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网 deepoo.net

从此走进深度人生 Deepoo net, deep life.

分类： 城市与人

  • 周松：嘉峪关变迁与明代交通地理之关系——基于史源学的研究

    在长城史的论述中，人们特别强调山海关与嘉峪关作为明代长城起止点的重要地位。明代边墙（长城）的大规模兴建，乃至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实现于明代中期以后。明代早期的文献中很少提及嘉峪关，也没有建关时间的具体表述。但是，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即洪武五年的冯胜西征，拓地至瓜、沙，嘉峪关于此时建城，明朝统治了整个甘肃。近年，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论证明朝在河西走廊的稳固统治要到洪武朝末期。然而，旧说影响颇大，来源不清，有必要以史源追溯法深入剖析，并基于此，从明代嘉峪关性质的演变探索影响亚洲内陆陆路交通的因素。

    一、嘉峪关成于洪武五年说溯源

    嘉峪关兴建于洪武五年的说法源自冯胜的河西之战。然而考诸《明实录》及相关人物传记，并无证据。《明实录》称河西之战“友德复引兵至瓜沙州，又败其兵，获金银印，马驼牛羊二万而还”。傅友德的一些原始传记与此一致。冯胜在河西之战中的事迹在《实录》中记载更详：

    命为征西将军同大将军徐达分道征沙漠。兵至扫林山，与虏兵大战，斩故元平章不花等四百余人，降太尉琐纳儿加、平章管着等。进兵亦集乃路，守将卜颜帖木儿以城降。次别笃山口，岐王朵儿只遁去，获平章长加奴等，牛羊马驼千余万。至甘肃，守将上都驴等率所部降，获吏民八百三十余户，马驼牛羊称是。

    其余传记大同小异。综合分析，可以看出，明军河西之战中采取了分道进击的方式。冯胜一路在走廊中部转向亦集乃地区；傅友德一路直接向西挺进，到达瓜、沙地区。大多数史料共同记载了战争中斩杀的敌人，获得降人、牲畜数量，但没有提到留兵驻守新占领地区的举措。唯独黄金声称，冯胜获胜后“分布戍守，扼塞关塞，乃还”。但是此说极为笼统，既可以理解为在整个占领区派兵驻守，又可以视为在部分地区建立防御体系，难以成为有力的证据。

    《皇明开国功臣录》成书于弘治十六年（1503），作者黄金这种含混的说法逐渐影响到之后对河西之战战果的评价。同一时期的许进（1437—1510）曾参与收复哈密，正德元年（1506）致仕后撰《平番始末》。在此书中，许进认为“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兵至河西。元守臣掠人民，遁入沙漠，遂略地至嘉峪关，而置甘州、肃州等卫。是即汉人断匈奴右臂之策也”。第一次将冯胜西征与嘉峪关明确联系起来，使得傅友德“至瓜沙州……而还”的史实变为冯胜“略地至嘉峪关，而置甘州、肃州等卫”的“新论”。其子许论（1487—1559）则在《九边图论》中进一步发挥为“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下河西，乃以嘉峪关为限，遂弃炖煌焉”。这样，就暗示了冯胜将嘉峪关作为明朝西部边界，嘉峪关的边塞形象由此树立起来。许氏说在万历时期不仅在民间，而且在官方都得到了承认。万历本《明会典》载“国初下河西，弃炖煌，画嘉峪关为界。”时人沈尧中也说“国初，宋国公经略河西，以嘉峪为限”。因此，在万历时期，冯胜与嘉峪关的关系得到了朝野普遍认同。即便如此，整个明代并没有洪武五年建关的明确说法。

    嘉峪关洪武五年建关说正式出现则是在清代。《重修肃州新志》云：“嘉峪关，在州西七十里，嘉峪山西麓。明初置。洪武五年，冯胜一河西，以嘉峪关为中外巨防，西域入贡路必由此，筑土城，周二百二十丈。”以此为起点，洪武五年嘉峪关建关说几乎成为定论，影响至今。

    但是结合新出史料，分析洪武初年河西征伐的过程、实效，以及明初西北军事建置的过程中，则会认识到明初西北经略的复杂性、渐进性，进而质疑洪武五年建关说。至于嘉峪关的建设应该在什么时间，需要结合史料深入探讨。

    二、明朝河西拓地与嘉峪关建造的时间

    （一）洪武十年以前的明朝河西经略

    洪武三年（1370）明军击败王保保之后，在黄河沿线确立自己的控制权。洪武五年，明朝兵分三路伐北元。其中，中路徐达、东路李文忠为主力，西路冯胜军作为疑兵，以牵制北元军力。结果，徐达军大败，东路军也遭受重创。只有冯胜部所向披靡，兵锋遍及河西走廊。明人普遍认为：

    我太祖斥逐北虏，经略西陲。即命宋国公冯胜取汉武帝所开河西诸郡，以复古断臂之意。则此河西也，东起金城，西抵嘉峪，虽为一线之路，然北抗强虏，南护羌戎，岂不堑然华夏一大防哉！”

    仿佛此战之后，明朝就控制了甘肃全境，实则不然。

    明朝对三路北伐军赋予了不同的使命。朱元璋明确指出，“征西将军由西路出金兰取甘肃，以疑其兵，令虏不知所为，乃善计也”。正因为如此，冯胜军并未在河西聚歼元朝的有生力量，更主要的是驱逐敌军，瓦解破坏其防御体系。于是，冯胜军长驱直入，快速推进，后勤保障必然艰困，兵至瓜沙、亦集乃等地实属强弩之末。所以，听到“回鹘兵”的传闻，冯胜就立刻撤军。对此，有学者推测为冯胜担心遭遇来自东察合台汗国的进攻，不得不弃守甘肃。

    但在另一方面，西征结束之后，明军越过了黄河，在黄河以北以西的地区建立了桥头堡，置立了庄浪卫等军卫，成为以后渐次经营的支点。

    洪武七年（1374）“置凉州卫指挥使司，以故元知院脱林为凉州卫指挥佥事”。《明史》称作“凉州土卫”，应为羁縻卫。九年（1376）年底，明朝“置凉州卫，遣指挥佥事赵祥、马异、孙麟、庄德等守之”。

    这就是说，直到洪武十年（1377），明朝在西北实际控制区仍局限于今武威及其以东地区。河西走廊中西部当时仍然处于残元部族割据势力的控制之下。那么，在明朝取得对整个河西走廊的控制以前，不可能越过北元活动区域（也可理解为瓯脱区），而在甘肃极西部建造孤悬于直接控制区之外的关隘——嘉峪关。

    （二）洪武朝在河西走廊的系列战争

    洪武十一年以后的13年中，明朝不断对河西走廊用兵，逐渐占据了整个走廊地区。

    洪武十三年（1380）三月，西平侯沐英率领陕西军进攻走廊以北的亦集乃路。一战而胜，擒获其部众后返回。另一路由都督濮英率领，出凉州，直趋河西走廊腹地的白城、赤斤、苦峪各地，大获全胜。沐、濮二军沉重打击了走廊西端的察合台后王集团，走廊东端已经没有蒙古集团的活动。明朝遂于洪武十四年（1381）在永昌设卫，明朝的边境线由此向西推进了400里。洪武十七年（1384），镇守凉州的明将宋晟再次攻入亦集乃路，战果惊人。明朝对亦集乃路反复用兵，基本消除了北元经由此处南下的威胁。

    北元之后，朱元璋意图招降哈密的兀纳失里王，但是很快就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以哈密阻碍东西交通为由，出兵征讨。明军由凉州进发，出其不意，快速攻破哈密。兀纳失里王逃脱，明军退回肃州。

    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洪武二十四年，明军终于在在河西走廊站稳了脚跟。至此，明朝首次实现对整个甘肃地区的直接管辖，在此基础上探讨嘉峪关的建造才有了可能性。

    （三）陕西行都司的全面成立与嘉峪关的建造

    在明军袭破哈密之前的二十三年（1390），河西走廊的军卫建置明显加快，相继设立了山丹卫和甘州左卫。据明朝官修志书记载，甘州诸卫是在甘肃卫的基础上析置而成。此前扑朔迷离的甘肃卫当在二十四年成立于（或迁调至）甘州，二十六年（1393）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立于甘州，二十八年甘州五卫最终成立。虽然甘肃卫和行都司调来时间《实录》不载，但是甘州五卫的建置线索基本清晰。二十五年蓝玉西征阿真川，分置甘州中、右、中中三卫。二十七年（1394），“改甘州左卫为肃州卫指挥使司，置甘州中中卫指挥使司”。二十八年“改甘州中中卫复为甘州左卫指挥使司。初，陕西甘州置左右中前后并中中六卫，后改左卫为肃州卫。至是，以都指挥使陈晖奏，遂改中中卫为左卫”。至此，甘州诸卫的置立方告一段落。

    由此可见，嘉峪关关城的建造时间不能早于洪武二十三年，应该是在甘州左卫（即肃州卫）创立到二十七年肃州卫改置的过程中，作为肃州卫防卫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建造完成。具体说，嘉峪关的建造时间应该在洪武二十三—二十七年（1390—1394）之间。

    从军事交通地理的角度看：“至兰州过河，至甘州一千五百里。又五百里至肃州，又百里至嘉峪关，则舆图西边之极也。”“论曰：置邮传，命急务也。泛河西一路，直达嘉峪，羽檄飞驰，夜同清昼者乎？惟时加修葺，司兵居铺，则人文接递，庶无愆期耳。”这是明人立足于疆域控制所发的议论。事实上，正是在明朝军队正式驻扎在肃州嘉峪关之后，西域诸国才真切的感受到明朝的实际影响，进而使东西方的交往迎来了又一新的时代。

    三、永乐时代中外文本中的嘉峪关东西交通比较

    永乐时期，不论明朝皇帝，还是中亚的帖木儿后王均先后派遣使者出使对方国家。东来西往的使节们必然途经嘉峪关，东西方官方旅行家的记载成为了解明代早期嘉峪关交通状况的一手资料。

    （一）明代中国人的记载——《西域行程记》

    明初，陈诚多次出使西域，留下了宝贵的旅行记录——《西域行程记》。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常客，陈诚的记录对于明王朝直接控制区内的路途没有特别留意描述。他笔下的旅程开始于肃州卫。从肃州卫出发到哈密为止，陈诚历时26天，除去中途短暂停留的6天，实际路途耗时20天，详情见下表。

    嘉峪关虽为明朝西部边界，可是永乐初年开始，明朝不断将关外大小政治集团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据《实录》，永乐二年（1404），赤斤蒙古千户所已然设立，隶属肃州管辖。同年，哈密正式内附，为忠顺王辖地。三年，明朝又设立了沙州卫。四年，正式设立哈密卫。各地之间的关系为“赤斤，甘肃邻境也”，“沙州与赤斤接境”，沙州并不在交通主干道上，它的西北方向则为哈密。以此可知，嘉峪关外当属赤斤千户所辖区，赤斤以西当属沙州卫。如果结合《西域行程记》适可了解嘉峪关近边地区明朝的实际影响。该书涉及嘉峪关的行程仅有两天：

    十六日，晴。早起，向西行。约七十里，至嘉峪关近安营。十七日，晴。过嘉峪关。关上一平冈，云即古之玉门关，又云榆关，未详孰是。关外沙碛茫然。约行十余里，至大草滩沙河水水边安营。

    二十日，晴。三更起，向西行约九十里，有古城一所。城南山下有夷人种田，城西有溪水北流，地名赤斤，安营。

    在嘉峪关和赤斤城驻留时，陈诚分别写下纪行诗《嘉峪山》和《经赤斤城》，对于两地的自然风光、人文环境有所记载。陈诚离开肃州卫，出嘉峪关前，曾驻留祭祀，祈求西行安全。可见他将肃州嘉峪关视为明朝的西部边境。往后的行程中，没有看到明朝边防军在嘉峪关外乃至哈密一线活动的情况，甚至紧邻嘉峪关的地区也是如此。在陈诚记录中显示出，赤斤一带仍然是地广人稀的荒凉情景。陈诚离嘉峪关后，没有明军驻扎，表明赤斤、沙州卫是完全意义上的羁縻卫所，在永乐朝早期尚不能视为真正的明朝辖区，以此嘉峪关就成为明朝内边疆的分界线。

    永乐十二年（1414）陈诚出使之前，明朝在河西走廊的统治刚刚经历了一系列严重的考验。永乐北征后，在西起肃州，东达宁夏的整个河西地区短时间内出现了数次规模不等的变乱，时间从永乐八年迁延至十年，其中凉州变乱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永乐八年五月，凉州变乱初定之际，肃州卫又发生动乱。所以，陈诚是在大乱初定之后不久出嘉峪关西使，同时期明朝的甘肃边军势必暂时处于守势，稳定河西政治秩序。这应是我们在《西使记》中看不到嘉峪关以外有明军活动和赤斤所（卫）记载的原因。陈诚对嘉峪关虽然没有具体表述，事实上却是汉文史料中最早出现的文献证据。但陈诚一行并未在关城内住宿，而是选择过关出行，表明嘉峪关最初的规模有限，并不具备日后接待使者往返的功能。

    （二）明代中亚人的记载——《沙哈鲁遣使中国记》

    无独有偶，中亚帖木儿帝国沙哈鲁派遣使团出使中国，使团成员同样留下详细的文字记载，其中，哈密至肃州一段特别提到了嘉峪关。

    伊斯兰教历823年（1420，永乐十八年）7月25日，使团一行从柯模里（Qamul，哈密）启程，穿越大沙漠，直到8月12日抵达明朝边境：

    拉扎卜月25日，他们从那里（柯模里Qamul，哈密）出发，随后大部分道路都是穿越大沙漠，他们每隔一天或者两天才能得到水，直至他们在沙班月12日抵达一个经沙漠到肃州有十日程的地方，这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城市及他们的军事前哨。许多中国官员奉皇帝的命令前来欢迎使节。这是一个欢乐的草地。

    译者认为“过哈密后使者抵达的这个地方，可能在玉门一带。”对照陈诚出使路线逆推，哈密至嘉峪关实际用时20天。结合穿行大沙漠，水源紧张和距离肃州10天路程的的说法，我们怀疑译者的看法似乎太靠东。根据陈诚的记载，卜隆吉以西到哈密的道路沿途没有适宜宿歇的地点。唯有卜隆吉是“有夷人种田处，富水草”的地方。盖耶速丁接着说：

    拉扎卜（此处有误，应为大沙班）月16日（8月26日），使者们被告知，王大人当天要设筵。他是中国皇帝派守柯模里一边疆域的总督。从肃州到他的城市共九站。他曾率领一支五千到六千人的骑兵队伍出来迎接他们。使臣们都跨上战马，进向王大人的营地。

    它意味着明朝官员西行到卜隆吉欢迎使团，而且表明嘉峪关以西，卜隆吉以东已经有明朝军队常驻了。文中说道，从肃州到王大人驻地有9站，如果以从东到西的方向理解，至卜隆吉恰好9个，再次证实我们的推断。作为外国使团，他们清楚的知道，王大人是明朝西部边境直到哈密地区最高军事长官。根据《明实录》永乐朝甘肃的总兵官先后是宋晟、何福、宋琥、李彬、费瓛，永乐十九年时费瓛在任。显然，接待使团的高官不是费瓛。永乐八年明朝以都指挥王贵镇肃州，到明仁宗即位后，升陕西行都司都指挥使王贵为右军都督佥事，仍旧镇守肃州，可见这位王大人当是王贵无疑，使团的记载非常准确。《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的描述反映出自陈诚西使之后，明朝已经将军事活动的范围向西越出嘉峪关，甚至包括哈密卫在内了。4天以后，使团受到王大人的宴请。

    大沙班月17日（8月27日），他们继续他们穿过沙漠的旅行。几天内他们抵达一个叫做合剌瓦勒的地方。这个合剌瓦勒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四周掘有深堑：有条道路通过它，以此人们必须从一门进，从另一门出。当他们进入该堡时，整个队伍被清点，他们的名字被登记下来，然后从另一门出城。

    译者解释：“合剌瓦勒（Qarawal），波斯语义为哨兵，守卫，这里转为军事据点，关口。过了这个合剌瓦勒后即抵肃州，以此它当指嘉峪关。”译者的观点完全正确。使者们还注意到了嘉峪关城只有东西二门，远非现存嘉峪关城的建筑格局。这就是说早期嘉峪关极为简陋，仅仅起到边境检查点的作用。

    由于《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准确记载了朱棣宠妃死亡和北京新皇宫被焚等事件，虽然具体时间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事件本身极为精确，完全可与《实录》相对应。可以认为，该书对嘉峪关记载的可信度很高。

    四、明代中后期嘉峪关交通地理的记载

    明代早期，置关西七卫，嘉峪关外直至哈密为明朝羁縻属地。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明朝边疆的最外沿。关外诸卫同时承担着为东西方使臣、商人和旅行者提供便利、帮助，防止劫掠行为出现的责任。所以这一时期，嘉峪关更多的表现为边防检查职责，军事防卫的特点不太明显。明中期以后，随着明朝国力的衰退，吐鲁番内侵，关西诸卫相继内迁，嘉峪关便成为明朝西部边防的最前沿。

    （一）明人所载嘉峪关关城变迁

    明代官方正式涉及嘉峪关的史料主要是景泰、天顺朝的两部地理总志，《寰宇通志》和《明一统志》。《寰宇通志》成书于景泰七年（1456），《明一统志》成书于天顺五年（1461），明朝相隔5年就重新编订全国总志的原因主要在政治方面。因此，两书内容重复之处很多。《寰宇通志》称：“嘉峪山关，在肃州卫西六十里。其在城南又有文殊山、硫黄山、寒水石山、红山、观音山，凡五口”。《明一统志》与此基本一致，唯独将“嘉峪山关”称为“嘉峪关”。名称的差异将嘉峪关与附近山岗联系起来。《寰宇通志》载，“金山，在永昌卫城北二里。嘉峪山，在金山西，一名玉石山”。两地相距过远，《明一统志》改为“金山，在永昌卫城北二里。又在故昌松县南，丽水出焉。”“嘉峪山，在肃州卫城西，一名玉石山。”或许关名既得自山名。

    嘉峪关最初形制狭小，绝非雄关。前面提到的中亚使者就将其描述为周围掘有深壕的城堡，东西两门，中有道路穿过。《重修肃州新志》载，嘉峪关只是一座土城，“周二百二十丈”。所以，嘉峪关成为雄关有一个过程，诚如清人俞浩所言：“四面平川，关在坡上。坡下有九眼泉，冬不冻，夏不涸，饮万马而不竭。因有水而置关，因置关而建楼，因建楼而筑城。起卯来之南，而止于野麻湾之北。城筑于嘉靖中，肃州西面保障无过于此者。”

    随着明代中期关西诸卫逐渐衰落，纷纷内迁，其原有的捍蔽作用消失。吐鲁番政权不断东侵，使得嘉峪关完全暴露在直接军事威胁之下。由于嘉峪关军事重要性日渐凸显，原来的关城设施无法满足边防需要，必须大力强化关防建设。弘治七年（1477），明廷便“改作陕西肃州嘉峪关，易土以砖，扁曰镇西楼”。这也就是说从洪武后期到弘治七年的百年之中，嘉峪关一直是以单一夯土城的建筑形式存在，弘治七年以后才出现砖墙、城楼，边防地位凸显。嘉靖十八年（1539）行边使翟銮才再度大规模加固城防，增设军马。翟銮“由庄浪、凉州，越甘肃，直抵嘉峪关。是关为华夷之限。一关卑隘，既无城池，又极圮坏。每土鲁番犯顺，直至甘州镇城，杀掠人畜，若蹈无人之境。公阅视甚骇，曰：纵欲闭关绝贡，亦不可行。遂命肃州兵备具呈事宜。奏闻，得准修筑。恢拓坚固，城垣岿然，添设兵马。近年虏有犯甘肃者，此关扞御之功居多”。《实录》称：“行边使兵部尚书翟銮言：嘉峪关最临边境，为河西第一隘。而兵力寡弱，墙濠淤损，乞益兵五百防守，并修浚其淤损者。仍于濠内添筑边墙一道，每五里设墩台一座，以为保障。上从其议。”具体的监造人是陕西参政李涵，二十一年完工。此后，“（嘉靖）二十六年廵抚杨愽言，嘉峪关外先年止有近关大草滩、石烟墩、黑山儿三座。嘉靖八年添，筑扇马城、上栢杨、下栢杨、回回墓、红泉墩台五座。今行相视，又宜于榆树泉、三条沟、火烧沟、古墩儿添筑墩台四座。隆庆二年，总督王崇古言，嘉峪关三面临戎，势甚孤悬，宜设守备防御。从之”。至此，嘉峪关防御体系全部成型。

    （二）明代后期中外文献所载嘉峪关交通环境的变化

    嘉峪关军事作用的日渐增强是外卫内撤，藩篱尽失的结果。它带来的影响在于，嘉峪关外的东西交通状况急剧恶化，在相当程度上了影响了欧亚陆路交通的畅通。正如胡世宁曾言：

    况今哈密来至嘉峪关一带，千五百余里。其地先有罕东、齐勤（赤斤）等卫，原我属番，被彼驱胁供馈接应者，今皆归我欵塞。彼来所经，空地千里，供馈无资，又过流沙，水无所得。盖其入寇，比前益难。

    嘉靖十八年，严嵩也提到“历考书史，并询问夷使。西域地方自嘉峪关到沙州七百余里，沙州到哈密七百余里，俱系先年属番住牧，今已无人”。

    这一变化实际上在域外人的记载中也能看到。明朝末年，鄂本笃曾言：

    察理斯（喀喇沙尔，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与支那之中间地，时有鞑靼人来侵，劫掠行旅。故商人经此者，莫不怀有戒心。日间先遣人自邻近山上探访，若无危险，道路平安，则于夜间潜行起程。鄂本笃等于途间，时见有回教徒商贩之尸身，横弃道上，盖为盗所杀也。

    很明显，在明朝的影响力收缩进嘉峪关之后，关外的东西方交通线风险大增。过往者即使采用塔里木盆地南缘，走于阗一线，仍无法保证路途安全。这是对东西方陆路交通的严重障碍。换言之，只有处于中原政权控制下的陆路交通才能有效维系其正常运作。与海上交通线相比，此时已无任何优势可言。

    意大利人赖麦锡于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前后，引述波斯里海沿岸岐兰省（Chilan）陀拔思城（Tabas）商人哈智摩哈美德的见闻。哈智摩哈美德声称他曾亲身访问过肃州，并且说“若由去时之道而归，则情形如下：离甘州至高台（Gauta）六日程，……由高台至肃州五日程。由肃州至哈密（Camul）十五日程。由此以东，皆拜偶像者之境域，以西则回教徒之地矣”。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嘉峪关，却反映了吐鲁番东侵后民族文化格局的变化。荷兰人白斯拜克又在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记载了一名土耳其人的东方见闻，提及“终乃抵一小隘，契丹国边境之关塞也。其国大部分皆为平原内地。近关处有连山，崎岖危险，不通行人。仅此一隘，可以通行。国王遣兵驻守之”。这是明后期最有可能直接记载嘉峪关的域外史料。然而就其内容分析，则与《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相似，仿佛仍是明朝中期以前的印象。

    1604年，耶稣会传教士鄂本笃（Bento de Goes，1562—1607）“由哈密行九日，抵支那国北方之长城。此城世界著名。停留处曰嘉峪关（Chiaicuon）。在此休息二十五日，以待是省总督之回音，可否入。至后，总督覆音许入，于是起身。行一日抵肃州（Sucieu），在此闻得北京及其他以前所知各地名。至是时，鄂本笃心中最后怀疑始全去，契丹即支那，同地而异名而已”。在鄂本笃笔下，嘉峪关是著名的交通枢纽，已经具有接待往来使客的能力，显示出到明朝后期嘉峪关的地位才脱颖而出，成为明朝西部的边防重镇和交通中心。也只有到此时，西方人才确定来自大陆方面原指中国北方的“契丹”和来自海洋方面对中国的“支那”称谓事实上都是中国。海洋观念和大陆观念终于结合在一起。

    五、明代嘉峪关交通地位变迁之原因

    明代史料极为丰富，但分布不均，前少后多，辗转因袭。在《实录》流入民间之前，有关明初的史事多不得其实，往往以臆说沿袭，渐成定论。就洪武朝的西北经略而言，其实质就是以明朝的统治取代元朝的统治，这一更替过程以军事斗争为前提，以军卫建置为基础，以完整的控制体系建立为标志。洪武五年冯胜西征河西走廊，事毕，全军撤出，仅起到了驱赶元军的作用。其后随着多次军事行动的胜利，伴以军卫置立逐渐西进，方才形成对河西全境的军事控制。洪武后期陕西行都司迁往甘州和肃王正式就藩后，整个边政体系才得以建立。明代后期对明初西北经略史的认识已经模糊不清，总的倾向是以某一重大事件作为经略标志，所以才有了洪武五年控制整个甘肃以及相应的嘉峪关建关说。显然，明朝以后的史料解释早期史实，缺乏对《实录》的分析，违背了史源学的原则，最终导致了错误的认识。这一误解又被清人承继下来并且影响至今。对嘉峪关建关时间的重新考定并不影响其在明代边防和内陆交通史上的地位。讨论嘉峪关建置及其自身演变是为了厘清明代亚洲内陆交通的盛衰与明朝边疆管理方式的内在联系。

    （一）嘉峪关性质的变化是明代治边理念的反映

    传统的看法认为嘉峪关的性质是明代西部陆地边界的最前沿，但是明代的观念与此有很大差别。《雍大记》即称，洪武“二十六年立陕西行都司指挥使司，治甘州五卫，领肃州、山丹、永昌、凉州、镇番、庄浪、西宁、沙州一十三卫，高台、镇夷、古浪三千户所，并赤斤蒙古、哈密、安定、罕东、曲先、苦峪六羌胡羁縻卫所”。很明显，明人将西北地区的普通实土卫所与羁縻卫所整体视为陕西行都司的下属军事单位。根据这种认识，陕西行都司的西部边界当处于哈密与吐鲁番之间。这不是孤立的观点，而是明人的共识，《陕西通志》亦称，“雍人曰：愚闻春秋之道二，曰无不覆载者，王德之体也。谨华夷之辨者，王道之用也。我祖宗朝设立河西疆域，西抵沙州、哈密，北为胡虏，西为吐番，通其贡赋者，王德之体也。正其疆界，慎固封守者，王道之用也”。这种情况下，嘉峪关的边关作用无从体现。另一方面，明朝将嘉峪关作为盘查入明域外人的关口，甚至称为“华夷之限”、“中外巨防”，又给人以边疆前沿的感觉。两相比较则会看到，嘉峪关以西至哈密、沙州一线在明人的理解中并不完全清晰。

    关外诸卫是对明朝西北直接控制区的藩蔽，是介于内边疆与外藩之间的过渡区，其与外藩的边界可视为明王朝的外边疆。明朝虽然在嘉峪关外设立关西七卫，但均为羁縻军卫，军卫本身大小不一，军卫间也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军卫长官的封授、承袭、擢拔必须报经朝廷批准，而军卫内部事务，明廷很少干涉，这与内地军卫迥然不同。若以今天的边疆概念看待，则会发现明朝的西部疆域不出嘉峪关。但是这样根本无法反映出明朝政治、军事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实际表现。从军卫设立看，内地式军卫的分布地区就是明朝的直接统治区，在直接统治区之外，尚有间接统治区，间接统治区之外才是藩属政权。嘉峪关外直至哈密就是这样一个间接统治区，那么嘉峪关就是明朝内边疆和外边疆的分界线。

    明代中期在以吐鲁番为代表的外藩冲击之下，明代西北边外持续存在各种政治势力矛盾加剧的趋向，明朝控制影响的难度空前增加。因此，一旦明朝国力衰退，军力收缩，就会放弃外边疆，原来的间接统治区也会为藩属政权占据，从而使内外边疆重合。那些羁縻军卫迁入嘉峪关内，这也证明了他们与明朝之间始终存在的更为紧密的依附关系。内边疆——外边疆——外藩——远夷形成的圈层结构这一解读本身是基于西方视角对中国历史上华夷关系的地理认识。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看，不妨理解为畿服理想统治模式在明代中国的现实化。

    （二）明代西北“外藩”的历史变迁是影响陆路交通的重要外部因素

    明代亚洲内陆交通线的西部连接着新疆及中亚、西亚的广大地区，即明人所称之“西域”。陕西行都司“控制边境远番，若柳城、哈剌火州、土鲁番、剌竹、别失把里、撒把儿罕、黑楼、失剌思、亦思不罕、帖卜列思，皆由是路入贡焉”。在14—17世纪，中亚地区虽然出现过帖木儿帝国、乌兹别克汗国等大国，但政权的统一完全依赖统治者个人的雄才，所以大多数时候，中亚地区在政治上是以分散割据面貌呈现出来。新疆地区先后出现的东察合台汗国与叶儿羌汗国，其政权形式表面上维持着汗权名义的统一，实则是宗室、地方贵族联合统治，其间相互倾轧，矛盾冲突不断。加之，宗教活动强化，民族集团迁徙、融合，遂使这一地区长期处于政治混乱之中，碎片化倾向显著。所以在明代史籍中记载新疆及中亚地区常常出现的“地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政治特点的反映。与汉唐时代截然不同，由于从未对明朝构成实际威胁，所以自明初立国起，西域就不曾是明朝对外军事活动的重点区域。明朝中后期对西域内部的变化既不关心，也不了解，“迤西，大则撒马儿罕、天方国、鲁迷、亦郎，小则黑娄、怯迷、阿即民、沙密、把黑旦等处，即汉之车师、康居、大宛之属。随代易名者，皆由土鲁番之地始可达于中国。今其人至，虽云各国名色，缘各夷面貌语言相类，真伪难辨。节年差人止到土鲁番，夷西诸国皆未曾到。西域动静虚实皆不能真知”。

