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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965
    deep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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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671
        deep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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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韩红基金会救护车采购陷入争议。

          2026.8.23,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管局回应称,目前金山区市场监管局朱泾市场监管所收到8件举报,反映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急救车辆供应商上海均奕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公司在注册地址无实际经营,疑似空壳公司问题;二是公司是否具有急救车辆生产销售的医疗器械资质问题。金山区市场监管局表示,被举报企业注册在金山区,实际经营在虹口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中。

          此前一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近日专程前往均奕公司注册所在地所属的金山区朱泾镇市场监管所,举报均奕公司涉嫌没有实际经营地址,以及涉嫌没有改装、销售救护车资质等问题。该网友还在社交平台表示,其近日收到了金山区市场监管局关于对均奕公司立案调查的短信通知。

          23日,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发布情况说明称,近日,有关各方对基金会救护车采购项目中的合作方“均奕公司”表示关注。关于采购模式,基金会采购车辆中包含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救护车。与上汽大通对车辆配置和价格进行多轮商务洽谈后,上汽大通告知,该项目车型的后续商务签约与开票结算环节,由其授权的经销商统一办理。上汽大通向基金会出具了对均奕汽车公司的授权文件,且从项目对接到报价谈判全过程上汽大通均派员全程参加。因此,基金会与该授权经销商签约。

          说明称,关于价格公允性,价格与质量始终是基金会采购的核心考量。各供应商均充分知晓基金会采购的公益属性,在原车配置与改装标准上最大程度降价,体现了各方对公益事业的支持。经多方反复比选议价后,该项目救护车的最终成交单价远低于同期市场公开价格。

          说明还表示,关于网络上的相关质疑,基金会表示已知悉,将全力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有任何问题,都将全面整改,绝不姑息,绝不回避问题。基金会从未违规向上汽大通及均奕汽车公司采购任何医疗器械。所有采购环节杜绝任何形式的腐败与利益输送。如发现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将依法严肃追责。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均奕公司成立于2020年4月23日,注册资本为300万元,实缴额10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贺再春,股东为贺再春、盛玉洁。注册地位于金山区朱泾镇秀江路。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机械设备租赁、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通讯设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机械设备销售、贸易经纪、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等。

        • #18630
          deep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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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定监护

              2012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首次将“意定监护” 制度引入中国法律体系。
            2021年,《民法典》将“意定监护”制度法典化。《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名为“意定监护”。
            简单来说,“意定监护”的目的是保障人的自我决定权,确保人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失能失智后的生活。

            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公证员李辰阳李辰阳,是国内第一例意定监护生效案例的公证员,过去八年间,经手了超过一千个案件。

            对92岁的顾梅娣来说,指定社会监护组织作为监护人,则是为了入住养老院时,能有人为她签字。
            顾梅娣一生未婚,无儿无女,独来独往。
            去年深冬,李辰阳来到顾梅娣的家中,亲自为她送上意定监护公证书。彼时的顾梅娣摔过几次跤后,想要快点进养老院。不然,还得付给护工一天三百块的工资。房间里没开空调,顾梅娣穿着厚外套,卧在床上,往身上盖了三层棉被。
            这是李辰阳最后一次见到顾梅娣。拿到公证书后的第二天,她便搬进了养老院。李辰阳曾建议顾老提前立好遗嘱。她并不着急,觉得自己至少还可以再活十年。
            意外的是,入住40天后,顾梅娣去世了。
            工作人员再次走进顾梅娣的家中,做遗物清点。抽屉里,发现了大量现金,和几捆存折,还有一张很早就买好的墓穴证。老太太一生节俭,存款一共有206万。算上房产,她留下的遗产价值将近500万。
            但她没来得及留下遗嘱。

            李辰阳记得,顾梅娣曾在生前和他提到过遗产捐赠,她更愿意把财产捐给社会,而非留给没有太多交往的亲戚。但仅仅只存在于口头告知,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或音像的证明,李辰阳无法替她做主。
            在法律上,意定监护和遗产继承并不直接挂钩。《民法典》第1123条指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也就是说,倘若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或遗嘱中未明确指定意定监护人有权继承其财产,那么意定监护人则无权分享遗产。换言之,监护人扮演的是遗产保管人的角色,而非财产的所有者。因此,按照法律规定,没有遗嘱,监护人只能想办法找到法定继承人。对无儿无女的顾梅娣来说,她的兄弟姐妹,或者兄弟姐妹的子女,都可能是这笔遗产的继承人。
            李辰阳辅助社会监护组织,在个人档案里找线索,也尝试登报纸、广播找继承人,均没有下落。但突然间,顾梅娣多了不少“亲人”。有人打电话来询问,有人发微信过来认亲,甚至有人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专程寄过来,想要认领这笔遗产。
            四个月后,顾梅娣的侄女出现了。经过一系列的资料收集、调查取证,确认了继承人的身份真实。
            顾梅娣的财产一项项清点转移,但李辰阳仍惦记着顾梅娣生前真实的意愿。他建议继承人从遗产里拿出二十万元,以顾梅娣的名义捐赠给社会组织和基金会。
            “既然老太太有这个想法,对利益上没有造成重大的伤害之下,能不能实现她的想法?”李辰阳说,“我们只不过是通过我们的职权、我们的工作,把人善的一面激发出来……”
            最终,在公证处的建议下,顾梅娣的遗产继承人从其遗产中拨出20万,以顾梅娣的名义,捐助给了两类群体——需要社会监护服务的困境老人,以及遭遇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女性。

