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域外光景

不知不觉，又是一年过去了。

对于身处乌克兰的我而言，这是有了进步的一年，也是痛苦的一年，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我的人生从未像这一年这样，充满着各种喜乐哀愁和悲欢离合。

战争还在继续，战争中的乌克兰充满着各种悲剧，我想我并没有资格妄称不幸。还有很多乌克兰人在生活的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时代的一粒沙，落到每个人身上就成了一座山”，这句中国朋友爱说的名句，也是乌克兰现实的真切写照。

然而，明天还会到来，而生活不会只有黑夜，哪怕是微残的阳光，对于我们而言也弥足珍贵。我的每一次经历、每一次心灵的涤荡，痛苦也好，欢乐也罢，都在我的人生笔记中添了或许并不算浓墨重彩的一笔。

底色：苦中作乐

进入2023年后，尽管乌克兰人已经接受了战争长期化的事实，但心存希望的人们仍然认为战争会在不久的将来结束。

我依稀记得2022年的天主教圣诞节期间：那是2022年12月27日，圣诞市场如火如荼，闪闪发光的冰雕迎接着来往游客，在传统新年庆祝活动之时，乌克兰人迎来了难得的放松氛围。

在基辅市中心的街头采访中，人们互相祝福着新年快乐。独立广场上设立了一个亭子，供人们向军队捐赠礼物和人道主义援助，亭子外播放着欢快的音乐。尽管平日里经常会面临商品短缺的窘境，但好在圣诞节期间，政府终于勉强维持了商品的充足供应，也让长期被供应不足所折磨的人们松了一口气。

人们互相道贺、互相攀谈，仿佛战争从来就不存在一般。我还记得独立广场上一个名叫玛丽亚的女孩对我说的一句话：“尽管我还没准备好像往常一样庆祝，但仍然需要庆祝。我们需要赠送礼物等，需要对抗这种不确定的感觉。”

真的相信也好，骗自己也罢，“对抗不确定的感觉”，已经成为了乌克兰人生活中的必要之义。但许多乌克兰人是真的相信，在2023年，战争会就此结束。

喜剧表演现在成了乌克兰人的“精神食粮”，这正是一种“对抗不确定”的应对机制，成了乌克兰人的情绪宣泄口。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如此多的压力、悲剧，宣泄情绪就成了我们必须做的事情，以此来让自己保持理智。有时，你只需要开个并不好笑的玩笑，就可以忘掉生活中的烦恼，继续前进。

很多人甚至已经将喜剧表演发展成了安身立命的本领。各种各样的幽默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还在，它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我还记得当基辅的一场喜剧演出结束后，一位女士对她身边的人说：“这是我这一整年以来第一次笑的这么开心。”

但乌克兰的幽默喜剧并非不谈论战争。尽管这些小品主要围绕着平民的喜怒哀乐展开，但也涉及当局的一些笑话和官僚主义做派。例如，我曾看过的一场演出，就开玩笑说乌克兰人应如何习惯俄罗斯的导弹和无人机，因为当局无法足够快地从西方获得武器。

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笑话其实并不好笑：这关乎生命，但我们更多地将之视为苦中作乐。我现在也经常对家人开玩笑说，我害怕火箭会击中我的建筑物，墙壁倒塌之后，每个人都会看到我没有打扫公寓还有我没穿衣服的样子。

乌克兰人现在经常说，我们的生活分为“战争之前”和“战争之后”两个对比鲜明的阶段，这确实是真的。战前，我们爱讲的笑话并不那么政治化，战后，连笑话的味道都变了。比如，欧盟告诉我们，它将向我们援助“质量最好的灯泡”，但实际上乌克兰目前时常缺电，根本用不着灯泡。这真是最顶级的黑色幽默。

但我希望这种黑色幽默在新的年能够少一些。

进阶色：习惯

乌克兰人确实已经习惯了战争。

当空袭警报在基辅的街道上响起时，有些人行色匆匆寻求庇护，但也有人不想躲藏。人们用手机登录Telegram，有群组从早到晚监测无线电波，以了解什么样的导弹或无人机即将到来。然后，他们才会决定如何应对。

俄罗斯在2023年初的空袭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繁。起初，当空袭警报响起时，我和许多人一样，观察周围的人来从众决定如何应对。但几天后，我也开始转向Telegram频道，以更好地衡量情况的潜在严重性，再决定躲不躲。

随着俄罗斯轰炸力度的逐渐减弱，基辅的大多数餐馆、咖啡馆和其他企业开始正常营业。当我在不再寒冷的春风中走过时，这些地方经常挤满了顾客。在一个周末，我甚至看到了一场拥挤的蹦极活动，人们从基辅第聂伯河上的人行天桥上跳下，寻求一时的刺激。

晚上，我看到人们在剧院外悠闲地散步。接近午夜时分，人群消失了，因为乌克兰还在宵禁。

然而，基辅的战争迹象并没有完全被消除。

我看到历史古迹用沙袋保护免受空袭，看到在基辅历史悠久的米哈伊洛夫斯卡广场上，俄罗斯坦克正作为战利品在展示，看到被摧毁的住宅楼，这是导弹袭击的结果，看到有人开着有弹孔的汽车，看到许多大型金属坦克陷阱——这些陷阱通常被称为“刺猬”，用来封锁道路。

还能看到黄色和蓝色——也就是乌克兰国旗的颜色——在整个城市的围栏和广告牌上很常见。

基辅独立广场的草地上还插着乌克兰小旗，每面旗帜上都刻有一名在战争中丧生的人的名字。其他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的国旗也在那里。

有一天在基辅散步时，我遇到了一位46岁、自称小学校长的女士，她说她认为战争可能会拖到2024年或更久。但她也表示，至少她和她的孩子已经习惯了战争。“死了这么多人，我不再担心我和我的孩子会厌倦被俄罗斯人袭击。”她对我解释说，战争已经成了她们学校教育生活的一部分。

我至今还对这场谈话记忆犹新，她对我说：“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去学校防空洞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他们现在已经习惯了。一旦听到空袭警报，他们就知道有大约两分钟的时间到达躲藏的地方。空袭警报一般是每周两次，也可能是一天五次。有时我们会在避难所呆上五六个小时，有时只需15分钟。”

“六个月前，很多孩子听到警笛声时都惊慌失措，但我们努力使避难所成为温馨、舒适的地方。我们用鲜艳的色彩粉刷墙壁，在里面放满了书籍和艺术材料，并试图让孩子们觉得去防空洞像是要去外太空，比如到火星旅游这样的感觉。那里有发电机和Wi-Fi，所以无论如何总是有电和网络。我们为他们提供了储物柜，他们在那里放了一个应急包，里面有水和一些最喜欢的零食。有时顽皮的孩子会偷偷溜到避难所，在不该吃的时候吃这些应急零食！”