    更主要的是，在中亚“随着国家的分裂和游牧人的不断入侵，农业也衰落了”。尽管在特定区域内部，商业市场呈现出繁荣景象，但总的来看，与历史时期相比，农业经济的衰落、商业贸易的消沉是其基本状况。西域各政权深处亚洲腹地，迫切需要与周边地区开展经济往来。当他们的内部斗争没有影响到明朝边疆稳定时，大陆交通保持畅通。一旦斗争外溢至“属蕃”，甚至边境之内，明朝不愿发兵远征，通过军事手段恢复原有秩序时，只能以“闭关绝贡”进行制裁。如此则造成了陆路交通的退化，这是其外部原因。

    （三）明朝西北治边方式的两面性固化了西部边疆

    明代对边远地区的控制是通过军事移民的方式实现（如甘肃、云南等地）。军户群体本地化是明朝维持对新占领地区实施直接控制的基础。再者，明朝辽东、甘肃、川西等边远地区采用行都司这一军政式的地方管理体制，领有实土，兼理民政具有扩大稳固疆土的独特作用。

    但即便如此，在明人看来，西北地区仍未恢复汉唐旧疆。“捐沙州及哈密之地于蕃而设关于肃州嘉峪之地，已非旧矣。迩年以来，吐蕃之人、方物之贡常通，乃归至甘肃之境，辄居而不行。今二州所居番人盈城遍野。”显然，在行都司所辖的河西走廊，不仅仅只有军户和当地土著后裔，更有西域人士普遍分布，人口构成多样化。于是，有人“言今番人居内，疆域虽与我同，而政教实不加焉，亦非覆载之意”，主张一概进行儒家文化教育，科举取士，广纳文武人才，以收安定边疆，增强国力之效。“沙州即古炖煌地。其人材自古为盛，光馥简编。今其人何独不然，作新之以复古，以安疆，亦在乎人耳。诚如是，则无弗覆载之中，用亦备矣。不然，听其自如，则苟安之计，吾知冰炭同器，不濡则然。非惟中国不宁，彼亦岂能安耶？”必须承认，这一说法颇有见地，但是依靠旧的行都司管理体制很难实现这一目标。

    洪武后期明朝在甘肃建立行都司体制之后，延及明亡。这一基本地方统治架构固化为某种政治思维定式，最终落入了固守祖宗成法的窠臼。随着人口的迁徙，社会的发展，应在适当的时候改行完全内地化的军民分治管理模式，推动边地社会与内地社会趋同，方能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统一。明朝没有随着国势的变化，以民政体制替代军政体制的任务，最终由清朝完成。清朝建立之后，经过短期过渡，于康熙二年（1663）分省甘肃，八年（1670）正式设置甘肃省。至此，甘肃才真正完成了与内地的管理体制一体化进程。清代边疆地区的五大将军辖区，某种程度上与明代行都司体制有军政统治类似之处，造就了古代中国的完全统一。

    总之，明代嘉峪关为界，以内体现的是明王朝一体化统治模式；以外体现的是明王朝的国家影响力：它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实力的控制和影响，二是国家软实力的声望辐射。两者共同为亚洲陆路的正常运行和繁荣提供了保证。国家影响力受传统畿服之制与民族关系的多重影响，在明朝国力下降之后，将嘉峪关的功能全面整合（从单一走向复杂），边防的军事作用日渐凸显，内外边疆合并。明王朝的注意力为国家安全所吸引，主导亚洲内陆交通发展已力不能逮。

    本文转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2期

  • 启功：我是怎样成为“右派”的

    1957年北师大由陈校长亲自主持评议新增教授人选。我在辅仁和师大干了这么多年，又是陈校长亲自提拔上来的，现在又由陈校长亲自主持会议，大家看着陈校长的面子也会投我一票。

    那天散会后我在路上遇到了音乐系的钢琴教授老志诚先生，他主动和我打招呼：“祝贺你，百分之百地通过，赞成你任教授。”

    我当然很高兴，但好景不长，教授的位置还没坐热，就赶上反右斗争，我被划为右派，教授也被黜免，落一个降级使用，继续当我的副教授，工资也降了级。说起我这个右派，还有些特殊之处。

    我是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的，而且划定单位也不是我关系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而是中国画院。而且别的右派大都有“言论”现行，即响应党“大鸣大放”的号召，给党提意见，说了些什么。我是全没有。

    事情的经历和其中的原委是这样的：

    我对绘画的爱好始终痴心不改，在解放前后，我的绘画水平达到了有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国画界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解放后的前几年文化艺术还有一些发展的空间，我的绘画事业也在不断前进。

    比如在1951～1952年期间，文化部还在北海公园的漪澜堂举办过中国画画展，我拿出了四幅我最得意的作品参展。展览后，这些画也没再发还作者，等于由文化部“收购”，据说后来“文化大革命”时，不知被什么人抄走都卖给了日本人。

    文革后，又不断被国人买回，有一张是我最用心的作品，被人买回后，还找到我，让我题词，看着这样一张最心爱的作品毫无代价地就成了别人的收藏品，我心里真有些惋惜，但我还是给他题了。

    在事业比较顺利的时候，心情自然愉快，我和当时的许多画界的朋友关系都很好。

    后来绘画界准备成立全国性的专业组织——中国画院，要组织这样一个有权威、有影响的组织，必须由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人物来出面，很多人想到了著名学者、书画家叶公绰先生。此事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

    当时叶公绰先生住在香港，周总理亲自给他写信，邀请他回来主持此事。叶先生被周总理的信任所感动，慨然应允。回来后，自然成为画院院长的最热门人选。叶先生是陈校长的老朋友，我自然也和他很熟识，而且有些私交。

    如当我母亲去世时，我到南城的一家店去为母亲买装裹(入殓所穿之衣)，路过荣宝斋，见到叶先生，他看我很伤心，问我怎么回事，我和他说起了我的不幸身世以及我们孤儿寡母的艰辛，他安慰我说：“我也是孤儿。”边说边流下热泪，令我至今都很感动。

    又如他向别人介绍我时曾夸奖说：“贵胄天湟之后常出一些聪明绝代人才。”所以承蒙他的信任，有些事就交给我办，比如到上海去考察上海画院的有关情况和经验，以便更好地筹办中国画院，为此我真的到上海一带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多经验。

    这样，在别人眼里我自然成了叶先生的红人。但这种情况却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

    当时在美术界还有一位先生，他是党内的，掌有一定的实权，他当然不希望叶先生回来主持画院，深知叶先生在美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他一回来，大家一定都会站在他那一边，自己的权势必定会受到很大的伤害；而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借这场反右运动把叶先生打倒。

    而在这位先生眼中，我属于叶先生的死党，所以要打倒叶先生必须一并打倒我，而通过打倒叶先生周围的人也才能罗织罪名最终打倒他。于是我成了必然的牺牲品。

    但把一个人打成右派，总要找点理由和借口，但凡了解一点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不会在所谓给党提意见的会上提什么意见的，不用说给党提意见了，就是给朋友，我也不会提什么意见。

    但怎么找借口呢?正应了经过千锤百炼考验的那条古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经过多方搜集挖掘，终于找到了这样一条罪状：我曾称赞过画家徐燕荪的画有个性风格，并引用了“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诗句来形容称赞他代表的这一派画风在新时代中会有新希望。

    于是他们就根据这句话无限上纲，说我不满当时的大好形势，意欲脱离党的领导，大搞个人主义。当时的批判会是在朝阳门内文化部礼堂举行的，那次会后我被正式打成右派。

    叶公绰先生，还有我称赞过的徐燕荪先生当然也都按既定方针打成右派，可谓一网打尽。至于他们二人打成右派的具体经过和理由我不太清楚，不好妄加说明，但我自己确是那位先生亲自过问、亲自操办的。

    当然这场运动胜利之后，他在美术界的地位更炙手可热，呼风唤雨了。

    我也记不清是哪年，大约过了一两年，我的右派帽子又摘掉了。我之所以记不清，是因为没有一个很明确郑重的手续正式宣布这件事，而且当时是在画院戴的，在师大摘，师大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总之我稀里糊涂地被戴上右派帽子，又稀里糊涂地被摘掉帽子。

    当时政策规定，对有些摘帽的人不叫现行右派分子了，而叫“摘帽右派”——其实，还是另一种形式的右派。我虽然没有这个正式名称，但群众哪分得清谁属于正式的“摘帽右派”，谁不属于“摘帽右派”?

    当时对“摘帽右派”有这样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不老实随时可以给你再戴上。我十分清楚这一点，日久天长就成了口头语。

    比如冬天出门找帽子戴，如发现是别人替我拿着，我会马上脱口而出：“帽子拿在群众手中”；如自己取来帽子，马上会脱口而出：“帽子拿在自己手中”。

    不管拿在谁的手中，反正随时有重新被扣上的危险，能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吗?日久天长，熟悉我的人都知道这个典故，冬天出门前，都询问：“帽子拿在谁的手中?”或者我自己回答：“帽子拿在自己手中呢。”或者别人回答：“帽子拿在群众手中呢。”

    有人常问我：“你这么老实，没有一句言论，没有一句不满，竟被打成右派，觉得冤枉不冤枉?”说实在的，我虽然深知当右派的滋味，但并没有特别冤枉的想法。

    我和有些人不同，他们可能有过一段光荣的“革命史”，自认为是“革命者”，完全是本着良好愿望，站在革命的或积极要求进步的立场上，响应党的号召，向党建言献策的，很多人都是想“抚顺鳞”的，一旦被加上“批逆鳞”的罪名，他们当然想不通。

    但我深知我的情况不同于他们。当时我老伴也时常为这件事伤心哭泣，我就这样劝慰她：“算了，咱们也谈不上冤枉。咱们是封建余孽，你想，资产阶级都要革咱们的命，更不用说要革资产阶级命的无产阶级了，现在革命需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们抓谁?咱们能成‘左派’吗?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吗?幸好母亲她们刚去世，要不然让她们知道了还不知要为我怎么操心牵挂、担惊受怕呢?”

    这里虽有劝慰的成分，但确是实情，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没有什么可冤枉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我老伴非常通情达理，不但不埋怨我，而且踏下心来和我共渡难关。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我的右派才算彻底、正式平反。

    我当时住在小乘巷的斗室里，系总支书记刘模到我家宣读了正式决定，摘掉右派帽子，取消原来的不实结论。我当时写下了几句话，表达了一下我的感想，其中有“至诚感戴对我的教育和鼓励”。

    在一般人看来，既然彻底平反，正式明确原来的右派是不实之词，那还有什么教育可谈?所以他还问我这句是什么意思，以为我是在讽刺。

    其实，我一点讽刺的意思也没有，这确实是我的心里话：从今我更要处处小心，这不就是对我的教育吗?而令我奇怪的是，摘帽之后，那位给我戴帽的先生好像没事人一样，照样和我寒暄周旋，真称得上“翻手为云覆手雨”，“宰相肚里能撑船”了。

    要说右派的故事，还要属叶公绰先生。他可是真冤啊。我当时是个无名小卒，但他是大名鼎鼎的社会名流，又是受周总理亲自邀请真心诚意地抱着报效国家的愿望回来的，但回来没落个别的，却落个右派，怎么能不冤?

    他也到处申诉。怎么向别人申诉我不知道，但通过陈校长我却知道。他和陈校长是多年的至交，在辅仁时期即过往甚密，打成右派后，他给陈校长写了很多信，既有申明，又有诉苦，极力表白自己不是右派，并想通过陈校长的威望告白当局和大家。

    陈校长也真够仗义执言，冒着为右派鸣冤叫屈的危险，竟把这些信交到中央，至于是交给周总理还是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也就摘帽了，继续让他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叶先生的高明在于他善于汲取教训。毛主席曾给他亲笔写过大幅横披的《沁园春·雪》，从此他把它挂在堂屋的正墙上，上面再悬挂着毛主席像。毛主席还给叶先生写过很多亲笔信，叶先生把它们分别放在最贵重的箱子或抽屉的最上面，作为“镇箱之宝”。

    后来，更厉害的“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前来抄家，打开一个箱子，看到上面有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再打开另一个箱子，看到上面又有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不知这位有什么来头，不敢贸然行事，只好悻悻而去。也凭着他的信多，换了别人还是不行。

    以往我遭受挫折的时候陈校长都帮助了我，援救了我，但这次政治运动中他想再“护犊子”似的护着我也不成了。可陈校长此时的关心更使我感动。

    一次他去逛琉璃厂发现我收藏的明、清字画都流入那里的字画店，知道我一定是生活困难，才把这些心爱的收藏卖掉，于是他不但不再开玩笑地说：“这是给我买的吗?”

    从我这儿小小不然地“掠”走一些字画，而是出钱买下了这些字画，并立即派秘书来看望我，询问我的生活情况，还送来一百元钱。

    这在精神上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再加上亲人、朋友的帮助，我才在逆境中鼓起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 我们童年的游戏是从哪里来的

    丢手绢、打沙包、跳房子、翻花绳、跳皮筋……

    一、我们小时候的游戏，都是哪来的？

    老鹰捉小鸡/丢手绢/“东西南北”是哪国发明的？

    丢手绢加拿大小孩也在玩，只不过手里不一定有手绢，名字叫“Duck, Duck, Goose”。

    老鹰捉小鸡，英欧洲小孩叫“狐狸与鹅”。

    “东西南北”折纸游戏竟然变成大马特色了。

    尼德兰画家彼得·勃鲁盖尔在1560年所作的这幅画里，画了80多种儿童游戏，其中不乏我们非常熟悉的滚铁圈，骑“马”、跳山羊、捉迷藏、抽陀螺、老鹰捉小鸡，甚至抛羊拐。

    此时的中国是明嘉靖三十九年，日本是永禄三年。

    在智利，丢手绢叫“Corre, Corre la Guaraca（快跑快跑小傻瓜）”，玩法跟我们大同小异；“123不许动”在希腊叫“我是一座雕像”，区别在于他们可能带了点cosplay的成分；“石头剪子布”在苏门答腊群岛叫“蚂蚁大象人”。抛羊拐在韩国抛的是石头，在东南亚抛的是小沙包，但游戏规则近乎一致。

    不但如此，有文物反映，在公元前三百多年的古希腊和罗马，羊拐游戏就已经十分普遍，出土于庞贝古城的画作上甚至有两个女神玩羊拐的场景。

    古希腊雕塑中，少女在玩羊拐 （约公元前330—300年）
    出土于庞贝古城的画作

    类似古老的游戏还有翻花绳。

    关于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768年，不同版本遍布世界各地，除了欧美之外，还包括非洲、 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屿甚至北极。在英语俚语中，人们用“Cat’s cradle”来特指这个游戏；在俄罗斯，它被称为“弦游戏”；在以色列，这款游戏被叫作“编织”。

    1765年的日本浮世绘，两名女士在玩翻绳游戏

    “东南西北”很可能也是舶来品本土化的产物。

    虽然主流观点认为折纸游戏的起源是中国，随后传播至日本，但“东南西北”这种形式的折纸布局现存最早记载是12世纪西班牙的占星文献，有人认为其起源大概率是西方宗教。

    我们玩“东南西北”大多数时候是捉弄人，但这种被叫作“Paper fortune teller（算命纸先生）”的折纸玩具被英国儿童用来占卜。其玩法同我们类似，在内部各个面上写上各种事件和指令，由玩家报出方位及开合次数，最后对应的句子即为其未来之“遭遇”。

    西方儿童用来占卜的“东南西北”
    16世纪约翰·汉密尔顿大主教的占卜星盘（折痕同“东南西北”的折法一致）

    关于跳房子最早的记载是17世纪，在1677年出版的一本名叫《Poor Robin’s Almanack》的书中，这个游戏被称为“苏格兰跳蛙”，其中有苏格兰人在找平的砖地或木板上划分扁或圆形的区域用来跳跃。此外，也有人认为跳房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的印度或古罗马时代。

    印度人管它叫“Stapu”，拉美地区叫它“rayuela”，在土耳其语里是“Seksek”，保加利亚称其为“asдама”……总之就是全世界都在玩。

    英格兰莫克姆的一种传统跳房子游戏

    二、“民间传统游戏”全世界都在玩

    有研究表明，类似“丢手绢”的游戏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如英国、德国、瑞典、美国、印度甚至加纳和智利等国，游戏形式几乎一致——在游戏过程中，大家通常会唱某一首特定儿歌，像我们的《丢手绢》，法国的《 邮差没有来》。

    在美国，“丢手绢”叫“鸭子，鸭子，鹅”，玩法也是一群人围成一个圈，而一个人喊着“duck”转圈，直到在某人身后喊出“goose”，追逐者换人。这种游戏在美国的不同地区有变体，比如“Drip, drip, drop（滴滴滴）”“Mush pot”。

    在印象中，小时候玩的游戏里，玩法同“丢手绢”很像的，还有“白毛女”——小孩们拉着手围成一圈唱歌，圈中蹲一个人蒙着眼，在歌谣停止时指出一个人代替他。

    日本也有类似的游戏“笼中鸟”，但与我们玩时大声喊出“白毛女就是你”并随机指一个人不同，日本的玩法多了一些神秘学意味——歌声停止时，站在当“鬼”的人的正背面的的，就要代替“笼中鸟”当“替死鬼”。比起这个游戏本身，我们更为熟悉的是游戏时唱这首童谣《かごめかごめ（笼中鸟）》，它的变奏曾以各种形式出现在《犬夜叉》等动画里。

    正如《丢手绢》这首歌是作曲家关鹤岩在1948年为了延安保育员的孩子们游戏所作，游戏的出现早于儿歌。“白毛女”游戏时唱的歌谣，明显出现于1951年《白毛女》电影上映之后。从文献上看，《かごめかごめ（笼中鸟）》这首童谣是江户中期以后出现的，且也有极大可能是为了配合游戏形式所作。

    虽然歌曲的创作背景各有不同，但纵观游戏形式本身与它所流行的地区，很容易看出其中贸易往来与殖民主义的影子。

    此外，关于儿童游戏的发源和传播虽然少有学者考证，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有学者专门研究过“老鹰捉小鸡”。这个小游戏的足迹遍及除南极洲以外的六大洲，大多数国家都将其作为本国的传统民间游戏来待。而在中国，不同的民族也都认为其是自己民族的传统游戏，同本民族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日本，这个游戏被叫作“比比丘女”，源于1300年前的平安时代中期，后来演化为“捉鬼子”。在韩国济州岛，它被叫作“大雁”，被认为是韩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越南，它被认为是起源于童谣舞曲的“龙蛇”游戏；在俄罗斯，它被叫作“鸢”，在本土传播了几个世纪；在土耳其，它被叫作“狼爸爸”，同土耳其人半狼半人阿塞纳的传说有关；在英国，它叫“狐狸与鹅”，与游戏相关的歌谣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在马达加斯加，它叫“拉萨林德拉”，早在法国人入侵之前就存在……

    1818至1830年间，歌川国芳绘制的《新板儿童游戏浮世绘》。比较有意思的是，从世界范围来看，疑似只有中国和日本的玩法包含了“被抓住就要改换阵营”这项规则。

    据学者考证，如果一定要给“老鹰捉小鸡”的传播路径找一个历史脉络的话，它的来源很有可能是古印度“尸毗王割肉养鹰救鸽”的传说。但无论真相是否如此，“老鹰捉小鸡”在世界范畴内的广泛存在是因传播居多还是独立演化占主流，其成形的核心一定是一些我们所熟知的底层逻辑——勇敢、善良、守护，为了他人挺身而出的信念，自我牺牲的觉悟。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哪种说法都说得通。

    学者彼得·弗兰说：“大陆与大陆之间在相互影响，中亚大草原上发生的事情可以在北非感同身受，巴格达发生的事件可以在斯堪的纳维亚找到回响，美洲的新发现会影响中国产品的价格，进而使印度北部的马匹市场需求剧增。”

    “儿童游戏的变迁与传播历程印证了古今文化的共通性”，像一根来路不明的引线，串联起整个的人类文明。

    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真的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大家都一样”，这个是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闭环。

    三、儿童游戏，文明史中的善意角落

    如此之多的儿童游戏近乎全球统一，是巧合吗？

    不排除有巧合的成分，确实有些相似文化产物可以在完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被独立孕育。

    但对于“游戏”这一贯穿智人进化全过程的行为，更大的可能性，依然是“传播”。

    数字时代之前，我们小时候习以为常的东西，经常有匪夷所思的历史源流。其中最知名的案例，应该是“七颗星星”的故事。

    关于这个故事，有一种说法是——像每个中国人小时候都听过七颗星星变成七仙女的传说，希腊神话中有七姐妹星的故事，澳大利亚原住民也有类似的故事。至此社会学家发现，几乎包括少数原始族裔在内的全世界大多地方都有类似的传说，然而我们如今只能观测到模糊星云中的六颗星。

    至此，“比较神话学”发现，这也许是人类第一个故事，它成型于人类走出非洲之前，是所有人类曾为一母同胞的证据。

    至于这些我们小时候习以为常的游戏，早在我们“文化传播”这个概念形成之前，就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了。

    儿童游戏简单的框架和逻辑中，所蕴含的是全人类共通的朴素哲学和文化基因。

    从“体育”这一伴随人类发展的早期教育概念展开，“老鹰捉小鸡”的本质是家庭与责任感，守护与抵抗；“白毛女”或“笼中鸟”中隐含着对社会性压迫和囚禁的反抗；羊拐和翻绳体现着对简单物质的最极致利用……

    而无论是哪一种儿童游戏，其最本质功能之一，是对人与人关系的维系。

    游戏，是人在成长过程中最早的社会化行为。遵从游戏规则，便是一种社会实践。

    儿童游戏的附属品，是伙伴，是团队，是从周边衍生而来的关系。所谓“有人跟我玩”，是一个人从童年时期开始建立的，最初的社会支持与安全感。

    而既然儿童游戏建立在“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上，那它们无论传播多远，跨越多漫长的时间，遍布多少形形色色的人种、国家和民族，好像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毕竟，这个世界由人构成，是所有人与人关系的集合。

    而这些童年游戏的存在，更是人类曾在大众所忽视的地方彼此友善过的证据。

    如果不是有人在孩童阶段牵起那双同自己不一样的手，这些游戏又是如何在充斥着战争、侵略、迫害，贸易与文化倾轧的人类文明史中悄然传播的呢？

  • 韩福涛，张新惠，郝哲琳：罐车运输乱象调查：卸完煤制油直接装运食用大豆油

    本文来自新京报网2024年7月2日

    5月21日上午十点，一辆罐车缓缓驶入河北燕郊一家粮油公司。一个小时后，这辆罐车满载三十多吨大豆油驶出厂区。

    5月21日，一辆卸完煤制油的罐车，在未洗罐的情况下，司机就驾车进入一家粮油公司装载大豆油。 新京报记者韩福涛摄

    鲜为人知的是，这辆满载食用大豆油的罐车，三天前刚将一车煤制油从宁夏运到河北秦皇岛，卸完后并未清洗储存罐，就直接来装上食用大豆油继续运输。

    煤制油，那是一种由煤炭加工而来的化工液体，如液蜡、白油等。有罐车司机向新京报记者透露，食品类液体和化工液体运输混用且不清洗，已是罐车运输行业里公开的秘密。

    今年五月份，新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追踪调查，发现国内许多普货罐车运输的液体并不固定，既承接糖浆、大豆油等可食用液体，也运送煤制油等化工类液体。为了节省开支，不少罐车在换货运输过程中不清洗罐体，有些食用油厂家也没有严格把关，不按规定去检查罐体是否洁净，造成食用油被残留的化工液体污染。

    事实上，目前我国在食用油运输方面，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只有一部推荐性的《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规范》，其中提到运输散装食用植物油应使用专用车辆。由于是推荐性的国家标准，这意味着对厂家约束力有限。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王兴国教授告诉记者，目前推行的运输规范虽然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但也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他指出，“它也是一项国家标准，相关企业在制订企业标准时，要以这个为依据，企业标准可以比这个标准更严格，一般来说不能低于这个标准。”

    “混用又不清洗，残留物势必会对食用油造成一定的污染，运输食用油应该专车专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告诉新京报记者，煤制油主要是碳氢化合物，其中含有的不饱和烃、芳香族烃、硫化物等成分影响人体健康，可能导致中毒。

    罐车混用：食用油混入化工液体

    很多罐车扎堆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停车场，等待装货启运。

    该基地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拥有我国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在占地数千亩的煤制油厂区，乌黑的煤炭经过多道高温高压等复杂工序，便能实现“化煤成油”，生产出液蜡、白油等产品。

    公开资料显示，隶属于宁夏煤业的这个“煤制油”项目目前年产能达到400万吨，居全国首位。这里产出的煤制油，大多被运往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可以用作化工产品原料，也可作为燃料使用。

    宁煤煤制油分公司的物流中心，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罐车驶入这里，准备装载煤制油。 新京报记者 韩福涛 摄

    一名罐车司机告诉记者，罐车一般分为危化品罐车和普货罐车，危化品罐车运输的一般是汽油、柴油等易燃易爆的液体，而普货罐车顾名思义就是运输危化品以外的普通液体，“煤制油产品，比如像液蜡、白油这些，它们明火点不着（使用专用灶具气化后可燃烧），不属于危化品，普货罐车就能运。”

    今年五月中旬，记者在宁夏煤业煤制油厂区周边看到，道路两侧停满了各种类型的罐车，其中不乏运送煤制油的普货罐车，这些罐车的罐体外侧都喷涂了容积和介质等信息，一名罐车司机解释说，介质通常是指罐车所运输的物质，运输煤制油一般是把介质标注为“普通液体”。

    “现在算是淡季，罐车还算少的，旺季这一个停车场能停一百多辆。”一名正在停车场休息的罐车司机告诉记者，这些罐车平时大多停在附近，一旦接到运输订单，就会进入厂区排队装油，之后按照买家的需求将煤制油运到目的地，“这里许多罐车常年就靠这个煤制油厂拉油赚钱。”

    5月16日，一辆车牌号为冀E5465Z的罐车从宁东煤制油厂区出发，两天之后到达了一千多公里外的河北省秦皇岛市。这辆罐车开进郊区的一处小院，一个多小时后开了出来。新京报记者注意到，这辆罐车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在附近的马路边停了下来，司机也打开车门在车内休息。

    新京报记者假借咨询行情与司机攀谈，司机透露，他此次从宁夏到秦皇岛运送的正是煤制油，刚在小院里卸完货，“这边要煤制油是用来烧火，当作厨房燃料用的。”这位司机告诉记者，这辆罐车隶属于一个车队，他是专职司机，车队另外还有十几辆罐车，这次卸完煤制油后还未接到新的运输任务，就先停在路边休息，“一般都要在卸货地附近配货，不能空车跑回去。”

    之后，新京报记者一直在附近观察这辆罐车的动向。5月20日下午，这辆罐车重新发动，在傍晚时分行驶到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开进了一家粮油公司所属的停车场，据门卫介绍，该停车场隶属于汇福粮油集团，在这里停放的罐车都是准备进厂运输食用油的。

    第二天上午十点，这辆罐车顺利驶入了汇福粮油集团的生产厂区。直到此时，自从卸完煤制油后这辆罐车都没有去洗罐。一个小时后，这辆罐车满载货物从厂区驶出。厂区门卫留存的运输单据显示，这辆罐车进厂装载的货物是一级豆油，货物净重为31.86吨。

    5月24日，在天津滨海新区的一处停车场内，一辆车牌号为冀E5476W的罐车，也在等待运输食用油。等待间隙，记者从罐车司机口中得知，这辆罐车同样刚从宁夏运送煤制油到河北，前一天在石家庄将煤制油卸货后，连夜从石家庄赶到天津。司机透露，自从卸完煤制油后，这辆罐车也未洗罐，对于是否会担心被食用油厂家拒之门外，这名司机并不在意，“能装就装，不能装就算了”。

    5月24日，在天津一家生产食用油的公司门口，一名罐车司机正在擦拭卸油口。许多罐车不洗罐的话，司机都会通过擦拭卸油口来应付检查。 新京报记者 韩福涛 摄

    当天下午，新京报记者看到这辆罐车驶入了一家名为中储粮油脂（天津）有限公司的厂区。厂区保安介绍，包括这辆罐车在内，进厂装载的都是大豆油。由于距离不远，记者在厂区外能清晰看到罐车装油的全过程，自始至终这辆罐车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也没有人检查罐体内干净与否。大约四十分钟后，这辆罐车就装满了油，出厂区的地磅显示，这辆罐车装了35吨大豆油。

    这意味着，这辆刚刚卸完煤制油的罐车，在并未洗罐的情况下，也顺利装上了食用油。

    节省成本：混用不清洗渐成常态

    运输煤制油到沿海地区的罐车，返程配货多为食用油的原因，主要在于这里集中了很多生产食用油的厂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我国生产食用油的厂家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以大豆油为例，一般需要依靠远洋货轮从国外进口大豆，生产大豆油的工厂通常设在港口周边，天津滨海新区就聚集了多个食用油生产厂家。

    一名食用油业内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食用油在出厂时并不都是常见的小包装，还有许多是以散油的形式往外销售，“有些设在港口附近的食用油厂家，不做终端零售，他们会把食用油卖给其他厂家，由其他厂家灌装成小包装对外销售，也会有一些食品企业采购散装食用油作为原料。”

