农场、企业等建立有机农产品生产销售联盟。充分发挥向上学校（南山学园）的资源优势，持续推动自然教育等乡村新型服务业的发展，规划建设产学研一体的自然教育园区，设立创客中心，切实为乡村创客提供更优良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展现“北京服务”的乡村样板。在加大财政资金支持示范村创建的同时，通过优化村庄营商环境，吸引金融资金、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积极对接各类金融机构，引导金融机构进村入户，紧密结合绿色有机草莓等生态农业发展、乡村创客等新型服务业需求，在乡村大地上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支持示范村创建五篇大文章。推动金融机构为辛庄村有机农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改善、乡村创客创业、村民共同富裕等提供金融服务支持，着力建设金融惠农示范村、金融兴村示范村。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工作力度，将草莓等有机农产品种植纳入农业保险，发挥农业保险在稳定新老农人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收入预期，建设农业保险示范村。

（四）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全力将辛庄村规划建设成为现代价值观引领乡村文明新风尚的善治样板村
一是要彰显和推行开放包容融合的善治之要。
二是要坚持和践行自治法治德治的善治之道。
三是要保障和发展人权产权治权的善治之本。

本文转自《北京农村经济》2024年第1期、第2期

　　“小村大债”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据农业农村部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在全国70万个行政村中，村级债务总额已达到9000亿元，村级组织平均负债达130万元。

　　2022年过年期间，马学梅和一位当村支书的亲戚聚餐，注意到“村级债务”的概念。作为民盟宁夏区委会参政议政处副处长，马学梅从2017年至2022年到上百个村庄参与扶贫工作，但之前未曾特别留意过这个问题。

　　回家之后，马学梅收集并阅读了大量资料，又对从前扶贫去过的二十多个乡镇村干部做调查，形成了一篇以社情民意形式撰写的文章，递送到民盟中央。出乎她的意料，这篇文章不仅被民盟采用，并最终在2023年的全国两会成为民盟中央的集体提案之一。

　　几十年前的旧债

　　周向前是中部某省份的一位村副书记，在村子里工作接近15年。在他的记忆中，村子一直都有负债。2020年下半年，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开展全国村级债务摸底调查的通知》，要求各地切实摸清村级债务情况。根据周向前所在村的统计，其村级债务超过200万元。

　　在该村超过200万元的债务中，有几十万元是“旧债”，也就是1990年代至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间村集体形成的债务，这被学界称为“传统村级债务”或“旧村级债务”。

　　“原来农业税费任务重，不少农户无法上缴税费，只能是村集体为农户垫付税费，借款完成税费上缴任务。”周向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几十年来，有一些农户经济状况好了，就把钱还给了村集体，抵了债务，还有一些农户直到现在还没有还上，因此债务延续至今。

　　旧村级债务在农村是普遍存在的。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曾到多地农村调研村级债务，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村级债务总额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税费改革前形成的旧村级债务。

　　旧村级债务中，除了因收缴税费导致的债务，还有一部分是村集体为完成上级的经济考核任务而举债兴办集体企业形成的。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岩在2019年曾到湖北省某村进行了为期20天的田野调查，据他了解，该村1990年代接到上级要求，必须兴办桑树基地等三个产业，但在投入大量资金后，三个项目仅持续1年时间就在1996年全部破产，并留下了21万余元的村级债务。

　　旧村级债务的债权方构成较为复杂，吕德文说，村集体除了会向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民间金融机构借贷，也会以较高的利息向村干部和村民借款。

　　根据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桂华所著《村级债务的“堵”与“疏”》一文，农村税费改革前，全国村级债务规模约为3600亿元。当时，学界一度将村级债务视为基层治理中的最大难题之一。

　　税费改革后，旧村级债务被“锁定”，债务利息不再增长，留着逐年化解。一些村子的债务在税费改革后的十余年内已逐渐还清，但在吕德文调研的村子里，有些村直到现在还在偿还二三十年前的旧债。

　　王丽惠是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近几年来每年暑假都会到农村进行调研。在她调研的一个村庄，一位退休村干部曾在几十年前借款给村集体，后来他罹患癌症，缺钱医治，但手中的白条始终没有兑现，直到他去世，村集体欠他的债都没有还清。

　　建设性债务是主要来源

　　在周向前所在的村子，村级债务更多还是来源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形成的新村级债务。

