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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网红的衰落

时间: 2019-08-28 11:56 作者:乌鸦校尉 来源:转载 点击:
最近,有一位“科技圈网红”被舆论推上了风口,他就是吴军博士。
吴军,2002年加入谷歌,2010-2012年担任腾讯副总裁,现在是硅谷投资人、计算机科学家,写过《浪潮之巅》《文明之光》《硅谷之谜》等多部畅销书。
就是这样一个牛人,最近却因为说了一句话,被很多人口诛笔伐。
   
他批评老东家腾讯,说“腾讯从来没有过To B的基因”,也就是腾讯这么大的公司,只能赚老百姓的钱,赚不了企业的钱。 
当年他在腾讯,主导腾讯的搜索业务——搜搜,手底下1300多号人,公司投入在10亿人民币的数量级,从谷歌微软高薪挖来很多高级人才,有钱有人有流量。
有原来搜搜的员工爆料:
吴军在腾讯挂着较高的title,很少去公司,干活和成绩都非常少,相当一部分精力都花在旅游、写书、思考如何包装自己身上。

还有人说他在腾讯烧了很多钱,买了很多服务器,但啥成绩都没有,技术框架也乱来,把腾讯搜搜原有团队给破坏了,导致团队士气一落千丈。
 搜狗网页搜索效果前负责人郭昂说:“吴军做的搜搜的新架构在新版新闻搜索中进行试水,但之后迟迟未能应用于大搜索,直到吴军离开,仍然没有成功上线。”
他的老领导刘炽平不点名批评他“不专注,投入度不够,没有把时间砸在工作上”。

 离职以后,人们问他搜搜失败的原因,他搪塞的理由就是“腾讯没有搜索的基因”。人们问他为什么离职,他给出的理由是“多陪陪孩子”。
 
 一位腾讯前员工说:
基因论本身就有问题,自己做得狗屎一样,留下一堆烂摊子跑了,不找自己的原因,最后一个“没有做搜索的基因”,为自己开罪。现在又出来说没有做to B的基因,(腾讯)开始做游戏的时候也进展得不怎么样,怎么不说没有做游戏的基因?
不光是喷腾讯,吴军在采访里还说:
 “谷歌是一家颇为平庸的公司……谷歌之所以发展不行,跟CEO的平庸有很大的关系。”
然而他背过身去,就在知识付费平台上开一门课,名字叫《吴军的谷歌方法论》,卖了2226万元。
课程介绍里赫然写着:“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谷歌能够长期稳健地发展,就是受益于比别人更好的方法论。”

 你是把我们老百姓当猴耍吗?
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乐此不疲地兜售“公司基因论”: 
百度和微软没能从PC成功转型智能手机业务,因为他们没有移动互联网基因; 
苹果能渡过早年的危机,推出iPod、iPhone,因为苹果从来都具备创新的基因;
而摩托罗拉是做模拟信号的,做不出数字移动通讯也是命中注定的。
吴军在《浪潮之巅》里,把所有企业的成败归结为基因问题,但却没法解释:为什么腾讯有社交、游戏基因,搞销售的阿里有技术基因? 
今日头条的张一鸣是个理工男,显然没有新闻基因;

 腾讯有社交基因,为啥搞不好短视频?
 美团的王兴团队一开始做的都是社交,比如校内(人人网)、饭否,为什么做团购外卖却成了?
 看人家公司做成了就说有某基因,做不成就说没有,讲这种马后炮动动嘴皮子岂不太容易了?没有操作性的评论,对于任何一个新企业来说,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自从2012年离职搜搜之后,吴军再没有什么成绩可以拿出来说。出书倒是很高产,几乎1年1本,还到处去做演讲。演讲的时候,头衔依然是腾讯原副总裁。
其实不只是吴军,当我们反观这二十年,中国“网红知识分子”的坠落与衰颓,我们就能看出来,一明一暗的两条主线,贯穿了始终。
1
第一代:“样板”余秋雨
1991年7月,余秋雨递交了第23次辞呈,辞去了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职务,孤身一人从西北高原开始,考察中国文化的重要遗址。
5年前,他风光地成为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整个8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世界戏剧学》《中国戏剧史》等一系列学术著作,迎来了学术地位上的腾飞。
就在仕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他的生活却在谷底挣扎。他住在上海龙华一个简陋的两居室,一下雨家里就漏雨。
1992年,他考察归来写成的几篇散文登在《收获》杂志上,后来想结集成书,却几乎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拒稿理由是“散文不是这么写的”。

