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

徐洪慈
男；（1933-2008.4.16）；出生地：上海。
徐出生时家境优渥，后考入清华大学；15岁时成为中共地下党员，1951年在华东局团工委统战部工作，1954年以调干生身份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1958年被打成“极右分子”而驱出校门，分别在安徽和云南劳改、入狱。
服刑期间，他曾四次越狱逃跑，1972年9月越过国境，潜入蒙古。后又以非法入境罪，被蒙古政府判处一年徒刑。释放后，又在蒙古流亡近10年。1984年始获平反归国。
2008年4月14日，徐洪慈所在的单位给他颁发了老干部离休证书，徐由退休改为离休。三天后，徐因癌症引发呼吸衰竭去世。三个月后，组织上下发了《关于徐洪慈同志享受局级待遇的批复》。

1957年4月，上海第一医学院方面发表了一篇社论，广泛征求学生们对学校的意见，呼吁大家“大鸣大放”。大多数人都不以为意，最多提一些类似改善住宿环境、提升饭菜质量之类的“小意见”。
徐会英德俄三国语言，是班上的党支部书记，是班级里的“老前辈”，回到宿舍后，组织了14位同学，开始拟写意见书，大意如下：
1.各国都有自己的学术精华，应多派一些除苏联以外的专家。2.除俄语以外，是不是可以学习日语、德语、英语？3.我们民主不够，不能总是报喜不报忧。
徐洪慈等人一共拟写了51条意见，6月6日贴了出去。
之后，学校口风改变，指责徐洪慈等人打乱了他们的计划，让学校陷入被动，犯了极大的错误。
徐洪慈向校方表示自己只是代表同学们说了些心底的话，没有恶意。校方此时已经将他的言行上升到“反革命”的政治高度，持续对其进行批判，希望徐能向校方道歉、承认错误。徐因此向其女朋友抱怨了几句，而其女朋友将他的话向有关方面进行了一一转述。
徐洪慈公开发表演说：“我只是响应了党的号召，意识到自己是党支部书记，带头鸣放而已，何罪之有？！”他要求和校党委书记进行一场公开的辩论。
1957年的一天，《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的篇幅揭露徐洪慈猖狂向党进攻的种种“恶行”，他就此成“死硬右派”。整个上海掀起了声讨徐洪慈的高潮，他被开除了党籍学籍，成为少数被送进监狱的学生右派，押送到距离上海500公里的安徽白茅岭劳改。

徐洪慈一开始被分配到了一个钳工车间，他学东西很快，没几天就成了熟练工。
1958年，在农场劳改大半年的徐洪慈，想起了入狱前学校曾经说过，如果劳改表现好，可以把他要回来。徐洪慈满怀希望给上海的母亲写了一封信，希望校方把他要回。然而没想到的是，校方一口回绝。
1958年12月14日，徐和同学经过商量之后，一起从白茅岭监狱逃了出来，坐上了去往上海的长途汽车。到达上海后，徐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但电话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徐洪慈又被抓捕，带回了白茅岭监狱。

当时的看管并不严格，围墙不高，没过多久的一天晚上，徐洪慈再越狱了。
这一次，他没有和家里联系，而是逃到了昆明。徐洪慈准备从昆明去往泸水，之后越境到达缅甸。
然而当时，一个衣服破烂、操着外乡口音的人出现在小城时，很快引起了旁人的警觉，报了警。于是，用了假名的徐洪慈被泸水看守所拘捕。

徐洪慈被抓进去后，看管加严。于是他想办法弄了一个吃饭时用的勺子，每天夜里趁看守睡觉的时候挖墙。碰到特别硬的地方，就用小便让墙变得松软，挖出来的土就藏在床底下。当时墙还不是水泥做的，不怎么牢固。挖了一个多月，墙终于挖穿了。徐将手伸了出去，准备扩大洞口时，却被手铐紧紧拷住。
原来，他挖墙的事情早就被看守所的人发现了，之所以没有采取行动，就是要来个“人赃并获”。

1959年，徐洪慈被当地法院加判了6年刑期。
审判员说：“你学的是医学专业，水平比我们这里所有医生加在一起都强，像我们这里边境落后地区，非常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如果你不是多次越狱罪加一等，我其实是想轻判的，你的前途都被你自己给毁了啊。”
其管教队长王金贵和梁满杞平日里对徐洪慈很好，让他发挥自己的医学特长，在监狱里的医务室帮忙。徐在此平稳度过了六年。
1965年，徐洪慈刑满释放，他急切地想要回上海探望母亲，却被告知要继续留在劳改农场参加劳动。