            2026年4月21日,上海市民政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无继承人逝者丧事承办和遗产管理工作指引》,明确无继承人逝者系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的,承办丧事的自然人,可以向逝者户籍所在地的区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申请丧葬补助金。
            同年7月10日,上海市民政局针对意定监护制度公布了“两个指引”——《上海市老年人意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附老年人意定监护协议示范文本)和《关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参与见证老年人《意定监护协议〉签订过程操作指引(试行)》。

            2020年,上海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专业社会监护组织——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不少老养残家庭便委托了这家监护组织作为监护人。目前,整个上海的同类机构也不过两三家。

          • #17908
            deepoo
            管理员

              2026.7.2,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就有关问题发布说明。

              此前,韩红为冯小刚新片《抓特务》宣传时,喊话北京观众“走个面儿”支持票房,引发争议。
              据现场视频,韩红作为《抓特务》配乐制作人,在首映礼上喊话:“北京两千多万人口,咱们北京的兄弟姐妹,爷们娘们,能不能走个面儿(“给个面子、捧个场”)?走个面儿把第一波票房先带起来,咱就有了!”
              对此,不少网友认为好的电影,自然会有人去看,不需要道德绑架大家。

              6月29日晚间,韩红在朋友圈发文,称自己泣不成声向公众道歉,即日起将退出公益行业。

              6月30日,韩红依旧出现在韩红基金会第6次援助内蒙古公益行动第二站,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大型义诊活动现场。

              《抓特务》投资3亿元,2026年6月19日正式上映,由雷佳音、胡歌主演,上映五天累计票房约7000万元。

            • #15967
              deepoo
              管理员

                浙江省梦守护公益基金会的“配捐”

                王琳(化名)11岁的女儿四年前被查出患有严重的血液系统重大疾病,为给孩子争取更多的治疗机会,夫妻二人加入了多个大病患儿微信群。

                经同为大病患儿家属的刘某介绍,王琳接触到浙江省梦守护公益基金会的“配捐”渠道。“配捐”的要求是“4.4万元配1000”,即家长需要自筹4.4万元给中间人,然后家长的个人账户会收到基金会拨付的4.5万元。

                在该基金会一份“困难救助公益项目申请知情同意书”中载明,项目筹集的善款,将依据专款专用原则,根据受助者治疗进度,由公募基金会(善款筹集方)分批次拨付至受助者就诊所在医院。刘某还发给王琳一份受助者求助申请表和收据格式表。

                根据刘某的指引,王琳向梦守护基金会申请了4.5万元的求助金额,用于孩子的靶向药、抗感染药及检查等费用支出。刘某起初要求王琳先自筹4.4万元给到中间人,但王琳表示,孩子治病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实在拿不出这笔钱。于是,刘某表示自己可以借钱给王琳。

                在这次“配捐”流程中,王琳是先得到了善款,然后再转账给了中间人。按照刘某的要求,王琳将孩子的诊断证明、治疗记录等相关资料寄往福建省宁德市的龚某。几天后,王琳个人银行账户收到来自梦守护公益基金会的4.5万元汇款。

                收到款后,按照事先约定,刘某随即让王琳将其中4.4万元以不同形式、分批转至中间人龚某个人银行账户及微信。最终王琳拿到1000元“配捐”,但还需要花200多元向药店老板购买发票,才能顺利完成这次基金会的“全流程”。按照要求,收到基金会的善款后,王琳还需向基金会出具4.5万元的收据,注明善款用途及“预计一个月用完”,收据日期需留白由对方填写。

                梦守护基金会成立于2019年,前身为杭州梦守护公益项目,理事会成员包含南派三叔、华少等公众人物,业务涵盖资助重大疾病儿童和青少年。但其2024年年报显示捐赠收入仅5元,慈善支出却达24万余元;2023年收入37万余元,支出却超53万元。此外,该基金会2024年年报中的“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为空白。