    食用油厂家对外销售散油，同样依靠罐车运输，很多运输车辆来自邢台。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是业内有名的“罐车之乡”，“南和干这个的比较多，最少有3000台罐车。”这与记者在多地采访时观察到的现象一致，不管是在宁夏的煤制油厂区周边，还是在一些食用油厂家附近，车牌号为“冀E（河北邢台）”开头的罐车数量最多。

    5月14日，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的一处停车场里停了多辆罐车。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当地许多人从事罐车运输行业。 新京报记者 韩福涛 摄

    南和当地多位罐车司机称，刚开始当地罐车都是只运食用油，后来开始运输其他液体货物，最近几年很多罐车开始去宁夏拉煤制油。

    “以前运食用油的罐车一般空车返回，以天津到西安为例，最早单程运费报价都在每吨400元以上，现在降到200元左右。”一名罐车司机告诉记者，由于近两年罐车增多，竞争加剧，罐车运输价格也降了不少，这就逼迫许多罐车不得不在返程时想办法配货，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罐车就将目光放到了煤制油上，“卸货地周边很难配货，一般有什么就装什么，这几年宁夏那边煤制油运输需求也大。”

    与此同时，在运费逐步降低的大背景下，运输食用油的罐车不仅做不到专车专用，许多罐车为了节省成本，甚至连罐体都不清洗。“单次洗罐的成本少则三五百，多则八九百。”一名罐车司机透露，由于普货罐车经常换货运输，每次洗罐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而许多罐车在换货运输时，选择能省则省。

    在调查中新京报记者了解到，绝大多数的罐车都是隶属于车队，规模大的车队有上百辆罐车，小规模的车队只有几辆罐车，个体罐车占比很少，而对于隶属于车队的罐车，有司机告诉记者，尽管他们司机有时想洗罐，但也要听从车队老板的安排，“老板让清就清，老板不让清就不清，老板的事。”

    把关不严：食用油厂家验罐成走过场

    在不少罐车司机看来，车队老板之所以不安排洗罐，更多是因为有些食用油厂家把关不严，他们通常不会检查罐体是否干净，“要是验罐就得洗，不验罐就不用洗。”

    在河北邢台，一名罐车司机说，由于经常跟各个食用油厂家打交道，对于每个厂家的验罐情况，车队老板早已了然于胸，“一般都不下到罐里去验，就看看两个口，我们就把这两个口擦一下就行。”

    今年6月初，新京报记者以运输食用油的名义致电汇福粮油集团，一名工作人员称他们不要求食用油专用罐车，只要求罐车前三次所运的货物也为食用油，“罐体需要保持干净整洁，工人在装油前会验罐。”不过，多名罐车司机却透露，这家粮油公司验罐时并不严格，“他们一般先看看泄油口，把那里擦干净就行，如果是熟人经常来运油那就更好办了。”对于载货单上需要填写之前所运货物的信息，司机也可以随意编造。

    5月21日，一辆卸完煤制油的罐车，在未洗罐的情况下进入一家粮油公司装载大豆油。  新京报记者 韩福涛 摄

    记者同样致电了中储粮油脂（天津）有限公司，一名销售经理表示原则上运输食用油需要专用罐车，但随后他补充说，罐体只要有“食用油专用”字样就行，“其实我们也不验罐，是不是食用油专用罐车我们也没办法去分辨。”他强调，销售食用油的合同里约定的都是买家自提，罐车也是由买家雇来，食用油装上车之后，其品质他们不负责。

    同样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另一家生产食用油的公司，在验罐时也不严格。

    5月24日，一名等待进厂装油的罐车司机告诉记者，这家公司验罐也是走过场，只需司机上传几张照片，“自己拍摄的泄油口、罐口照片，另外罐体有‘食用油’字样就行。”他透露使用手机里存储的早前照片也能应付过去，“你就找几张干净照片给他瞅一眼就完事了，不管是不是今天的照片都行。”

    至于有些食用油厂家要求在罐体外侧喷涂“食用油”字样，司机说也非常容易应付，只需要将之前罐体标注的“普通液体”字样擦掉重新喷上食用油字样即可，“现在有清漆剂，涂改很方便。”

    五月下旬，记者在这家公司门口观察发现，不少进厂运输食用油的罐车罐体上喷涂的介质信息都有明显的涂改痕迹，有一些罐车只是用贴纸将“普通液体”字样遮盖住，再重新张贴一张写有“食用油”字样的贴纸。

    即便存在如此明显的涂改痕迹，也没有影响那些罐车运输食用油。

    一辆等待进厂运输食用油的罐车，罐体外侧喷涂的介质信息被一张白纸遮盖住，司机重新张贴了一张写有“食用油”字样的纸条。 新京报记者韩福涛摄

    运输规范：散装食用油运输应专车专用

    事实上，我国于2014年开始实施的《GB/T30354-2013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规范》（以下简称《运输规范》）中提到，运输散装食用植物油应使用专用车辆，不得使用非食用植物油罐车或容器运输。该《运输规范》中还提到，装入油脂之前，应认真检查运输容器是否为专用容器以及容器是否清洁、干燥。

    不过该《运输规范》只是推荐性的国家标准，不是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对食用油厂家约束力有限。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王兴国教授告诉记者，该《运输规范》虽然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但也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他指出，“它也是一项国家标准，相关企业在制订企业标准时，要以这个为依据，企业标准可以比这个标准更严格，一般来说不能低于这个标准。”

    就散装植物油运输来说，王兴国教授认为相关企业应参照《运输规范》执行，使用专用运输车辆，否则食用油在运输过程中就存在被污染的风险。

    5月24日，一辆刚卸完煤制油的罐车，驶入中储粮油脂（天津）有限公司，司机爬上罐顶正准备装运食用油。 新京报记者 韩福涛 摄

    邱健（化名）是一名从业十余年的罐车司机，他告诉记者，如果卸完煤制油不洗罐的话，通常罐内会残留几千克到十几千克不等的煤制油，“洗罐的话一般都要用碱水，洗完再高温蒸罐这样才能洗得相对很干净，如果只是普通的水洗也会有一些残留。”邱健说，多数情况下，残留的煤制油会与食用油相混，“像煤制油中的白油液蜡，本身是无色的，颜色比较透明，也不容易看出来。”

    他说，像工业废水、塑化剂、废机油、减水剂这样的非危化品液体，普货罐车都可以运，煤制油只是属于目前运量比较大的种类，“煤制油厂家除宁煤外还有好几家，再加上其他一些生产化工液体的厂家，都可能与食用油厂家共用罐车运输。”

    邱健告诉记者，尽管卸货时食用油收货方会取样检验，可是由于检验项目有限，即便食用油中掺入其他杂质，普通的检验也检不出来，“检验水分和酸价这两个项目的比较多。”

    邱健认为，散装食用油在长距离运输过程中其实属于半脱管的状态，“卖油的厂家不怎么管，买油的公司不知情，让运输公司钻了空子。”邱健透露，许多运输订单普遍经过层层转包，转来转去买卖双方对最终承运的罐车都无从了解。

    作为一名罐车司机，邱健非常无奈，他呼吁重视这样的行业乱象，因为食用油关系到千家万户。他说：“煤制油可能还算干净的，其他一些不常见的化工液体，污染食用油的话，可能危害更大。”

    在邱健看来，运输公司是以食用油厂家的标准为导向，只需要食用油厂家严格把关就能避免这一行业乱象的发生，“食用油厂家仔细验罐应该最有效果，能解决99%的问题。”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告诉记者，煤制油主要就是碳氢化合物，其中含有的不饱和烃、芳香族烃、硫化物等成分对人体有健康风险，长期食用可能导致中毒，“吃得越多则毒性越大，苯或氨基苯成分较多时，还可能影响造血功能。”

    朱毅认为，如果运输食用油的罐车还去运输其他化工液体，其风险更是难以预料，“如果都不知道这个油里面有什么样的污染物，更是防不胜防，如果毒性大的化工液体残留在里面，直接接触或者吸入都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比如说有机溶剂、酸、碱、重金属等等，有可能对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都会造成损伤。”

  • 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太原乱石滩唐代壁画墓发掘简报

    2018年8月，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晋源区文物局组成考古队对该墓进行了抢救发掘。墓葬编号为2018TJLSTM1，位置图如下：

    一

    一　墓葬形制

    墓葬为斜坡墓道单室砖室墓，坐北向南，方向204°，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墓室平面呈弧边方形，墓葬开口被破坏，墓室地面距现地表约5.7米。

    墓道  位于墓葬最南端，斜坡式，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南端被破坏，残长2.2米、宽1.4米、深0.3-1.7米，坡度30度。

     墓门  北连墓道，南接甬道。墓门为砖券过洞式，进深0.36米、宽1.06米、通高1.49米，两壁大约至0.98米高处起券。墓门内以条砖封门，单砖丁向砌成倾斜人字形。封门砖为单面绳纹砖，尺寸约为长0.36米、宽0.18米、厚0.06米。

     甬道  南接墓门，北连墓室。甬道为砖券过洞式，地面未铺砖，仅在北端靠近墓室处横铺一排条砖，是墓室地面的延伸。甬道进深0.8米、宽0.74米、通高1.2米，甬道两壁大约至0.94米高处起券。

     墓室  墓室南北长2.46米、东西宽2.6米、通高3.66米，四壁大约至1.13米高处起券，墓顶为四角攒尖顶。墓室门为券顶式，位于墓室南壁略偏东，宽0.7米、通高1.13米。棺床位于墓室北部，东西长2.6米、南北宽1.58米、高0.29米。

    二　葬式、葬具 

    棺床上有两具人骨，均为仰身直肢，人骨腐朽严重，棺床上没有发现棺木和棺钉，疑无葬具。

    三　墓葬壁画 

    墓门、甬道及墓室四壁、墓顶、棺床均满绘壁画，保存比较完好。壁画绘制前未施地仗，先在砖室壁面涂抹一层白灰面，压抹光滑后在白灰面上直接作画。先以墨线起稿，绘出轮廓，然后填色。现将墓门、甬道及墓室壁画简介如下：

    (一) 墓门壁画 

    墓门外侧门框及门头以牡丹纹装饰，墓门东西壁各绘有门吏一名。东壁门吏头戴黑色幞头，身穿杏黄色圆领窄袖长袍，脚着乌皮靴，双手执珪，置于面前，面向南躬身作揖。西壁门吏头戴黑色幞头，身穿杏黄色圆领窄袖长袍，脚着乌皮靴，双手执珪，置于胸前，面向东躬身站立。

    (二) 甬道壁画 

    甬道外侧门框以火焰纹装饰，甬道东西壁各绘有侍卫图一幅。东壁画幅高0.87米、宽0.7米、人物高0.8米，侍卫为胡人形象，连鬓胡，头戴黑色幞头，身穿杏黄色圆领窄袖长袍，脚着乌皮靴，腰佩唐刀，双手抱拳置于胸前，面向南躬身而立。西壁画幅高0.75米、宽0.65米、人物高0.7米，侍卫为汉人形象，头戴黑色幞头，身穿杏黄色圆领窄袖长袍，脚着乌皮靴，右手弯曲置于胸前，左手向身体左后方伸直，面向东躬身站立。

    (三) 墓室壁画 

    墓室顶部绘有幔帐，墓顶四壁分绘四神，四神周边点缀有云气，又绘以空心圆圈，代表星象。东壁青龙画幅内还绘有一轮红日，红日内影影绰绰绘有一只金乌。西壁白虎画幅内绘有一轮弯月，弯月内也有墨绘，较为潦草，不易辨识。南壁为朱雀、北壁为玄武。

    墓室四壁用赭红色颜料绘建筑图案，四角各绘一根角柱，北、东、西壁另绘一根中柱，影作为进深二间、面阔二间的木构空间，柱头均为一斗三升斗栱，四壁在阑额与柱头枋之间绘二朵补间人字栱，栱脚起翘出尖。

    墓室南壁在墓室门东、西两侧各绘侍卫图一幅，东侧画幅高0.86米、宽0.71米，侍卫高0.76米、西侧画幅高0.82米、宽0.8米，侍卫高0.8米。两侍卫均为汉人形象，东侧侍卫头戴黑色幞头，身穿杏黄色圆领窄袖长袍，腰系黑带，斜挂唐刀，脚着乌皮靴，右手置于胸前，左手扶刀柄，面向西站立。侍卫身后躬身站立一人，仅高0.4米，身着黄袍，双手抱拳，置于胸前。西侧侍卫与东侧侍卫样貌、服饰、动作基本相同。西侧侍卫身前站立一人，高0.43米，身着黄袍，向后扬袖。侍卫身边的人物较小且色彩浅淡。

    东壁南部为生活作坊图，画幅高0.84米、宽0.94米。左上部绘一男子推碾，碾是为谷物脱壳的工具；其右边为一妇人推石磨，石磨可将小麦磨成面粉。最右边绘一男子在制作面食，面板前放置一口支起的铁鏊，下面生火。面板和铁鏊下方还有一竖长形的大罐，罐内盛物。左下部绘一男子踩碓，碓是用木石制成的舂米工具，碓旁还放有篾条编制的箩筐和簸箕。右边绘一口水井，井上架有桔槔，桔槔为汲水工具，一妇人在取水。最右边为灶，灶上有一大锅，锅上冒着蒸汽。灶边地上有一架子，架上放有大盆，有人在盆内淘洗，地上还放有相同纹饰的大盆。淘洗者身后绘一三足锅，似在煮食。

    西壁南部为驼马图，画幅高0.84米、宽0.94米。远处绘有山和树，近处一妇女身着长裙，面向北，双手捧一方盒于胸前，身后一胡人身着黄袍，右手执缰绳，左手持马策。

    墓室东、西壁的北半部及北壁是围绕棺床的一组屏风画，共计八幅，其中北壁四幅，东、西壁北半部分各两幅。自西壁起为第一二幅，至东壁止为第七八幅，以此为序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幅：画幅高0.735米、宽0.5米，绘有一株植物，画幅正中一朵六瓣红花盛开，上方还有三个花骨朵含苞待放，周围还点缀有五个叶片。

    第二幅：画幅高0.75米、宽0.635米。一老翁头扎方巾，身着阔袖长袍，黄白相间竖条纹，脚穿黑色高齿首履。老翁执珪恭立，向南作揖。周边还点缀有树、山和燕子。

    第三幅：画幅高0.77米、宽0.53米。老翁双手抱起一石块至胸前，面向东边的一座坟墓，老翁形象略同于前，只是头上所戴似为冠。

    第四幅：画幅高0.77米、宽0.48米。老翁面向西，弯身将手伸向前方的蛇，蛇口中含宝珠，老翁形象略同于前。

    第五幅：画幅高0.75米、宽0.495米，老翁面向东，肩扛斧头，背负薪柴，老翁形象略同于前。

    第六幅：画幅高0.72米、宽0.57米，老翁面向西，左手持杯，右手指向旁边的大树，老翁形象略同于前。此处壁画残缺，但此题材在太原地区唐代壁画墓中常见，应该在右手指尖处向上出有一股云气。

    第七幅：画幅高0.73米、宽0.62米，老翁执珪恭立，向南作揖，老翁形象略同于前。

    第八幅：画幅高0.73米、宽0.51米，绘有一株植物，两个花朵似已枯萎。

    棺床满绘壁画，但保存较差。棺床上面绘有忍冬纹，正立面东、西两端和中部绘有床脚。

    四　随葬器物 

    墓葬共出土随葬器物17件（组），有陶罐、木俑、石俑、铁犁、砖质墓志等。除石俑在甬道靠西壁斜立外，其余均发现于墓室内。介绍如下：

     1.陶罐  2件。编号M1：16，位于棺床以南、靠近墓室西壁，发掘时为堆放的碎片，修复后为一陶罐。陶罐为泥质灰陶，轮制。圆唇，敞口，溜肩，下腹斜收，素面。口径10.5厘米、腹径18.9厘米、底径8.4厘米、高18.6厘米。

    编号M1：1，位于棺床以南、M1：16以东。陶罐为泥质灰陶，轮制。圆唇，敞口，溜肩，下腹斜收，肩部饰有凹弦纹两组，上组弦纹由5道组成，下组弦纹由4道组成，两组弦纹之间有一周间断刻划纹。口径16.5厘米、腹径29.1厘米、底径14.1厘米、高30.3厘米。

    2.石俑  1件，编号M1：2，砂石，风化严重。高髻带风帽，帽帔覆耳披肩背。双手隐于袖内，合揖于胸前，插手侍立。高26厘米、宽8.2厘米。

    3.木俑  3件，编号M1：3-5，正在修复中。

     4.铁犁  1件，编号M1：6，保存完整且锈蚀较少，尖部呈三角形，中部为半圆形，高20厘米、宽23.7厘米。

     5.马鞍  1件，编号M1：7，正在修复中。

    6.木器  1件，编号M1：8，正在修复中。

    7.漆器  1件，编号M1：9，正在修复中。

     8.铜钱  6枚，编号M1：10-15，均为开元通宝，五枚保存较好，一枚残损严重。钱文书迹基本一致。

    9.墓志  1合，编号M1：17，砖质，志盖为方形盝顶状，底边长43.5厘米，顶部长28厘米、宽29厘米、厚7厘米。墓志高44.5厘米、广43.5厘米、厚7厘米。志盖上绘有白色的十字界格，应有四字，但文字不可辨识。

    墓志上有朱砂书写的志文，凡12行，满行14字左右。志文多有漫漶，抄录如下：

    唐故□君墓志铭
    君讳范，字珍，太原府太原人也。/
    因清流引□，□□□荣，令德作腾，□/
    □有则，详诸古代，可略言焉。□□/
    □，□等并得，乘轩出抚；志逸乾坤，/
    □秀仁林，朝天补国。君居身孝□，/
    □性温良。光同照丕之珍，仙□东城/
    □□，春秋六十有三，开元廿四年冬□/
    月廿八日于私第；即以其年十一/
    月廿一日与夫人郭氏合葬于府/
    □□里平原，礼也。恐年月深远，陵/
    □□□，石勒铭传，□□记词。/

    五　结 语  

    该墓葬位于唐代太原府城以西的山前坡地，此区域为城西重要的墓葬区，已发现唐代墓葬数百座，较为重要的有赫连山墓、赫连简墓和温神智墓等。

    据墓志记载，墓主□范，字珍，太原人。开元二十四年（736）卒于私第，卒年六十三岁，同年与夫人郭氏合葬于晋阳城西。

    □范墓是目前太原地区有纪年的唐代“树下人物图”壁画墓中最晚的一座，对研究太原地区唐代“树下人物图”流行时间具有重要意义。

    该墓中的“树下人物图”壁画是太原地区非常流行的题材，在已发掘的唐墓中出现频次较高。但屏风画的一头一尾由两幅花卉填补，比较少见。目前，仅有龙山火葬场唐墓与之相似。花卉从西壁的含苞待放和盛开到东壁的凋谢、枯萎，似乎体现了屏风画的浏览次序。从绘画风格来看，□范墓与温神智墓极为相似，可能出自同一画师。屏风画中的树下人物无论是相貌还是衣着都一致，应该是同一个人，推测其可能是墓主人。屏风画的内容有可能是以墓主人的形象代入到著名的典故中，以表达墓主人的德行。此外，六幅“树下人物图”中均以树木和飞鸟作为点缀，第二、四、六幅树木相同，第三、五、七幅树木相同，应是为避免画面雷同而刻意区别。

    该墓从墓门、甬道到墓室门两侧均绘有成对人物。墓门两侧人物手中执珪，应为门吏；甬道两壁人物似作迎宾状；墓室门两侧人物腰间佩刀，应为侍卫。三组人物应有不同作用，似乎有先文后武的味道。墓室门两侧的侍卫身旁还各绘有一个较小的人物，动作与甬道壁画人物类似。

    □范墓虽然等级不高，但壁画保存较好，且有许多细节值得深入研究，对太原唐墓壁画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参加考古发掘的有裴静蓉、龙真、姬凌飞、张怀平、晁代良、李爱民；发掘中的文物保护由刘晚香、刘俊完成；绘图、摄影为金晓彤、原江；文物修复由王晋清完成。执笔：龙真、原江、姬凌飞。
    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5期

  • 邺城：沉浮史海的古都

    邺城坐落在太行山东麓的葵丘之上，地处今天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境内，离临漳县城以西约20公里，漳河自西南而东北流经邺城。据文献记载和地面调查，邺城总面积有100平方公里左右，历史上人口最多时超过百万。

    春秋时期，齐桓公始建筑邺城；三国时期，曹操封魏公、加九锡、建魏国，以邺城为国都。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个朝代先后定都于此。战国时期，还有“西门豹治邺”的故事留下。

    在这座城市中，有网络纵横的南北干道，有清晰明了的功能分区，有不偏不倚的中轴对称……城市正中，南北向的大路，串联起城门、宫殿，构成了一条城市中轴线——最早的中国都城中轴线。

    曹魏邺城复原示意图

    逐年核算，邺城严格意义上作为都城的时间，其实只有120年左右。120年，六个朝代，平均每个只有20年。最后定都邺城的北齐覆灭后，国都被大火焚城，邺城从此消失火海，不复存在。到唐代，这里已是一片农田，民众“但耕古城地，不知古城名”。

    邺城于乱世中沉浮，正史中仅留下只言片语，更多是凭吊的诗歌和无尽的叹息。元代以后，漳河逐渐失去治理，不断改道，一时在邺城北，一时在邺城南，一时又穿城而过。邺城的准确位置、都城格局，对后世来说像谜一样。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开始设计、建设邺城。工程从开凿玄武池开始。为了训练水军，曹操决定在邺城的西北开凿一个人工湖。由于玄武池面积巨大，挖出来的池土无处堆放，曹操便将这些土在邺城的西北堆筑起了一座高台，这就是铜雀台（建安十七年（212年）春，历时一年多的修建，铜雀台完工，旧址位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

    曹丕为台作赋：“登高台以聘望，好灵雀之丽娴。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步逍遥以容与，聊游目于西山。溪谷纡以交错，草木郁其相连。风飘飘而吹衣，鸟飞鸣而过前。申踌躇以周览，临城隅之通川。”

    曹植也有《登台赋》：“从明后而嬉游兮，聊登台以娱情。见天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殿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川之长流兮，望众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工恒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逞……”

    铜雀台建成后，曹操又先后兴建了金虎台、冰井台，史称“铜雀三台”。三台在邺城西北一字排列，金虎台在南，铜雀台居中，冰井台在北，之间由两架浮桥式阁道相连。曹植有诗曰：“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蝃蝀”。

    十六国时期，后赵石虎迁都邺城，重修了铜雀三台。为避名讳，将金虎台改为金凤台

    邺城的再度辉煌是在南北朝晚期的东魏北齐之时。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东魏迁都于邺。彼时，已历时300多年的曹魏邺城破烂不堪，为安置“户四十万”由洛阳迁来的人口，东魏依着原邺城的南城墙建起了邺南城，两城毗连而建、南北衔接，北城的南墙即为南城的北墙，大体呈“日”字形结构，其外围还有更大规模的外郭城区。

    邺南城做了东魏16年国都，之后东魏变成了北齐。又27年后，北齐覆灭，邺城被北周权相杨坚下令放火焚城，所有居民南迁四十五里。邺城不复存在。

    考古发掘显示，邺南城具有明确的南北轴线，以朱明门、朱明门大道、宫城三门、太极殿、昭阳殿等主要宫殿为中轴线，全城的城门、道路、主要建筑等呈严格中轴对称布局，纵横街道垂直交错呈棋盘格状分布。

  • 方辉,田钟灵：稷下学宫考

    稷下学宫为战国时期田齐招揽贤人而设，兼具政事议论与学术研讨功能。据汉人所记，稷下学宫创办于田齐桓公时期（前374—前357），齐宣王时，“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襄王时学宫犹存。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为止，稷下学宫存续约150年。稷下学士号曰列大夫，享有列第，备受尊崇。

    关于稷下学宫的位置，史书中多有记载，自近代以来，又有不少学者进行过考证。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临淄齐故城小城西门外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发现了较大规模的战国时期建筑基址，从其地望来看，可能就是学者们探寻已久的稷下学宫遗址。文章首先对稷下学宫位置的研究史进行梳理，而后对“稷下”“稷门”等学者们经常关注的内容进行新的解读，最后结合汉魏洛阳城的太学遗址对稷下学宫的考古新发现做一对比研究。

    一、稷下学宫位置研究现状

    “稷下”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文载“兒说，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齐稷下之辩者”即谓战国齐稷下学士，此为目前可见关于稷下之学最早的记录之一。汉晋时期有记载将稷下之学与稷门或稷山联系起来，如西汉刘向《别录》中记载曰：“齐有稷门，齐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其下。”东晋虞西又曰：“齐有稷山，立馆其下，以待游士。”这两条记载均见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唐司马贞索隐。自此，关于稷下学宫的位置，产生了稷门附近说与稷山立馆说两派观点。

    （一）稷山立馆说

    稷山立馆说被司马贞称作“异说”，今学者们也多持反对意见，且给出的理由多相近。一是因为稷山位于齐故城南约10公里处，距离太远，本属山地丘陵，又有淄河与齐城相隔，交通不便，很难做到“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二是根据考古勘察，得知稷山附近除保存多座战国、汉代墓冢外，并没有发现建筑遗存，这与“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不符。唯蒋伯潜先生将“庄岳”之“岳”视作稷山，认为稷下学宫及学士之宅第设在“庄岳之间”，即康庄之衢与稷山之间，此为齐都最繁盛之区。该书初版为1948年上海正中书局版。但蒋说目前并未见其他支持者，有学者指出，“庄岳之间”的说法属于取字推论，实际上还是“稷山立馆说”的变通，临淄城南山水纵横，并不适宜建设学宫。驳论有道理。

    （二）稷门附近说

    “稷门附近”一说，自西汉以来屡见于文献记载，亦为目前的主流观点。此说多认为学宫在临淄齐故城城门稷门外近郊或稷门内；而关于稷门究竟位于临淄城的哪个方向，又有西门、南门两种说法。

    1、稷门为西门说

    历代史家多记稷门为齐城西垣之门。西汉刘向为这一观点的首倡者，北宋《太平寰宇记》卷十八引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而后又曰：“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故称为稷下之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唐司马贞索隐引东晋晏谟《齐地记》言：“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室，趾往往存焉。”司马贞云：“盖因侧系水出，故曰稷门，古侧稷音相近耳。”（系水在齐城西侧，可知学宫在齐城西门稷门外、系水左右。同样的内容又见于宋《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六所引：“齐地记曰：‘临淄城西门外有古讲堂，基柱犹存，齐宣王修文学处也。’”该卷又引西晋学者司马彪所著《郡国志》曰：“齐桓公宫城西门外有讲堂。齐宣王立此学也，故称为稷下学。莒子如齐盟于稷门，此也。”元代于钦《齐乘》中记：“《齐记补》谓，‘齐古城周五十里，高四丈，十三门。’其西雍门，韩娥鬻歌之地。又有稷门，下立学社，所谓稷下学。”

    近代以来，不少学者赞同并引用自汉代以来的文献记载，也主张稷门为临淄城西垣城门。早在20世纪30年代，钱穆就指出稷下在西门不误，并解释其因通社稷而得名；1944年，郭沫若亦直言“稷门是齐国国都的西门”。由于古人和近世先贤对齐都临淄城的总体布局和形制所知有限，故并没有明确指出稷门为齐城的哪座西门。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临淄齐故城的勘查和发掘，齐故城的范围、形制、城墙、城门，以及城内布局的情况越来越详细，公布的资料也越来越多，学者们遂有条件对稷门和稷下学宫的位置做更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目前可见小城西门外说、大城西垣北首门外说和原春秋时期临淄城西垣中门外说三种观点。

    刘文熙、张龙海在认同历代史书中记载的稷下西门外说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和文献资料，进一步推断稷门为小城西门，稷下学宫在小城西门外。（图一：①）该文所用考古资料主要有两处，一为小城西门外的建筑遗址，被认为与春秋时期“遄台”有关，在台东还发现有战国遗址，可见水井、砖瓦等，当地群众称其为“稷堰”；二是遄台附近的古大道，称为“黉大路”，黉即古代学校之意。另外，该文还据小城西门外刘家庄的两篇石碑碑文，以及蒲松龄的文学作品中所记内容，指出今刘家庄在稷下附近。至于稷下学宫的范围，中心建筑在小城西门外，南至小城西南部，北至邵家圈以南。这里风景秀丽，交通便捷，且靠近宫城。大城西垣北首门外说由李剑、宋玉顺提出。他们敏锐地认识到，虽然临淄齐故城大城西垣当时只勘探出一座城门，但从平面图上看，大城北部东西向大道往西延伸与西垣交接处应当还有一个门道，即稷门。李、宋二位先生将临淄小城西门考证为申门，并根据《水经注·淄水》中系水北流所经之地的记载，即“系水傍城北流，经阳（通杨、扬）门西，水次有故封处，所谓齐之稷下也”，认为勘探出的大城西门为扬门，而再往北即为齐稷下所在的稷门，稷下学宫在系水旁边，即今邵家圈村西南。（图一：②）该文还列出四条旁证：其一，1946年邵家圈村发现古碑，上刻“稷下”；其二，《临淄县治》《括地志》载临淄城西北有“棘邑”，而“棘”“稷”音相近，“稷门”即为西通“棘邑”之门；其三，该门向城内连接东西向大道，直通市井，还靠近西墙内的南北向道路，直抵宫殿区；向外可达西北各邑；其四，邵家圈村西南发现有战国瓦当和建筑遗址。