她继续对我讲述着她的故事：“我从事教育工作已有22年了。”

“战争开始时前，我在哈尔科夫开办了一所学校。我的学校没有被摧毁，但它周围是遭受严重破坏的建筑物。当孩子们不再来时，学校就成了志愿者分发食物的地方。我一个人在学校里住了一段时间，一直呆到三月中旬，然后我搬到基辅又捡起了老本行。”

“许多妇女和儿童离开了乌克兰，我也有很多机会离开，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都试图说服我出国。但我认为留下来很重要。如果我们离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男人在为什么而战？如果不是我，谁来做这项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教孩子们。

孩子们对世界的了解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他们长得很快，战争已成为他们学习和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将其融入游戏和文字游戏中。如果有人感到害怕或悲伤，他们会互相安慰。有时他们会开始哭泣，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否安全。这是令人难以置信、令人难忘的一年。

当空袭声响起时，我们最小的孩子穿着睡衣来到避难所，他们困了，头发都乱糟糟的——你知道他们几乎从来不哭。他们是我们的小英雄，从他们身上，我能感受到我生存的意义。”

实际上，这位老教育家的话就是大部分乌克兰人的真实心态，就如同我认识的大多数普通人一般，他们“只想和平地生活”。

大部分乌克兰人早已与战争“共存”，他们不希望乌克兰继续处于战乱中，只想要和平。但我们的人民并不知道如何赢来和平，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他人。大部分乌克兰人觉得，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有聪明人，他们知道如何阻止战争继续，所以他们希望有关国家能伸出援手，让战争停止。也正是因为如此，事实上，普通乌克兰人（当然也包括我）对中国愿意提出和平解决方案相当兴奋，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

就连我的家人也曾跟我谈过这个问题，他们知道我有中国朋友，也知道中国朋友对我们家庭的帮助，所以他们对中国人的善良坚信不疑：“我知道我们都有点害怕展望未来，但也许这个计划能有所帮助。它谈论的是对话合作，而不是冲突。这很重要，对吧？也许中国的计划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捷径。但是，当然，我们需要小心和聪明，分析所有的利弊。”

也许这场战争还会持续一年甚至几年，尽管我也渴望战争结束，但乌克兰人也已经对现在的生活感到习以为常，或者说麻木。我曾经的邻居，30岁的基辅人伊琳娜（化名）在战争爆发时怀上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她留在乌克兰生下女儿，但不久后就去了西班牙。战争陷入僵局，看不到明确的结束，这使得她不太可能很快回来。

“一方面，可以预见战争会拖延下去，尽管很难承认，”伊琳娜说。“我只是倾听、分析和理解现实，我不会很快回家。”这是她对我的答复。

显然，生活在各种威胁（不光是只有战争）中的我们能够意识到，在此时此地，如何让生活继续才是最重要的，一天一次地接受新的世界，把每一天都当成独立的一个单元——我目前就是这样调整心态继续生活，许多乌克兰人目前的状态也是如此。

及时行乐虽然难以启齿，但我们已经习惯现状。

暗色：痛苦与舔舐伤口

2023年，我永远失去了我的堂弟。他年轻的生命留在了巴赫穆特。

痛苦早已不需要再多赘述，我还记得下葬那一天的情景：阳光明媚，工作人员冷漠地把一把泥土扔进他的坟墓。我的伯母无法控制地抽泣，她将悲痛欲绝的身体拱在儿子的棺材上。她把脸贴在木棺材上，用双臂抱住它，用手抚摸着绣着安魂图案的布料。他的父亲、我的伯父则轻声安慰着她。

由于堂弟的逝去，我从对军事一无所知的小白也逐渐变成了的“军事家”，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极为黑色幽默但又不好笑的玩笑。

堂弟的死唯一能够让我肯定的是，对俄乌双方来说，那几个月在巴赫穆特的战斗，双方都付出难以置信的代价。

堂弟同袍的一些叙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损失的规模。

奥列格·斯托罗热斯（化名）曾在巴赫穆特地区东北部的一个空中侦察部队服役。

由于失去了一只手，他因而从军队中退役并返回了基辅。2023年5月31日，我在基辅的一家咖啡厅里见到了他，那天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尤里·塔拉努卡（化名）的葬礼。战前，两人曾在哈尔科夫的一个小城镇兹米夫一起从事建筑工作。

斯托罗热斯说，他在巴赫穆特见过很多在战斗中丧生的年轻人，堂弟只是这些逝去生命中的一个，“每天都有葬礼，我认识的人时常都有死去的。”斯托罗热斯说，他在巴赫穆特附近的前线服役了大约八个月，他说乌克兰军队的损失“令人震惊”，但他补充说，他目睹的俄罗斯损失“也不遑多让”。

在战争爆发前，他是一名在线扑克的职业玩家，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他说，控制强烈恐惧的唯一方法，是“完全接受”他也会死去的可能。

他曾向我讲述过巴赫穆特的军旅生活，我能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疲惫不堪的部队往往会被派往那里的简陋军事康复中心，减压两三天后再回到泥泞中的战场。在康复中心是士兵们难得的休闲时光，他们能远离狙击手的视线，以及前线阵地不断的炮声和弹片的喷溅声。

士兵们能打乒乓球，祈祷，吃饱喝足，并接受创伤和冥想课程，然后回到“人间地狱”。

对于在这种地狱般条件下服役的士兵来说，他们也害怕一个粗糙而简单的事实：为了生存，他们几乎肯定会不得不杀人，或者被杀。

奥列格和他的家人显然是幸运的。尽管他失去了一只手，但他也“因祸得福”，远离了残酷的战场。显然，我的堂弟及很多年轻人没有这么“幸运”。

而对于战死者的家人而言，“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才是漫长痛苦的根源。

在堂弟战死后，我加入了一个意在战场寻亲的Telegram群组，尽管堂弟的同袍们已经告诉我，他死在了战场上且无人收尸，但我还是寄希望于他的灵魂能够安眠，哪怕是俄罗斯人安葬了他。

乌克兰人在群组里绝望地寻找失踪亲人或辨认无人认领的战死者。在冰冷的灰色面孔、血迹斑斑的躯干和遗骸碎片的粗糙图像中，他们通过辨认任何可识别的东西来确认死者身份，比如身体上的疤痕或戴的戒指。

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交媒体时代，互联网已成为这场战争的生命线。每一天，母亲、姐妹、父亲、伴侣、兄弟们都会在互联网上搜寻，试图找到他们在聊天中分享的任何信息碎片。讽刺的是，他们寻亲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是俄罗斯方面发布的阵亡者名单和照片，因为乌克兰当局对阵亡者的名字和数量一直不愿多谈（官方说法是“为了防止虚假信息传播”，我觉得恐怕是不愿让民众了解到前线战争的残酷，以免对他们的征兵工作产生“不好的影响”）。