 有出版社想把《文化苦旅》做成旅游景点卖的小册子,余秋雨非常生气,拒绝了。
直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慧眼识珠”,把它做成精装本,还在上海最大的新华书店举办新书首发式,才有了后来的《文化苦旅》。 
市场反应非常热烈,首印1万册在3个月内售完。
余光中说:“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钟书之后,出了余秋雨。”
很快,这书成了中小学阅读推荐书目,不少篇目还选入语文教材,一代又一代学生变成了稳定的购买群体。 
《文化苦旅》最畅销的时候,图书零售商都得搭配着买进其他书,才能抢到《文化苦旅》的配额。
当时上海文化圈流行一个段子,说上海有一次“扫黄打非”行动中,警方从妓女的手袋里搜出来三样东西: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段子的真假已不可考,但余秋雨图书之火爆可见一斑。
赞他的人说他“举重若轻”“将整个当代散文的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准”,骂他的人把他的散文喻为“文化口红”“文化避孕套”。

当很多人骂你的时候,你就成了角儿。
但怎么对待骂你的人,决定了你能走多远。
1999年前后,他积极拥抱电视媒体,参加了凤凰卫视牵头的千禧之旅,前往了埃及、以色列等国家,坚持每天写一篇专栏,后来担任《秋雨时分》主持人、青歌赛评委,进一步扩大了他文化学者的知名度。
然而好日子也到头了。
 千禧之旅结束没多久,北大中文系学生余杰发表了一篇《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引爆媒体,称余秋雨在文革中参加过“石一歌”写作组,写过极左文章,说他是“文革余孽”“文化流氓”。余秋雨迟迟不愿回应此事。
上海《咬文嚼字》的一位编辑,找出他书里一百多处文史差错,而余秋雨认为自己没错,只是双方理解不同罢了,再次引发舆论声讨。
新书有错出个勘误,加印时修改,这是常规做法,但余秋雨给人一种“我拒绝批评”的态度。
有人开始调查他在文革里做了什么,有人起底他跟两任妻子的私生活……一次他和妻子马兰上街买菜,经过报摊的时候,马兰拽着他赶紧往前走。 
他觉得不对劲,在报亭扫了一眼,看到无数惊悚的标题: 
《余秋雨是文化杀手》
《艺术的敌人余秋雨》
《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
《剥余秋雨的皮》
…… 
他看得脊背发凉。
曾经采访过他的《南方周末》记者张英说:余秋雨是个完美主义者,他不愿意低头,他觉得低头他就是被判了罪名一样,成为人生的污点。
然而余秋雨真正的“坠落”,不来自外人的中伤(明线),而是自身的气量狭小暴露得越来越彻底(暗线)。
进入21世纪,他继续写书,文章的格局却越来越小。
从2004年的《借我一生》开始,到《吾家小史》《我等不到了》,乃至他2017年所谓的“封笔之作”《泥步修行》,他用大量回忆录篇幅“痛说革命家史”,讲述“我家如何如何”“当年我被诬陷之事其实如何如何”。
读者买书是来看文化和知识的,不是来看“你觉得自己有多么重要的”。
及至他2019年的新书《雨夜短文》,他和出版商似乎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赢回市场、取悦读者了,于是在宣传上想出了各种奇葩招式:

但读者并不买账:

就像一位从小读余秋雨的读者说的:
“秋雨老了,止步不前,但秋雨的读者在成熟,一直在进步。”
“如果他还在意别人对他的批评、去反击别人的时候,他是永远不可能往上走的。”
当他看到图书已经不能为他赢得可观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时候,他没有死守着图书,而是积极地拥抱新媒体——知识付费。

在喜马拉雅上开设的《余秋雨·中国文化必修课》,获得了将近5000万的播放量,但大部分收听都集中在开头的免费试听,开篇词都是大几百万的收听量,而完更的最后几十集,播放量只有2-3万,比过去读完他一本书的人不知要少了多少。
人们为20年前的情怀来凑凑热闹,却很少有人愿意陪一个“过时之人”走到最后。
即便如此,今天的他依然不允许编辑改他的稿子,敢改一个字,他就换出版社。
而在《文化苦旅》的编辑眼里,曾经的余秋雨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给他改稿子,有错就改,跟他说什么都肯的。”
一个73岁的老人,固执地坐在“文化学者”的铁王座上,身边的拥趸却早已渐渐散去。
余秋雨也奠定了中国文化网红的样板。
他的专业领域是戏剧,而为公众所熟知的是文化散文,并因为泛文化的内容,被人贴上“大师”的称号,他倒也乐意接着,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