    近期，赵益超、侯霞提出了大城西垣南首门外（图一：③）这一新说。该文在对临淄齐故城的形制、年代有着正确且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指出稷门最早见于春秋晚期的事迹中，不应在战国时期的小城上去找，而应把目光放在春秋时期的临淄城即大城上。结合文献中关于学宫位置的记载多与西门、系水有关，又进一步锁定在大城西垣的城门上，而李剑、宋玉顺所推测的北首门外城郊地区多为战国时期制陶作坊遗址，且系水水面宽阔，与大城西墙之间仅有一处狭窄而密闭的区域，学宫设在这里的可能性不大。他们进一步指出，南首门靠近小城，可以从大城西墙内侧的南北干道直达宫殿区，小城北墙至石桥村南一带的城外近郊地区，系水两岸地形开阔，正适宜建设规模宏大的稷下学宫。

    2、稷门为南门说

    与西门说不同，历代文献中认为稷门是南门者较少。直至清代，学者高士奇在《春秋地名考略》“申池”条下称：“其南曰稷门……齐人于稷门立学舍也。”在“稷”条下又言：“临淄有稷山，《齐记补》：‘上有后稷祠，故名。’今临淄县西南十三里有稷山，或曰稷下之名以此。”可知高士奇以稷门为南门，稷门学舍或曰稷下，与临淄城南之稷山有密切关系。民国九年《临淄县治》又记载，“齐古临淄城……古城十三门，其西门雍门……西南门稷门”，究竟为西门还是南门，实指含糊不清。不过，二十世纪以来，主张稷门因面向或通向城南稷山而得名，故而为临淄城南门的学者却有不少。

    早在1972年发表的《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中，考古学者就提出文献中所见齐城门“皆未记确切方位，后人说法不一，比较能肯定的只有小城西门曰申门，大城西门曰雍门，稷门为南门，广门为大城东门”，但没有细指稷门究竟为哪座南门，也并未给出理由。目前临淄齐故城南垣城门中被考证为稷门的有临淄城小城南垣西首门、原春秋时期临淄城南垣西首门，及原春秋时期临淄城南垣中门，但研究者对稷下学宫与稷门关系的认识又有不同观点。

    刘敦愿先生早年在对春秋时期的临淄齐故城进行复原研究时，提出稷山立馆说仍值得考虑，稷山下是否有学宫尚且难说，但稷门因通向或面向稷山而得名，并非绝无可能，故在复原图中将稷门置于临淄小城南垣西首门，而非文献中多见的西门。（图一：④）但遗憾的是，刘敦愿先生此文误将临淄小城视为春秋时期的宫城，且没有解释稷门为何为南垣西门而非东门，也未提及稷下学宫是位于小城内还是城外。另外，张学海先生在《齐营丘、薄姑、临淄三都考》中直言“（战国）小城是座宫城……小城南西门遥对南郊稷山，应是稷门，门内西侧的夯土基址，北距宫殿区不到一公里，可能是稷下先生们的‘列第’遗迹”（图一：④）目前看来，小城南垣西门内主要分布着战国时期的一处齐法化铸币作坊和两处青铜冶铸遗存，较大面积的夯土基址则位于东门附近，十分靠近北部宫殿区，夯土分布非常紧密，而且大多呈小型块状，被认为是齐国官署或田氏上层贵族宅居地。董治安、王志民先生亦认为我国古代有根据所面向的山、川、台、丘命名城门的惯例，稷门亦由于同临淄城外的稷山相对而得名。二位先生认为稷门当为考古勘探出的南垣西门，稷下学宫在南门之内，位于连接南垣西门和北垣东门的大城中部南北向干道左右两侧。（图一：⑤）相反，大城西门内却地势低洼，文化层较薄。

    曲英杰和白云翔先生均认为原临淄城大城南垣西首门为稷门，二者对其具体位置认识不同，且关于稷下学宫与稷门的相对位置也有不同看法。曲英杰先生认为，临淄齐故城大城南垣的西向延伸线上应当有一处春秋时期的城门，就位于小城南垣东门大道向北延伸与大城南墙相交之处。（图一：⑥）曲文以该门面对稷山而定为稷门，在战国临淄城的复原图中亦将稷下学宫置于此处，恰位于临淄小城内中部，即曲文所考证的战国田齐宫城之南。而到战国时期，此门被移至相对应的小城南垣东门（图一：⑧），“是否沿称稷门已无法推知”。值得注意的是，曲英杰先生在论及稷下之学时，又言田氏代齐之初已兴筑稷下学宫，临近田齐宫城，当指复原图中示意之处，而根据文献小城西门外也有讲堂，建于齐宣王时，至于学士的列第则位于“康庄之衢”，即沿大城中部东西向大道南北两侧分布。这样看来，似有广义上的稷下学宫包括学舍和列第并不集中于一处之意。白云翔先生对原临淄城大城南垣西首门的位置推测稍有不同，在大城南墙与小城东墙交界处一带，比曲英杰先生复原的位置要稍偏东。（图一：⑦）白云翔先生同样认为稷门的名称被沿用至战国临淄小城南垣东门上。（图一：⑧）但是，由于白云翔先生从微地理地形的角度理解“稷下”之“下”的含义，故将稷下学宫的位置放在小城南垣东门的西北方向地势较低之处，即战国临淄城西南城外近郊一带。

    二、“稷”“下”新解与“稷门”位置考

    通过以上对稷下学宫和稷门位置研究史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学者们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对“稷门”“稷下”与“稷山”名称和逻辑关系的理解不同。

    史书上对“稷”的考释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认为“稷”与“棘”或“侧”古音相近，如东汉郑玄称，“齐田氏时，学舍所会号棘下。棘、稷音相近，即稷下也”，又唐代司马贞曰，“因侧系水出……古侧稷音相近”。二是将“稷”与后稷联系起来，如《左传》昭公十年杜预注：“稷，祀后稷之处。地名，六国时齐有稷下馆。”金人李余庆也指出稷山得名是因为山上有后稷祠。关于“稷”与“棘”，春秋时期临淄附近有“棘邑”，《左传》昭公十年：“（陈）桓子召子山……而反棘焉。”杜注：“棘，子山故邑。齐国西安县东有戟里亭。”《后汉书·郡国志》作“棘里”，《后汉书·郡国志第二十二》：“西安有棘里亭”，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据学者考证，在今临淄北高阳村附近，位于临淄齐故城西北方向，前述有学者据此认为“稷门”是因向西通棘邑而得名。实际上，“稷”和“棘”作为地名，春秋时常见。鲁国亦有“棘地”，在汶水之北齐鲁两国交界之处，曲阜鲁故城又有“稷门”，自当为两地，而不可能因通棘地而命名为稷门。另外，按刘敦愿等先生所释，“宋、晋、楚均有以稷名地的。稷当系祭稷之地，稷门当是近稷之门，或通往祭稷之地，或社稷所在”。

    至于“下”，在地名中也较为常见，学者们对其所指也有不同的认识。元代李治《敬斋先生古今注》认为：“洛言洛下，稷言稷下……言称下者，犹言在此处也。”赵益超等据此认为“下”在这里为虚词，没有实际意义，“稷下”没有内外和方向上的指向性。白云翔先生则从微地理环境地势高低的角度，将“稷下”释作稷门以西、以北一带地势较低之处。通过联系先秦秦汉时期其他带有“上”或“下”字地名的含义，我们大概可以总结出其常见的两种用法。一是表示方位，指南北。如“下蔡”“下东国”“下博”又鲁故城有“上东门”，杜注：“鲁东城之北门”，高士奇曰：“盖城东之北门。”二是表示地势高地，如“戏下”，司马贞言“戏，水名也……是羽初停军于戏水之下”；“垓下”，司马贞引张揖《三苍注》云“垓，堤名”，张守节又曰：“其聚邑及堤在垓之侧，因取名焉。”如此看来，“上”或“下”具体表示方向还是地势高低，似乎与其作为地名时的词汇构成方式有关，作“上/下某地”者，以表示南北方位为多，而与山名或水名同时出现，作“某地上/下”时，则多指示地势的高低。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稷门”与“稷下”得名均与临淄城南有后稷祠的稷山有关，但“稷门”不一定必须南向稷山，“稷下”也并非是指位于稷门的南面或相对稷门处于地势较低之处，而是稷山之下的一个统称。值得注意的是，曲阜鲁故城也有“稷门”，按文献中记载为鲁城南门，曲英杰先生考证为考古发现的南垣西门，但是鲁城之南并没有稷山；城内又有“棘下”，杜预注为“城内地名”，即使以“稷”“棘”互通来解释，“棘下”所在也并不是稷门之南，这些或可作为旁证。

    另外，上文提及有将春秋之“稷门”误冠于战国城门上的情况，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除时间错位的原因之外，还有两个隐藏的逻辑问题。一是春秋时期的稷门到战国时是否还存在，如果不存，那稷门的名称是否被沿用至战国城门上；二是稷门为宫城城门还是郭城城门。我们认为春秋时期稷门为临淄城郭城（即大城）西垣南门，到战国时期，因为小城的修建而被毁弃，“稷门”之名遂沿用至新建的田齐宫城（即小城）之西门。

    春秋时期的稷门当为郭城而非宫城之西门。《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记莒子到齐国参加盟誓，竟连稷门也没进入，故而大恶齐君，或可为佐证。目前，经考古确认的春秋时期临淄城西垣城门有两座。一为考古勘探出的“西墙西南门”，位于大城西墙的南部，南距与小城北墙相接处783米；另一座是大城北部东西向干道西端与西墙交接处的西垣北门，位于今邵家圈村东北，即3号排水道口南侧。除此之外，春秋时期临淄城西墙应还有一座城门，为南首门，曲英杰先生认为或有可能设在与小城东垣城门东西相对应之处，（图一：⑨）白云翔先生则推测大致在桓公台东南侧一带。（图一：⑩）我们首先假设春秋临淄城西墙北首门或西墙中部之门为稷门，则战国时期稷门仍存，田齐所立稷下学宫当在稷门附近。城内，即广辛路以西小城北墙以北的大城西区，据考古勘探和试掘，地势低洼，文化堆积较薄，除一些居住点以外，是大片的空隙地。城外，自北往南从王青村至长胡同，分布有密集的陶窑作坊。也有其他学者注意到，大城西墙北首门外系水水面宽阔，与大城西墙之间仅有一处狭窄而密闭的区域可见，大城西垣北段和中段的内外两侧都不适宜建设学宫和宅第。如此，则只剩原春秋时期临淄城西垣最南端的门。

    至于春秋时期临淄大城西垣南门对应的是史书中的哪座城门，目前主要有申门、鹿门、稷门几种说法。申门未见于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左传》杜注始见，“齐南城西门名申门，齐城无池，唯此门左右有池”，《水经注·淄水》记系水“水出齐城西南，世谓之寒泉也。东北流直申门西，京相璠、杜预竝言：申门即齐城南面西第一门矣”，元于钦《齐乘·古迹》称“临淄古城……西南有申门，门外申池”。可知申门与稷门一样，均位于齐城西南方向；同样，申门究竟为西门还是南门，亦有争议。李剑、宋玉顺、白云翔等先生认为杜预“齐南城西门”中的“南城”指的是齐故城的小城，所以申门为齐故城小城之西门。但是《左传》杜注中又有“鲁东城之北门”“鲁南城东门”的说法，鲁都曲阜不似齐临淄城有南、北二城，故这里“东城”“南城”自不为东边、南边城之意，而且曲英杰先生已考证二门分别指鲁故城东垣北门和南垣东门。所以，申门为西门说值得怀疑。值得注意的是，申门不似稷门见于春秋史事中，或可说明在春秋时期尚没有申门，白云翔先生称现在学者们考证的战国小城之上的“申门”当是沿用春秋时期的名称，尚可讨论。另外，曲英杰先生也将申门考证为战国临淄城城门。如此，春秋时期临淄城西垣南门为申门的可能性便降低，本文暂将申门推证为临淄小城南垣西门。“鹿门”见于《左传》昭公十年和《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当为春秋时期城门无疑，但史书中均未指出其方位。曲英杰先生认为春秋大城西垣南门为鹿门，却未说明原因；刘敦愿先生则依高士奇之说，推定为大城东南门。若然，则鹿门未必是西门，而稷门在史书中多与城西、系水同时出现，在西的可能性较大。

    “稷门”作为原春秋临淄城西垣最南端的城门，在战国时期早已不存，但城门名称却因小城新建而顺势被移用至同在西侧的小城西垣城门上。战国小城西门为稷门当无疑，记载有稷门方位的文献均为汉及以后，或与后世学者只能看到临淄小城的遗存有关。根据考古发现，原战国时期田齐宫殿区到东汉被青铜、铁器生产设施所覆盖小城内南、北部存在着较厚的唐、宋以后的堆积，而大城基本没有，或可推断魏晋以后主要沿用小城，大城基本废弃。另外，后世文献《水经注·淄水》《宋书·五行志》中有记晋惠帝时“大蛇负小蛇”之奇闻，可知在西晋时，小城内仍有汉景王祠，有市场，或可为一佐证。

    综上所述，稷门应如史书中多数记载的，为临淄城之西门，战国时期田齐所设稷下学宫位于田齐宫城即临淄小城西侧当没有疑问，而且由于汉以后临淄齐故城仅小城继续沿用，学者们所能看到的残留于地上的学宫遗存应当在小城附近。以往学者多根据史书中记载的稷下之学在稷门附近而将二者捆绑在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稷下之名一定是指在稷门之南或地势较低之处，我们不妨将视野放大，将其视为稷山脚下的大的地理范围。

    三、稷下学宫及汉魏洛阳城太学的相关考古发现

    对于稷下学宫位置的考证，除根据文献记载进行逻辑推理之外，更需要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确认。刘文熙、张龙海先生曾提及，齐故城小城西门外西南有“遄台”和“稷堰”等春秋战国时期的高台地，在附近发现的战国水井内曾出土过大量战国时期的砖瓦建筑材料，并且有一条直通小城的古大道，世称“黉大路”，黉是学校的意思。前文已提及，他们据此认为稷下学宫的主体即在小城西门外，2015年出版的《临淄文物志》基本引用了这些民俗学和考古学材料，但对于这一带是否为稷下学宫所在持存疑态度。这些信息为我们提供了一定思路，但仍需要经过科学的考古工作来正式确认。

    根据白云翔先生对临淄齐故城小城西门外考古发掘现场的实地考察资料，我们获知考古工作者在小城西门以南做了连续几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试掘工作，发现这一区域有较丰富的战国时期遗址，或与“稷下学宫”有直接的关系。遗址恰位于小城西门外入口处南侧，东距小城西城墙约15米，东北距小城西门约230米，西距今南北走向的遄台路约130米。经过2017—2018年的考古勘探，发现有16处夯土建筑基址，一共四排，呈南北向分布，其范围东西约220、南北约160米，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其中最大的一处夯土建筑基址面积达700平方米左右，其余夯土基址面积多在200—400平方米之间，目前只对其中个别基址进行了发掘。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这一组建筑群外围的壕沟和围墙，但其具体分布范围和出入口的设置情况目前仍不知晓。

    稷下学宫属于古代城市中的思想文化功能区，不同于统治者居住和处理政事的宫殿区、纪念祖先或进行祭祀的礼仪活动区、生产物质产品的手工业作坊区，或是从事商品交易的市场区等其他类型的城市功能分区，其独特的功能属性必然会呈现出能代表其自身性质的考古学特征。目前临淄齐故城小城西门外的建筑基址仍在继续发掘中，详细的考古材料也尚未发表，但该建筑基址所处的位置恰好与文献记载中稷下学宫的地望相吻合，其形制和布局又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自然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世的汉魏洛阳城中，考古学家也发现了当时的官办学府——太学的遗址，位于北魏内城南门外，是南郊礼制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创建于东汉，曹魏、西晋时期沿用，北魏又在其基址上继续修建。据考古勘探和发掘，现存布局较为完整的是魏晋以降至北魏时期的太学遗址，资料已经全部发表，我们可以总结出其作为一种校舍独有的考古学遗迹现象和出土遗物特征，以资在探寻稷下学宫时参考。

    其一，在建筑布局和形制上，魏晋以降的太学院落整体为南北长方形，东西约156、南北约220米，四面发现有断续的墙垣，其中在西、北、东三面墙垣的中段，均发现有院门；在院落内还勘探出东西向和南北向的主干道路，以及大量的排房和殿堂建筑基址其中，在院落内西北部和西南部，发现有较多的条状夯土基址，主要为南北向，其间或还有较窄的道路路土遗迹。考古报告指出，条状夯土一排与一排之间排列较为密集，一般间距为5—10米，很可能是太学校舍的排房基址。在太学院落中心十字街东南部廊庑庭院基址的房舍内，还发现有可能是具有特殊用途的砖砌浴室。

    其二，太学遗址中出土的实物遗存也有一些区别于其他性质遗址的特征。考古发掘魏晋以降太学院落遗址中的遗物以大量的砖瓦建材为主，还有较多的陶器、铜器、铁器、石经残石和钱币等。陶容器器形有碗、盆、罐、杯、钵、瓮、甑等，其中用作炊具的甑只发现3件，占全部陶容器总数的2.3%，且目前公布的两个标本底径分别为25、30厘米左右，均为大型陶甑，一次做成的食物应当能供多人食用，正符合在太学这种官办的学舍中统一进行食物供给的烹饪需要。另外，太学遗址中还出土有石砚2件、研磨器3件，直接地反映了太学的书院性质。更重要的是，在太学遗址上历来有大量的汉石经残石出土，这些石经主要是东汉灵帝熹平年间由蔡邕亲自书写，使工匠雕刻，立于东都太学前，以正定六经文字的碑刻，考古发现完全证实了文献中汉魏洛阳太学的位置。

    其三，太学的地理空间位置也符合其作为官办学舍兼礼制建筑的性质和地位。汉魏时期的太学位于今洛河南堤的南北两侧，这一带地形较为高亢、平坦，正适宜建造学舍，而且恰位于东汉时期南宫以南、北魏时期的内城外南郊，开阳门外大道东，考古勘探还发现有从开阳门外御道通往太学的东西向主干道路，就位于晚期太学院落西侧交通便利，可直达宫殿区，便于管理和政事议论。

    汉魏时太学已经是成熟的礼制系统中的一部分，故其形制、布局、内涵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的规制，考古学特征也较为明显。稷下学宫则是目前可见最早的官办学堂，尽管它处于战国时期礼制混乱的时代，但仍在考古学遗迹方面体现出与后世汉魏太学较强的相似性。二者均位于地势较为高亢之处，在当时统治者的宫殿区附近，并且有交通干道方便直达；均发现有围墙设施，以及可能为学舍的密集分布的长条形排房式建筑。目前疑似稷下学宫的详细考古资料尚未发表，出土遗物的情况还不清楚，本文只能将其与汉魏太学遗址做一个简单的比照，更深层次的对比研究有待于将来新的考古发现和资料的公布。

    最后，通过对疑似稷下学宫遗址、汉魏洛阳城太学遗址，以及临淄齐故城市的考古学研究，我们对于目前城市考古学研究中不同功能区——尤其是以往很少发现也很少受到关注的文化、商业区的识别方法有了一些心得，在这里提出来与学者们进行交流。我们注意到，以往城市考古研究中，对古代城市功能区的划分更多是依靠遗迹现象本身，而较少对出土的遗物进行功能性的判断，对于考古材料丰富的古代城址，如临淄齐故城，完全可以在结合文献和考古遗迹的同时，进一步对考古出土遗物进行细致的分析，来探讨古代城市的功能区划分。如前所述，在汉魏洛阳城太学遗址中出土很多符合官办学府性质的遗物，如用于书写的石砚和研磨器，以及国家设立的石经残石等。同样，在对战国秦汉时期临淄齐故城的市场位置进行考证时，我们也重点关注并尝试从经济的角度去看待出土的遗物。经过系统的搜集和整理，我们发现，在临淄城大城东北部阚家寨南、东南和河崖头村西南一带，由四条南北、东西向主干道围成的井字形区域内及附近，集中出土有较多的战国秦汉时期货币、度量衡算器、印有“市”或“亭”等关键信息的陶文和封泥、疑似酿酒的大型陶质滤器等能够直接体现商业交换活动特征的实物遗存。另外，我们对汉魏洛阳城魏晋以降的晚期太学遗址和战国秦汉时期临淄齐故城东北部市场区域内出土的陶质容器都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二者呈现出相同的特点，即炊器的数量均较少，占陶容器总数的比重也较小，但体型却较大，或许分别与官府集中供应食物、市场上的食肆售卖活动有关。这启发我们，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除典型的、有代表性的遗物之外，也要重视大量的普通生活遗物，这些日常器具往往是我们考古发掘过程中最常见到的，具有较重要的统计学意义。但必须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发现炊器，或炊器体量较大就代表所在遗迹范围一定不是生活区，我们对学堂或市场遗存的识别，并不是由这一项因素决定的，不同功能区性质的最终判断，还要结合遗迹形制和布局、其他出土遗物特征，以及与周边功能区的关系等多角度的因素，甚至考虑长时段内遗迹功能的演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四、结语

    稷下学宫作为战国时期田齐政权设立的集学术研究和政事议论于一体的大学堂，是当时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中心，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关于稷下学宫位置的考证，自汉代以来便众说纷纭，学者多以为其设立于齐都临淄城稷门附近，但关于稷门位置的考证又有不同观点。本文在对前人的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认为稷门在春秋时期就已存在，当为原春秋临淄城西垣之南首门，到战国时，由于小城的兴建，“稷门”这一名称顺势沿用至小城西门上。而“稷下”一词，可以从广义上理解为稷山之下的较宽泛的地理范围。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临淄齐故城战国小城西门外南部区域发现了较大规模的战国时期排房建筑遗址，并且有围墙和壕沟环绕，结合史书记载和学者们的考证，基本可以认定该遗址即为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遗址。目前考古发现的建筑遗存应当只是“稷下学宫”的一部分，期待未来的考古工作能进一步确定遗迹的完整范围，厘清内部建筑形制和布局的具体情况，并加强对出土物包括重要的、等级较高的遗物和大量的普通日用器具的重视，对其进行细致、科学的统计和分析，从而对该遗址的性质作更准确的判断。

    本文来自《中国文化研究》2021年第4期

  • 武汉 田雅馨：麻岭—日结大神的“流放地”，抑或“救济所”？

    每天清晨五点、下午四点两个时间段，农业银行门口就会陆陆续续聚集一群农民工人，几个劳务坐着小马扎登记他们的信息。等到上班前一个小时，劳务联系的“麻木”（三轮车）就会成群结队地把工人们拉到几公里以外的物流园区，开启长达12小时的重苦力劳动。这样的景象已经持续了近十年。

    日结工人傍晚于农业银行集合

    和全国城郊的境遇相似，随着武汉城市边界的扩展，21世纪初的麻岭也历经征地拆迁和招商引资，产业集群的工业园区成功落地，拆一代从农民摇身一变为食租者，湖北周边的农民工涌入麻岭务工，工业城、村改居、农民工的三方格局就此达成。而物流园区由于其平台经济的属性，快递订单紧密地与线上消费量绑定在一起，每日波动的用工量规定了物流园区为节约生产成本而聘用日结工人的用工模式。这批依托快递集散点而前来的农民工人，逐渐与当地配套设施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日结文化。

    2018年一部拍摄深圳三和人才市场的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点燃了网络舆论，也将这群隐没于城市边缘的“日结大神”正式拉进人们的视野。如今，三和人才市场已经改名为奋斗者广场，然而“流亡”的日结大神并没有消失。北京马驹桥、上海车墩、昆山中华园、成都二仙桥、青岛崂山路……在全国各地大型物流转运中心周边，几十个日结大神的“基地”已经成形。

    这些日结基地是足够边缘的，它收留了大批量流入城市而又无家可归的农村底层人士。然而它们也占据着中心位置。日结文化经由网络生态的加工、扭曲已然发生形变，它俨然与当下年轻人的困境遥相呼应，躺平、摆烂、佛系、低欲望、叛逆、朋克……不属于日结大神的标签叠加在这个边缘的群体之上，将其真实的结构性困境掩藏起来。笔者于暑期调研的麻岭，也同样是日结大神的典型片断，它既是现实的，也变成了舆论的，既是陷入困境的，也是逃离苦难的，既是农村底层群众的“流放地”，在某种程度，它也成为了他们存放意义的“救济所”。

    一、何谓“大神”？

    “大神”绝非一同质群体，日结工人们又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别。

    第一类，以90、00后为主力的“挂逼”，他们常年混迹于网吧，做一天休三天，饿了就去附近买点吃的，一碗素粉5块钱，一个馒头5毛钱，够管一天。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神”，网络舆论集中讨论的二代农民工困境、青年人摆烂现象、宁愿流浪不愿进黑厂，也主要针对这部分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依然有希望，只要他们想，他们就能找到一份体面但可能不喜欢的工厂工作，摆脱“挂逼”身份走上社会正轨。

    第二类，以找活为目的的短期过渡人群，他们平时有长期固定的工作，有些人当厨师，有些人开货车，有些人在老家工地做事，只是受限于就业环境周期性地赋闲在家。他们在家里待不住，又想要找点活干，于是途径各种渠道找到了麻岭，来这边打几天零工再回去做事。他们年轻结构不固定，不过大多已婚生子，再不济也有了交往的女朋友，他们有稳定的未来预期，有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

    真正值得注意的第三类人群，是由80后构成的光棍群体、三无人员、负债人群。麻岭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很多人过去犯过事，蹲过局子，十多年后被放出社会，已经成了黑名单成员，只要查身份证的工作他们基本都进不去，于是他们就缩到工地上，或长期驻足于日结基地。还有一部分人好赌，他们也是最近正火的电信诈骗的主要参与群体，受朋友蛊惑玩起了网络游戏，最开始赚到了几千块的甜头，就开始“孤注一掷”，直到负债上十万，心一下子散掉了，安稳的工作既赚不到快钱，人负债后也没有心气踏实过日子了，也就来到了麻岭。

    前面这两种人和普通的80后基本都是农村光棍，高额的婚姻成本和中部地区婚姻低地的残酷现实将大批家庭条件不好、赚钱能力一般的农村男性甩出了婚姻列车，他们无儿无女，无压力无负担，也没什么生活动力。中国人是绝对的社会性动物，从来不会为了自己而活。这些光棍没有家庭责任，人一下子就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活，赚到钱也不知道给谁花，辛苦受罪一生也无法留个后，人的精神气一下子没了，也就半推半就地来到了麻岭。

    来到麻岭的人很难走出去，常驻一年的大有人在，有好多还是资历五年以上的老“大神”。有常年在这的受访者告诉笔者，在这待了一年以上的人，大多精神都已经不太正常，你和他聊天，他也只会木讷地看一看你再走开。他曾经见过一个人，刚来的时候拖着行李箱，几年后改拿手提包，去年他再见到那人，那人手拎着一个帆布袋，里面装着两套换洗衣服和一个手机充电线，这就是他仅剩的全部家当。

    一次笔者在零工驿站群访时，一位在座椅躺着睡觉的男人突然高声说到：“这里的人都是‘活死人’！他已经死了，活着的死人。”当笔者再次追问什么是“活死人”的时候，他答道：“谁都想勤奋，谁都想成为正常人。这里80%都是没有家庭的人，大部分人没有动力，没有责任，叫他拼命地干，他怎么干得下去呢？如果你是父母的骄傲，你才有动力。人要有希望，不然就消沉下去了，一辈子就那么回事。”

    二、流浪的生活

    在麻岭，本地人和外地人形成了泾渭分明而又同居共食的独特风景。本地人大多是拆迁户，孩子小的都搬到了离主城更近的吴区，留下来的靠把房子廉价出租给农民工而过上了不劳而获的幸福生活。相反，那些长居此处的外地人则是社会真正的边缘人群。一街之隔，本地人活跃于主镇街，外地人则挤在隔街的老房子里。这里的房子条件不好，但胜在便宜，不开空调的话15元一晚，包空调包水电的房子则20块一晚，一般每间房子有8-12人居住，房子里除了几张上下铺，基本没有其他家具。

    日结工人居住的出租楼房

    日结工人居住的出租平房（图片来源：麻岭抖音网红视频）

    但是还有少部分人，由于穷困潦倒而选择睡在公共场所。去年由区政府投资建成的零工驿站本意是成为代替劳务的中介平台，然而劳务与工业园区、“麻木”司机、本地房东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利益链条，工人也难以跨越劳务进厂工作，因此，零工驿站目前的最大用处，是为无家可归的日结工人提供免费住宿。每天早上7点，驿站开门后，就会有日结工人躺在椅子上或地上睡觉。驿站早上11点到下午3点会定时打开空调，里面还有厕所、充电口，还没有蚊虫叮咬，对于工人来说这委实是个不错的住所。

    麻岭零工驿站

    驿站下班以后，这部分无处可去的日结工人会选择在驿站附近的小树林，以及离这里不远的麻岭公园里睡觉。按照15块钱一晚的住宿标准，每个月450的住宿费只需要打两至三天工就能赚出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流落在外的人大部分兜里都掏不出20块钱，他们因为身体条件、背负债务等多种原因来到麻岭，一袋子馒头吃一天，露天睡觉也睡不好。等第二天想去做日结，日结的活他们基本上还做不好。有一句流传在打工人之中的话：“物流就是把女人当男人，把男人当牛干”，女人在物流园基本负责扫码、分拣等轻活，男人则被派到大货车里装车、卸货。