　　走进村口的仿古门廊，道路两旁绿树成荫，曾经杂草丛生的堰塘，经过整治已经成为点缀村庄的风景，新建的村民广场也是全镇最大的。而在整洁的村容和崭新的楼房背后，是多年累积的村级债务。

　　多位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因村庄建设导致的建设性债务是新村级债务的主要来源，项目制则是新村级债务产生的制度背景。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公共财政资源是以项目制为主要形式向农村输送的。黄岩指出，中央政府为了保障专项转移支付体现政策目标，往往要求地方提供30%~60%比例不等的配套资金，村庄在承接项目时也需要一定资金投入，其目的之一在于对基层政府或地方社会产生激励作用。但是，很多村子没有能力筹集相应的配套资金，只能采取借债、欠款等方式，因而形成村级债务。

　　以周向前所在的村子为例，该村从2006年到2018年陆续实施了通村公路硬化项目，目前硬化公路总公里数接近19公里，总投资额达到600万元左右。周向前说，前些年，按照3.5米宽的乡村公路建设标准，上级补助资金为每公里10万元，2018年补助资金标准上调至每公里20万元，总体计算下来，该村的通村公路硬化项目约有一半资金是村里配套的，因此形成了一定的村级债务。

　　还有一些村庄建设的项目是在项目验收之后，通过“以奖代补”的形式获得资金，前期需要村里垫资。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的黄碧街村在2019年开展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丽水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吴玉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该村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先后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3024.24万元，其中“以奖代补”的财政资金支持204万元，占比仅6.7%，其余的资金由村级向村民筹建，导致大量债务产生。

　　在建设性债务之外，新村级债务中还有一种因集体经营项目产生的经营性债务。

　　不过，多位专家指出，经营性债务在村庄并不多见。在王丽惠调研过的村子里，还没有产生经营性负债的。吕德文也几乎没有调研过存在经营性负债的村子，在他看来，许多村庄在2000年左右已经因为举债发展集体经济得到教训，因此不会轻易因发展集体经营项目而欠债，“极少数村庄有经营性债务，要么是村庄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例如适合开发旅游，要么是村干部比较自信”。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村级债务中经营性债务占比高的村子大多位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浙江省丽水市的村庄就有这样的例子。吴玉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截至2022年6月底，丽水市有986个村子有村级债务，负债金额共计5.93亿元，其中集体经营性负债约为3.73亿元，占比接近63%。

　　值得注意的是，丽水市诸多村庄的经营性负债体现为投资，具有一定的清偿能力。2017年，丽水市青田县出资在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工业厂房，产业园项目首期投资1.47亿元。据青田发布报道，该产业园项目建成后每年可为青田县的村集体经济增加收益1470万元。吴玉平提供的数据显示，丽水市村级债务中，3.73亿元的集体经营性负债推动形成资产6.09亿元，年度收益4722.45万元，平均收益率达12.64%。

　　但是，不是所有经营性债务都能取得收益。当村庄自身条件一般或是村集体经营能力有限，经营性债务可能会成为难以填满的窟窿。黄岩在广东调研时发现，一些城市周边的村庄为了发展经济，向银行借贷在村里建了工业园，期望工业园建成后租给企业，形成稳定收益，但是一部分工业园的设计不科学、招商不顺利，项目经营失败，因此形成村级负债。

　　新村级债务中，建设性债务由于主要是各类拖欠的工程尾款，是无息债务，债权人主要是工程队老板，具有私人性。王丽惠发现，许多乡村工程在招标时就要求老板带资建设。老板同意行政村的欠债也有经济理性考量，例如工程项目有一定利润空间，即便被村子欠了几万元债务仍可盈利，并且这些债务相当于纯利，每年还一些就可以。

　　经营性债务则主要是向当地农商行、信用社的贷款，还有一些是向“先富起来的村级精英”的借款，往往是有息债务。

　　经营性债务可能会比建设性债务更棘手。吕德文指出，建设性债务形成后其实就锁定了，不会增长，但经营性债务可能会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当地为了盘活经营性项目有可能持续投入，使得债务越滚越大。

　　“资源下乡的一种异化结果”

　　在黄岩看来，如果说旧村级负债是一种资源挤压型负债，新村级负债则是一种资源输入型负债，形成于21世纪以来国家大规模自上而下向农村输入资源的过程中，是资源下乡的一种异化结果，“产生巨额新村级债务的原因当然不在于资源本身，而是在于资源落地的操作方式”。