这就是失踪或阵亡的士兵家属的命运。在信息封锁中，他们有责任将开源信息汇集在一起，试图拼凑出发生的事情。

尽管我和他们的目的不同，但我能够感受身受。家人逝去的暗色，在2023年有许多乌克兰家庭承受了这份痛苦。

我这一年：“充实”

痛苦只是暂时的，在摆脱不好的情绪后，繁忙的工作终究会吸引你的所有精力。

我从来没有哪一年像这一年这样忙碌过。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基础设施的空袭，往往让我奔波于各地。当然，肯定不限于基辅，走南闯北发挥我的专业知识，这一年的“充实”总算是让我能够暂且忘却亲人逝去的事实。

从3月起，乌克兰国家电网（Ukrenergo）一直在准备将我们的电网与欧洲电网合并，以进一步升级网络，提高其稳定性。我作为专业人员，自然投入了这一事业中去。

总的来说，我一整年都在从事更换旧设备、翻新电力线、建造新设备等重复而繁杂的工作。

请读者原谅我的絮叨，但我想要把我这一年为我们的人民所做的贡献，都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当然，从我的叙述中，读者们也许也能看看乌克兰如今社会生活的真面目。让我试着从技术角度，用简单的术语解释我们干了什么。

为了向消费者提供电力，发电系统需要做两件事：一个是发电，另一个是运输和分配电力。俄罗斯空袭主要针对的是运输系统，该系统由不同级别的电力线和变电站组成。在大多数情况下，变电站是电网的网络节点，用来降低输入电力的电压并将其分配给消费者。

俄罗斯大规模且精心策划的攻击，正是针对这些网络节点而来。我敢肯定，这些袭击显然是在俄罗斯工程师的帮助下策划的。他们还袭击了基辅、第聂伯罗、哈尔科夫等大城市的火力发电厂。

热电联产（CHP）站是一种同时发电和供热的设施：它可以在冬季供热和为城市消费者供电。因此，对变电站的攻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一旦运输线路被毁坏，就无法继续向消费者输送电力。其实乌克兰仍然有足够的发电量，也有足够的煤炭、核能和水力发电能力，但是输送系统正在一步步被破坏，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当袭击导致某些地区停电后，通常电力会在一小时内恢复。这个速度听起来很快，因为我们会把电源线路切换到备用线去。如果一些简单的单件设备损坏，我们可以很快恢复。俄罗斯空袭最频繁的那段时间，我们动用了几乎所有可用的库存设备，在3-4周内全力修复完毕所有损坏的电路设施。但仍然有一类非常复杂、昂贵和特殊的设备——比如变压器，很难在短时间内供给上。以乌克兰如今的制造能力，制造它们需要长达六个月的时间。

如果你在一些视频里看到乌克兰某些地方冒黑烟，不用怀疑，那大概率是变压器里的油在燃烧。

变压器和变压器油现在是乌克兰最稀缺的东西之一，仅尼古拉耶夫市，就有大约120吨变压器油缺口。没有它，一些轻微损坏的变压器我们都无法修复。一旦变压器被损坏，电厂就无法向电网供电。如果这些变压器被彻底摧毁，建造新的变压器又将需要很长时间。它不是可以事先制造并在需要时即插即用的东西，制造变压器需要一整套工业流程。乌克兰电网的稳定性因变压器大量被摧毁而深受其害。

所以我们一般会要求民众在高峰时段减少用电量，因为所有的临时解决方案都无法让电网承受满负荷运转的压力。一旦我们发现电网不堪重负时，就必须紧急关闭电力供应。这些临时停电能够减少电网的负载并防止整个系统崩溃。如果民众能够减少一些用电量，电网就有可能继续这么勉强维持下去。

由于电网的不稳定，许多乌克兰人几乎无法享受现代化的舒适设施，生存的动力胜过了一切。许多城镇郊区或农村地区的房屋从入夜开始就成了简陋的避难所，居民们靠烛光生活，从井里取水，靠木柴和身体本身的热量抵御寒冷。

2023年11月25日开始，也许是因为变压器和电网的压力再次增大，基辅市区外的一些村镇再一次断电，人们在没有暖气或自来水的情况下忍受零度以下的温度。

11月29日，我去距离基辅约60公里的比齐夫（Bziv）村调研，看到十一岁的阿尔乔姆（化名）在帮助祖母在他们几乎废弃的公寓楼旁边的临时户外厨房里点燃烟雾缭绕的火。屋内的亮度正在迅速下降，他们需要在夕阳将他们的家陷入寒冷和黑暗之前吃东西。阿尔乔姆的祖母伊琳娜（化名）说，自从开始停电以来，她和她的孙子一直睡在隔壁的一间废弃公寓里。

“在第一波爆炸之后，我们失去了一扇窗户，两扇窗户被损坏。第二次爆炸后，所有其他窗户都被摧毁了。”她说。“住在这里很冷。很难做饭，我们不得不在公寓和我们做饭的地方之间奔跑。”

临时的倾斜结构点缀着他们公寓大楼杂草丛生的庭院，居民们聚集在那里用火做饭。我看到一名妇女从一楼的公寓里收集了木头碎片当柴火烧。另一位居民开玩笑说，他的家在一堵外墙倒塌后变成了一套“五居室的公寓”。

“这里，这里，这里，”我的同僚不停地呼唤着我，他招呼我去看变压器千疮百孔的侧面。锋利的金属碎片大量散落在附近的地面上无人收拾。

一路上，像平房一样大的破碎变压器在混凝土和沙袋构成的保护网中，在我们头顶上，隐约可见发电厂巨大的涡轮机大厅高高的、令人望而生畏的苏联时代墙壁。

我们穿着厚厚的工作夹克开始工作，攀爬电线杆，将电线绞在一起。待电力恢复供应后，我们又会去往另一个地方，不断重复这一过程。连续好几天的工作让我的很多同事患上了感冒，好在通过我们的努力，终于在12月2日完全恢复了供电，所有家庭也都恢复了用水。

当我收拾工具回到家中，得知电力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的好消息时，感觉这真是我这一年来最高兴的一天。万幸，我们又有了些许的喘息时刻。

这种紧张-放松的生活模式在乌克兰入冬以后，就成了我的生活常态，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才是生活的真谛——不断地忙碌会让你感觉你的生命非常有意义，也能让人忘却生活种种的不快。但我还是希望我的工作能少一些——我忙碌的话，那说明一定有人正在受苦。

人生莫过于如此，痛苦有之，希望亦有之。这一年也许没有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但人的闪光点仍在熠熠生辉：家庭里闪烁的灯光萤火，圣诞节难得的欢歌笑语，朋友和陌生人之间的守望相助，只要你想，总能发现希望的光芒。