    笔者也曾在物流园体验过日结工作，里面的主管会拿着大喇叭监工，一旦发现谁干活不得劲就会催促工人赶紧干活。被分派到装车、卸货的男工更加辛苦，大热天的货车里只有两台小风扇，他们基本是光着膀子做工十小时。这样的强度，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是根本没办法坚持下来的。于是这群人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他们不能吃好睡好，也就没有力气干活，也就赚不到钱，也就不能吃好睡好。于是一小拨始终找不到工作的人，成为了公园常客。

    在麻岭公园睡觉的日结工人

    “流浪”，既是身体的流浪，亦是心灵的流浪。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出现了单身社会的趋向，大都市的知识分子宁可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也不愿意被家庭负担捆绑，然而如果将目光投射于基层社会，则会发现“家庭”意义的倒错，单身对于农村男性来说是个惩罚。毋宁说，相对于精英群体的个人主义，乡村的价值归属依然是家庭本位的，家庭缔结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农村男性心理归属的失能。这很大程度，但不完全地，与麻岭兴盛的娱乐产业形成了互构。对于全国各地来说都是如此，娱乐产业是大神文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麻岭有一大一小两处娱乐场所，大片是香港路，小片则是出租房屋周边。这两处地方成了日结工人的吸金库，麻岭90%的男人，前脚干苦力赚到一点钱，后脚就撒到了休闲娱乐场所。

    三、劳务、“兔子”与政府

    十年来，麻岭迎来送往，每天都有新面孔到来，也有老面孔离开，然而一些相对稳定的关系慢慢沉淀下来，并形成围绕劳务、“兔子”与政府三大主体展开的社会情境。

    公交站张贴的日结招聘广告

    “日结长白班，170-190/天，麻岭电商仓库，主要做散货分拣然后复检，轻松不累！工作时间20:00-7:00，吃饭不算工时，17元/小时”（微信群招工信息）

    麻岭有近十个物流园区，每个物流园的单日用工量在固定工300人、日结工600人上下波动。为了应付超额日结工需求，物流园将招聘任务外包给劳务中介。在麻岭常年招工的劳务有五家，他们几乎垄断了往物流园送工人的业务，也占据了价格谈判的高地。如果一家物流企业给日结工人开的单日工资为350，50元会作为回扣返利给企业主管，70-100元会作为抽成在劳务公司分利，剩下的200元（甚至不到）才会流向工人。

    一位在麻岭干了十年的劳务告诉笔者，他每晚的收益在3000至5000元，所以很多劳务富得流油，早在武汉市中心买了几套房。所有人都知道抽成规则，但工人也没什么办法。没有本事的日结工人依赖于劳务提供的工资机会，而有本事的工人则转向成为“兔子”。

    农业银行的转角是一片小树林，这些工人与日结工人一样整天待在外面等活，但他们基本上不去做日结，而是等着大货车来此处拉散工，去做一些工地小工、灌水泥袋子、清扫仓库的活，日结工资在300-350元之间。这给了一些有本事的人工作机会。他们也常年生活于此，但他们慢慢地在做小工的过程中积累了社会关系，从其他日结工人中脱颖而出，有能力越过劳务中介的垄断，另辟蹊径地找到干活的路子。这些小工头不仅可以联系到用散工的工头，还可以把附近几个兄弟带上一起做事，他们就被称为“兔子”。

    麻岭的“兔子”有十多个，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稳定的小团体，3-5个人结成稳定的搭子，有活就互相叫着去干，每次干个10小时就能赚350左右，“兔子”还能从中抽成30元/人左右。这些“兔子”无疑是麻岭的能人，然而他们也走不出麻岭。笔者问过一位家在武汉黄陂的“兔子”，既然这么有能力，为什么不去其他地方做事，他对自己的经历讳莫如深，只讲他是来这里玩的，“不玩也没办法”。他来这里也有三年了，过年也没有回到家。他知道自己的生活状态不正常，但也没办法，他离不开麻岭。

    等待散活的工人

    笔者调研期间，最常被问到的一句话是：“你这个调研有什么用？”这里所有的人都知道那部火了的三和大神纪录片，有人说，这就是富了导演穷了他们，也有人说，十年前，麻岭是那个麻岭，十年后，麻岭依然是那个麻岭。作为流动人口，他们很难被归属到政府管辖范围。区政府去年试图打造零工驿站，购买三方服务零差价地为日结工人提供工作机会，然而蛋糕早就被几家劳务分完，政府想要以行政力量撬动市场行为属实不易。这片由市场主导的土壤难以被政府介入，它成为治理的灰色地带，政府只有发生突发事件时才能发挥补充性作用。每年夏天，在高温与重劳力的叠加下，都会发生几起亡人事件。由于日结工人不具备劳动关系，没有办法走工伤程序，大多数的死者家属也不愿意走漫长的司法流程，所以政府只能积极争取企业的补偿金额，多做私下调解的工作。

    四、流放地还是救济所？

    城市治理面临更加复杂的情境。一方面，日结工人无疑是最需要被妥善安置的群体，他们规模庞大，且隐匿于城市边缘地带，加之多数工人没有家庭责任、没有上进动力，从客观条件上看，他们确实构成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然而，日结群体几乎没有形成牢固的社会关系，大多数人彼此照面却不知其姓名，偶尔闲聊后又形同陌路，其松散、陌生的程度基本无法构成社会行动的有力单元。另一方面，日结工人自身也在呼唤政府的到场。他们面临的困境与政府治理的以往案例不同，作为具有亲属、拥有劳动能力的成年男性，他们不可能被吸纳进政策保障的行列。他们的“病”不在经济，而在心理。

    社会需要组织起来才能形成秩序，而组织的最基本单元，不像涂尔干所构想的职业群体和社会分工，这种有机团结可以达成经济联合体，却无法形成社会长治久安的秩序。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元在家庭，正是家庭构成了社会稳定的“压舱石”。然而现代社会奔跑之迅速，将大批农村男性远远抛在了身后。人心散了，行动就会涣散，慢慢地他们就与日结文化签署了契约。在这里，做一天休三天也没什么不好，没钱了就去做点工，有点钱就去娱乐场所转一转，反正一人吃饱全家不愁，生活也就这样了。

    所以如何去定义麻岭，以及像这样的几十个日结基地？它们属实是“流放地”，将那些被社会定义为失败的农村光棍、三无人员、负债人群流放在无人问津的角落，平日干最苦力的活消耗其精力，使其维持在能够再生产自身的最低水平。然而它们也确实构成了日结人群的“救济所”，同样境遇的人群聚集于此，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工作的人，在这里至少能够找到工作。这里的配套设施也很完善，既能够去做物流，有点本事的还能去做散工，网吧、饭店、娱乐一应俱全，在这里游荡总比回什么都没有的农村要强。

    我们首先必须精准定位日结基地的性质，才能够对其做出妥善的安排。过去大多时候，治理手段是粗糙的，将三和人才市场改为奋斗者广场，将日结工人们赶跑，景观没有了，现象却还在，那些睡在桥洞里的流浪人群还在。现在，治理呼唤一种更加精细的、柔性的、关怀的技术，呼唤一种可以跨越属地管理的僵化模式，采取更加符合流动社会的动态管理模式。以日结群体这个城市数一数二棘手的治理难题作为抓手，去思考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治理，治理想要建构什么样的社会，也许是缓慢却行之有效的方式。

  • 邢斌：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

    一、送外卖的基本情况

    说干就干。

    最简单的是跑“美团众包”: 不用培训，注册就行，不限时间，不规定最低工作量，收入一天一结。还有“蜂鸟众包’(以前是饿了吗)。基本同上后来又注册了“闪送据说这家最规范最人性化)。去齐鲁园培训了半天，花了50块钱买了工牌、马甲、文件袋。“顺丰同城”，和“闪送”差不多，就不再体验了，否则还得花一份钱。这几家相比较，美团最狠，市场占有率最高。蜂鸟次之，闪送和顺丰相对温和但生意不多。

    奔跑的阿甘

    美团把骑手分三个等级。核心是美团专送，职业骑手。每天九点打卡上班，晚上九点下班。埋头跑系统推送的单子，每单3-4元。都是优化过的好单。取餐处集中，比如说上万达四楼，一圈拿5-6个餐。派送处集中，比如说送到某银行前台一次放5-6份餐。派送距离短，不超过3公里。

    派送时间短，因为取餐省时间、放餐可以直接放前台，不用进小区、上电梯、爬楼、给顾客反复打电话确认。他们相对轻松一些。但不好处是不准请假，每个月允许歇四天，歇哪天得提前一星期报备，越是刮风下雨下雪越要求准时派送。接到差评罚款200-500，一般罚500。

    送餐迟到不罚款因为是系统计算出来的，人只管快跑就是。说是早九点干到晚九点，实际上还要长。上午八点半开早会，迟到一次扣20。晚上到九点了，手里的餐送完才能打卡回家 (一般到八点半还会继续派单，多数都是九点半才能打卡回家)。在临沂城，专送每天必须干12-14小时，一个月必须干26-28天，平均能挣6000。特别拼命的能挣8000多，都是市区60码逆行闯红灯拿命换的。

    专送很苦，但业余送外卖的众包骑手更苦处于最低的第三级。送一趟单价低30%，单子都是专送挑剩下的，不是偏就是远，要么就是要去没有电梯的搬迁小区爬六楼送上门。好单很难抢到 (上两层有60-30秒的提前抢单优先权)。众包工作时间更长，更危险，挣的更少，不听话就被“针对性”礼送到没有订单的边缘地区。好处是不想干就回家躺着，没人强迫你挣钱。我了解的最拼命的，每个月能挣7000 (每天干15-16个小时，一个月一天不歇)

    我有本职工作，只能干业余的众包。这些天我假日就从早干到晚，工作日早晨跑两小时，晚饭后再跑到夜里一两点，或者两三点。夜里给钱多一些，能挣到钱的都是偏远地方。半夜里我跑到过相公镇东边的村里跑到方城，跑到兰陵村子里，跑到沂南山里面，都是乡间小路。都是骑摩托。

    太黑，灯照不远，有时候就骑到了沟里。一过长春路，夜里都是大货车，擦身而过，心里也打怵。送完货，骑车回来，才觉得手麻觉得冻得不行。有一次我实在太冷了，就把车停在田里，绕着跑了一阵，看看高德地图，在临沂大学正北九公里，回家还很漫长一个月，我送了2000多单，接触了几百个商家，敲响了2000多个房门。平均下来每天骑摩托210公里、步行 32000步、爬110层楼。所以我那个月微信运动里每天都是步行最多的。

    这个月综合算下来，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每小时收入20元是极限。平均每单3.5元，要取货送货2+3公里，取货平均等5分钟，骑车8分钟，送货进小区上门平均7分钟，共20分钟。一小时3单10.5元

    一次送3单，排列好次序，能节省1/3时间。但会被催。一小时能送4-5单，15.75元一次送5单，适用于午餐晚餐的集中送餐时间。很难排列好次序不被催促。基本上就是极限值。略微提升单位时间的收入，一小时还是送5-6单，19.25元。好处是能最大化高峰期的送餐量。

    关于送的货品，我有一些小的建议: 蛋糕不建议送。鲜花，不建议送。冬天不要送烧烤。万达、泰盛，不建议取货。医院，不建议送。代买，不建议送。菜市场代买，坚决不送。啤酒，最好不送。转单，不能接。-超市用品，比送餐好。文具、药品，最佳。轻便而不易损坏的特殊用品，建议送长途，加急，谨慎判断。

    二、痛苦，是一件事实，还是一种体验？

    诗歌只有一种现实：痛苦——帕切科《诗人之恋》

    我无心于调查，就是想体验体验2022年很特殊。一份报道里讲，在上海骑手送外卖每天能赚1000多。另一份报道又说，北京人社局一位副处长，王林，亲身体验当外卖骑手，送餐12小时赚了41元。究竟哪个说真的? 我想，应该亲身试试才知道真伪。

    干了一周，我觉得王林处长那篇报道更真实。大家有时间可以搜一下看看他的具体讲述。不过，我觉得12小时赚41元，这根本不能维持生活，何况在北京。王林处长体验得有些短;他要是干上个把月，我估计每个月能赚个三四千块钱。要不，他怎么活?我体验了一个月。

    这张纸上是我每天记录的收入情况(没有去除每天3元保险费和25元摩托车油费)。跑到第20天的时候，我上升到了众包骑手的最高级别，路也很熟了(临沂市区的小区和周边的乡镇都牢记了不需要看导航。经常去的小区，我每天回家都默背一阵具体楼号编排次序，提高步行送餐速度)，基本上算是很熟练的骑手了。劳动强度和具体收入情况，大致如此。

    但我主要关注的是外卖员这个“身份”究竟是怎样的处境。

    体验这个工作过程中人是如何感受、应对、反刍这些遭遇的肉体受罪是一方面，虽然很久没有这种体验了;主要的还是受人辱骂。没有人拿正眼看送外卖的，商家，顾客，尤其是保安。熟人都不知道我最近在干这个，只有我们小区的保安知道。他们天天见我早出晚归半夜回来，不让我进。我说我是业主;他们骑车跟着我到楼下看我上楼，说你送外卖都能在这儿买起房，是个人物。很多顾客看我的眼神就像看要饭的。有的顾客就是披着人皮的畜我曾经痛恨过这些人，后来慢慢都忘了。

    有几次，差点就被人认出来了。一次是在万达。我取餐的时候，旁边有一对小情侣说那个送外卖的说话好像邢老师啊。我心想肯定是爱听我课的好孩子。还有一次，我半夜送螺狮粉到宝德新领域，开门的男士穿着内衣，他是我的前同事。我认出了他，他肯定没认出我。我戴着头盔。

    我更愿意回忆起温暖的瞬间。–这一个月，我送了两千多单，有三个人真诚地感谢过我。一个是搬迁小区古城社区的一位女士。她说半夜里孩子想吃馄饨，天这么冷谢谢我专程送来。后来我发现她又打赏了我2块钱。还有一位，也是女士，就是相公镇东北那个村里的。他们夫妻俩怕我半夜里找不着路，打着手电把我送到了路口。还有一对夫妻，老人住在人民医院五号楼，心脑血管疾病中心。我把他们给老人定的餐洒了一些，后来我又买了一份送去。他们俩把第二份餐的钱退给我，又打赏了我10块钱。真的很感谢他们。祝愿他们事事顺利。

    三、今天，我们体面的存在于社会中，究竟需要每月多少“成本”？

    我们看一下中国这几家外卖公司的隐形控制结构:外卖公司总部把所有城市都分包给每个城区的运营商，然后运营商再次分包。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构，很多国家是不允许这样操作的。肯德基、麦当劳它们都有自己的外卖队伍: 无论专职还是业余，都有正式签约，有五险一金，受伤有公司保险，从不设置送餐倒计时催促你飞马赶到否则亏款罚款我们这几家公司 (在此我不便说它们的名字)，实际情况就是，骑手出车祸了，每天扣的3元保险 (公司扣了60%，只把1.2元交给保险公司) 提供最高6000块钱的伤亡保险。

    不够了，县区运营商承担。还不够治病，县区运营商直接跑路，你起诉都找不到人。起诉城市的运营商都起诉不了，外卖公司总部根本起诉不着，因为都是“劳动外包”，它把自己早隔离出去了。这种重大伤亡事故，据了解城区每个月都有。

    猝死，外卖公司总部所有阶层的管理都不会理睬，–按照他们的条款，这与外卖公司总部毫无关系，起诉都是白花钱。全国起诉的都没一个赢的。

    罚款的问题。–顾客投诉，会被重罚。这个网上讨论很多，我就不赘述了。我说下另一个关于罚款的问题。

    比如说:

    案例一:

    这一单完成得很好，很完美。然后继续送的过程中，软件提示说上一个订单没有点击送达。你只好停下了点击。第二天就会被罚款: 异地点击送达，或者超时点击送达。可以投诉说，没有超时，而且当时已经点击了送达，这是软件又跳出来的问题。投诉无效。还有一次申诉机会。再次申诉也秒回，无效。打人工客服电话，一个小时内能联系上就是幸运的。联系上了，还是同样的回复。-这样的情况我一个月遇到两次，程序完全一样，三次申诉机会没一点点用，完全是摆设。我最后对人工客服(是个活人) 说，你们可以直接联系顾客看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没用，依旧扣钱。而且扣的钱也不返还顾客，都进了外卖公司总部腰包。

    案例二:

    跑腿单。送达过程顺利，顾客非常满意。但是顾客不会在手机上完成“垫付”款。顾客找不到如何支付垫付的页面，骑手就得在门外等着，也不好大声催促。(大声催促是态度不好，是要被顶格罚款的，罚500) 。一家人在屋内找垫付款入口。等了好久，系统提示说送达已经超时。超时一秒钟，扣跑腿费用40%。超时五分钟，扣跑腿费60%。昨天我在楼梯上等了快十分钟，顾客才完成支付。今天显示那一单扣款80%白送了，从大学城附近到罗庄，11公里。有一次，在小海螺，替顾客代付餐费后等餐(四菜一汤)，等了半小时第一份菜还没做，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继续等待:等到45分钟还没出菜，再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倒计时宽限15分钟;等到倒计时都快走完了，我已经等了75分钟，再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和顾客商量，尽量让顾客满意别投诉。

    顾客很体谅，说: 既然已经付款了，等一等就再等一等吧，快春节了.人多，理解;我先在家把收货确认了，你安心送来就行。结果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到红色警告: 严重违规，罚款200元! 怎么办,开始申诉呗。从第一级开始申诉，填单、录音、截图上报。被打回，申诉无效。

    第二级申诉·….·第三级申诉··…·第四级申诉，到总部了，有人电话录音取证;最后还是申诉无效。最后到第五级，最高级，总部市场部总经理，上海，…..·还是申诉无效，答复说系统显示顾客填写好评的时间，我的定位还在饭店。

    我说刚才发给你的顾客专门录音的情况说明、大堂经理的录音情况说明、顾客接餐到家的照片已经把事实讲清楚了。回复说不行。同时反问我，你申诉了快一整天了，有这时间，你跑一天外卖，也快赚200块钱王嘛这么轴?

    秋菊打官司

    我在电话里对这位总经理说，你应该看过一部电影，叫《秋菊打官司》；这不是钱的问题。

    过了一会儿，他打电话过来，说发了一个红包给我，请接收。我点开，15元红包，留言说我个人理解你的经历，但罚款不能取消这15块钱算是我个人的一个人道主义补偿。

    这几家全球知名的外卖公司，盈利能力真有这么紧张吗?

    这家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有严格的季度财报和年度财报。我们打开看一下。它自创办以来，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年是盈利的。18年亏损1155亿，21年亏损235亿，22年亏损67亿。

    我看到这个财报，心里和大家一样，非常惊讶。因为每一单外卖，商家需要额外支付货品价格30%的送货费用，顾客需要支付每公里0.5元的送货费用。举个例子，午餐定一个20元的饭，3公里，顾客支付20+2=22元;商家拿到14元，快递员拿到3元，外卖公司拿到5元。大概抽成比例是这样。它究竟为何亏损如此之大呢?我们还是看财报。21年，它行政开支88亿、研发开支167亿。

    22年，它行政开支98亿、研发开支208亿。钱都从这里流走了它的所有分公司都是外包出去的，总部平台需要多少行政人员大家可以统计一下。它的平台，就是一个手机APP，每年需要多少研发费用来支撑，大家也可以统计一下。有时候，精心修订过的数字会误导世界。还不如我们日常的体验。

    这些骑手干着全世界强度最大的外卖工作，拿着最低比例的收入;商家一批一批退出，不再接受它这么重的抽成;它的大股东们在全世界豪宅游艇.转移资产…..·

    和这些财报数据显示的完全不符！

    送外卖的一个月里，我见到了3个女性外卖员，见到了几位年龄很大的外卖骑手，最大的一位对我说今年66岁了。他们承担不了每天14小时、全年无休这么大强度的劳动，我估计他们每个月能赚个3、4000块钱春节过后，我离开了外卖队伍，但在路上我还是首先注意到他们的身影。

    生活不易

    最近几个月，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和老人骑手风驰电掣争分夺秒。可能再危险再苦再累，他们也离不开这3、4000块钱的收入。家里的孩子、病床上的老人、银行发来的房贷还款短信·…··都在提醒着他们: 跑起来，快些跑!有天夜里，我在访河边上一家烧烤店门口蹲着，等老板出餐。旁边还蹲着好几个美团骑手。

    我问他，现如今啥活最苦? 他说，送外卖挣钱最苦，还有快递中心搞分拣也苦，搬家搬货也苦，扛地板砖上楼也苦

    我问他，比老家种地苦不? 他说，当然比种地苦了;种地清闲，又不来钱，种屁的地。我问他，这几样比干建筑活苦不? 他说，当然比干建筑活苦了;干建筑活，大工一天三百，小工一天一百八到二百;但你能拿到钱不? 半年有活，半年没活，干到年底工头跑了，过年，过屁年。我准备把这几样都干一遍。每一样干几个月。给自己油头粉面的内心减减肥。

    是否有一种公司，不仅能让我赚钱糊口，还能教我们学点好的东西?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疑问。

    这是一家日企的纪录片。不打卡、不加压.舒适地工作、工作到晚年，不仅没有拉低这家公司的效率，还为它赢得了更大的市场。很有意思，大家有兴趣可以打开看看。

    我们这种极度内卷源自哪里，谁能告诉我?

    我查证了国外快递业的具体情况。日本送一单起价是32元 (人民币)，北美送一单起价是6美元。所以国外让外卖送到家是很贵的。

    (高级知识分子的薪水，目前日本是国内的2-3倍，北美也是国内的2-3倍。但底层劳动者的收入，目前日本是国内的8-12倍，北美是国内的10-15倍。) 而且，国外的通例是双方都可以差评投诉: 骑手被差评五次，要暂停工作重新培训。顾客被骑手差评五次，会被系统封号一年，不能再点外卖，必须自己去取。

    双方如果投诉，系统提供的都是真人接听电话，2-6小时反馈意见。调解不了，骑手和顾客都可以拿着证据去法院起诉，也可以起诉公司。像起诉公司“违规罚款”、“歧视”这种官司，打赢了一辈子就财务自由了 一般都会收到公司钱庭外和解)。因为那些工会，不是一般的厉害，是非常非常厉害而我们这些外卖总部的管理系统，与刚才说的那些人性化的公司比较，内核完全不同。

    我们这些公司很特殊，就是我们这个“大系统的具体而微，基因完全一样。它的一切设计，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变得更精密、更准确，“恰好”能获取适量的劳动者，“恰好”能让骑手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让他们积累不下休养生息、以钱养钱的些微资本，像驴一样，被牢牢拴在这台磨上

    这不就是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里写的那样吗?“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是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而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比如兴趣和雄心，还有天性中对自由的渴望，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这是关于后现代状况的分析，令人揪心。而我们遭遇的，是加强版，更令人揪心。

    究竟谁在阻碍我们过上有最低体面水准的生活?

  • 吴冠衡：北京地下女团

    狭小的空间中，音响发出的声浪盖不住粉丝们的应援声。
    年轻女孩们在几平米见方的小舞台上，操着一口塑料日语蹦蹦跳跳。以男孩居多的“打call”阵营中，荧光棒快速挥舞，在空气中画出一个个光圈。
    粉丝们跳舞、狂奔，有人纵身一跃，被众人托起；有人干脆躺在地上，恣意翻滚。
    地下偶像的演出现场，永远不缺乏活力。这个被主流文化排斥、国内饱受非议的小众群体，在北京度过了野蛮生长的第一年。
    在工作日，女孩们是公务员、编导、编辑、主持人。到了休息日，她们穿上花哨的演出裙，在粉丝们的簇拥下登台演出。
    在这里，她们是绝对的“偶像”。在不被理解中奋力起舞。
    2023年7月，我们在见到了地下偶像团体“Lumos荧光计划”、“梦境人偶Maribel”、“WiSugar”的成员，听听她们的生活与梦。

    01

    地下一层的live house低矮逼仄，天花板沉降，水管、电线和钢筋裸露，压得人喘不过气。Livehouse外侧的墙壁架起一块等人高的大镜子，尚未开场，几组偶像正对着镜子练舞。
    粉丝们只与偶像一玻璃门之隔。他们或坐或站，静静等着开场，全然没有上前和偶像搭话的意思。离门最近的男子和着从玻璃门传出的微弱音乐，练习“打call”。从他的身侧望去，在某些时刻，他和偶像同频同步。
    临近开场，粉丝们自觉排好队伍，检票完成后，任由工作人员给自己手背印上荧光标记。鱼贯入场时，只依稀听得到三两人的窃窃私语。
    Live house分为四个区域：坐席、站席、操纵区和几平方的小舞台。馆内昏暗，几排舞台灯渗出的光，描摹着观众的轮廓，照出一圈圈炫目躁动的光晕。
    激情是在下一刻被点燃的。
    开场的偶像刚一出场，站席前排的粉丝们便开始呐喊。你听不真切他们口中蹦出的单词，耳朵和心脏却诚实地肯定它们的有力。单词们随着一人高音响发出的强劲鼓点，砸在隔音墙壁、天花板上，往四周乱滚，轧在你身上，迸射出火来。
    “哈！哈！哈！”吼到忘情处，粉丝们举起了双手，朝天花板甩臂，整齐划一。
    站在我面前的男人从包里摸出两根荧光棒，身子下沉，作蹲马步状。他握着荧光棒，横在胸前，双臂飞速打转。接着一手上举，作飞行状。身旁一位也是半蹲，双手交叉，向下锤击，似在犁地。

    粉丝在现场“打call”

    后来WiSugar的队长阿植告诉我，这只是最基础的“应援舞”。演出到了高潮，粉丝们玩到尽兴时，有人会被人群高高举起，这叫“飞行”；有人满房间乱跑，还有人干脆直接在地上打起了滚，还有“wota艺”、“喊mix”等等。

    “天上飞的，中间跑的，地下滚的，除了没有在水里游的，我们这全有。”阿植笑着解释：“很多粉丝是为了享受演出、享受live house的氛围，才来看偶像的。”

    登台的第一组偶像是双人组，身穿黑色的短裙、脚蹬黑色小皮靴，画着漆黑的眼影，她们走“哥特风”。

    自我介绍时，偶像一时语塞：她忘记了自己准备的介绍词。

    粉丝们却十分包容。偶像思考时，他们仍然注视着她，静静地等待她回忆起自己的台词。

    约莫十秒，她终于磕磕绊绊地把一长串自我介绍背了下来，粉丝们高举双手，高兴庆祝。欢呼声响彻live house。

    02

    “地下偶像”是日本的舶来文化，“打call”、“应援”等文化也从日本传来。与娱乐圈的“地上”偶像不同，地下偶像们很少有机会被主流媒体曝光。她们在本地的live house演出，大多数没有演艺公司签约，因此被称为“地下”。

    地下偶像们通常在周末演出。每场演出分为两个环节：表演环节和“特典会”环节。表演完后，地下偶像们会在演出场地坐成一列，等待粉丝们的光顾。粉丝们看完演出后可以购买“特典券”，每张特典券100元左右，可以与一名偶像拍一张照片、单独聊天1到2分钟。

    与哪名偶像拍照、聊天，这张“特典券”的收入就归于哪个偶像。这是除了门票外，地下偶像们唯一的收入来源。

    地下偶像组合“梦境人偶Maribel”的“特典会”

    地下偶像组合Lumos荧光计划，结束了在北京兵荒马乱的日子。成团一年，她们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每场演出都有100多名慕名而来的观众。

    某些帖子介绍北京地下偶像团时，总会把Lumos放在首位。特典会上，每位成员面前都有二三十名粉丝等着和她们聊天，成员们开始放弃自己原本的职业，将“偶像”作为工作重心。“做偶像能勉强养活自己了。”

    Lumos主唱小蓝认为，她们的成功与粉丝密不可分。她把粉丝比作“战友”。

    这帮“战友”和她们一起淋过雨。2022年七夕，她们在户外演出时恰逢大雨。粉丝上前递伞，护住了雨中独唱的小蓝。

    还有今年5月，全国各地优秀的地下偶像团赴京演出。虽然Lumos位列其中，但人气还是被前辈们压了一头。

    临上场前，有着丰富舞台经验的小蓝也在后台紧张起来。

    深呼吸，走上台。她看到台下只一部分是自己熟悉的面孔，剩下大多都是外地前来支持自家本土偶像的陌生粉丝。

    虽在主场，陌生与孤独感却朝她涌来。

    唱到最后一首歌时，她眼前突然一亮，自己的粉丝们突然齐刷刷地掏出荧光棒。不仅如此，她还看到自己不认识的观众也在挥舞。

    事后她得知，粉丝自费购买数百只荧光棒，分发给在场所有观众。

    那一刻，小蓝眼里噙满了泪水。她哽咽着结束了表演。

    荧光棒飞舞

    Lumos的出道单曲《发现我喜欢你的时候》，曲调活泼、歌词暧昧：“发现我喜欢你的时候/有没有一点点快乐/假装不经意的问候/都是我设计的秋波。”秋波暗送、爱意流淌，让人听来浮想联翩。

    作为偶像，她们恪守的第一条铁则便是：禁止恋爱。偶像们略带含蓄地解释道：“有的粉丝把我们当做假想对象。”