1966年，运动爆发。
1969年，徐洪慈被安排在丽江关押重刑犯的监狱，与监狱长李光荣发生冲突。
李光荣起草了一份《徐洪慈组织暴动的报告》，组织暴动是重罪。徐洪慈在做工时有犯人向他透露内部消息，下一个要处死的人就是他。
徐用肥皂刻了一枚公章，写好介绍信“兹由徐洪慈从某地到某地探亲，特此证明。”盖上了云县委员会肥皂公章。徐用监狱里晒了好几年的肥皂刻图章，事先准备好三封介绍信。
接下来，徐开始攒粮票、备干粮、搭梯子，在狱友的帮助下，这一切很快就准备妥当。监狱四面高墙，哨所林立，还有警卫人员和警犬，只有停电的时候，才是越狱的机会。
凭以往的经验，徐洪慈知道，监狱夏天的用电量激增，最有可能停电。于是7月开始，他就准备随时启动越狱计划。

1972年8月7日一早，监狱停电。徐白天他把所有逃亡物资都放到了指定位置，并把组成梯子的各个零部件埋到墙下。
徐洪慈将越狱的时间定在晚9点熄灯前点名与下一次早上7点点名两次点名之间，10个小时的时间足够徐洪慈逃出监狱的管理能力范围。
晚上9点点名后，他趁人不备藏在花坛里。待周围一片寂静，徐洪慈挖出藏好的梯子零件，重新组装。可当他准备翻墙而过的时候却发现，梯子竟然短了一截。
恰巧旁边放了两只扁担，徐用绳子将扁担和梯子接在一起，顺利地爬上墙并得以翻过。
落地之后，徐洪慈换上提前准备好的皮夹克，将囚服扔进草丛，背起行囊，继续前行。
他发现要想彻底离开监狱，还需要穿过一片开阔地，绕过汽车库才行。正当徐洪慈蹑手蹑脚走着，突然，一道强光手电直射他的面门，一位巡逻哨兵远远喊道：“谁？”
徐对着哨兵挥了挥手，镇定地回答到：“是我。”由于距离比较远，又是黑天看不真切，哨兵只看到徐洪慈穿的皮夹克，于是收起手电，继续巡逻了。
徐从车库后门溜出，撒沿着金沙江，一夜疾行30多公里，准备回上海见母亲一面。一路上他谨言慎行，加上身着崭新的皮夹克，神色从容，并没有引起旁人的怀疑。偶遇民兵盘查，也用伪造好的通行文书混了过去。
他回到上海后用公用电话联系了他的母亲，两人相约在百货公司门口相见。徐洪慈的母亲带上了家里所有的粮票和钞票，前往两人的接头地点。
与母亲分别一个月后，徐洪慈来到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想从这里偷渡到蒙古国去。
他一点点靠近边防站，突然亮着的探照灯灭了，他就沿着岗楼的底部继续往前走，到了一处洼地。徐感觉已经到了蒙古国境内。
徐洪慈没走多远，就遇到了一个蒙古包。推开门后，立刻被里面的当地人当做偷渡者给抓了起来。
当时蒙古刚刚颁布了新法，提到“凡是越境的，未经审判不能立即遣返。”蒙古国法庭宣判：徐洪慈必须要在宗哈拉的大森林里服刑一年。

刑满释放后，徐洪慈因患病住进了医院。医院里有个叫奥永（奥荣贝勒格）的护士，在护理徐洪慈的过程中二人相识。1974年，徐与21岁的蒙古国女子奥永组建了家庭。

1981年，徐洪慈被宣告无罪。1982年6月，徐洪慈得到彻底平反。1983年，徐洪慈踏上回家之路并与母亲相见。
1984年徐洪慈带着妻子和3个孩子，一起回到上海定居。
2008年4月14日，徐洪慈所在的单位给他颁发了老干部离休证书，徐洪慈由退休改为离休。
三天后，徐因癌症引发的呼吸衰竭去世。
三个月后，组织上下发了《关于徐洪慈同志享受局级待遇的批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