中国朋友，愿你们在新的一年里被幸运女神所眷顾！

如果我必须死去
请你好好活着
讲述我的故事
卖掉我的东西
再买一块布
一些绳
做成白色的长尾风筝

这样
在加沙的某个地方
当孩子仰望天空
等待着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
在烈火中匆忙离去
来不及与家人告别
甚至来不及和自己告别——

他会看见风筝，你做的风筝，翱翔在天空
那一刻他或许会以为天使出现
带来了爱

如果我必须死
就让它带来希望
让它成为传奇吧

本诗写于2014年，作者里法特·阿里尔，加沙诗人。彼时，阿里尔的弟弟在冲突中丧生。阿里尔本人死于2023年12月7日的冲突中。以下摘自其作品《加沙回信》。

我的兄弟穆罕默德·阿里尔的故事

我的兄弟穆罕默德·阿里尔（Mohammed Alareer），今年31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家中被以色列空袭炸死。他只是正在家里，却遭遇如此不幸。

没人知道他是如何死去的，是血尽而亡，还是死于爆炸的冲击波、爆炸声、碎片、弹片、大火，或是历经所有这些折磨而死。

但不论如何，我的兄弟穆罕默德都不在了。

他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拉尼姆（Raneem）四岁，哈姆扎（Hamza）一岁。他们永远失去了父亲。我们家共七间公寓的房子也被炸毁了。

我们家里的楼只有四层，但它承载了家里数千计的故事和回忆。现在它们都不复存在了。但它仍将见证世界上最残酷狂野的占领。

哈马达

我们家一共有十四个孩子，我是老二。穆罕默德是老五。幼年的很多记忆都已模糊，但穆罕默德出生的情形仍历历在目。那时我只有四岁。

当我听说他们想叫新弟弟穆罕默德时，我哭喊起来：“我不要你们给他起名叫穆罕默德。我要你们叫他哈马达，叫哈马达！”

每当有人叫他穆罕默德时，我都会大喊大叫，直到没有人敢这么做。后来，哈马达变成了大家对他的爱称。几乎每个人都这么称呼他，除了我爸爸，他总是叫他正式的名字——穆罕默德。

从那时起，我就感到了和哈马达之间强烈的感情纽带。就好像他是我的儿子，就好像我拥有他，我必须照顾他，确保他一直叫哈马达一样。

哈马达出生于1983年，性格有些胆小，但风趣幽默、喜欢冒险。他总是沉默寡言，但一旦开口说话，便不会拘泥于现有规则。

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即阿克萨起义）爆发，他的许多同学朋友被以色列杀害，他在葬礼游行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这给了他足以改变人生的真实体验。

哈马达上了大学，完成了两年制的公共关系学位，学会了如何联系群众。第二次起义开始后的短短两年，加沙各地的人都开始问我，哈马达是不是我弟弟。

惊讶之余，我会微笑着点点头。我心里在想，是什么让他一举成名呢？后来我才知道，我腼腆的弟弟已经开始领导示威游行，带大家吟唱圣歌，动员群众抗议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暴行。在舒贾亚地区（Shujaiya或Shijaiya）和其他地方举行的烈士葬礼上，他也会领导合唱民族主义圣歌。

创造力

在我们所有十四个兄弟姐妹中，哈马达是最杰出、最有创造力的。二十多岁时，他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有了许多朋友和人脉。他变得更加外向，更积极主动，也更有创造力。

每次他讲述他现在从事的工作时，我都会想起他小时候害羞的样子，毕竟他从青年时期才敢直视镜头。

他独创的演讲表演技巧，为他赢得了加沙最著名的电视节目的角色——卡库尔（Karkour）。卡库尔是一只调皮的小鸡，是阿克萨电视台《明日先锋》节目里明星，该节目接待来自加沙各地的儿童。

哈马达扮演的角色吸引了巴勒斯坦各地甚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观众。孩子们会打电话抗议卡库尔乱穿马路、在电话里大喊大叫等令人讨厌的行为，并提出更得体的建议。

今年年初，哈马达在另一部电视节目中获得了一个小角色。节目本该于今年斋月播出，但由于以色列的持续攻击，节目被迫停播。

我弟弟的死会让很多孩子感到震惊，因为他们每周五最喜欢的事就是看卡库尔调皮捣蛋，然后帮他改正，这让他们有期待和成就感。

以色列杀死了我弟弟，杀死了一个有前途的人才，使成千上万的孩子失去了一个有趣的教育项目。

第26号殉道者

哈马达五年前结婚，有两个孩子，拉尼姆和哈姆扎。包括他妻子孩子在内的所有人都叫他哈马达。结婚后，他们仍然住在父母家。他非常努力地在同一栋楼里建造自己的公寓。去年，公寓完工了。

不过，他一直没能搬进去，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对加沙的封锁更加严密，很难为公寓添置家具。

与所有遭到以色列侵略的受害者一样，哈马达留下了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在我的大家庭中，我弟弟是第26位殉道者。只上周，我们家就有五人遇难。在周六12小时的“人道主义停火”期间，他们的尸体从废墟中挖出。

我母亲多年前失去了两个侄子。当我与她谈到此事时，她比我想象的要坚强，我的父亲也比以前平静。

他们告诉我，以色列已将舒贾亚（Shujaiya意为“勇敢的土地”）地区炸为废墟。他们告诉我，有些家里死了五个人、十个人甚至二十个人。

“我们坚定不移”

听到父母的反应，我松了一口气。我知道失去儿子对他们打击有多大。他们表现出的坚韧，在众多失去亲人的家庭中，并非个例。

听说将有12个小时的停火，我很担心人们看到遍地废墟后，会深受打击并放弃抵抗，这无疑正中以色列下怀。但我错了。

以色列本想通过炸毁房屋以及在街头杀人，逼迫人们投降。但恰恰相反，其行动正使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陷入“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境地。

“我们有耐心。我们坚定不移。我们是信徒。上帝一定会结束这场侵略的。”妈妈不断地向我保证。

“他们打不过舒贾亚。他们就是不行。”父亲告诉我。

现在巴勒斯坦的情况是，我们家失去了一个儿子、两个孩子成为孤儿、一个年轻的妻子成为寡妇，还有许多其他家庭一次就失去十个或二十个家人。显然，有人企图对巴勒斯坦进行种族清洗，让我们离开，再也回不来。

野犀牛

以色列就像一头在薰衣草田里放纵的野犀牛。巴勒斯坦人则采取了他们应有的行动：坚韧、坚定，更加坚决。

我们明白，我们不仅是在为自己而战，而且是在为正义和人权而战，坚决反对野蛮和占领。

仅仅因为以色列希望哈马斯领导人看到加沙被摧毁，现在已有数百名巴勒斯坦儿童在战火失去了父亲、母亲或双亲。拉尼姆和哈姆扎和他们一样，永远失去他们的父亲，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取代他们失去的父爱与温暖。