    与娱乐圈的偶像与粉丝的关系不同，地下偶像的粉丝们可以在极近的距离观看偶像的表演，可以和她们单独对话，甚至握手——彼此触摸。

    在刻意营造的暧昧氛围中，和心心念念的少女单独谈心。这似乎成了地下偶像的卖点之一。

    但粉丝们与偶像的关系似乎并不能单纯被概括为“男女关系”，他们寄托在偶像身上的情感或许有懵懂的男女情愫、充满爱欲的妄想。但除此之外，在长时间交往之后，偶像们委屈时粉丝会忿忿不平、偶像们高兴时粉丝也会开心，在偶像们的努力得到回馈时，粉丝们为这份成长感到喜悦。

    这是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粉丝团体和偶像们联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感共生体。在这一共生体当中，粉丝用人气和钱哺育偶像；偶像塑造人设、营造氛围、努力练习歌舞，用舞台表现和情感力量回馈粉丝。

    粉丝闲鱼，女，初中一年级，就读于北京海淀区某校。今年6月份，她第一次来看Lumos的演出。她喜欢成员十二，喜欢她真诚的性格和富有感染力的舞台表现。

    第二次去看Lumos的演出时，她拎着几张画板，这是她亲手为十二制作的应援海报。她还花200元买了十二的两张“特典券”：在特典会环节，她可以与十二拍两张照片、聊五分钟的天。

    咸鱼聊到十二时激动不已：“我平时学习压力特别大，需要精神上的慰藉。现在有这么一位偶像——十二，她可以为我在课业之余提供放松，是我精神上的寄托！我觉得她对我非常重要！”

    Lumos荧光计划，从左往右依次是成员柠檬汁、小蓝、Miki、十二

    粉丝Makoto，喜欢地下偶像Rimiri。自从4月份以来，Rimiri的每场演出他都到场。最多的一次，他购买了20张特典券，花费约莫两千元，这可以让他与Rimiri独处50分钟。

    我问他：“Rimiri在您心中处于什么定位？”

    他迟疑了一下，覆在面上的黑色口罩略一抽动：

    “她就是我，我就是她。”

    他站在舞台下，看舞台上挥洒汗水的Rimiri，跳舞时用力挥舞自己的手臂，展现着蓬勃的生命力。Makoto看呆了，他注视良久，仿佛是在看另一个自己。

    03

    偶像们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似乎是地下偶像界秘而不宣的事实。“做偶像挣不到钱，需要有个工作来养活这个爱好。”

    Lumos荧光计划的miki做编导、小蓝是主持人，她们的队友柠檬汁刚从广告公司辞职。还有的偶像是公务员、研究员、在校大学生……

    小晗，河北人，北漂一年，做媒体宣发。她是地下偶像组合“梦境人偶Maribel”的发起人之一。

    团队刚起步，一穷二白。梦境人偶的工作人员抱怨道，因为没钱，预定好的排练场常被截胡。她和队友们有时在公共场所对着大镜子排练，有时找一个商场，缩进消防通道里排练。

    但小晗依然乐在其中。工作日下班，她先是蹬半小时电驴回家，放好车后，再逆着晚高峰的人流，乘坐一小时地铁，来到排练场，和队友汇合。

    梦境人偶们在排练

    偶像团们似乎有个潜规则：在新团公开时，会吊人胃口似的，每天新公开一位成员信息。“梦境人偶”公开第三天，同事迫不及待地捧着手机递给小晗看：你知道吗？我有个朋友要当偶像了！图片上是小晗的队友：铃铃。

    小晗微笑着看着她，默不作声。

    第二天是小晗公开信息的日子，同事无言，只把网页分享给了小晗。小晗憋着笑，连忙道歉。

    像是蜘蛛侠一样，她乐此不疲地切换着双重身份。

    小晗聊天时，总是不自觉地夹杂几句乡音。她爱笑，不拘谨，笑时两眼弯弯的，露出雪白的牙齿，晃人眼睛。被她一笑，周围空气似乎都暖了起来，带着旁人也不自觉地跟她一起笑。

    有人建议她：在台上也多笑笑。

    小晗又回以笑容：笑了，但没人关注我。

    在演出时，她从四人列队中小步跳了出来，半蹲着身子，举起双臂，朝眼前的三位观众比了个大大的“爱心”。三人和小晗相隔不足一米，视线却透过那颗中空的“爱心”，直勾勾地射向其它成员。

    小晗高举的双手耷拉了下来，爱心碎了。她悻悻地回到队伍里，继续她们排练好的舞步。如果这时有人关注着她就会发现，她强撑着上扬的嘴角不住地颤抖着。在转身的时候，舞台的一隅，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小晗悄悄地独自失落。

    说这些的时候，小晗还在笑。她指着自己：“有人觉得我很开朗，但我真的很敏感。”

    上场前，她准备了许多和粉丝们交流的“巧思”，却都没有达到她的预期。“我想给他们快乐，但他们好像都没注意到我。”

    地下偶像世界是残酷的。偶像和粉丝们靠得很近，她们能直观地感受到粉丝们带来的温度。同一场演出里，甚至同一组合中，有人觉得如沐春风，有人觉得冷入骨髓。

    小晗演出照

    小晗害怕特典会。除去隐性的收入对比，显而易见的队伍长短之分让她更难以接受。两侧其它团体的队伍望不见尾巴，梦境人偶们眼前则是一片空地，像是从山体间硬生生劈开一道沟壑。

    6月22日，小晗再次结束了特典会的“罚站”。回家的地铁上，她脑中一次次闪过今天的演出片段，反复咀嚼着羡慕、无奈和自我怀疑。

    回到家，已经深夜。

    小晗掏出手机，拨给了“梦境人偶Maribel”的工作人员：

    “喂？”

    工作人员的声音传来。

    小晗已经泣不成声：“我们以后会不会好起来？”

    “我什么时候才能感受到努力的价值？”

    04

    梦想被说烂了。

    随着“地下偶像”概念的出圈，越来越多地上的人们俯身窥视。一双双猎奇的眼睛，打量着这一隅漆黑的、梦一样的小世界。在Lumos荧光计划粉丝群中，粉丝们对媒体的频频光顾表达了不满，“（媒体）像原始人围着篝火晚会蹦蹦跳跳。”

    曝光带来了不解、非议与争论。有人觉得偶像们靠着谄媚宅男们赚钱，有人嘲笑地下的应援文化，还有人直接骂她们“精日”、骂她们“擦边”。

    同时，曝光也为这个小圈子带来了新鲜血液。更多的观众了解到了地下偶像们的存在，尝试接受并融入她们的文化。

    北京，这座被圈内人戏称“偶像荒漠”的城市，结束了它偶像文化野蛮生长的第一年。这一年，疫情结束，演出开放，粉丝圈子不断扩大，更多热爱舞台的姑娘们下场组团。每周都有新团“披露”，每隔一段时间也有老团解散，朝生暮死。

    凡地下偶像，在台上言必称梦想，似乎已成惯例。但追问她们，什么是梦想，怎样坚持梦想时。她们便开始语塞。

    梦想在哪呢，又怎么才能实现呢？

    这是一个大部分地下偶像都找不到答案的命题。

    “地下偶像”以本地演出为核心，通常不会在主流媒体出现，很少签约公司或经济团体。

    这一日本的舶来品，在日本当地本属小众文化，来到中国后更显冷门。

    梦境人偶团队的工作人员，把中国的地下偶像叫作“无源之水”。没有资本进场、没有公司签约、没有固定收入，有的偶像甚至需要自费演出。

    去年，她们的演出场所频频被举报，其中一条举报的理由是：涉及日本文化。在演出时，她们唱的大多是日文歌，粉丝们口中喊的应援词也是日语，甚至有的偶像团体的原创曲有中、日两种版本，哪怕她们根本不会日语。

    浮萍一样，这个从日本漂来的小众文化，没有在中国扎根的合适泥土。

    与前几日出圈的“在东北的小偶像”不同，北京的地下偶像们还在分岔路口前踌躇。是和当地文化结合，走新路；还是迎合粉丝群体，走老路。她们还在思考。

    北京这一年诞生的偶像团体们，在尝试着走自己的路线：“王道系”、“电波系”、“热血风”、“御姐风”……有的卖座，有的收效甚微。

    没有前辈们作为依照，她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她们的逐梦之路，孤独、彷徨、手足无措。

    即便如此，在被问到“未来还会坚持做偶像吗？”时，她们依然坚定地说：
    “会的。”

    梦境人偶Maribel演出后合照

    只要有舞台、有粉丝，她们似乎就能一直唱下去、跳下去。没有模板作为依照，她们将有无限的可能性。没有资本进场，她们将保持热爱、一直纯粹。

    Lumos荧光计划，她们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场专场。Miki想带着队员爬到地上，成为真正的“偶像”。

    梦境人偶Maribel还在努力，期待着自己出人头地的那天。

    还有WiSugar——

    2022年7月8日晚6点，队长阿植拖着行李从公司逃出。

    那时距WiSugar成团已然半年，但她们尚未参加过一场演出，演出场毁约频繁，疫情的围追堵截让她们筋疲力尽

    北京的傍晚，太阳西沉，伴着行李轱辘的滚动声，阿植踏入北京西站，那里有一辆去往江西的火车在等着她。

    既然北京办不成，那她们就向江西进发。阿植的想法很简单，哪里收留她们，她们就去哪里。

    只要有舞台就好。

    在一天后，她将怀着忐忑的心情站在舞台上，完成她作为偶像的首场演出。

    在之后一年里，她将带着WiSugar以北京为据点，去往长春、天津、武汉、兰州等地演出，她和她的团队会有一千多名粉丝。

    在未来的一周年纪念演出中，WiSugar成员们和观众合唱她们的原创曲目。届时，她将送别她的队友，团队从此只剩5人。

    WiSugar演出照

    那时，她们将有两个梦想：一个是成为中国北方最优秀的偶像团体，另一个是在日本最大的live house演一场，告诉日本人，中国也有好的地下偶像。

    但当时的阿植对这些尚且不知。她躺在火车卧铺上，盘算着明天演出完，她还要坐十几小时的火车，赶回北京，继续上班。

    列车轰隆，望着窗外一成不变的黑夜，阿植很快睡了过去。

  • 田进：北京马驹桥零工市场

    本文来自《经济观察报》，原题为《北京马驹桥零工市场降薪了》。

    2023年7月4日凌晨5点半，一场小雨让连续多天最高温徘徊在40度左右的北京迎来了一丝凉意。

    以马驹桥商业街为中心，四周沿建筑物微微延伸出的广告牌下、通往快捷酒店的走廊里、银行前的空地上，早已遍布着边躲雨边等活的零工们。他们姿态各异，或蹲下把身体蜷缩成一团、或环抱着双臂把肩扣起来，似乎这样能更好抵御清晨的微凉。

    这里是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

    作为北京最大的劳务市场之一，马驹桥就这样开启新的一天。在马驹桥自发形成的人力市场承担着京冀两地物流和工厂的主要劳动力输出任务。沿此处往北走约1.5公里，就是GDP总量超2000亿的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这里容纳着诸多知名的电子厂、汽配厂、饮料厂与快递公司。

    沿街依次排开的劳务公司、小餐馆、便利店、日租房，依赖于零工们的滋养。他们一道，构成了北京六环边缘独特的生态体系。

    01 李忠的比喻

    凌晨4点20分，在马驹桥商业街旁的银行门口，刚刚结束12个小时快递装卸工作的李忠来回踱步。因为困意已过，他没有直接返回出租屋，而是想着先在此看能否提前寻到新一天的工作机会。

    每天上午6点左右，马驹桥聚集找工的人数达到一天中的最高峰。

    因为周边诸多工厂白班工作时间为朝8晚8，为了提前预备当天所需的日结工，中介们往往在早上6点就要确定人员名单并收集身份证。时间一到，就用大巴车或面包车将零工们运输至工厂。

    中介一喊需要招工，零工们就会嗡一下围上去，几分钟内，零工们就会被挑选完毕。没被挑选上的零工们则再次四散开，等待下一次成交机会。

    这天凌晨6点，20位日结工被塞进标识为“封闭货车”的金杯车中，上车前，劳务中介逐个收走了他们的身份证，等下午8点他们将被再次运送回来时，会一并发放当天的工资和身份证。

    为了防止零工们偷懒，劳务中介们有着各种招数。李忠说，在许多建筑工地活上，劳务中介会额外雇佣一名看起来很凶的男性用于监管工作进度。如果有人怠工或临时不干，监工也往往会扣工资或威胁不退还身份证。

    零工们最大的衡量因素是工作强度与报价。比如，劳动强度较大的建筑垃圾清理价格需在200-220元/天，装卸车如果单件物品太重需要考量身体能否吃得消等。

    李忠自嘲道，这里和河南老家县城的牛市（活牛交易市场）很像——没有遮风挡雨的工棚，也没有特定标识，零工和劳务中介们约定俗成的聚集在此。李忠说：“老家牛市有牛市的交易术语，这里也有自己的独特游戏规则。不管是中介还是零工，都得按游戏规则来。”

    今年以来，游戏规则悄然发生改变。李忠发现，今年工价经历了一步步下滑，中介们能提供的日结活数量也在缩减。以快递装卸零活为例，近半个月晚班（12个小时）工价只有170元，而仅仅一年前，日常工价都在200元以上。

    李忠说，快递装卸其实很累，中间除了半小时吃饭时间，基本不能歇息。特别是百十来斤的大件，刚开始可能有劲做，但几个小时连续搬运下来，没几个人能扛得住。即使如此，今年这样的活都很难找到。

    如果在劳务市场待上一个小时，你也会发现，工价下跌是零工们闲谈的主要话题。多位零工说，去年卖体力的活（比如搬运、拆房等），工价常在260-280元/天，但现在的报价只有180-200元/天，并且为了能有收入，总有人选择接受这样的报价。

    李忠说：“相比疫情期间，现在找活的人太多了。每天100人中，一半以上都要找不到活。每天如此，所以中介们能有恃无恐地报低价。”

    李忠说，从2015年开始，工资的上涨幅度变得很有限。他清楚地记得，同样干体力活，2015年每月收入已经能在3000元以上，但直到现在依旧是3000多元。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后，农民工的收入增速呈现了逐步放缓的态势，农民工收入增长明显低于城镇单位工资和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在2015-2021年7年中，农民工收入增速每年都是最低。2022年农民工月均收入4615元，增长4.1%，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速只有约2%。与城镇私营单位工资增速基本相当，远落后于非私营单位工资增速。

    为了能有稳定的收入，李忠也曾在多家电子厂工作过。最终，多年流水线的高频生活节奏让他陷入绝望，于是在2021年选择跟随亲戚来到马驹桥做日结工作。

    流水线效率的提升很像李忠小时候给家里人扛麦子。他说，如果一开始就猛扛100多斤的麦子，人肯定受不了，父亲就会一点一点给他增加重量。“流水线也是如此，对于新人生产线，工厂会一点点上劲，直到最后生成线产量实在上不去，才会把产量目标固定。此后，手脚稍微慢一点，流水线就会堆货，这时主管就会不停地在背后催。”

    现在，42岁的李忠已经在河南、江苏、浙江、北京四地度过了自己的25年打工生活。初高中辍学、跨省外出务工半辈子……这也是李忠村里同龄人大多数的漂泊轨迹。

    李忠说，村里那几亩地怎么可能养得活一家人？一亩地小麦产量也就1000斤左右，而麦子收购价是1.5元/斤。扣除农药化肥等成本，一亩地挣不到1000元。

    李忠父亲年轻时也曾外出在河南平顶山的煤炭厂工作，在落得一身疾病后才回到老家开始种麦子。他觉得自己会重复父亲的轨迹，等没老板愿意雇佣自己的时候，就回到老家守着家里的几亩地种玉米小麦过日子。

    02 陈松49岁了

    在马驹桥劳务市场，45岁是一道巨大的分界线，劳务中介们据此把零工们分流至不同的工作领域。

    不同劳务公司零工雇佣群内，月薪5000元以上的电子厂流水线工人招聘信息，大多数都会设置18-40岁的硬性规定，个别工厂会放宽至45岁。一名劳务中介直言不讳地说，马驹桥劳务市场最不缺的就是50岁以上的农民工，但流水线工厂需要的永远都是年轻人。

    49岁的陈松就属于经常被劳务中介们略过的那批。一辈子苦力活让他拥有一身腱子肉，但充满皱纹的脸和斑白的头发还是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

    每天早晨5点，陈松都会准时出现在劳务市场。只要有中介喊出有苦力活的工作机会，他都会挤上前让中介挑选他。多数时候，中介在审视他几秒后，就会略过他选择其他更年轻的工友。

    陈松说，自己已经习惯了被拒绝。有时中介因为报价低招不到人或看自己身体壮硕，也会将工作机会分给自己。

    十几年前，他在一家酒店负责后勤工作。那是他人生中最舒适的时刻，每天稳定上下班、固定拿工资，最高做到了后勤部长的位置。后来酒店后勤全部改为由电脑统计物资进出，从未上过学的陈松就这样被辞退了。

    陈松说：“跟不上时代，人就是‘废品’。如果没文化，45岁以后干啥呢？只能卖苦力或保洁，卖苦力别人还嫌弃你年纪大。”

    2022年下半年，他在一家物流公司谋得了一份冷库分拣的工作。每天，他穿着棉衣棉裤在冷库里把箱子里使用过的冰块拿出来，然后再放置新的冰块和货物。直到现在，他还对那份工作恋恋不舍。“长期工每天工作12小时能收入220元，工作节奏也没那么快。就是搬冰块需要经常弯腰，容易腰疼。”

    说到此处，他展示了如何一次性拿起四块冰块。

    8个月冷库分拣工是陈松近几年干的最长的工作。今年年初，因物流公司招到了一名更年轻的分拣工，公司就以动作太慢而辞退了他。于是，他又开始在马驹桥劳务市场过上了找零活的日子。

    《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平均年龄42.3岁，比上年提高0.6岁。其中，41—50岁农民工占比23.8%、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29.2%。这意味着，50岁以上的农民工数量已经超8600万。

    晚上8点45分，一位看起来50余岁的中年人把蹲在台阶的人误认为劳务中介，问道：“小伙子，你招什么工啊？你看我行不行。”

    对方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并不是中介。

    大叔并没有放弃，紧接着说道：“虽然我看着年纪大，但我啥活都能干，重活也能做。你说说你的条件嘛，别着急拒绝。”

    03 年轻人闯荡

    下午时分，早晨那场小雨带来的微凉已经褪去，阳光直射在皮肤上开始让人有灼烧感，蹲在马路牙子上的零工们也从躲雨变成了躲避阳光。高温让大多数零工失去了早上找工的朝气和健谈。

    14点，身着工服的杜俊和几位工友结束网吧游戏，一路骑着共享单车一路用手机外放着歌曲。在汽配厂，他们不被允许携带手机或者交流，每天12小时的工作，除了吃饭和上卫生间，几乎一刻不能停歇，每半个月需要倒班（两班倒）一次。

    他说：“下班后，在网吧玩两个小时，才对得起不自由的工作时间。”

    2022年6月，从河北一所大专院校毕业后，因为不想进流水线工厂，他向数家公司投递了上百份简历，但绝大多数都石沉大海。回复的公司，不是工资太低，就是需要进生产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5月，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以下简称“青年失业率”）达20.8%，创下自2018年1月此数据定期公布以来的新高。自2020年以来，青年失业率曲线呈逐年上扬态势。

    但另一方面，拥有大专学历的农民工在某种程度还是稀缺品——截至2022年年底，29562万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仅占13.7%，69.3%的农民工只有初中及以下文化。

    此后半年的失业期，让他和父亲在电话里数次争吵，父亲总责骂他“书白读了，坐在家里吃闲饭”。拗不过父亲，跨过年，通过搜索劳务市场信息，杜俊和两位好友一起奔赴马驹桥。

    来到马驹桥的第一天，虽然网络上的信息让他心理已有所准备，但实际抵达时，马驹桥偏僻的环境还是着实吓了他一跳——放眼望去，没有想象中的高楼大厦；每月五六百的月租房环境比大专宿舍差一大截；如果想去故宫玩，路途需要花上一个小时，这样的时长在河北老家足以坐车横跨到隔壁市。

    唯一的好处是，这里找工完全不愁。抵达马驹桥第一天，劳务中介们就主动上前热情的给他们介绍工作。次日早晨，带着简历、身份证复印件等，中介们就带着他们去汽配厂面试，当天下午就办理了入职手续。

    杜俊回顾说，一系列流程下来，感觉自己和同学还没缓过那股新鲜劲，就已经坐在了流水线上。现在的工作与大专学习的传播与策划专业也毫不相关。

    每年暑假，马驹桥最不缺的就是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

    对于劳务中介而言，刚毕业的学生或者暑假工是他们最喜欢招聘的一类人。毕竟，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手脚灵活程度以及容易被管教是任何一家工厂流水线都急需的特质。每年大量奔赴此地的暑假工也能成为中介们压低工价的重要筹码。

    虽然才刚刚年满20岁，杜俊已经是家里第三代农民工。现在他的父亲和爷爷还都在浙江工厂里工作。在选择工作时，父亲也没能给他提供什么指导意见，最常叮嘱的就是“工资发下来别乱花，要多存钱。”

    杜俊常常对父亲的叮嘱嗤之以鼻。他说：“他们总共没上过几天学，还总想着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并且，老一辈人的思想就很愚钝，总是没日没夜的干活，也没看存下什么钱。还不如让自己的活的开心一点。”

    与父辈们类似的事，杜俊也不打算长期留在北京。

    对于现在的工作，杜俊说谈不上喜欢，只是把工作当作吃喝玩乐所需的经济来源，基本也是每个月存不下什么钱。他说，如果自己有一天实在厌烦了工厂的流水线，可能才会再次选择换工作，现在就是走一步算一步。

    杜俊说话时，二十余位看起来依旧稚嫩的年轻人被劳务中介从打印店带去劳务公司门店，准备办理奔驰汽配厂的入职。他们手里攥着刚刚打印出来的入职文件，一路上，交谈着、嬉笑着路过慵懒地坐在台阶上的零工们。

    两侧的零工们短暂地侧目后，就将眼神再次转回自己的手机屏幕。

    04 郝笑

    进入下午5点，依靠零工们滋养的生态体系又重新活跃起来，这是一天中第二个招工黄金季，也是零工们消费意愿最强的时刻。

    17点15分，“注册APP送十块钱”的喊声吸引了数十位零工们的围观，随后，两名男子向围拢过来的人群介绍扫描二维码下载APP并注册的流程。

    男子展示的手机界面显示，扫码注册后最高可领取60000元的数字货币盲盒。如果使用微信扫描他们提供的二维码，弹出的信息是“欺骗性网站警告。如安装软件或泄露个人或财务信息”，只是，这并不能阻止绝大多数人的注册热情。甚至，不会操作的中老年人选择直接把手机交出去由两名男子注册。

    毕竟，10元钱在马驹桥足够饱餐一顿。

    “注册后，人家把贷款转到你名下，到时你们就慢慢还贷款吧。”郝笑用自己激昂的声音试图劝说注册的人们。只是，回应他的寥寥无几。

    几天前，郝笑因一则“马驹桥现场实录”的短视频而小火了一番，他在视频中指出马驹桥工价下跌的无奈现实并提到马驹桥零工们的辛酸生活。

    8年前，15岁的郝笑就从甘肃来到了马驹桥。他对记者表示：“以前早晚马路边上都停满了招零工的班车，只要你能干，保你天天有活。2019年之后，因为北京周边一些低端工厂倒闭或搬迁，马驹桥劳务市场上的活就越来越少。”

    “正常人待在马驹桥市场上，没法养活一家人。现在马驹桥都只有累活脏活‘垃圾活’，比如刚刚中介喊的招快递装卸，12小时只有160元，做一天得休息三天，”郝笑说。

    十几分钟里，他将类似的观点如演讲般重复，但很少有人去接他的话茬。

    “自己不也在马驹桥混吗？还每天来埋汰我们”，本来蹲在郝笑附近的一个零工，甩下这样一句话后，站起身来选择另一处地方蹲下。

    05 马驹桥散场

    7月4日下午五点，又是一天没接到任何零活后，张鹏返回自己的出租屋做了一顿清水煮面条配酱油、榨菜作为自己的晚饭。他说，如果接下来还是找不到工作，可能会选择去平谷区做两个月桃子分拣工或者直接搬去燕郊。“听朋友说，虽然燕郊工价也就100多，但燕郊生活成本更低，5块钱就能吃一顿快餐、带空调的房子月租金也才三四百。”

    1998年，15岁的张鹏在缴纳了200元中介费后，从山东坐着绿皮火车抵达北京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活。饭店后厨的工作让他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一直到2003年的非典才让他第一次在非春节时期离开北京。

    回到老家后，张鹏拿着第一桶金在老家县城开始了饭店生意。此后16年时间，他在老家完成了建房、娶妻、生子。他畅想着有一天，儿子考上大学并谋得一份办公室工作后，自己就关掉饭店回老家过安稳日子。2019年，饭店生意逐渐滑落导致他不得不提前终止了饭店的运营并再次开启北漂生活。

    一开始，他是幸运的。2019年8月，他在一家驻京办餐厅谋得一份帮厨的工作，当时餐厅负责人承诺他干满六个月，就给他转正并缴纳五险一金。张鹏说：“因为餐厅生意好，所以工资收入确实不错，长期工一年下来能挣个10万左右。当时就想着坚持做下去，说不定还能在退休后领退休金。”

    2020年疫情打乱了一切计划，餐厅的年夜饭被全部取消。一周后，像张鹏这类的临时工被辞退并要求几天内搬离宿舍，已签订合同工的员工则仍能领着2000多元的基本工资。

    但那段时间，疫情管控让张鹏没办法回老家，于是，火车站、桥洞等稍微温暖的地方，都有张鹏过夜的身影。就这样在北京飘来飘去近一个月，最终才在马驹桥落脚。在马驹桥两年多时间，他更是经历了电子厂从经常性的休班再到不再需要年龄超过40岁的他。

    他把种种经历归结为自己的不幸，“这就是命，我也没什么办法。”

    因为身体瘦弱，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接建筑工地等重活。7月2日，在连续一周没接到任何一个零活后，张鹏只能接了一家药厂的建筑材料搬运工作。装修的地方在六楼，而装修材料多在100多斤，一开始中介说可以两个人合作抬上楼，但真正忙起来时，还是得他一个人扛。最终一天挣了200块。

    在马驹桥，最活跃的永远是劳务中介。

    下午五点，还没招满快递晚班装卸工的劳务中介，拉长着嗓子重复性地喊着：“快递装卸，短期160，管一餐，差一位、差一位。闲着就没钱花，想挣钱的就来啊。”

    紧接着，日租房的房东们也开始出动，骑着三轮车或自行车穿过人群吆喝着：旅店旅店，有住旅店的吗。

    从20-60元一晚的日租房到800-1500元的月租房，不同的人群都能找到最适宜自己的床铺。沿街墙壁张贴的，除了招聘公告，剩下的最多就是住宿电话。

    这些日租房的环境往往一言难尽。每层自建房被拆分成3-5个房间，如果选择30元一晚的房间，一张大床、一台风扇便是全部的家具，每一层楼唯一的卫生间位于走廊尽头，唯一的消防措施也只是墙壁上张贴着“注意消防安全、不要乱扔烟头”。为了节省空间，自建房上下楼梯也都只能勉强容纳一人通过。

    在多家旅店的巷子入口处，还能看到早已斑驳的房屋出租要求，包括出租屋主落实租住人员实名登记，禁止日租房、群租房。

    餐厅、网吧老板们也迎来一天中生意最好的时候。在这里，刀削面、杂粮煎饼、盖码饭、水饺是分布最广的餐厅，价格从10元-40元不等；为吸引顾客，网吧包夜（晚9点-次日6点）的价格也只是30-60元，和日租房价格相差无几。

    这样的喧嚣将会持续四个小时。

    晚上9点，聚集在劳务市场的人群将陆续散去。不管今天是否挣到钱、明天的工作是否有着落，上千名零工们都需要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夜晚落脚点——出租屋、日租房、网吧，或者凉水河边的桥洞和马路边的空地。

    （文中杜俊、张鹏系化名）

  • 真叫卢俊：上海的青旅里，挤满了年轻人

    01 “毕业来上海，100块的青旅刚好作过渡。”

    最先我和汤圆认识的青旅

    位置很好，就在市中心静安区的老街上

    附近就是精致的餐饮店和咖啡店，到是确有几分上海小洋房的浪漫情调

    但现在的汤圆可没时间享受这份美妙，对于出身于安徽淮南，今年才毕业的汤圆来说

    真要说回的自家小县城吧，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太少，自然离家较近、机会更多的大城市上海，就成了汤圆的下一站目的地

    但要想住在上海市区，单就20平左右的老破小套一，房租就得4000元/月左右，还得是押一付三

    这样的价格对于打工人都不是一笔小数目，更别提每天收入为0元的汤圆

    于是在师兄师姐的介绍下

    一晚也就100块左右的青旅，就成为了找工作时最好的过渡区

    汤圆最终选择的是类似这样走廊式的，100元一晚的六人间

    房间面积非常有限，随处可见都是衣服和行李箱

    更让汤圆失望的是，住进青旅的第一晚，没有诗和远方，也没能结交天南地北的朋友和他们谈天说地

    “我才走进房间的第一秒，里面一位女生就“唰”的一下把窗帘拉上了”

    远比想象中冷清

    此外，除了要和同住的人共享私密空间，更局促的

    还是也就勉强能到2平左右，一个长条型的床位，夜深人静的时候，还得为每一次翻个身而小心翼翼

    这样的条件，或许已经工作的人，不太会选择

    但对于才从校园毕业的汤圆来说，“和学校的宿舍也差不太多，就当自己快速置换了一批室友呗”