他每一次都聪明地站在时代传媒的风口——图书、电视、音频,因为一两部著作快速声名鹊起,然后大张旗鼓地撕掉读书人“安贫乐道”的酸腐标签:出镜、赚钱、签售、演讲……
然而他在盛名之下不懂得克制,面对批评和攻击显得独断而蛮横,不知道如何化解“捧杀”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为了“洗白”名声,不惜占用公共舆论资源,在新书里没完没了地替自己辩解。
在他之后,一代代网红知识分子踏着他的足迹,开启新的征程,却不可避免地走入“余秋雨式”的螺旋式坠落。
2
第二代:
于丹,你真的“无辜”吗?
1997年,一个24岁、胖乎乎的小伙子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来到北师大教书。
系主任刚一见到他,就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看你傻大黑粗的,反正暑假你也没正式入职呢,咱们系有个女老师骨折了,你就每天背她上下班吧。
小伙子点点头说:好嘞。
他的名字叫罗振宇,多年以后成为脱口秀《罗辑思维》的主讲人,得到App创始人、知识付费行业开山者之一。
而他背上的那个女老师,名叫于丹。
2006年4月,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万卫,跟北师大传媒学院教授于丹在上海参加全国制片人研讨会,两人聊得很投机。
万卫跟她抱怨,当时正在为解读经典的题材匮乏而发愁,于丹脱口而出:“讲《论语》啊!”
万卫预感由她来讲准能行,但于丹笑言:我不敢讲,讲了那些学者还不得骂死我!
禁不住万卫“三顾茅庐”式的邀请,于丹8月到《百家讲坛》试录了一期《论语》,大获成功。
那年“十一”黄金假期,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女老师迅速红遍大江南北,火爆程度甚至超过了《品三国》的易中天。
她熟练地引用各种典籍和名言警句,从儒释道佛到尼采雪莱泰戈尔,出口成章,句句经典。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同年,《于丹<论语>心得》的签售会中关村图书大厦举办,排队的人从5楼顶层一直排到了1楼外的大街上,当天签售超过1万册,首印60万册,刷新了出版社和北京所有书店的记录。
据罗振宇的说法,《于丹<论语>心得》的利润,是中华书局自新中国成立后,挣的所有钱的总和。
然而到了《于丹<庄子>心得》签售的时候,不知怎的,风向开始发生了变化。
十几个穿着白衫的男子,衣服上印着“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冲进会场,振臂高喊:“捍卫国学!于丹认错!百家争鸣!”
在场外,清华、北大、中山大学等高校的学子组成著名的“十博士”,高调发文《我们为何要不遗余力地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要求于丹从《百家讲坛》下课,向全国电视观众道歉。还联合起来写了一本《解“毒”于丹》,指出于丹讲述《论语》《庄子》当中的诸多硬伤,还有她对经典的严重误读。
有学者统计过,《论语》全书与“快乐的生活”有关的篇章,只占《论语》的十分之一左右,但于丹全面放大了这一部分,让没读过《论语》的人误以为《论语》主要在讲“怎样过上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而且,就在于丹所讲的这1/10里,也有很多的曲解之处。
子贡问政,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
孔子的回答是三点:足食、足兵、民信。
孔子补充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对于“民无信不立”,于丹的解释是: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
事实上,“民信”不是指“百姓的信仰”,而是“国家取信于民”,主体是“国家”,不是“百姓”。
“民无信不立”的含义是: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么国家就不能存在了。(中华书局版《论语》释义)
取信于民是治国理政的基础之一,而信仰显然是更高的要求。
再比如孔子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于丹说:“义”就是“宜”——君子走的始终是一条适宜的正路。
但这句话的正解是:“君子通晓道义,小人通晓私利。”于丹用其他典籍中的释义,过度解读了这里“义”的含义。
类似的“曲解”和误读,被十博士和其他专业学者挑出来几十上百处。
这成了于丹坠落的“第一板斧”。
对于“十博士”要求她下课的说法,于丹表示:“现在中国文化需要上课的人,比需要下课的人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有人吃法式大餐,但麦当劳、肯德基里的人也不少。”
但是于丹没想到的是,吃麦当劳、肯德基,很快就有吃腻的那一天。
2008年,当她再次登上《百家讲坛》开讲《<论语>感悟》的时候,无论是图书还是讲座,激起的水花已大不如前。
2009年,于丹到伦敦进行儒家文化讲学,一个自称是于丹翻译的人突然发了一篇《于丹伦敦街头撒泼记》,说她大闹酒店,三天换了三个房间,骂哭了女翻译,不堪忍辱辞职离去后,她又骂走了第二个。
帖子一出,众多网友纷纷讨伐于丹:在国内讲坛上儒雅的学者,走出国门竟是这幅“嘴脸”?
后来于丹方面澄清,是女翻译能力难以胜任,主动辞职;确实换了房间,但只换了一次,而且并未撒泼。
大多数人只记得“撒泼”,不记得“澄清”,这便成了于丹坠落的“第二板斧”。
2012年11月17日晚,北大昆曲专场,受主办方邀请的于丹刚刚登台就遭到起哄,她说了一句“我代表所有观众感谢老艺术家们……”,就被在场观众高声呛到:“不用你代表”“下去吧”“快滚,你根本没资格跟台上的先生们站在一起”。
于丹只好尴尬地走向后台,临走还不忘加上“很于丹”的一句:“一切尽在不言中。”