　　项目制对于配套资金的硬性要求往往是导致新村级债务产生的直接原因，但新村级债务形成的根源并不能完全归结于此。

　　吕德文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历史上是“好村”的村庄，后来反而成了“差村”，是因为他们承担了地方的示范任务，包括美丽乡村建设、旅游开发、人居环境整治等，他们必须要推进政策硬性要求的建设项目。这其中，有很多工程是不那么必要的，“我调研的村子里，债务比较庞大的，都是因为搞形式主义工程欠了债”。

　　黄岩曾经调研的湖北省某村是一座传统的农业村庄，共有村民1476人，约一半村民常年外出务工，空心化严重，该村所属镇在县域GDP排名倒数第二。在这样一座村庄，截至2019年底的负债高达270万元，最主要的原因是村办公大楼建设及其周边环境整治。黄岩说，该村的整治工程从一进村庄就可看到的“村办公大楼”开始，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公共办公职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看得见的“亮点”，是“需要的成绩”。

　　黄岩指出，政绩工程下的利益合谋，是新村级债务形成的内在动机。“资源在下乡工程中，不单单要发挥供给农村公共品的作用，它同样承载着各个行为主体多种意图。工程就是一块‘肥肉’，是各种利益主体参与到这些项目的建设中，上级政府要政绩，村集体要面子，村干部要利益。”

　　在新村级债务形成的过程中，部分村干部的“活跃”确实不容忽视。王丽惠说，堰塘、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关乎村民对村干部的评价，关乎村干部是否能够连任，也是村干部在任期间有所作为的体现，因而，即使借债某些村干部也必须推进。另外，王丽惠发现，在项目工程建设上，某些村干部多抱着“要么不建，要建就要建好”的想法去建设，所以支出常超出预算。

　　需要指出的是，造成新村级债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并非不合理的“脸面工程”，而是必要的村庄建设。

　　周向前说，这些年来，他所在的村子对于争取各项项目很积极，因为包括开挖清洗堰塘、维修整治渠道等在内的工程是农户真正需要的，“改善了农户的生活环境，也提升了他们的生活幸福感”，所以虽然这些建设带来了负债，但周向前认为，利益大于负担。

　　“新村级债务形成的另一个根源，就是村级‘造血’能力薄弱，而农村的基础设施欠账太多。”黄岩说，1990年代，村里可能有一条土路就够了，但现在农村需要更好的基础设施，村集体只能硬着头皮建设。

　　新村级债务对村庄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周向前直言，这几年因为村子有债务，在开展各项工作时总是放不开，顾虑很多。吕德文也认为，债务对村级组织影响很大，相当于村干部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搞建设和服务群众，整天为怎么化解债务焦头烂额，“债务不化解掉，等于整个村就僵死在这里了，几乎不可能把村庄发展好”。

　　经过在湖北某村的调研，黄岩发现，新村级债务困局还会造成基层权力僵化和固化，多数村民和村干部不愿意接替巨额村级债务的“烂摊子”。

　　还有一种更为极端的情况——尽管工程队老板作为债权人，通常希望与村级保持良好的关系，但近年来工程队老板将村委会告上法庭的案件变得越来越多。

　　以山西省高平市为例，该市常住人口45万余人，辖15个乡镇或街道、304个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最近几年，高平市涉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和农村（社区）组织债权债务案件数量飙升，2016年1件，2017年52件，2018年114件。高平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吴玲玉在一篇调研报告中指出，高平市基本上所有乡镇（办事处）都涉及债权债务案件，债务金额达数千万元，而且作为被告的乡镇（办事处）、村委（居委）基本上全部败诉。

　　当村集体资产有限，村委会不配合执行，不仅影响村委会及其组成人员，也会拖累整个村庄的发展。

　　2019年，河南某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因为拒绝履行法院支付工程款的判决而被强制拘留。还有一些村委会成为了“老赖”，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根据《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村委会将在参与政府投资项目、获取补贴和政策支持、获评文明村镇奖项等方面受到限制。

　　马学梅说，当村干部成为“老赖”，整个村子的运行会更困难，除了在参与项目、获取补贴时受限制，村干部所有的培训活动、外出学习也会受影响，因为坐不了高铁、飞机，“往往就得换人，但这一波人下去之后，债务依旧没解决，（施工队）再告，（新的村委会）再变成‘老赖’”。马学梅指出，一定程度上，村级债务会对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化解之难