拉尼姆和哈姆扎将见证以色列对平民的战争。他们将在一个不公正的世界里生活和成长。在这个世界里，他们的父亲可能因为在自己的房子里而被杀害，而凶手甚至不会被绳之以法，只是因为他是一名以色列士兵。

但在此之前，我们将继续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清洗，希望在哈姆扎和拉尼姆长大成人之前，以色列的种族隔离制度将被永远废除。

永生

我弟弟去世时，每个人都在哀悼“穆罕默德”的离世。没有人称他为哈马达。他又变成了穆罕默德。

但我没有再纠正他们。我意识到，我必须放手，让哈马达成长为穆罕默德。

以色列野蛮屠杀加沙人民，切断人与人、人与土地以及人与记忆之间的联系，这种行径永远不会得逞。虽然我失去了我的弟弟，但我会永远把他铭记于心。

他的记忆，他的故事，他的笑话，他天真的微笑将永远活在我们脑海中，活在他两个可爱的孩子身上，也活在成千上万喜欢他、怀念他的观众心里。

没有大规模杀伤性诗歌

加沙伊斯兰大学，简称IUG，成立于1978年，已为数万计巴勒斯坦人服务。现在，有两万多名学生在IUG学习，该校设有10个系和70多个专业，涉及范围从医学、工程学到语言、教育学和心理学等。我现在在加沙伊斯兰大学英语系任教，教授世界文学和创意写作课程。在当前冲突中，IUG受到以色列导弹袭击。学校行政大楼严重受损，人事部和英语系办公室被完全炸毁。

IUG学生与以色列占领

在IUG任教时，我遇到过许多青年学生。他们中大多数人从未出过加沙，并在以色列的占领下饱受苦难。2006年，以色列加强围困后，情况更加恶化。他们中的许多人不能去西岸探亲，不能去耶路撒冷参加简单的宗教仪式，也不能前往美国或英国寻求访问和补助金。甚至书籍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商品，平时也进不来。全世界都必须意识到，将加沙年轻一代置于无知、黑暗中，其产生的后果远比我们预想的要严重。

一开始，我的学生们一定觉得学习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chai，以色列诗人）这一以色列犹太人的作品很困难，也很难接受我关于夏洛克或费金（Fagin，）的“进步”观点。对许多人来说，费金是邪恶之源，是魔鬼的化身，他把小孩子变成小偷和杀人犯，将社会的未来毁于一旦。在很多人看来，这是谋杀，或者至少可以说是隐喻性地谋杀了。

挑战性问题

直到后来，他们才稍稍睁开眼睛，看到费金只是这个社会的产物。这个社会憎恨与众不同的人、肤色较深的人，不同种族的人。他们逐渐意识到，费金甚至比教堂要好。他们看到费金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了庇护所，让奥利弗（Oliver）这样的人感到了快乐和希望。费金，这个犹太人，并非只有犹太人这一身份。他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人。费金拒绝叫醒奥利弗让他去盗窃，他说“现在不行。明天，明天再说吧。”这不再被看作讽刺，而是证明了费金也是有心的。在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中，最具挑战性的是：“如果你是费金，你会怎么做？”这个问题促使学生们重新考虑种族和宗教问题，并让他们理解更高层次的人性和共同利益。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则更加棘手。对许多学生来说，夏洛克是无可救药的，他女儿都恨他！然而，凭借IUG倡导的开放思想、对话以及对所有文化和宗教的尊重，让我与我的学生密切合作，在评判人或者说至少在分析文学文本时克服了所有偏见。

因此，夏洛克也从一个仅仅想要一磅肉来满足原始复仇欲望的犹太人，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夏洛克和我们巴勒斯坦人一样，不仅不断遭受以色列的侵略、破坏和种族主义，而且还不断遭受战争机器的误导和诽谤。夏洛克遇到很多宗教和精神上的障碍，就像生活在种族隔离的社会一样。夏洛克要么完全屈服，被当作次等人侮辱，要么只能通过自己的手段来反抗压迫。他选择了反抗，就像现在的巴勒斯坦人一样。

“犹太人没有眼睛吗？”不再是夏洛克为谋杀辩护的可悲尝试，而是多年痛苦和不公正的内化。当一个学生发现我们和夏洛克之间的相似之处时，她把演讲改成了这样的内容：

难道巴勒斯坦人没有眼睛吗？
难道巴勒斯坦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
我们吃着同样的食物，
会被同样的武器伤害，
能被同样的医药治愈，
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
我们难道不是和基督徒和犹太人一样吗？
你们要是刺伤我们，我们不会流血吗？
你们要是搔痒我们，我们不会笑吗？
你们要是毒害我们，我们不会死吗？
你们要是欺侮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

也许，在IUG英语系六年的教学生涯中，最让我动情的就是，我问学生他们更认同哪个角色，是阿拉伯血统的奥赛罗，还是犹太人夏洛克。大多数学生觉得自己更接近夏洛克，也更同情夏洛克。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在我的指导帮助下，学生们不断成长，克服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因占领和围困而产生的偏见。我本想用学生的试卷编成一本书的。遗憾的是，我存放在办公室里的试卷付之一炬，这与夏洛克被剥夺金钱和财产的方式如出一辙。

“出于闹着好玩”

但现在，以色列给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亡和沉重的苦难，我还能继续之前的教学吗？我还能直视着学生的眼睛，和他们谈论费金的人性，以及我们与夏洛克之间的相似之处吗？在看到犹太复国主义者以犹太教为借口，杀害巴勒斯坦人之后，我的学生又会作何反应？

从我得到的照片来看，人事部和英语系已经被完全炸毁。曾经我和同事们在这里办公，我同数百名学生在这里会面、深入探讨各种问题，在英语系小而美的图书馆阅读、查阅资料，而现在这一切都毁于一旦。我不知道这幢五层高的大楼是要全部拆除，还是可以翻修。

袭击后不久，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在推特上宣布，他们摧毁了伊斯兰大学的一个“武器研发中心！”。然而，几小时后，以色列国防部长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轰炸伊斯兰大学的理由是“伊斯兰大学正在研制化学品，以对付以色列。”我在推特上回复他们，要求他们出示证据，毫无疑问，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我们只能想当然地认为，以色列从不撒谎。我们甚至应该忽略前后两段陈述之间的不一致。如果不是造成了这样一场灾难，这种低劣的谎言只会令人觉得可笑。

我知道，我的学生们会不停地开玩笑，说我在写大规模毁灭之诗（Poems of Mass Destruction）或提出大规模毁灭理论（Theories of Mass Destruction.）。有些人甚至会重读某些文本，以寻找任何有关化学的痕迹，或者要求在教寓言诗和叙事诗的同时，要教化学诗。近程故事和远程故事可能会取代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这样的术语。也许还会有人问我，考试是否会涉及能否携带化学弹头的题目！