北大昆曲事件是于丹坠落的“第三板斧”。
对于当晚现场真正发生的事,活动主办方解释说:当时只是有人喊了一声“下去”,没有任何人说“滚”。而且,喊话的也并非北大学生,而是自行购票观演的社会人士。
同样,人们只记住了“于丹被呛:滚下去!”
 
2018年,网上热议“于丹被北师大免职”的消息,无数媒体纷纷举起大旗:“于丹跌落神坛!”然而记者从北师大官方了解到,于丹从2013年上任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党委书记,任期5年,2018年纯属正常换届。不想却成了于丹坠落的最后一板斧,人们对于丹的“厌恶之情”达到顶点,一代“国学名师”再也扶不起来了。 
在知识付费时代,于丹像余秋雨一样,开起了音频课程,然而她的课170集,总播放量只有628万,还不到郭德纲“侃山”课程《郭论》的1/10。
平心而论,所谓“于丹坠落神坛”的“四板斧”事件,其中一些可能是媒体的曲解、放大和穿凿附会,但它们强有力地迎合了人们已经彻底“腻烦”于丹的情绪,给老百姓造成的印象就是:这个让我讨厌的于丹,“果然”不行了。
但和余秋雨一样,于丹作为一个文化网红的坠落,不是外界扔给她的“四板斧”(明线),而是她的精神内核(暗线),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
很多知名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于丹解读《论语》最大的弊病,比如北大的钱理群教授就曾尖锐地批评:于丹说: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她告诫人们:“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于丹教人们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一要“学会克制”,“该放下时且放下”;二是切记不可抱怨,“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不要苛责外在世界,而要苛责内心。”一切烦恼都可以自动地在内心化解,化解不了的也要尽力克制,于丹的《〈论语〉心得》看似不涉政治,恰恰是遮蔽了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这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这恰如鲁迅先生说的——无不平、无不满、无抱怨、无反抗的四无“太平”世界。 
面对社会矛盾,一味地诱惑老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倡导人们安于现状、支持现状。
你不爽都是你的错,跟社会半毛钱关系也没有——这是孔子的原意吗?这是一个掌握话语权的文化学者应有的担当吗?
表面上看,于丹似乎把《论语》“去政治化”了,但她的演讲恰恰在最深的层次上,是为政治服务的。
钱理群教授认为,于丹是在公开“叫卖精神安慰剂”。
当你“服用”太久,发现屁用没有的时候,你自然会对“卖药”之人心生厌恶——这是于丹“失灵”的真正原因。
然而“文化网红”的滚滚潮流,随着技术的变革,让于丹的“后人们”再一次声名鹊起。
3
第三代:
陈果,一堂上了7000万次的“思修大课”
2012年3月2号,佳能在上海举行春季发布会,发布了一款全新的单反相机——佳能5D Mark III。
佳能永远也想不到,它让一个胖子下定决心,从电视台离职,靠脱口秀节目为生。
这个胖子就是罗振宇。
能长时间拍摄高清视频的5D Mark III,让原来500万一套的专业摄录系统,降低到5万块钱以下就能置办齐全,一个人开讲就能做一档节目。
2012年12月21号,罗辑思维第1期节目开播。
2017年3月8号,罗辑思维视频节目最后一期上线,此后的罗辑思维音频节目,搬到了罗振宇自家的阵地——得到App。