                知情人士透露,该基金会成立初期曾凭借明星光环获得数千万元捐赠,近两年收入锐减,原因不明。此外,该基金会2026年年初发生“重大交易及资金往来”“重大资产变动及投资”,具体内容未公开,该机构也未出现在浙江省民政厅2025年底公布的2024年度基金会年检名单中。

                2026年年初,王琳申请过的配捐还有北京微爱公益基金会的项目。中间人声称“投20000元返1000元”,负责对接的张某要求王琳“找5个微信,每个号投4000元”,平均每天捐800元,金额务必打乱,5天内连续捐赠凑够2万元即可。张某向王琳承诺,投款到回款约10天。

                两年前,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陆道培医院附近的数十名大病患者家属参与这种所谓的“配捐”,被中华儿慈会9958廊坊团队负责人柯某孝卷走上千万元。

                张某向王琳提供了两份申请表,分别是微爱基金会的“共助妇儿救助项目”和“微爱1+1”项目,两者申请对象均为患重大疾病的困难家庭妇女及儿童,且明确标注资助款项将直接拨付至医院或申请人账户。但令人意外的是,张某后续发来的筹款链接,并非上述两个救助项目,而是微爱基金会在某互联网平台上线的“怀化市志愿者协会为困难学子筹集学习支持”项目。

                截至2026年1月28日,怀化市志愿者协会为困难学子筹集学习支持项目共筹集善款48004元,77笔捐款中除4笔1元捐赠外,其余均为上百至3500元的大额捐赠,这与互联网募捐常见的小额分散模式相悖。

                “在平台的筹款项目中,这种连续出现上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大额捐赠,很多是患儿家庭自己往里面投的钱。”多位患儿家长说,柯某孝骗捐事件发生前,一个链接里会出现金额相同的大额捐赠。现在为了躲避平台的监测,一般这些大额捐赠的金额会被刻意打乱。

                类似情况在微爱基金会的多个互联网筹款项目中存在,包括“邯郸市丛台区凯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西北农户筹集树苗”“北京栩宇天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西北农户筹集树苗”“杭州乐德丝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困境患者筹集爱心”“怀化市志愿者协会为困难人士筹集爱心”等多个项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项目中均有不少像王琳一样参与“投钱”的患者家属。

                微爱基金会成立于2016年,是北京市民政局管辖下的具有公开募捐资质的慈善组织,主要业务为扶危济困,资助困难学生就学,资助困难患者就医,资助困难家庭改善生活,资助自然灾害等。该基金会2024年的捐赠收入超过2.5亿元。

                几天后,王琳收到微爱基金会两笔转账,即2万元的“共助妇女儿童救助项目”汇款和1000元的“微爱1+1”项目资助。也就是说,王琳“投”出2万元,在基金会的项目流程里转了一圈,最后获得1000元“配捐”。而且,王琳还需要额外花费275元购买“处方单”和发票,才能顺利拿到这1000元。

                微爱的对接人张某坦言:“现在弄‘配捐’太不容易了,能合作的机构越来越少,和微爱已经合作好几年了。”目前,微爱基金会的上述项目仍在筹款之中。

                王琳介绍,刘某与龚某某均为大病患儿家属,他们在北京高博博仁医院带孩子看病时相识,其中龚某某是刘某在梦守护基金会的“上线”,负责接收善款转账和患儿的病情资料、治疗证明等关键文件。

                另一位中间人张某并非患者或患儿家属,她曾在某公益组织工作过。张某全程参与了微爱基金会的“配捐”操作过程,从提供申请表、指定捐款方式,到发送与申请项目不符的筹款链接、协调回款,全程把控流程。

                微爱基金会年报中的工作人员信息,并没有查到张某的相关信息。

                王琳的遭遇并非个案。还有不少大病患儿家长通过龚某、张某参与“项目”。两人曾多次成功组织项目,也有家长多次拿到过“配捐”,因此非常信任他们。

                “受中华儿慈会事件的影响,多数基金会都没有配捐项目了,少数还在做的基金会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到处拉人头,现在都不会将信息分享出来,都是给熟人做,或熟人介绍熟人,一些资金往来都是个人账户之间转。”一位长期关注大病救助项目的公益人士称。

                这些中间人如同公益救助链条中的“隐形环节”,一边对接公益基金会的救助项目,一边向困境患者家属提出“自筹”“投款”等要求,在善款流转中抽取费用。在筹款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患者家属为了获得微薄的救助款,不得不按照中间人要求操作,接受善款被层层克扣、捐赠项目与申请不符等问题。

                “刘某、龚某、张某等中间人只是灰产中的一个小环节,慈善组织的相关人员有没有参与?新的违规‘配捐’活动中,这些中间人为何如此积极地参与其中,甚至不惜自掏腰包给患儿凑‘本钱’,他们又是从中如何获益的?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前述公益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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