但以色列为什么要轰炸一所大学呢？有人说，以色列袭击IUG只是为了惩罚学校里两万名学生，或者把巴勒斯坦人推向绝望。这是事实，但在我看来，对以色列种族隔离政权以及其占领而言，IUG唯一危险之处在于，它是加沙最重要的地方，可以培养学生坚定的意志和坚韧的思想。知识是以色列最大的敌人。觉悟是以色列最痛恨、最害怕的敌人。这就是以色列轰炸一所大学的原因：将巴勒斯坦人拒绝生活在不公正和种族主义中的觉醒和决心扼杀在摇篮里。以色列为什么要轰炸学校、医院、清真寺、或者一座20层高的建筑？正如夏洛克所说，这可能是“出于闹着好玩”！

巴勒斯坦受伤而以色列无恙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心中造成的创伤并非无法弥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重新站起来，继续奋斗。屈服于占领是对全世界不懈斗争的背叛。

我知道，要让我的学生参与到这样的讨论中来，让巴勒斯坦人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基督徒和犹太人同胞并肩作战，对抗不公正，这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不过，我知道从哪里开始。我将从伊利斯（Ilise）和丹（Dan）开始，他们是我的犹太朋友，我在美国的“加沙回信”巡回售书活动中结识了他们。他们一直与我保持联系，确保我与家人一切安好。他们是我在黑暗和压迫前的一线希望。

我还会向我的学生们介绍犹太和平之声（Jewish Voice for Peace）所做的大量工作，特别是在抵制、撤资和制裁（Boycott，Divestment and Sanctions）运动方面的努力，他们为目前巴勒斯坦的斗争带来了巨大变化。我还要告诉我的学生，犹太教被以色列劫持了。我会向他们传授阿里·阿布尼玛（Ali Abunimah）教给我们的知识：“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将犹太人牵扯进来，但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的罪人并不是全体犹太人。反对反犹太主义意味着完全拒绝犹太复国主义的说法——以色列的暴行是以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名义进行的。”

我知道学生们会问，他们所做的是否足够，这些朋友是否还能做更多的事情，以避免以色列对我们犯下更多骇人听闻的罪行。这个问题我将留给伊利斯和丹来回答，留给努力推动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的亲巴勒斯坦人来回答，留给一直努力把以色列战犯送上法庭、接受惩罚的犹太和平之声来回答。

2017年至2019年，杨漪为研究缅甸边境社会的经济运作及发展问题，三次到访缅甸掸邦大其力镇。这里是“金三角”的核心腹地，在那里，她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共计16个月，完成了名为《“金三角”的恐惧：缅甸边境社会经济聚簇的民族志研究》的博士论文。以下为其接受采访的记录：

　　新京报：最开始为什么想去“金三角”做田野调查？

　　杨漪：我最初也是出于好奇。我出生在云南腾冲，是中缅边境的一座小城。从小，学校就有很多关于禁毒知识的讲座，警察来分享的时候，每次常常提到“金三角”这个词。我很好奇，这样一个被描述为所谓“万恶之源”的区域，社会是怎么运作起来的？人们是怎么在那里生活的？刚好我学人类学，有机会去做“他者”的调查，也就是与当地的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研究“他者的世界”。

　　博士期间，导师问我想做什么选题，我说想去“金三角”做一个研究，他非常支持，之后我就去了。尽管我的家乡与“缅甸”或者说“缅北”为邻，但实际上，去之前我对缅甸人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国内关于缅甸的资料不是很多，我在上海想找老师学缅语都没有找到，还是跑回老家才找到缅语老师。学了一个多月之后，我就去缅甸了，在缅甸也是边学缅语边做调查。

　　想去“金三角”做一个研究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大其力镇为调查点？

　　杨漪：一方面是我想去一个更加“他者”的地方做人类学调查，即更陌生的环境。中缅边境对于国内做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来说，不算太陌生了。尤其在云南，已有不少关注中、老、缅、印“跨境民族”研究的学者，当时选择去到域外做当地社会的研究者相对少一点。另一方面，大其力镇被称为是“金三角”的核心地区，我觉得到那里更能解答我心中的困惑。

　　此外，大其力镇和中缅边境的其他缅甸特区的情况还不太一样。果敢、小勐拉和佤邦这几个特区在缅甸的正式行政规划里，属于缅甸北部的掸邦，但这几个特区相对更加自治，有点像“国中国”的状态，相对来说有明确权威，他们特区内部都有各自不同的管理制度、规则。大其力这个辖区都是缅政府管理的范围，但不同的少数民族武装力量也在这里交叠，比如说某片块较大的土地完全是归佤邦来管理的，那片地块内的经济规则就受佤邦相关官员管理；又比如有几条道路尽管有缅政府设置的检查点，但是附近的民兵组织有特权运输政府不允许普通人运输的（违禁）物品。总之，各种力量在那里交织叠，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在这样的地方去讨论当地社会的形成，是有讨论点的。

　　新京报：去之前做了哪些准备？

　　杨漪：去之前，我身边的人都叮嘱我要注意安全，当时大家对“金三角”还是毒品、赌博、暴力之类的印象。而且我们当地人会觉得缅甸北部疾病很多，比如艾滋病、疟疾、登革热等。我们家乡的防疫中心有防疟疾的蚊帐免费赠送，上面喷了药水，我爸还陪我去领了一个，让我带到缅甸去。结果到那边，我是住人家里打地铺睡觉的，根本没有撑蚊帐的地方，也没有用。

　　我家在中缅边境，有一些亲戚在缅甸生活。我想去缅甸做调查，我爸爸很积极地帮我跟在缅甸的远房亲戚联系，辗转找到一个亲戚，他在大其力镇有可靠的亲朋好友，帮我说好去那家人家里住。就这样，我在那边也算有认识的人了，也似乎有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田野调查的身份。

　　新京报：你第一次到缅甸，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

　　杨漪：2017年春节，我先去了一趟缅甸大其力镇，花了半个月做预调查。我当时是从泰国进入缅甸的。缅甸有很多泰国一侧没有的“文化符号”，比如缅文横幅广告、山顶的金色佛塔，或者穿着筒裙的男性等。我相信任何人第一次从泰国美赛走到缅甸大其力，都可以直观且明显地发现这两个地方的秩序感迥然不同，仿佛从一个有序的地方到了一个混乱无序的地方，街上人们的精神面貌、生活状态也不太一样，会有挺大的视觉冲击。

　　大其力的街头有不少流浪汉，他（她）们白天会在街头闲逛，有几位看起来精神失常，我也撞见过在街边吸食海洛因的人。大其力镇属于比较热的地方，大家出行要么就开车，要么骑摩托车，主干道很少有人走路，流浪汉走在街上非常明显。后来在大其力待久了，我也交到了曾经吸毒睡大街、后来戒毒成功的朋友。