而那时,吴军在得到App的第一档知识付费音频栏目《吴军·硅谷来信》已经更新了半年。
时至今日,吴军在得到上开了5门课,总计购买人数37.5万人,吴军和得到平台的税前总收入是5930万人民币。

很多人说知识付费是“收智商税”。
一方面很多音频课,听了都跟没听差不多;
二是音频更完了,作者摘吧点儿内容拿去出书,又能挣一波钱。
吴军的课就是这样,但他的课里还藏着一些“别的东西”。
在他把课印成的新书《见识》和《态度》里,多处透露着“个人命运决定论”的思想,跟他的“公司基因决定论”一脉相承。

比如开篇题目就是:“命”和“运”决定人的一生。
“人最后的前途是由什么决定的?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命中注定。”
他告诉大家:
找聪明女生的好处有很多,从优生学上考虑,母亲的智力水平对孩子的智力影响比父亲更大。如果大家希望孩子比较聪明,最好找个聪明的女生。
在中国,北大和清华的地位在接下来的50年都很难撼动。
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大学,“基因”早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而让他给你些职场建议,说的都是些正确的废话。

听完我也做不到,做到的人根本不用听。
他还告诉大家,要提高自己的修养:
今天的人并不用太担心物质的匮乏,如果我们能够在每天出门时想到“责任”“荣誉”“从容”“优雅”“镇定”这10个字,就能过得比18世纪的贵族更好。
你看看上面这段话,像不像那谁说的?
但吴军毕竟不是今天知识付费时代影响力最大的V,有的大学教授每一节音频课程的收听人数,比买过吴军课的总人数还多。
比如复旦大学的思修课老师陈果。早年她的课堂视频、语录被学生上传到网上,后来就开始走红网络。
所有上过大学的人都清楚,思修课是一门怎样的存在。
而陈果绕过了这一点,凭着哲学博士的身份,被捧成了“哲学女神”。

她的“幸福哲学课”有7326万次播放,是于丹的10倍以上。
她的书在单一网店单本评价人数接近40万,全国销量超过百万册。
读完了陈果老师的大作,有人摘录“金句”如下:
无知源于知识的匮乏,即弱于“智”。
爱像一束光,照亮一切阴霾。
我们大可以活成我们自己,活得更本色一点、更真实一些,反正还是会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但至少你会更喜欢你自己。这才像“自爱”,不是吗?
真正的正能量是什么呢?那就是你活成了一个光源,你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
你不需要刻意跟别人说什么,当你活成一束光的时候,他要是接近你,就是接近光。
有人说有两个陈果,一个是大学课堂里的陈果,一个是朋友圈里的陈果,但其实这俩是一个水平。
连于丹式“引经据典”都免了,鸡汤直接端上来。