    于是作为工作临时过渡的汤圆，就这样接纳了与学校生活无缝衔接的“社会宿舍”

    而在青旅的生活其实有点单调，接到面试就出去，没面试就待在公区接着找下一家，继续投简历

    比如在汤圆住过的上一家上海青旅里

    她就常常一个人这样，在独立的小隔间自习室里，浏览招聘信息

    当我问到汤圆打算住多久时，汤圆表示自己昨晚才收到杭州的面试邀约

    打算立刻开启自己另一段的杭州寻找工作之旅

    如果说对于毕业才到上海的汤圆，青旅是初入社会的过渡区，那么更令我惊讶的

    还是那些找到工作后，还仍然选择在青旅长期生活的人

    02 “60块一晚的八人间，我住了快大半年。”

    不同于汤圆还算蛮精致的青旅住宿

    我和可可见面的青旅，是位于长宁区的一栋商住大楼里

    并且青旅老板还告诉我，住在这里的年轻人，要么是来上海临时求职，要么是好几个月都连续住在这里，每天几乎都是爆满

    但老实说，60块一个晚上，还要住8个人

    这样的住宿条件，直到我走入房间的那一刻，才能真实感受到空间的利用有多极致

    一打开门，映入眼帘的是男生们居住的8人间宿舍

    女生们的还要在更左侧，双方之间仅有薄薄的窗帘维持个人的私密空间

    再来看看公区，入口处的玄关

    紧巴巴的放着鞋架和洗衣机，走进门时还得微微侧着点身子

    并且对于唯一的活动区域，没有长桌，也没有大面积的活动区域

    只有小小的一个单人沙发，冰箱也紧凑的挤在一旁

    而就是这样的青旅，作为上海某所大学今年应届生的可可，去年因为疫情从学校回家后就没再申请宿舍，直接住进了青旅

    到现在为止，可可已经住了快大半年，并且她还告诉我即使上个月已经找到工作，她还会继续住下去

    为什么会这样

    可可简单给我算了一笔经济帐

    第一，房租足够便宜

    在有限的面积里，要塞下整整八个人

    甚至连日常的吃饭，也只能勉强端个凳子，蹲着身子吃

    那些和可可同样选择住在这里的人

    有律师、hr、还有同时兼职了多份工作的小姐姐，她们也都是在找到工作后，依然坚持住在这里上班族们

    包括每个人的床位，宽度也就在1米左右

    但是一晚60的价格，如果连续包月还能更便宜，大概1500一个月

    此外包括额外的水费、电费、以及洗衣机的钱全免

    这样的房费，相比基本在长宁要到3000元/月一个单间的价格，还是划算的

    第二，也是因为今年可可在上海面试的公司，基本都在降低招人成本

    毕竟疫情也才开放不久，不少公司也开始通过降薪度过阵痛期，就好比原本8k左右的月薪，今年也就能拿到6k

    因此，虽然看似简陋的青旅，倒成了可可求职路上的避风港

    甚至为了最大程度减少房租，她还会每个月抽个4、5天去Zara兼职，一天200的薪水，差不多也能抵得上青旅的支出

    毕业才来上海过渡住了几天的汤圆，还有在青旅住了快大半年的的可可

    对于她们来说，也就是在一个城市才开始接触青旅

    而还有的小伙伴，已经在穿梭于各个城市的面试过程中，将住进青旅变成了家常便饭的事

    03 “北京、上海、杭州、青海，青旅就是我的酒店平替。”

    小妹应该是我见过的，在所有城市中居住在青旅，那个最频繁的人了

    作为今年河北高校的历史专业硕士，从去年12月左右，小妹就开始奔波于各个城市准备面试

    而对于还没毕业的小妹来说，跨城面试带来的交通费、餐食开销已经够多，至于每晚的住宿问题更是能省钱就省

    尤其是小妹曾经在上海住过的酒店，一晚两三百的开销，房间干净，服务也蛮好

    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窗户

    这样的压抑感也让小妹更加青睐价格更便宜的青旅，同样的，青旅也见证了小妹跨城市找工作的每个过程

    从北京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上海参加申博考试

    住的是漕河泾附近约80一晚的四人间青旅

    考试成绩不理想，被焦虑充斥的小妹，又紧接着缩在青旅狭小的上铺，开始狂投简历

    几经波折后，小妹终于在青海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工作

    而面试前的当晚，住的青旅就更便宜了

    是这样只需要40左右一晚的1.2米的胶囊床

    而当我问小妹，你对这些青旅有什么感受吗

    小妹笑了笑，“要是青旅能像便利店一样热饭就更好了，买一份外卖能够吃两顿”

    “热一热还能再省一笔钱”

    所以你看，无论是毕业后初来乍到的汤圆，坚持挤在60元一晚的八人间大半年的可可

    还有为了节省酒店开销，在各个城市都选择住在青旅的小妹

    04 这些正涌入青旅，或是过渡或是长期生活的年轻人

    其实也都是在积极奋斗，不断追求更好生活的人

    对于那些毕业不久就入住青旅的人来说，没有选择躺平，哪怕是挤在一个小小的上下铺

    也是因为真的想要在一个好的城市去找到一份工作，扎下去好好的稳定下来

    才会考虑将价格更低的青旅作为自己初入城市的一个过渡

    这些为了在一线城市找工作，挤在青旅的年轻人

    住着六七十的青旅，有的风尘仆仆奔走多个城市四处面试，有的干着一个月三四千不包住的工作

    但在我眼里更多看见的，还是他们自给自足，努力生活的样子

  • 三和大神（深圳）：日结100元的年轻人们

    2018年，日本NHK电视台做了一期节目，题为《三和人才市场 中国日结1500日元（约100块）的年轻人们》。

    在中国这个地方，他们20块就能做神仙

    在距离深圳市中心20公里以外的龙华城中村，你会看到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躺在公园里、酒店门口和马路边上，以天为被、以地为席。
    他们没有工作、没有梦想，没有任何积蓄和财产
    这群青年，被称为“三和大神”
    与那些拼命奋斗的年轻人有着截然相反的人生。

    他们多为新一代农民工，原本怀揣着各种赚钱的梦想来到深圳，现实却无情打碎了他们的梦想。他们卖力工作，却只能游走在都市边缘，在一次次遭遇黑中介和黑厂坑蒙拐骗之后，他们滑落到身无分文的境地。渐渐地，这个群体形成了底层社会独特的生活状态和人生态度。他们“破罐破摔”，抵制枯燥无味的流水线工作，在三和周边“混吃等死”，乐在其中。

    他们过日子的宗旨就是：“混过今天，不想明天。”

    凭借薪水日结的工作和低廉的生活成本，位于深圳市龙华区景乐新村北区的三和人力市场成了廉价打工者的乐土，吸引着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从这里走出的“三和大神”早已在网络世界“走红”。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身份证，身背债务，与家人鲜有来往。 

    “三和人才市场”是三和青年的活动轨迹的中心，他们在这里寻找日结，即每天结算薪水的工作。三和青年喜欢做保安、快递员和工地工人等工作，以获得收入。“大神”是一种对他们挑战“人类生存极限”，以极低的收入过日子的调侃。拿着一天7、80，有时候能到100块的临时工工资（相当于1500日元），干一天，玩三天，成了他们的生活常态。

    100块钱过三天，那他们怎么混的？

    首先，因为三和这边生活成本低，

    日结百元足够支撑他们吃喝玩乐住的开销。

    吃的是传说中的“挂逼面”！

    喝的是2块钱2升的清蓝矿泉水，

    俗称三和大神们的官方指定用水。

    住的是旅馆里15块钱的床位，

    被褥脏乱，厕所恶臭。

    更省钱的办法，就是干脆睡在路边或者公园长椅，

    与蚊虫鼠蚁为伴。

    不想半夜被警察吵醒抓进局子里，

    只要找准一个隐蔽的位置就好。

    玩的是网吧里的网游，或是上黄网看A片，

    1块钱1小时，10块钱即可通宵。

    现实中糟糕透顶的时候，

    大神们还能在虚拟的游戏世界里谈恋爱结婚。

    你会发现，哪怕他们穷得几天没饭吃，甚至把身份证都便宜卖了，

    身上也带着台智能手机。

    破烂的旅馆哪怕没有24小时的热水，也一定有24小时的wifi。

    看着他们聊着微信，打着王者荣耀，

    有些时候和普通的年轻人也没什么区别。

    女朋友？没钱没房也没啥能力，

    没人跟你，花钱去小巷子里钻几小时就算解瘾了。

    赚钱安个家？做梦呢，就算拼上了命，永远也不可能赶上飙升的房价。

    老了怎么办？老了……那就死了呗……

    NHK跟踪采访了几位生活在三和的青年；

    这几位年轻人所处阶段不同，

    有三和大神、即将成为三和大神、刚来三和的新人。

    三和大神–宋春江

    27岁的宋春江，出来打工已经有10多年，他是一名留守儿童；

    他沉迷于上网，借网贷，打游戏。

    毕业于技校被学校送到了深圳，一开始每天上班10多个小时。

    干了几年后，受不了了就去富士康上班；

    在富士康，天天干流水线的活，一天要装配近3000台苹果手机；

    后来，干了几个月，觉得没啥意思就辞职了；

    在经历了一段长期打工的岁月后，

    他好像觉得没啥梦想了，就开始了打日结工的生活。

    现在的他，有时候经常睡大街，因为这事被警察抓了2次。

    而他唯一剩下的财产“身份证”，也弄丢了；

    身份证的违法交易也是这里的一条黑产。

    宋春江名下现在被拥有了1500万的注册资金，

    他是三个公司的法人；

    三和大神–李磊

    来三和打工多年，父亲去世早，母亲又改嫁。

    外出打工，深知学历和技术的重要性。

    三和大神–赵伟

    30多岁的他，至今还是单身，；

    他知道自己吃不了苦，他也曾努力过，最后却还是这样走了下来。

    即将成为三和大神–东东

    22岁的东东，来自江西的农村，是一名留守儿童；

    16岁就出来和母亲一起打工，来深圳快1年；

    最开始来深圳，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三星打工；

    干了不到1个月就辞了职，开始干起日结零工。

    晚上东东住着15元一晚的床位，

    他似乎已习惯这样的环境；

    没钱的时候，他还会借网贷，年华利率达到30%。

    东东很多时间也消磨在网吧，通宵也就10元；

    除了网络游戏，最近他还开始染指违法的网络赌博。

    “绝望”，是他们提到最多的一个词。

    可刚来深圳的时候，他们也曾怀揣梦想，

    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完全可以闯出一片天。

    但找工作途中遇到的黑中介，宣传与实质不符的黑公司，高强度体力的压榨……

    无一不在打压着他们的斗志。

    尤其是在承受了几年的打击与煎熬，他们自愿放弃了曾经的理想。

    因为这里没有留给他们的希望，现在没有，未来也没有。

    房价飙升，贫富差距扩大，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

    这正应了大神宋春江提起的那段属于打工者的顺口溜。

    远看广州像天堂，近看广州像银行；到了广州像牢房，不如回家放牛羊。
    个个都说广州好，个个都往广州跑；广州挣钱广州花，哪有钞票寄回家。

    每个光鲜的城市背后，都有这样的辛酸总结。

    没了人生动力的三和大神，如同行尸走肉一样在世间游走，

    在这条不归路上渐行渐远。

  • 新疆民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1995年10月出土于新疆民丰县尼雅（汉代精绝国遗址）。

    织锦出其旁，作长方形，幅长18.5厘米，宽12.5厘米，四周以麻布缘边，上下缘各缝缀三条黄白色绢带，长约21厘米，发掘者推测是“引弓者护臂之物”，简称为“护膊”。

    出土处为一座夫妻合葬墓。墓主当是精绝贵族。墓葬年代，估计在东汉末至魏晋这一段。织锦的年代要比墓葬早，估计在东汉时期。织锦材料出自汉地。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五星”是古代星占中的“五星占”，“中国”即中原地区。

    此锦上的动物图案只有四种，两禽两兽，其他动物只有局部，都是重复出现。

    它们从右至左（和文字的顺序一致）依次是：

    （1）右起第一种。《太平御览》卷九二七“异鸟”类引《临海异物志》，提到一种作为祥瑞的“世乐鸟”，其特征是“五色，头上有冠，丹喙赤足，有道则见”，与此禽吻合。其原型可能是综合了外来的鹦鹉和孔雀的特点。
    （2）右起第二种。此鸟从形状看，应是鸵鸟。鸵鸟原产非洲，经西亚传入。我国史籍多称“大鸟”或“大爵（雀）”，并依其出产之地，或称“安息雀”（安息在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或称“条支大鸟”（条支在今伊拉克境内）。
    （3）右起第三种。为有翼神兽〔有翼神兽是西亚流行的艺术主题，后经欧亚草原传入中国，西方称为格里芬（Griffin）〕。可大别为两类，一类是禽首类（禽首禽身或禽首兽身），一类是兽首类（带翼狮、带翼鹿、带翼羊）。它们的共同点是有翼和禽兽合一。中国的有翼神兽也分两类，一类作禽首（如上海博物馆藏“翼兽形提梁盉”、台北故宫博物馆藏“鸟首兽尊”、曾侯乙墓出土的铜鹿角立鹤）；一类作兽首（如中山王墓和曾侯乙墓出土的铜有翼神兽），多称之为“天禄”“辟邪”。
    （4）右起第四种。从形状看，与“虎”比较吻合。但此兽的头部并不清晰，也有可能是狮子，或狮子的变形。总体看，这些动物应皆是来自远方的珍禽异兽，皆有祥瑞之义（即瑞兽），更可能是“狮子”。

  • 周嬉皮：体制内的公务员二代：县城里“精英圈层”的内循环

    　　县城里的“内循环”

    　　要说什么人最爱公务员，无疑是县城人。

    　　县城只有两种工作，安稳吃财政饭和吊儿郎当打普通工。中国1301个县城，有支柱产业支撑的寥寥无几，提供的多元化岗位也屈指可数。因此，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教师、银行职员等安稳工作扛起了县城保留人才的大旗。

    　　县城虽小，但各类科局俱全，使得县城公务员成为了全国最庞大的公务员群体，印证了司马迁的名言“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县城公务员则更是成为众星捧月般的存在。

    　　而回到县城考公的人群大概有两类人：一类是从村镇到县城的跨越；一类是返乡“世袭爵位”。在体制内，前者较大概率是熬资历；后者是公开的秘密“捷径”，通过上一代编织的关系网运作，起步就比没背景的快。

    　　总之，在县城这个讲究关系、人情的江湖里，关系决定成败。北上广深通用的规则、能力、才华等等，在这里一切靠后。县城的精英家庭，都会努力让孩子吃财政饭。　　

    　　１.　工作一年就借调到了县政府

    　　陈真大三那年暑假，在某个深夜，他的父亲突然找他促膝长谈，非常庄重询问了他对工作的想法：想从事什么职业，想在什么地方定居。

    　　如果倒回18岁，陈真幻想过在大城市发展。但在外读了三年大学后，他非常坚定要返回家乡。留在县城，房子和车子随时都能解决；但去超一线城市发展，只是房子就会掏空父母的口袋。

    　　最重要的是，留在家乡，父母伸伸手，就能帮他铺平下半生的职业道路，能让他比其他人少熬几年的资质。

    　　陈真父母的职业在县城职业鄙视链顶端，几十年工作下来，打声招呼就能在县城办事顺风顺水。陈真家住当地别墅“富人区”。别墅群汇集了县城的精英家庭，有各个单位的干部、有县城垄断生意人、还有外地创业族。总之，要融入这个城市的精英层，房价就是入场券。

    　　陈真的大学和专业都不优秀，他在省内二本末流院校读财务管理专业。如果进企业，只能是普通财务，晋升通道比较狭窄。父亲建议他考县城乡镇公务员。家乡的乡镇公务员，每年有二十几个名额，陈真考上的难度系数小，以后的仕途之路家里也能帮衬帮衬。

    　　“要说读书考名校，我没什么天赋，从小也不爱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就是被拿来当反面教材的‘别人家孩子’。但是从小受父母影响，擅长应付各种人情往来”，陈真觉得体制内是非常不错的归宿，自信笑容溢上脸庞。

    　　县城公务员体系中，晋升快的部门有县委办、县府办和组织部，再就是乡镇公务员。

    　　于普通乡镇公务员而言，晋升通道是乡镇公务员-乡镇副科（副镇长）-乡镇党委委员-副书记-镇长-书记-县城局长-退休。但事实上，到副镇长之后就得熬资历，镇长已是大部分乡镇公务员的金字塔尖，往高的县级单位转的更是少数。

    　　陈真就是少数派。从考上乡镇时起，他就做好了向“县级”迈进的准备。工作一年后，他就和家里提出借调的想法。在父母关系打通下，成功借调去了县政府。而同批次进入单位的同事，目前还都驻守在原单位。陈真现在已经在县政府工作两年了。

    　　在体制内混迹快三年的陈真，体制的外显迹象也逐渐明显。发型从之前的锡纸烫变成现在的大背头；穿搭从之前的高街风格变成现在的中山装，公文包不离身；谈吐也从之前的校园八卦到现在张嘴就是国家大事。

    　　陈真周围的“县城精英圈层”朋友，大学后的选择都和他出奇一致。

    　　这些朋友的父母职业是医生、教师，或是体制内的党员干部，都处于小县城职业鄙视链的最顶端，就连退休金都比年轻人工资高。他们的下一辈，大部分是普通本科毕业，只不过，大家都默契地选择毕业回家在，银行、事业单位、学校，和本地国企舒服地“端铁饭碗”。

    　　但另一边，那些在县城没有根基的同学，有的远离县城，跳槽3-4次了还没找到一个满意工作；有的留在县城，做点小买卖；甚至有的考上职校，现在在县城开挖掘机，巧合的话，还能碰到陈真负责的项目。

    　　经过了几年的磨练，又有家里的帮衬，陈真的未来是可预见的光明。

    　　在小县城，“上学-工作-婚姻-生孩子”这条传输链的速度极其之快，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婚姻。

    　　对于陈真这一群人而言，家里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相亲。“县城的圈子很小，之前没对象的时候，逢年过节就各单位的叔叔阿姨来我家拜年，总有些人想帮我介绍对象。”陈真说当时微信都加了一堆。

    　　于有些人而言，在体制内除了家里安排的相亲，自己很难有途径去解决个人问题。而陈真家庭条件好、爱打篮球、会弹吉他、是相亲市场的香饽饽。　　

    　　刚确定工作岗位没多久后，父母就特地为他和当地某局长的女儿组了个饭局。在父母的撮合下，现在在已经在一起快3年了。双方父母都很满意对方，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提起结婚的频率逐渐增加。　　

    　　２.　“以后劳烦领导多照顾照顾新人”

    　　周洁是家中独女，2016年填高考志愿时家里就把大学范围限死在省内，并向她灌输未来工作也要在省内的观念，能回家里县城是最好的选择。

    　　2020年周洁大学毕业，为了在省会有购房资格，她在省内最大的美妆公司做了两年电商运营，交了两年社保。公司资源好，时常能接触头部主播，她自己看来，这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只不过由于时常要加班到凌晨，在她父母看来，却是个不稳定的“辛苦活”。

    　　她父母时时刻刻给她洗脑体制内的优越。

    　　周洁记得，为了让她回家，爸妈最常对她说的话是，“朝九晚五多好，你想买房我们帮你买，不会有什么经济压力，就回来自己过过小日子就可以”。所以，拿到购房资格后立马离职，努力复习一段时间后上岸了县城的乡镇公务员。　

    　　县城范围小，人口少，属于熟人社会。即使家族中没有直接对应的单位领导，通过熟人关系，也能让进体制内的后辈更加舒适。周洁的家族关系网庞大，“某个叔叔在某某所，另一个伯伯在某某局”之类的关系比较多。总之，这种情况下，就默认了“前辈铺路，后代乘凉”。

    　　虽然乡镇公务员是大家眼中最眼热的职业，但实际上也有高低之分。县城每个乡镇情况千差万别，晋升空间和办公环境差的不是一丁半点。有的办公环境和县城无异，有的光是从县城到单位的路程都要驾车一个小时。

    　　周洁父母和她的体制内亲戚们，自然不会让她去落后的乡镇“受委屈”。

    　　这场“仗”，从周洁收到上岸消息后就开始了。周洁还没反应过来，她的父母酒准备好了礼物和好酒，带上了体制内“有说话分量”的亲戚，办了好几次饭局邀请单位领导一起吃饭。

    　　在饭桌上，周洁笨拙地举着装着茶的酒杯，跟在父亲身后打圈陪笑，一遍又一遍重复着“以后还要多麻烦各位领导多照顾照顾”。诚意和关系，县里办事的万金油；双管到位，周洁最终得偿所愿。

    　　在县城里，公务员是“面子”的指向标。

    　　即便周洁只是个乡镇公务员，但在周洁和周洁老家村里的人看来，这是权力和安稳的象征。老家村里的人开始找周洁维系关系，希望周洁以后多多帮忙。当别人问起周洁的工作时，周洁父母也会自豪地说出女儿是公务员。

    　　乡镇公务员是在单位报道后按需定岗，同周洁一批进单位的有5个。周洁定岗在的岗位，虽然是个比较辛苦的差事，但前途光明。在单位时常得到领导的关照，属于机会的第一梯队候选人。领导经常安排周洁参加培训，意味着领导对周洁有重点培养的意向。　　

    　　县城很多“体二代”的发展路径都类似。先让孩子进入体制环境，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而乡镇公务员因为工作环境相对差，不如县城公务员“体面”，也就成为众多“体二代”的优先选择。而在之后的晋升路上，有关系支撑的家庭，父母会再利用熟人社会的关系帮助孩子尽量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周洁的路径也是如此。工作过程中，每次和家里倒单位的苦水时，家里时常有一句鼓励的话：“这几年你先好好干，服务期满，再想办法帮你调到更好的单位。”

    　　因为县城提供不了多样化、更丰富的就业岗位，所以在县城除了吃财政饭的是高学历者，其他领域打工人高学历者少而又少。所以，即使在不同乡镇工作，周洁的朋友圈和陈真的高度重叠。　　

    　　３.　“世袭”的财政饭，县城内循环

    　　往县城里一看，你大概率会发现同一个职位，一二线城市和县城截然不同的情形。

    　　大城里政府大院，985/211的硕士研究生埋头写材料；放眼至县城，普通科员常常自带“某某领导孩子”的标签。北上广深的银行玻璃间，装了不少英美澳的金融海归；小城里的普通柜员，可能是父母花了六位数打点的“关系户”。

    　　县城是一个关系网络编织成的社会，所以混在县城，最重要的是关系。而关系中确定性最高的，便是“世袭”。在县城内，体制父母的孩子也还是在体制内、从医父母孩子也在医院、生意父母孩子也在生意场上，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职业“内循环”。

    　　有前瞻的“县城精英”父母，从孩子高考填志愿起便落子开棋，谋划孩子的城市和专业选择。学历是敲门砖，无需比拼距离和排行。省内普通二本和省外211，前者往往才是他们的先手干预。

    　　临近孩子毕业即布局。父母会通过自己的人脉和圈子让孩子继承自己的衣钵，并为孩子在后续发展中提供全力支持。

    　　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就读期间，在河南省新野县挂职了两年。期间通过走访与调查完成了《中县干部》这一篇博士论文。在文中总结出在县城运行的潜规则：“年龄是个宝，能力做参考，关系最重要。”

    　　而关系主要有血亲、姻亲、干亲、同乡、同事、同学、战友等等。除了血亲是自然的连接纽带，也是最强的连接纽带外，其它都是社会性的连接纽带，都需要编织和维持。运作的方式就包括喝酒、打牌和送礼。

    　　喝酒是编织关系网的最重要方式。酒场不仅是关系建立的桥梁，还是八卦信息的流动地，办事的润滑剂。几杯酒下肚，从陌生到熟悉，甚至开始小心翼翼称兄道弟，局中人便是自己人。

    　　喝完酒尽兴后，打牌必不可少。打牌赢不赢钱，一是靠技术；二是靠手气。而领导赢不赢钱，主要看各位小兵们愿不愿意输钱。而逢年过节，想和领导打好关系的干部也总是在去找领导的路上。

    　　冯军旗博士在论文中也总结出了部分县城关系网。他们通过各种关系运作方式，形成大大小小的“政治家族”，在后辈就业时，也就能提供一定的帮助。

    《中县干部》举例关系网的原文摘选

    　　干部子女如果想在大城市就业，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接受高等教育，形成学历优势。而如果学历一般，孤身一人在大城市漂泊也不是很多干部家庭认为的最优选择，此时有关系有根底的人就会千方百计地回到县城，就再次巩固了政治家族的根基。

    　　县城关系网的运作，让县城职业形成了相对静态的社会形态。

    　　４.　结语

    　　只要将定位回归县城，县城精英二代比普通小镇青年先行一步。

    　　尤其强调关系的县城，核心信息的传递、交流逐渐呈现静态、固化的形态，一个个小的“政治家族”更快地获取信息，更迅速链接资源形成干预，成为县城隐形的职业壁垒。

    　　小镇青年没有一定关系根底，即使是985研究生也很难在没有裙带联结的小县城混出一片天地，甚至，薪酬回报并不会比本科生高。

    　　所以，很多没有根基的高学历学生并不会选择回到县城，他们往往都在相对公平的城市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

    　　从某种角度而言，他们并不是不想回到家乡，不想守在父母身边；而是县城没有足够多元化的岗位，体制内又无法享受到县城公平。曾经的家乡也因为越来越高的壁垒而成为回不去的地方。

  • 香港 曾章成：我一生只有一位老师，名字叫泥土

    曾章成 Johnson Tsang，1960年出生于香港，专业制作陶艺、陶瓷雕塑。

    他做过服务员炸薯片、烫衣工人、冷气学徒、跟车工人，后为了家庭生计走上了警察的道路。
    在当警察期间会定期安排上训练班，在训练结束后，曾章成会到香港艺术中心转转。“那一刻，我好像进入了真正属于我的世界。”

    “ 曾几何时，我以为是自己在塑造泥土，反过来，其实是泥土塑造了我。”

  • GREYE：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首都北京，约有28.8万名快递员。
    他们是物流业的末梢神经，承担着物品抵达顾客前的最后环节。网购时代，每个人都与快递员产生连接，却从未注意过他们的世界。
    43岁的胡安焉曾是28.8万人中的一员。2019年前后，他在北京送了两年快递。在效率的催逼下，他的世界被缩小到5公里范围内，像日复一日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还要推得又快又好。
    2023年年初，快递员胡安焉成了作家。他出版书籍《我在北京送快递》，引发热议。边缘人第一次被公众关注，人们惊叹于他敏锐的洞察，也被他的故事吸引。
    胡安焉不善言辞，这个特质让他在生活中被频频绊倒。社会对他来说，是一套不适应的价值系统，他从未融入其中，却不得不接受它的评判与筛选，结果则是一连串的失败与失望。
    这是一个普通人幸与不幸的故事。在黯淡无光的漫长岁月里，他不服输、不沉沦，写作是他唯一的光，他靠此杀出一条血路。

    01 我在北京送快递

    2019年11月25日，这是胡安焉当快递员的最后一天。
    手上要送的快递只有寥寥几件，早上装好车后，他甚至跟同事聊了会儿天再出发。时间一下子变得宽裕，“就像穷光蛋一夜暴富”。
    过去两年间，他每天要派送一百多个快件，旺季时数量还要翻个两三倍。“双11”后的几天里，他在站点卸完货后，“快件漫到我的腰部，并向门外淌出。”为了完成额度，他每日心急火燎，疲于奔命。
    他负责的地盘位于北京通州，方圆约5公里，包括八个住宅小区、两个商场、两栋写字楼和两个创业园区。

    胡安焉的送快递路线

    以往，他早上8点开着三轮车从站点出发，按一个固定的路线派件，这是他摸索出来的最高效的路线，如果不按这个路线走，就完不成当天的工作。
    时间的紧迫感总是如影随形。到了早上9点，如果只送出20个快件，他就会焦虑，因为昨天同样时间他已经送出25个；如果已经送出30个，他心里就会宽慰。对效率的苛刻成了本能反应。
    与工作量相匹配，他的平均工资是7000元，最多的一个月拿到了一万出头。
    得到公司遣散的消息，他不意外，苗头早就出现。
    从年初开始，公司就将派件费下调，派一个件的收入从2元降到1.8元，后来又降到1.6元。由于业务被转移到其他快递公司，快件量也日渐减少。
    既然时间充裕，他试着把路线反过来走。
    他才发现，自己从未见过早上八九点钟的某小区，这个小区他过去总在傍晚抵达，而他已经为这里的居民送了一年多快递。
    结束工作后，他坐在自己负责派件的一个商场内，打量店铺里的售货员，看送餐员跑来跑去，他猜测，他们大多数人都是麻木的，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和他一样。
    下了班之后，他重新拿起书来读，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都是大部头。
    工作变清闲之后，他变得更温和、更平实，对人更有耐心。而此前在工作量的重压下，他很容易烦躁、满腹牢骚，对人莫名生出怨恨。
    胡安焉不擅长与客户沟通。主管要求他们送出快件后，要请客户帮忙打个五星好评，站点还做了统计表贴在墙上，好评数靠后的人在开会时要被揪出来检讨。
    对着客户，他开不了这个口。
    于是每天下了班，他就在手机里编辑短信，请当天服务过的客户给他打个好评，每天要发二三十条短信。对他来说，文字表达要比面对面口头表达容易得多。
    矛盾也时有发生。