　　新京报：到缅北后，你有遇到过危险吗？

　　杨漪：其实没有。刚去的一两个月，我几乎只与大其力的那家人同步生活，跟他们家的人一起出门、一起上街买菜、一起打牌、一起买彩票等，主要是了解和学习他们在大其力生活的“地方性知识”。他们还是比较照顾我，不放心我自己一个人出去。一个多月后，我才开始独自跑外面逛，也认识了一些其他的人。我认识了当地某个摄影组织的会长，当地过一个佛教节日时，会长想带我去郊外的村庄拍摄，就要在佛寺过夜。那家人知道之后特着急，让我不要跟陌生人出去、尤其是去村子里。我说让他们放心，这是当地摄影组织的人。但他们还专门去那个会长家里，拜托他好好照顾我。但是又不好开口要对方的电话号码，只好交代我到了地方必须要给他们打电话报平安。大家都很谨慎。

　　后来我甚至成了我住那家人里最熟悉大其力镇的人。我在那里只待了一年半，他们兄弟姐妹几个中，最早去的已经待了十几年，但是他们对危险有很深的认知，不会像我一样有“探索欲”，他们要在那里生活，不会去冒险，哪些地方不该去的，就一定不会去，不得不去时非常谨慎。他们出门时，一般要开车或者骑摩托车，不会乱跑。他们还会叮嘱我，哪些地方能去，哪些地方不能去。看到我独自背包出门，就会比较严肃地跟我说，包不能那样背，会举例说：有人大白天背着包走路都被抢了。

　　当地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所以他们常告诉我说哪里不能去，哪些动作不能做。在他们的意识里，不能露财，小女生一个人不能单独行动，人少的巷子也不能走，否则就会有极大风险。

　　有一些危险是明确的、具体所指的，比如说你得罪了谁，或者谁欠了你的钱，但是那个人势力很大，你不敢去找他，因为你知道他可能不但不给你钱，还会要你的命。很多当地人不面临这种具体的危险，因为他们并不得罪谁，只是在那里生活，但在那里生活是有很高的警惕性的。

　　新京报：这种氛围怎么体现？

　　杨漪：除了上述他们的提醒之外，晚上他们也不太希望我出门。晚上七八点，天快黑了，我要出门，我在大其力镇的家人就会吓唬我说晚上外面怎样不安全，让我不要出门。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就认为一些非法的事情都在夜里发生，比如运毒品之类的，我出去了碰见也不好，可能被别人误以为是线人。出去碰见警察也不好，可能误以为我是从事非法经济的人。后来我熟悉了那边，偶尔晚上出门，通常也会在九点前回家。

　　让我比较惊讶的是，当地商店晚上关门都很早。我们都以为“金三角”那种地方“灯红酒绿”，夜生活很丰富。去了才发现不是这样，商铺晚上九点之前都关得差不多了，KTV 和夜店也就只有那么几个。九点后，街道就安静了。在一个谨慎的环境，大家晚上不太会出门活动。去夜店也是开车去开车回，点对点，不乱跑。

　　新京报：你作为一个外来者，当地人对你是否有戒备心？

　　杨漪：有的，我觉得我对他们的戒备心，比他们对我的戒备心少一点。我的行为举止一看就不是本地人，本地人也不会像我这样在街头瞎逛。

　　举个例子，大其力镇的华人讲话都是云南口音，我是云南人，会讲云南话，有一次我去早点铺吃早饭，想和老板娘随便聊两句，看看能不能在那做调查。我用云南话和她对话，她看出来我是中国人，就用普通话回我，转头跟别人说话才用云南话。

　　不过这没有影响我在当地的调查研究，大其力镇是一个城镇，本身不是熟人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外来务工者之间都是相对平等的。我和不同的人接触之后，大家慢慢地就把我当做一个熟人了，不会区分我是中国人还是缅甸人。我来了几个月后，一个摩的司机专门跑过来说要找我聊天，因为他看到我跟其他摩的司机都聊天。我以为我是去那里做调查，去参与和观察别人的生活的，但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也在被别人观察。

　　“我们缺你这种人才”

　　新京报：当地社会治安如何？

　　杨漪：社会治安这个不太好评价，因为那个地区和国内的语境确实不太一样。当地确实会有枪击案、被暗杀的情况，但一般都是寻仇，当然也会有无辜的人受害。一般来说，有一个国家、政府或合法性很高的机构管理一个区域，才好量化地评价治安情况，“治”和“安”连在一起的，大其力那样多权威交叠但又没有哪一方权威有绝对优势的缅甸边境社会就比较难去裁量治安的问题。

　　当地也有警察和军队，但是当地人总会觉得警察是收受贿赂的，也不是那么信任警察。当地也有法律，但并不代表出了问题，大家都会去寻找法律的帮助，除非买卖房、买卖土地等，想要获得凭证，就需要跟官方打交道。

　　我住的那家人有个亲戚，参与了枪支贩卖，这个人被拘留后，他们找了律师去跟警察沟通，看怎么交保障金，把这个人赎回来，否则他可能会判刑。

　　那个小伙被放出来的时候我也在。其实他们就是凑了一笔钱交给警察，律师在中间帮忙沟通，后来警察在夜里偷偷放出来的。那笔钱不是进入司法机构的，其实就是给警察们行贿。也就是说，不是没有法律，只是除了法律，他们还有一些“规则”。

　　新京报：你在当地有接触过在非法产业上工作的人吗？

　　杨漪：有，我在当地调查的阶段，还是跟买卖毒品相关的比较多，网络赌博也开始流行，但是电信网络诈骗之类的事情，还是刚起步的阶段。

　　当地人其实都或多或少参与或涉及了当地的非法经济。大其力镇住的那家人中的三姐家开了一个游戏厅，里面有一个房间是专门给吸毒的人使用的。

　　那家人中，还有一个年轻姑娘想跟我学汉语拼音，因为想去网络赌博的公司工作。那里工资高，底薪加提成，底薪就有四五千人民币（以泰铢-人民币换算）。当时她没什么工作，就在晚上跟大姐卖一点夜宵，一个月的收入最多也就两三千人民币。她有两个孩子，当时丈夫的老板跑路了，没什么钱。如果白天去网络赌博公司上班，晚上卖夜宵，收入就会更高。但是后来听说要上夜班，她就没有去，因为不能照顾小孩。

　　我离开大其力镇之后，当地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人就开始越来越多。三姐的小孩学习不好，高中没读完就不想继续念书了，就得去工作。于是找了一个涉及电话诈骗的园区，在里面当保安。刚开始他们还可以自由出入，后来一个星期只能出去一到两次，他觉得不够自由，就去KTV当服务员了，因为在这些园区的带动下，当地KTV多了很多。但是当地的KTV和中国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在那里面K粉、开心水等毒品是一些很常见的消费品。