陈果趁着名气暴涨,开起了抖音(181万粉丝),把自己的上课视频“断章取义”,做成几十秒的金句短视频,捎带手卖书。

一卖书,就暴露了她讲的内容是什么层次的。

在陈果眼里,什么是成功?
如果我们看看当前社会大众趋之若鹜的种种风尚:人们一掷千金、购买昂贵的健身卡来强健自己的体质,参加五花八门的舞蹈课、瑜伽班来塑造自己的形体,用护肤品、去美容院来保养自己的面容,报名各种各样的情商课、国学班来提升自己的气质、培养自己的仪表风度,就足以见得大家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已然发自内心将“修身养性”作为了一种值得追求的“成功”。
在陈果眼里,什么是“成熟的幸福”?
成熟的开心,接近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从容淡定。
对于成熟者,
有糖吃挺开心,吃不到糖也不难过;
赢了人家挺开心,输了也不难过;
美味佳肴不拒绝,粗茶淡饭不计较;
得意之时不显摆,失意之时不抱怨。
就像一位禅师所说:“幸福不在于得到多少,而在于计较多少,计较得越少越幸福。”
最高的成功,莫过于内心的幸福。
当世界不值得尊敬的时候,至少我们还可以尊敬自己。
不知道于丹看了陈果的书,是会“拈花一笑”,还是“恨得牙根直痒”?
当文化网红脚踩“恨天高”,涂上鲜艳的“口红”,她们甚至可以撕掉知识的伪装,直接来一场“思想道德修养”的“马杀鸡”。
仿佛今天的百姓,不再需要知识,不再需要思考,不再需要真相,他们只需要甜蜜蜜的精神“润喉糖”。
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
很多时候,一代代文化网红正在中国充当着这样的角色。
而在中国,这样的人还可以用一些“近义词”来形容——比如KOL(关键意见领袖)、比如公知
公共知识分子,原本是公众的眼睛,公众的喉舌,站在公众身前,为更好的公共生活而勇敢地质疑、揭露、批判、反思;
而今天的文化网红们,已经成了公共问题的遮蔽者,黏在公众身旁,做他们的“知心姐姐”,给他们提供自我安慰的“奶头乐”。
“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
“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
“人的前途就是命中注定。”
 “用护肤品、去美容院就是新时代的‘修身养性’。人计较得越少越幸福。”
 他们安的是什么心一目了然。
试问这样的“公知”,能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吗?
康德认为,所谓知识分子, 是自觉地将人类进步的责任和道义扛在肩上的人。
可是今天,不是知识分子在塑造舆论, 而是市场化的舆论在塑造知识分子。
一部分文化人成了媒体集团的应召女郎,在聚光灯下忸怩作态,他们占据着舆论的中心,做出煞有介事却漏洞百出的判断,“是倒卖观念的二道贩子”(经济学家哈耶克语)。
在市场的诱惑下,他们趋附于金钱和权力,迎合媚俗的大众需求,把自己掌握的文化知识变成兑换权力和资本的手段。
他们从书房走向社会、走向媒体以后, 便再也回不了书房。
“我们很多朋友一旦破门而出,就不再回到那门里头去了,好像学术生涯就到此为止了。”(历史学家葛兆光语)
结果是最肤浅的学术, 满足最急功近利的媒体, 引导恶俗化的大众文化。
学者布尔迪厄讽刺他那个年代,有一群“电视知识分子”。
而今天的中国,是否也正活跃着一帮“音频知识分子”和“票圈知识分子”?
《反智时代》的作者苏珊·雅各比说:“公共空间中的劣化语言,如同低剂量的毒素,悄无声息地侵蚀着我们的是非观念。”
这些掌握着话语权的男男女女,正享受着“公共”带来的丰厚酬赏,却泯灭了“知识”应有的尊严。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娱乐化、幼稚化、鸡汤化、愚民化——难怪《公共知识分子》的作者理查德·波斯纳说出这样的话:
“公共越多,智识越少。”
它让我想起多年以前,一句颇为讽刺的预言。作家、主持人梁文道在电视上放话:“假以时日,韩寒会是当今的鲁迅。”
中国人如今实在是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活着看到第二个鲁迅。
我们呼唤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我们呼唤真正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再次在中华大地上回响。
就像2100年前,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下的那样: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参考资料:
乱翻书:《吴军的公司基因论极其肤浅可笑》《吴军又点评腾讯了,刘炽平是怎么评价他的?》
黑奇士:《网红吴博士的腾讯往事》
虎嗅网:《吴军点评腾讯没有to B基因怎么了》
《人物》:《余秋雨:一切追求都已经追求过了,一切目标都已经失去了》
朱大可:《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
徐晋如、杨昊鸥:《解“毒”于丹》
李悦:《批评于丹》
钱理群:《解读“于丹现象”》
《十三邀》:《许知远对话罗振宇》
吴军:《见识》《态度》《浪潮之巅》
陈果:《好的孤独》《好的爱情》
[美] 苏珊·雅各比:《反智时代》
[美] 理查德·A.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
[美] 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
许纪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
葛兆光:《现在有些公共知识分子太公共了》
黄万盛:《知识分子困境与公共性危机》
张晓芳:《论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伦理精神》
 
*注释:一千个唯唯诺诺之人,不如一名诤谏之士可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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