　　如今，对于存在村级欠债的村庄，化解债务已经成为头等大事。

　　但在村集体经济收入较低的村庄，化解债务并不容易。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截至2019年底，浙江省已全面消除集体经济年收入低于10万元、经营性收入低于5万元的薄弱村。但是王丽惠指出，排除江浙沪、珠三角的省份，全国很多村子的集体经济年收入仍不超过10万元，甚至在她调研的村子中，绝大多数的村集体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

　　周向前说，其所在村子的村集体年收入就不超过10万元，对于偿还村级债务作用轻微。前几年，该村有一大部分债务得到化解，主要靠地方政府征收该村集体土地得到的收入。

　　很多村子都像周向前所在的村子一样，通过寻找外部资金化解村级债务。王丽惠举例说，比如通过土地增减挂钩，“在土地上找钱”，她还调研过一些村子，会通过接受水库移民、获取移民扶持资金的方式化解村级债务。

　　周向前提到了一个词语，“化缘”，当村集体经济很难增收，村干部只能到对口帮扶单位去多沟通，或者去找一些有能力的人，先“化缘”一些资金渡过难关。

　　为了化解债务，周向前所在的村子还在继续“跑项目”。吕德文说，这是很多村子的选择，因为这些村庄没有能力赚钱化解债务，只能通过不断跑新项目，用新项目的资金去还旧项目的债。而申请越多，就意味着村子要配套的资金越多，于是陷入一个怪圈：往往是国家投入得越多，专项资金下达得越多，村级债务就会越多。

　　“其实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王丽惠发现，当村庄以“跑项目”作为填补债务的主渠道，往往会造成“滚雪球”困局，这中间会充满了关系运作，产生资源损耗和权力寻租。

　　王丽惠还指出，“跑项目”的债务化解方式也会导致村与村的建设能力失衡。“项目资源越多的村，村干部声望越高，越容易得到上级政府的认可，能争取到更多项目，且项目越多的村，村庄建设越好，上级政府也越认为村干部能做事，项目批给这样的村，也更放心，因而债务可以持续化解，但也在持续积累；而资源少、建设少的村越来越缺项目资金，村庄建设越发停滞，债务也无法化解。”

　　“小村大债”的化解难题已经引起了各方关注。民盟中央在今年两会期间提交的提案中提出了一种倒逼机制，建议建立和落实“第一责任人”制度，明确各镇（街）镇长（主任）和各村民委员会主任是化解村级债务的第一责任人，把村级债权的回收率、债务偿还率、资产增长率和是否出现新增债务作为镇村干部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同时把考核结果与干部的报酬、评优、提拔等挂钩。

　　目前，已经有一些地方在推进村级债务化解时引入类似机制。2023年1月，中共丽水市委组织部和丽水市农业农村局印发了《村级债务化解工作指引（试行）》，其中指出对负债100万元以上的村，由县处级领导包村化解债务，逐村制定方案。

　　除了探索化解已有村级债务，如何从源头防范新增村级债务，也是亟待探索的。周向前说，其所在村庄上级政府从2021年强调不允许举债搞建设，所有项目在动工之前要由乡镇一级把关资金筹措情况，“卡得很严”，如果想新增债务，几乎不会通过审批。

　　上述丽水市的《村级债务化解工作指引（试行）》也强调要从源头上遏制债务，包括要建立新增债务负面清单和加强新增债务审批管理。

　　除此之外，多位专家提到，村一级项目施工的方式还可以优化，以避免村级债务的产生。

　　吕德文在北京平谷区罗营镇调研时发现，该地正在探索村民自施项目，部分工程从项目前期工作、项目建设、竣工验收到建成维护，全程由村民共同参与，相较于找施工队，工程成本显著降低。王丽惠在中部某省调研时则发现，一些地方的项目制度也在变化，以前项目资金是直接拨到村里，现在则是 60万元以下项目镇里招标，60万元以上项目县里招投标，把项目资金直接打给施工方，“甲方变了，不再是村两委，而是县级政府，村级欠债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小了”。

　　当然，更重要的是减少不必要的项目。吕德文指出，“形式主义的工程就不要再搞了，经营性的项目，村级组织也尽量少介入。要是能做到，可以大大减轻村子的负担，减少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