    有一位客户公司搬迁了，却忘记修改收货地址，不知情的胡安焉把快件送到了他的旧地址。第二天，客户气冲冲地打来电话，不提自己留错地址的事，只理直气壮地要求胡安焉取回快件，重新派送到他的新地址。

    胡安焉气炸了，但还是忍气吞声，自掏腰包付了8元转寄费。

    还有一位客户，态度亲切，语调温柔。她有一件退货需要快递员上门取件，但她晚上7点才下班，而快递平台不接受夜间取件的预约。

    在电话里，她向胡安焉提出建议：何不你晚上吃过饭，到我的小区里散散步，顺便把我的退货取了。

    但实际上，胡安焉的住处距离她的小区往返需要一小时，谁会这样散步？他想回敬她：不如你吃过晚饭后，出门散步，顺便找个快递站把退货寄了。但这句话终究没有说出口。
    同事在快递车里休息

    胡安焉手机里有个“报复备忘录”，里面记了两个名字，都是让他气得牙痒痒的、蛮不讲理的客户。离职后，他把备忘录删了，一个都没报复。
    曾有一位客户批评他说：“顾客就是上帝，难道你不懂吗？”
    胡安焉听了一愣，随即为自己辩解道：“可是上帝应该只有一个，我每天却要伺候很多个啊。”

    02 格格不入

    1979年，胡安焉出生在广州，但父母都不是广州人。
    爸爸是粤东汕尾人，妈妈出生在上海，他们下乡时在海南省认识，结婚后搬到广州海珠区新港西路。当时新港西路还是一片泥地，后来才铺上沥青。
    胡安焉记得，小时候过年都是孤零零的，家里没有亲戚可以串门，他也没有同龄人可以一起玩耍。
    爸爸的性格内向孤僻，沉默寡言，跟单位的同事不太往来，“从头到尾，他跟社会都是脱节的。”
    (胡安焉的家就在中山大学南校区对面，小时候校园是他的游乐园)
    在他看来，父母非常压抑自己的情感，凡事都是退让，对他的要求也很严格。
    在那个道德主义流行的年代，父母总是怕他做错事，告诉他这不好那不好，炒股是不好的，投机倒把做生意也是不好的，好像所有私人的价值追求都是负面的。
    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他成了不太会表达自己的人。
    中专毕业后，他到夜校读广告设计，进了一家漫画杂志社做美编，工资1500元。
    试用期过后转正，当时的劳动合同内容他已记不清，只记得有一种强烈的被冒犯的感觉——合同违反了一堆劳动法，他没有签，但也没有离职。
    这些事情触发了他的思考。
    以前他觉得，社会肯定是对的，他无非就是怎么打磨自己，让自己能嵌入社会。但这份工作让他发现，原来社会不像他以为的那么正确。
    对他产生更大冲击的，是漫画社里的同事们。
    同事们都有点艺术家气质，他们听摇滚乐、听金属朋克，身上有文身和耳钉，发型也非常叛逆、有个性。胡安焉崇拜这群朋友。
    进漫画社时，胡安焉已经24岁，做过六七份工作了。

    由于性格内向、温驯，他的工作经历都不太愉快，并且渐渐发现自己与社会格格不入，心里有点惶恐。

    但是在漫画社里，他的惶恐得到了安慰、缓和。他看到这样一群充满理想主义的同龄人，他们拒绝把自己塞进社会模板里，主动逃离主流价值，但他们照样过得很积极、很开心。

    没多久，这群朋友就辞去工作，到北京追求“流浪与创作”的生活。胡安焉也跟着去了。

    为了节省房租，他们租住在燕郊，房租平摊到每个人头上才一百多元。最窘迫的时候，他们买不起菜，于是用面粉和水做成煎饼吃。他们花在画画和创作上的时间很少，多数时候在到处闲逛、聊天。

    一天下午，他们在外面游荡，路过一个批发市场时，朋友冷不丁地对胡安焉说了一句：我觉得你更适合写作。

    朋友为什么会说那句话，胡安焉没有追问。但他一直记得这句话，后来成了他决定写作的动机之一。
    在北京的那段时间，胡安焉还读了很多书，波德莱尔的诗、美国“垮掉的一代”艾伦·金斯堡的诗、凯鲁亚克的小说……
    虽然内容都忘得差不多了，但这种多元化的，甚至是有点边缘的价值观，给他造成了一种很深的刺激。

    慢慢地，他不再觉得，人一定要遵循社会的主流价值去生活。

    “前面的工作经历，无论取掉其中哪一段，都不会对今天的我产生影响。但是假如没有在北京的这段经历，今天的我肯定会是一个和现在很不同的人——它塑造了最初的我，给了我一个起点。”

    03 不断地逃离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胡安焉觉得，性格确实多次左右了他的人生选择。

    从青少年时代开始，他就意识到自己比同龄人更单纯、更迟钝。踏入社会后，这种不适应感越来越强烈。

    看着身边的同学蜕变为成人，他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怀疑他们早在还是个学生时，身体里就已经藏了一个成人。”而胡安焉的身体里，还是一个学生。
    读中专的时候，学校安排整个班级到酒店实习，实际上是做廉价劳工。

    在宴会厅撤场的时候，他一次多码了几张椅子，身边的同学就围拢过来调侃他，说活是干不完的，如果他干活太卖力，领班就会以同样的标准要求他们。他害怕得罪人，就不再在同学面前卖力干活。

    酒店的班次分两种，普通班和两头班。所谓两头班，就是早上上四小时，晚上再上四小时，意味着要花费双倍的通勤时间和费用，大家都不想上。

    有位同事因家里有事，用两头班换了胡安焉的普通班。下次应该要用普通班换回他的两头班，这样才公平。

    但胡安焉怕显得自己斤斤计较，就跟同事说，不用换回来了。

    没想到同事得寸进尺，下次又来找他换班。另一位同事看不过去，帮胡安焉出了头。

    他渐渐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懂得拒绝，经常逆来顺受的人，而大多数人都不会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他不想继续吃亏，要不变得和别人一样自私，要不就选择和所有人保持距离——后一种通常容易得多。

    后来，他做过十几份零工，人际相处难免出现问题。每次他克服不了，第一反应就是逃离。

    他幻想着，换一个环境，如果运气好的话，就会遇到不同的人，他们会公平地、友善地对待他，自觉地把他应得的给他。然而这是一种妄想。

    28岁那年，他不想打工了，向父母借了两万元，和朋友合伙开女装店。
    店铺开在广西南宁一家商场里的六楼。
    楼层大约只有三个篮球场大小，却挤了170个店面。朋友负责在广州的服装市场拿货、发货，他则负责在南宁看店。

    每天十几个小时地待在暗无天日的商场里，他的社恐变得更严重了。有客人进店，他的反应不是振奋，而是厌烦和恐惧，更不会主动拉客和销售。偶尔与人起争执，他会止不住地发抖、打寒战。

    生意场上残酷的竞争，让这座拥挤狭隘的商场暗流涌动。店主们连跟顾客谈价格，都是把数字敲在计算器上，唯恐被隔壁听见。

    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表面客客气气，背地里却互相中伤、搬弄是非。有个店主看不惯胡安焉的店铺生意好，于是到处散播流言，说他卖的衣服都是假货。有一次，胡安焉的合伙人来南宁，还跟另一个店主大打出手。
    经营女装店两年后，胡安焉退出了。

    离开那个充满是非的环境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精神受到了创伤。他变得畏光、怕人、疑神疑鬼。走在路上，他觉得街上的人都在看他、议论他，他朝路人回瞪过去，才发现对方根本没有在看他。

    积累了太多负面情绪无法释放，他只想惩罚自己。

    2009年8月，没做太多准备，他就骑着爸爸平时买菜的自行车，从广州骑到北京，骑了26天。

    这辆车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它平均两天要坏三次，后来三分之二的零件都换掉了。自行车的坐垫也不能调，只能在最低的高度，他骑的时候腿是屈着的，导致半月板撕裂，留下了后遗症。

    吃饭在路边的小吃店解决，晚上睡在几十块一晚的旅馆里。一路上，他摔过车，掉进山路边挺深的排水沟里；也骑上过高速，时速100多公里的汽车贴在身边呼啸而过。

    他没去任何名胜景点，沿途经过的都是小县城和乡镇。他在陌生的城市里东张西望，听不同的方言，看不同的风俗，这给了他很大的精神满足。

    骑行结束后，他回到广州，把自己困在家里大量地阅读。

    这一年他30岁。也就是这时，他开始写作。

    04 生活的惯性

    写作与打工，在胡安焉的生活里，是两种无法相容的状态。

    “当我去工作的时候，我就无法写作。工作极大地占用我的时间，同时还透支我的情绪，令我在下班后只想放松和减压，而无力思考其他……当我要写作的时候，我就辞去工作，专心地在家写。”

    他也尝试过靠写作养活自己。但把小说投到各家杂志社，总是石沉大海，偶尔发表一篇，也只有千字几十的稿费。逐渐见底的存款，让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33岁那年，他搬到大理找工作。

    大理优美的自然环境以及好天气治愈了他，那段日子他过得自由自在。他到一家商场做保安，新同事不知道他的底细、他的过去，他因此可以卸下心理负担，随性地生活，“就像把生活格式化了一遍。”
    (胡安焉在大理还摆过一阵子地摊，卖文具)
    许多人都追求安稳的生活，但安稳对胡安焉来说没有太大吸引力。

    同样的工作、同样的生活环境，会让他变得越来越迟钝，感知会退化，甚至会有窒息的感觉。他渴望新鲜感，渴望对生活一直保持敏锐的感知力。

    这种流浪的底气也源于他的无欲无求。

    父母在广州有房，有退休金，不需要他养老。他自己物欲也很低，平时不抽烟不买名牌，剪头发去路边5元的摊子，出行可以骑车就不坐车，日常开支很低。

    出门在外，他租的都是小单间，一张床一张桌子，带个厕所就够了。

    他认为，很多人在一个地方扎根，是因为他们工作上的积累、人际关系的积累都在这里，离开了就要从零开始。而他本身没有任何积累，没车没房，自然也就没有牵挂。
    打工和写作交替的生活模式，成了一种惯性。

    多年里，他每次打工存到一点钱，就辞职写作；写作写不下去了，就又出门打工。

    2017年，他到广东顺德一家物流园，从事夜间分拣工作。做这份工作，首先是因为不用面试，谁来了都能做。其次，每个月的工资有接近五千，比他之前的工作都要高一点。

    所谓夜间分拣，就是把各地收来的货物从货车上卸下，按照目的地分拣、打包，再重新装车。

    他们晚上7点上班，早上7点下班，连续工作12个小时。被送到这里分拣的，很多是大件的货物，重的高达五六十斤。很多人吃不了这个苦，做不长久。胡安焉做了10个月，掉了快20斤体重。

    这些工作的细节，后来被胡安焉写进文章里。
    到了2020年4月，他从快递公司离职后没多久，新冠疫情就爆发了。

    疫情形势严峻，快递员不让进小区，物流业也受到很大影响，他就没有去找工作。当时他有一定的存款，就想待在家里重启写作，写小说。

    写小说前，他想写点随笔作为热身。他回忆起那份夜间分拣的工作，就花了一个下午写下来。

    在这篇随笔里，他细致地描写了日夜颠倒的作息，对身体和精神造成的折磨：

    “每次到了凌晨四五点，我都困得不行，只要让我躺下，五秒内就可以睡着；即使不躺下，我也已经摇摇欲坠，经常眼前一黑就要失去知觉，可是随即又惊醒过来。”

    他随文附上一张照片——那是他的手，拇指的骨头由于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已有些变形，其他手指缠有胶布，手上布满了汗水和灰尘凝结而成的灰色斑点。
    文章一发出来，立刻被大量转发、阅读。很多人在留言里表达自己的惊讶，他们感到匪夷所思，原来社会上还有这样的工作。

    胡安焉这才发现，“这部分人的生活内容，大多数人是一无所知的。”

    做体力劳动不要求学历。他的同行里极少有文字表达能力的，很多人小学都没读完，除了自己的名字外写不了几个字。在大众层面，他们是不被留意到的群体，也没有能力去表达、去发声。

    一下子涌来的关注，让胡安焉感觉像中奖了一样。

    随后，稿约、文章发表的机会、出版的机会都纷至沓来，他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虽然还没因此赚到很多钱，但反正他生活也很俭朴，他已经感到满足。

    现在，他和妻子搬到成都生活，日子过得安静、平和。
    他们在成都三环租了一个60平米的房子，租金才1800，家里有快1000本书，都堆在纸箱子里。

    成都物价很低，中午他买菜做饭，吃完就步行10分钟到附近的图书馆，一整个下午都花在里面，读书、写东西。晚上则看看书，看看电影。

    但成都不是终点，他和妻子计划以后搬到大理。生活总是在变换。

    05 用写作超越自己

    刚开始写作时，胡安焉对写作的看法仍是功利的。
    他心里想，我30岁了，如果能在写作中获得一些成绩，确立我不是一事无成的人，我就不会惶恐于这辈子是白过的。

    如今想来，他觉得当年的自己太稚嫩了。
    “今天我认为这完全就是放屁，根本就不成立。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他本质是什么，而不是他创造了什么，或者得到了什么。当然创造什么也很重要，但这还是建立在你本质是什么的基础上，它只是你本质的一种投射。”

    过了不惑之年，胡安焉有了更稳固的价值观，不会再被外界的评价影响。

    但有些东西始终没有变，比如他的诚实与自省。
    《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后，收到很多好评，有读者夸赞是“真诚而克制的写作”。胡安焉自己重看，觉得文字仍未达到自己的标准，不少部分有自我维护的成分在里面。

    这段时间，不少记者找过来要采访，他没有经验。有记者问他存款多少，他也和盘托出。后来才意识到，这是他的隐私，不回答也可以。
    他认为，一个人的生活与写作是离得很近的。你如何感知世界，如何处理生活，都会体现在你的语言里。

    “对待生活不能做到真诚，他的生命感受必然是虚饰和雷同的。但写作必须刺穿这层虚饰，把真实的自己袒露出来。这只是第一步，但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通过写作，他也不断地回溯自己过去的经历，试图去理解，他人生中的各种际遇，到底以何种方式影响了他，让他成为了今天的自己。

    2008年，他在南宁经营女装店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个“疯女人”。

    女人穿着奇怪的衣服，搭配一只大得过分的包包。“她表情紧张，甚至有些害怕，脚步迟迟疑疑，但又竭力保持镇静。”胡安焉不认识她，只知道她精神有点问题。

    那天，女人走进他的店内，挑选了一条短裤，她没有走进试衣间，而是撩起短裙，直接套在自己的腿上。照了照镜子后，她没有脱下短裤，而是又套了第二条短裤在身上，接着是第三条。

    胡安焉看着眼前的女人，以及她身上挂着的三条短裤，突然有点难过，“从她的脸上，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她就是另一个我——惊慌，恐惧，孤独，委屈。”

    多年后，他把这个“疯女人”写进自己的小说。

    这个萍水相逢的人，为何会给他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他没有答案，这毕竟不是一道数学题。这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他只能通过小说去表达。

    年轻时，他初读塞林格的《麦田上的守望者》，从中获得了很多感动。他希望读者读了他的小说，也能体会到这种隐晦的、用言语说不出的滋味及感受。
    在小说的创作上，胡安焉野心不小。
    能有一本拿出来不脸红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都达到一定水平的代表作，是他当下的创作目标。但他明白，如果没有时间上的积淀，以及不断的自我进步，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就像卡夫卡说的，唯一的美德是耐心。在写作上唯一需要的就是耐心。”
    现在，胡安焉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靠偶尔到账的稿费度日。以后是否会拮据到需要去打工，甚至是做回快递员，重新过上那种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的日子，他自己也不确定。
    这个问题他也问过自己，如果西西弗斯没有石头，会怎样？
    如果说推石头上山，是一种机械的、徒劳的盲目；但没有石头，似乎又会失去目标感，陷入虚无之中。他以前的生活，好像只在这两种状态中摇摆。
    如今，他不再认为人生只有这两种可能。
    生活应该有更高的意义。“你可以把一生都投入到对这两种状态的克服之中，最后超越它。”

  • 湖北省博物馆（武汉）：曾候乙尊盘

    2400年前的巨型“保温杯”太美了

    它出自2400年前战国时期的工匠之手，精巧得无以复加，至今无法进行3D扫描建模。

    夏冰镇 冬温酒

    2400年前的巨型“保温杯”太美了

    尊盘，由尊与盘两件器物组成；尊是盛酒器，盘一般作盛水器。

    冬天盘内盛装热水 可以加热尊中酒水，夏天盘中盛冰则可起到冰镇作用，可谓冬夏两相宜，相当于一个巨型“保温杯”，或宴飨xiǎng、祭祀之美器。

    2400年前的巨型“保温杯”太美了

    铜尊重9千克，铜盘重19.2千克。玲珑剔透、极尽奢华，铸造技术水平精妙至极。

    盘底刻有铭文“曾侯乙作持用终（曾侯乙一直使用到最后）”，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器物刻有这一铭文的共有208处，但只有此尊盘内的铭文有后期打磨补刻痕迹，即便是2400年后，打磨痕迹仍是清晰可辨。据考证，此处铭文显示曾侯乙并非尊盘最初主人，而是传了三代曾侯。

    2400年前的巨型“保温杯”太美了

    尊口沿远看像云朵，实际是龙蛇盘旋环绕的镂空花纹。

    2400年前的巨型“保温杯”太美了

    尊的颈部攀附四只反首吐舌、向上爬行的豹，豹身也以镂空的龙蛇装饰，尊的腹部和圈足满是蟠pán螭chī（虎形龙相物）纹和浮雕的龙。

    2400年前的巨型“保温杯”太美了

    整个尊体共装饰有28条龙、32条蟠螭。

    盘的制作更为复杂，盘身的四个抠手，也是由无数条龙蛇组成的镂空花纹，抠手下有八条镂空夔kuí龙。

    2400年前的巨型“保温杯”太美了

    盘足为四条圆雕的双身龙。

    整个盘体装饰龙56条、蟠螭48条。

    2400年前的巨型“保温杯”太美了

    从尊口到盘足，还盘踞着上千只蟠pán虺 huǐ（蜷曲的小蛇），无处不精美，处处有装饰。

    失蜡法代表作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巅峰，曾侯乙尊盘造型复杂精美，尤其是透空装饰层层堆叠，表层却又彼此独立且互不连接，只靠铜梗支撑。

    2400年前的巨型“保温杯”太美了

    科学鉴定表明，曾侯乙尊盘集浑铸、分铸，焊接和失蜡法等多种工艺为一体，尊、盘各有34个、38个部件，分别通过56处和44处，铸、焊连成一体，部件之多 焊接之繁，十分罕见。

    2400年前的巨型“保温杯”太美了

    而失蜡法在尊和盘口沿的镂空附饰制作上的运用，更是佐证了在2000多年前，我国已经开始使用失蜡法铸造青铜器，而且造型艺术、铸造技术都已臻于完美。

    时光从不停滞，而匠人之心却以青铜为载体，永久流传。

  • 陈韦伶（广东）：女性后花园

    陈韦伶来自广东揭阳，是一位90后的女插画师、画家，作品关注女性，其《女性后花园》等系列作品，令人印象深刻。

    《柔情似水》

    《在你的江河里流淌》

    《欲之七》

    陈韦伶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她回忆，因为潮汕地区大多人的思想都很保守，在身边的家庭，会一直想要生个儿子传承香火，在看到她是女孩子时，亲生父亲就和母亲离婚了，她跟着妈妈、外婆一起生活。在读三年级时，她离开了揭阳，和舅舅家人在佛山生活。

    《瞧一瞧》

    《白雪与魔镜》

    她现在生活在广州一栋40多年的老楼里，有一间36㎡的自己的房子。

  • 天才捕手计划:在北京，超过6000人住在厕所里 

    北京有一项有意思的世界之最，它是世界上公厕最多的城市之一，一共有12769间市政公厕，还不包括数量众多的商场、饭店公厕。
    这些马路边的公厕里，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个管理间，那也是公厕环卫工人的家，很多人吃住都在那里。
    不久前我在北京的很多胡同转了转，去体验了一下住在公厕里的生活。
    这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北京。

    厕所里的家

    刘军的家在雍和宫附近一间公厕里。
    家只有两平方米，放一张半人高的柜子，留下一个过道，就挤满了。如果要睡觉，他得踩着梯子爬上阁楼，那里更局促，顶多能坐起来。
    家里没有空调，阁楼有扇窗户和一台电扇，天热了就靠它们。
    刘军的全部家当，除了衣服就是柜子里塞的电磁炉、电水壶和电饭锅，此外便无其他。

    他是一个环卫工，和媳妇一起住在公厕的管理间，关上门就很难和真正的厕所区分开。
    相比之下，另一个环卫工张元民的家宽敞些，但也只有五平方米，床板是拼起来的，床和置物柜中间留下一人宽的过道，不用每天爬上爬下睡在阁楼里。
    北京是世界上拥有公厕最多的城市之一，共有12769间市政公厕。
    这些公厕按等级分为一类、二类、三类和三类以下，其中一类和二类公厕都是可以住人的，要求24小时有服务，一共有7354间。
    但不管一类还是二类公厕，住人的管理间都差不多大，不会超过一张床加一个柜子的面积。
    条件稍好一点的，比如景山旁的一个厕所，前两年给管理间也装了空调，让冬天和夏天不再难熬。

    对住在这里的人来说，最麻烦的是洗澡。刘军两口子来了两个月，至今没有洗澡，只有晚上没人的时候，躲在厕所里擦擦身子。
    吃饭也在厕所的家里。刘军两口子每天买菜，最常见的是土豆和白菜，偶尔会有辣椒和菠菜，总之什么便宜买什么。
    其实环卫工人也有食堂，每天五块钱，但吃得很差，“我们每天吃的，萝卜、白菜、土豆、豆芽，就这几样，还咬不动”，张元民一边吃一边把碗里的豆芽都挑了出来。

    张元民和媳妇都是公厕环卫，他每月工资三千九，媳妇四千，两口子每个月除了吃饭，花不了钱。
    原本张元民一个月话费也只有8元，现在因为每天要给厕所拍照片汇报工作，才多充了20块的流量。
    刘军两口子也都是公厕环卫工，除了刘军抽烟喝酒花点钱，都存起来，两口子一个月至少能存六千。
    像刘军和张元民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名环卫工人，把24小时的全部衣食住行，都藏在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家里。

    打扫了北京15年

    15年前，张元民刚来北京就住在厕所里。
    他不是没有想过干别的，在甘肃老家时，张元民卖了十年水果，但他太实诚了，从不缺斤少两，被同行排挤，挣不到钱，最少的一年连2000块都没有。
    为了养家，2008年7月1日，39岁的张元民带着媳妇第一次到了北京。
    当时的北京沉浸在迎接奥运的火热气氛中，也在进行第四次“公厕革命”，北京市政府为迎接奥运会，3年里新建公厕1891间，改造3118间。
    张元民夫妻投入到了首都的厕所建设事业里，在长安街的长安商场门口，他们当上了“所长”，一人负责男厕，一人负责女厕，一个月一共挣两千块钱。
    也是从那时起，北京对公厕的卫生要求开始变得严格，“在公共厕所里，任何时段都应做到苍蝇少于两只，废弃物停留时间不超过半小时。”

    2012年，离开公厕后，张元民两口子又开始在西城区扫地下通道。
    在张元民眼里，这份工作至今令他怀念：有社保，一天只用干8个小时，虽然没有休息日，但节假日三薪，逢年过节还发几百块钱，两口子发了100斤大米根本吃不完。
    每天下午下了早班，张元民还会去做兼职，在西单管理自行车停放。这也是另一种意义的环卫，把杂乱的马路变得干净。
    做这份兼职时，张元民一人管着十几个人，拿了块“先进个人荣誉证书”的奖牌和两箱饮料，奖牌至今还留在老家。
    靠这两份工作，张元民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六千块，让他可以花钱在鼓楼租房住。他以为自己的日子会这样一直下去，但他错了。
    2018年，这份扫大街的工作因为要给北京人干，单位把他们三十几个外地人遣散了。
    之后，他和媳妇先是去了金融街一栋大厦做保洁，然后去了一所学校做保洁。但随着年纪变大，媳妇已经拖不动沉重的垃圾袋，他们又离开了那里。
    北漂15年，他们无路可去，所以今年又回到了公厕。
    张元民去过北京很多景点，但提到北京，他最想说的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胡同里的人常把污物泼得到处都是，便池里总出现各种异物，尿不湿、卫生巾甚至是各种生活垃圾，反复提醒也没用，每次都是张元民捞出来。
    这让他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因此不和任何人说话。“人家本来就看不起我们，还跟他聊啥呢？”
    但张元民并不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他说自己以前也是个很幽默很爱聊天的人，“现在叫生活弄得话也不会说了，啥也没心情了，干啥都没心情。”

    最大的愿望

    跟张元民不同，刘军大部分时间都在哈尔滨农村种地。种地越来越存不下钱，他两口子就在附近打零工，因为没有技术，只能做些纯体力活。
    如今他59了，体力活干不动时，在网上刷到北京中介在招保洁，一个月有四千块。今年2月，刘军背着一个大兜子，媳妇推着行李箱，坐着火车来到北京，住进了公厕。
    他觉得这份工作并不累，只不过除了吃饭，就几乎不能离开厕所。
    到北京的第一个月，他的媳妇哪儿都没去过，就守着厕所。刘军负责的厕所就在胡同另一头，她也只去过一次。
    第二个月，她才在晚上休息的时候出去看看，能找到胡同的超市，也能走到胡同口再找回来。
    没有什么人会和他们说话，即便同事之间也是点头之交。离他们家最近的公厕，只有不到一百米，住了一对河南夫妻，但因为口音太重听不懂，双方平时只是打个招呼。
    胡同里的人也让刘军紧张。一次，他穿着工作服，在一个胡同里找厕所，被一个老太太一直盯着。她警惕地说，这里没厕所，让他赶紧出去。刘军感觉自己被当成了小偷。
    至于北京的那些著名景点，跟他们更是毫无关系，即使他们的家步行到雍和宫只需要五分钟，却从没想过去哪。
    刘军只尝试去过一回天安门。那是下午1点左右，厕所没啥人，他穿着工作服，偷偷骑着自行车就往天安门那边去了。
    以前，他只在手机直播里看过升国旗、降国旗，那天他想去看看真国旗。
    但骑到天安门附近时，他被交警拦下来，说是逆行，再往里走还要刷身份证。刘军没见过这阵仗，怕惹麻烦，又骑回了公厕。
    北京还有很多东西刘军也没见过。他住的厕所对面，是一个神秘的四合院，没有牌子，大门紧闭，总有一个穿着得体的年轻人接待偶尔开来的轿车。
    在拥挤的胡同里，这个四合院甚至拥有一个车库，卷闸门轰隆隆升起又放下。
    刘军不知道里面是干什么的，穿着得体的年轻人也不跟他说，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俩都是打工的。
    再过一年，刘军就要60岁了，到时候他可以领养老金，每个月一百多。两口子要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因此打算继续留在北京。
    张元民也还得多干几年，为未成家的两个儿子攒钱。没有别的本事，张元民只能认认真真地把厕所擦了一遍又一遍。
    刚来的时候，地板上、便池里、墙壁上全是黄色的尿碱和各种冲洗不掉的污物，张元民只能用最传统的解决办法——钢丝球，趴在地上一点一点刮干净。
    小便池里不通水，厕所里也没有洗手的水池，他只能用5升的水瓶去接大便池里的水，再用来清洗小便池。
    还有一些并不太常见的污渍，前几天胡同里有人把吃完的火锅汤倒在了便池里，等张元民看到的时候已经凝固住了，还是只能用钢丝球，弄完这一个便池就花了半个多小时。

    “这活干得特别憋屈，他们就检查厕所卫生，也不检查我们个人卫生。”
    但他并不因此而对工作松懈，他怕连扫厕所的工作也失去了，”既然干上了就再勤一点，跟洗碗一样，人家擦两遍，我擦四遍，人家转两圈，我转四圈。自己别给自己找事。”
    每晚8点半以后，张元民依次检查完三个厕所的情况，拍完照发到群里，这一天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无人时，他拿起车篓里的两块红砖快速挥动，锻炼臂力，再趴在环卫小车上做几个俯卧撑。这是枯燥繁复的日子里，为数不多的放松时间。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尤其是老乡，不想让自己“失败又狼狈的一生”和现在的身份，影响到两个还没有成家的儿子。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一个8小时制4个工休的待遇，很想，做梦都想。我这点想法是不是很幼稚，太离谱，太奢侈，是我吃多了还是喝多了，我也搞不懂，但是这点想法不过分吧？”

    我认识刘军的那一天，他们两口子留我在家里吃了一顿饭。
    他们从柜子里取出了小电饭锅和大米，特意用桶装的矿泉水煮了这锅饭。电磁炉放在地上，阿姨蹲在地上，炒了一盘西红柿鸡蛋。
    我去附近的凉菜店买了一点牛肉、鸡爪和一瓶二锅头。
    开饭的时候，我们围坐在厕所门口，在椅子上垫上报纸，摆好菜肴。
    阿姨很快就吃完了，我和刘军几乎喝完了一瓶酒，我的头晕乎乎的。
    我走的时候，阿姨似乎和我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也许是我喝大了。
    但我希望，他们的声音并不是真的那么微小，而是可以被更多人听到。

    （应故事讲述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