　　我在大其力镇时，也遇到过网络赌博或电信网络诈骗的招聘广告。2019年初，当地咖啡馆就开始贴有招聘广告，是用中文和泰文写的，标明底薪加提成的高薪工作，年底公司带团队旅游，有年假等信息。没有写是做什么，但是一看这么高的底薪就知道，肯定是和网络赌博、电信网络诈骗这类非法产业有关。如果是和毒品相关，不会写招聘广告的，是通过熟人网络来运作。

　　后来我还加了一个人的社交账号，他知道我在读书，说很缺这种人才。我问他们不是应该喜欢招那种漂漂亮亮的小姑娘吗，他说那种一般都是“底层”，我们缺你这种人才。

　　新京报：当地对于非法的产业，有管控措施吗？

　　杨漪：有，当地警察经常会查毒品或者枪杀案。但是在当地做生意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就是真正的老板不露面，一般都是代理人帮他出面。警察查毒品，往往都是查到运毒品的人，而不是查到后面的老板。就算查到老板，一般老板已经打点好了，有的还和武装势力或军政府的人有一些关系，也就查不了了，抓人也是抓的小弟。

　　举个例子，三姐家的游戏厅也是鱼龙混杂的，有卖毒品的人游走，也有警察的线人在那儿。根据当地的制度，警察每三年要轮换到另一个地方，不定期会有上一级官员来检查。这时候，一般就会有线人供出来几个虾兵蟹将，让他们有所收获。有时候可能还会跟游戏厅老板说，上面有人来了，让他们暂时关门。当地是有这种避风险的机制的。

　　电信网络诈骗是这片土壤上新的变量

　　新京报：你多次去缅北，感受到什么变化？

　　杨漪：这些年，缅北非法产业在近几年、尤其是缅甸政变后有所增量，例如毒品经济有明显增长，（线上、线下）博彩业增多，电信诈骗园区近两三年也较泛滥了。现在确实能发现各地的电诈园区变多了，有的在中国境内的瑞丽一侧就能看得见。

　　我做调查的时候，盛行网络赌博，比如果敢网络赌博产业就已经做得很大了。当地的一些势力、商人等，更像是房地产开发商提供场地，比如说房子建好了，租给搞诈骗的公司，有实力的诈骗公司整栋租，有些可能租半层或者租一个房间。当然，网络赌博、电信诈骗等中的金融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比如缅币、泰铢、人民币、美金、甚至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交易等，与缅甸过去的非法经济运作网络也相融合之处，也有新增的元素。

　　现在随着反诈宣传做得越来越多，国人非常谨慎。我前些天去木姐，我爸也叮嘱我要注意安全。当地人也更小心了，当地华人带我们过去的时候，都帮我们收着边境出入证，统一办理相关证件，在一些地界穿梭时，遇到缅军和民兵的检查点，华人都让我们别说话，他去沟通。

　　新京报：为什么这几年电信网络诈骗园区会在那里盛行？当地为什么能承载这些非法产业？

　　杨漪：缅甸（主要是上缅甸）内战持续不断，是世界上自二战以来内战持续最久的国家。政治、经济不分家，经济运作的秩序也较为混沌。从我的视角来看，电信网络诈骗，只是这片土壤上一个新的变量。因为一系列历史原因，当地一直处于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各方势力相互冲突，难以统一管理。这样混乱的社会与让这些东西的存在是相互塑造着的。

　　我在大其力镇的家人说，2019年那边的电信网络诈骗园区就很多了，2020年开始激增。最初中国人还是可以自由出入园区的，后来中国人就不能自由出入了，但是在缅华人还可以。

　　在国内的劝返机制和反电诈宣传之下，确实有一些人回来了，园区开始缺少劳动力，就加剧了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度。

　　电信网络诈骗，其实最早是在柬埔寨，缅甸妙瓦底出现得也挺早，我做调查那一阵，妙瓦底就已经挺多的了。后来妙瓦底一带有些园区出了问题，好多诈骗园区老板就带着员工转移到了大其力。如今大家可能已经对缅北+暴力有刻板印象了，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是换汤不换药的。放在上世纪末，就是毒品和水牢，到了21世纪初，就是赌博、抢劫和水牢，到现在就成了电信网络诈骗加水牢、抢劫、绑人等。新的变量是全球化带来的人员流动、跨越国界的信息技术与非法经济链组装模式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复杂地方社会又相加，带给民族国家管理框架的更大挑战。

　　新京报：非法产业上的那些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工作？

　　杨漪：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举个例子，三姐的丈夫两度因做毒品生意入狱，后来交了保证金赎出来，但他的家人还是会把他看作“一家之主”、受人尊敬。因为他做这些生意供养了一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家”这一概念在当地人的精神世界里是很重要的，生活是以“家”的价值为中心，谁破坏了家的价值，谁就会受到抨击。

　　三姐的丈夫从事毒品生意，但是他们家不允许自己家里人吸毒。这家人的二哥吸毒，给这个家带来了很多冲突。我就曾多次目睹他们家人打二哥，他曾因贩卖毒品在泰国入狱十年，妻子因此和他离婚，家庭不再完整。他出来之后还吸毒，没有任何改变，他们就觉得自己的家散了，仿佛“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后来他们把二哥送去强制戒毒了。三姐的丈夫其实也吸一点麻黄素，但是他就没有被家人责备，因为他是给家里带来贡献的人。在缅北边境社会，如果吸毒的同时还在做事挣钱，还在为家庭做贡献，家庭道义上就不会有大问题。

　　新京报：当地人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

　　杨漪：我能感觉到我住的那家人，其实对自己的生活没有那么满意。因为他们自己也觉得是有风险的，就像三姐的丈夫，后来不再做毒品生意了，他们常会感叹说，“哎，不做也好，做那种生意，也是风险很大，可能人就没了。”但是他现在又跟别人一起投资开赌场去了，他们这代人多多少少都卷入了非法经济。

　　他们对自己这代人的生活是不满意的，我好奇他们对下一代人的生活是怎么去期待的。

　　大其力镇位于泰缅边境，华人的小孩读中文学校的同时，还会在泰文或者缅文学校选一个去读。但是上了缅文学校，华人也不能参政，毕业后大部分还是做生意为主，想要赚更多钱，就难免沾染非法经济。

　　除非特别优秀，否则基本不会有“读好书就有好出路”的想法。缅甸其他族群的小孩，有些还没华人这么幸运，他们有些可能上缅文学校，有些就是在山里或者寺庙里上学。我后来就在想，如果那个孩子不做这些，他还能有什么出路呢，还能去做什么呢？这就是问题所在，他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